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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藩:自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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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汪维藩先生的博客
汪维藩的神学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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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老一辈中国本土儒家基督徒汪维藩牧师的一篇文章

(来自儒家基督徒论坛)

 

汪维藩

[按]《自牧》(一)至(六),原载《教材》2002年4、5两期,现略有修改。

(一)自牧

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是位书法家,他的字带有一种军人气质,刚健而遒劲。南京教会莫愁路堂原名“汉中堂”,当年奠基时的一块基石上,至今仍留着冯玉祥写的“中华基督教会南京汉中堂”几个大字,落款于1936年。冯玉祥的书房里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座右铭:“卑以自牧”。这是引自《周易谦》的一句话:“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牧”是牧养的意思,也是修养的意思。一位谦逊的君子,是以谦卑作为自我修养的,恒以之自养其德,牧养自己。

神学教师与传道人患有同一类“职业病”;只会教导别人、养育别人、牧养别人,却荒于在上帝面前教导自己、养育自己、牧养自己。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反思、反省、反求诸己,《周易》的“卑以自牧”即为一例。孔子弟子曾参十分注重这种自省(xing)功夫,并以之作为自牧的途径之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每日三省,指每天从三个方面自省:为朋友办事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对圣人所传的道理是否不窜改、不歪曲(据邢昺疏,“习”的意思是穿凿附会)?实际上,曾子每日反求诸己的无非是一个“信”字——对朋友的忠诚和对圣道的忠诚。不过,更重要的是个“省”字。人而无信固然可悲,人而不省则悲中之悲也。

“文革”后1979年我被调回“金陵”教书,至1999年退休,凡20年。其间做学生工作14年,带过毕业班10届。20年间,书多半是为别人读的,圣经多半是为别人研究的;教导的话、教育的话、教训的话,不知说了多少,却每每疏于自省与自牧。忙于工作、备课等等,无数次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却每每忽略了让上帝“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忘记求上帝“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不懂得教育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受教者”(参赛504-5)。

曾子的“三省”,只在伦理层次上,基督徒的自省与自牧,传道人和神学教师的自省与自牧,则应上升到灵性层次,即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更高的灵性层次;不只是谦卑一个方面,而应包括整个心灵与人生的诸多方面;并且这种自省与自牧必须首先俯伏在上帝的宝座之前、面光之中,而不只在人的平台上反思或反省。

教牧传道人员和神学教师的悲剧,正如书拉密女所慨叹的那样:“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歌16)。“看守”,包含照管、照料、关怀、守护等意。人生无多,是看守自己葡萄园的时候了!

(二)独对上帝的时空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宇宙,乃是无际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时空”。宇宙无垠,但现代人却愈来愈感拥挤而又匆忙。

历经“反右”后20多年坎坷,我重又回到“金陵”母校,时已年过半百。我曾祷告说:“求主让一天24小时变为48小时,以便赎回我本应用于事奉主的金色年华”。于是,身兼数职,每天给自己规定必需完成的工作多至10余项;于是,席不暇暖,夜以继日,独对上帝的时间乃逐渐荒疏。

一生当过几次教师。还当过工厂的生产调度、生产科长,这是“文革”后期在一家500人的小厂,先后8年。回顾往日的人际关系,我同学生、工人的关系较好,但和同级、同辈中的少数人却又往往搞不好,小小空间里顿感拥挤,难以共存。于是,反唇相讥有之,侧目相视有之,冷嘲热讽有之;于是,像是陷在泥淖里不能自拔,像是双翼被胶粘难以飞升到上帝的宝座之前。

摩西在旷野度过的40年,何其孤独,何其漫长。然而,这正是他独对上帝的广阔悠远之时空;让上帝修理,接受上帝启示与力量的“宇宙”。保罗被主征服,并没有立即投入战斗般的传道生涯,而是往亚拉伯独处3年,又回大数故里整整10年。这同样是他独对上帝的广阔悠远之时空,让上帝修理,接受上帝启示与力量,三层天的经历也正在这10年之中。

主耶稣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经常被求医治的百姓团团围住,岸边听道的人将他挤到船上讲道,求饼果腹的成千上万人穷追不舍。但他总是退到旷野,退到山上,寻求独自面对上帝的时间与空间。

福音书有关耶稣退到旷野、山上去祷告的记载很多,这是他独自面对上帝的“宇宙”,特别是面临重大抉择乃至风云突变之际:以医病为主抑或以传道为主(可135-39,路515-16)?为传扬天国福音选择门徒中哪些人做使徒(路612-13,这次祷告是通宵达旦,要否选犹大是其困惑之一)?为门徒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法利赛人之祷告的祷告(太65-13),路111-4)?施洗约翰被害意味着一场什么样的风云突变(可614-47,太141-23)?如何让门徒理解他是怎样一位基督,他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宝座”(路918-24)?面对十架苦杯,当否顺服父旨?如何藉此教导门徒,当在神旨与己意之间,保持清醒,以免陷入试探与迷途(太2636-46,路2239-46)?

现代人太匆忙,传道人更匆忙。有的是为主工,有的是为私利。现代人太拥挤,传道人更感拥挤,有的是因生活于闹市,有的是因要接待和应酬的人过多,有的是因人际间的摩擦与碰撞。何等需要为自己保留一个独对上帝的时空宇宙,退进一间寂寞的关上门的内室,退到万籁无声的旷野或高山。无此心灵之宇宙与时空,将何以自省,何以自牧?

(三)无亏的良心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有良心,它包括内疚感、同情心和责任感三个方面。按贾玉铭牧师的神学观点,人被造时,上帝的形象就在这良心之内(《圣徒心声》321首)。但自亚当犯罪起,人类代代相传的便是一颗有亏损的、不完美的良心。加之尔后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负面影响,人的良心便又不断被污染,从而成为一颗有待洗净的良心。圣经所说的“是非之心”、“天良”,中国人所说的“良知”等等,实际上都是指良心说的。圣徒所当终生追求的,也正是让基督的宝血不断洗净的一个无玷污、无亏损的良心。

心理学家用观察和跟踪的方法进行“内疚感”之研究(内疚感英语为guilt,亦即赎愆祭的“愆”)。他们发现一群儿童中,身高力大的孩子往往会欺负那些瘦小的弱者。但在恶作剧乃至殴打之后,有的会坐在那里发呆,这是内疚感在起作用;有的则哈哈一笑,表现出一种快感。前者,若干次欺负弱者而又若干次感到内疚之后,便不再欺负弱者;后者,直到离开幼儿园升入小学,始终以欺人为乐。然后,心理学家对这两类孩子跟踪观察,直至他们长大成人。结果发现,那些受良心之内疚感约束的孩子往往多数是善良人,乃至保护弱者的人;那些不受良心之内疚感约束的孩子,每每沦为暴虐者、借权势欺压人的人,甚至堕落为土匪、强盗、杀手、恶霸。

我三个孩子小的时候,正是我历经“反右”、“文革”等坎坷的日子。教育孩子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这类人的孩子,除品德好、学习成绩好之外,别无出路。我是“严父”,严到用手打,用棍子打。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学年结束只考了85分,远不如他姐姐在一年级时门门100,被我用棍子抽打了一阵。但孩子睡着时,抚摸着他身上道道伤痕,却又十分难受。儿子读二年级时,曾拿了家里二两粮票在校门口换糖吃,被老师告上门来。一怒之下,我一个巴掌打过去,但手在中途又突然转回来,狠狠打在我自己的左脸上。“文革”后期,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农村,我一个人在南京继续受审查,上“五七干校”,安排在工厂劳动。整整8年,一家分在两地,想孩子想得厉害。打骂孩子,特别是在心理上伤害了孩子等等往事,生发出一种内疚的痛苦,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良心。晚年,我很喜欢孙子,一方面固然是孙子可爱,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一种对儿子补偿亏欠的赎罪心情。

故此,人要经常“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徒2416)。因为上帝对人的审判,首先是对良心的审判,“我们的心(良心、良知)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约壹321)。这责备,即为良心的内疚,远胜于皮鞭的抽打。

(四)英年早逝引发的哀思

在大学,我读的是教育系。解放前后,分别读过美国的杜威和苏联的凯洛夫,但影响最深的还是苏联特殊儿童教育家玛卡连珂。1983年之后,我在神学院负责学生工作14年。神学院的学生工作,是一种特殊的牧养工作,要求于教师的是认识羊、顾念羊、乃至为羊舍命的牧人情怀(约1011-14)。但我真正明白这一点,是在魏志超去世之后。

魏志超9岁时,父亲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因工伤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四人艰难度日。作为长子,高中毕业后本该挣钱养家,母亲却将他献给主,送来金陵就读。志超个子大,力气大,同学老师爱称为“大卫(魏)”。读书四年间,不知为同学做了多少好事,付出过多少关切和爱心。1988年毕业后,“大卫”回家乡教会,被安排住在教堂旁一间靠柱子撑住的平顶房间里。连日暴雨,930日凌晨5时,坍塌的房顶夺去了英年“大卫”的生命。这是金陵复校后经历的第一次丧子之痛。

同学们为“大卫”举行了一次追思礼拜,由我主持,祭坛上十字架下安放着23岁的“大卫”遗像。这是一次真正的追思,同学们一个个上来述说“不归人”在灵性、精神、生活上曾给他们的帮助,涕泪纵横,泣不成声。其中一句话,像利刃扎进我心灵深处:“大卫心里装着许多人,却没有人关心他。冬天没有棉衣,只穿着一件掉了色的灯芯绒旧夹克”。我责问自己:“难道你瞎了眼?那么好的孩子在金陵四年没有棉衣过冬,你怎么看不见?”每年秋风起时,我心头总有一个痛楚的声音:“大卫冷啊”!没有把群羊的饥寒挂在心头,永不可能“为人父母”。

河南李向阳英年早逝,留给我的是另一番思绪。1996年春,向阳毕业的那个学期,一封匿名信转到金陵,诬告他是“反党分子”。我多方取证,驳斥信上的不实之词,为向阳讨回了一个清白。但也正由于这件事,某市某教堂竟取消了向阳的讲道。后来轮到我讲道,便有意带着他去。讲道结束时我说:“一个不知道保护学生的老师不是个好老师,一个不知道保护神学生的传道人不是个好牧人”。最后,我请李向阳弟兄祷告;当时会场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毕业前夕,经多番努力,蒙河南省两会照顾,向阳被安排在省里实习。一年期满,因先天性心脏病发作,仅27岁便离世归去。此前不久,我曾收到他一封信,说他“很累”。我问自己:那次领礼拜将他带去,经受一次“激动人心”的场面,对一个心脏病患者到底有何益处?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病。想方设法推荐到省里,办班讲道,劳累过度,岂不是在下面安静事奉更好?

牧养与关心,不能单凭热情。有时,慢慢引导,量力而行(赛4011),也许更为重要。

(五)功难补过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忏悔意识。巴金晚年写的那些剖析自己、说真话的追悔文章,无疑是他早年所受的基督教影响。

中国人鼓励戴罪立功,将功补过。如果是出自忏悔之心对社会的还报,当然是无可厚非;但若出自功利主义,则功难补过。对基督徒来说,“功”是一时一事当作之善行,当尽之本分;“过”是往日对神、对人的亏欠,即使主血可以涂抹、遮盖,但那道记忆中、良心上的迹痕仍在。故尔,圣徒所孜孜以求的,乃是“常存无亏的良心”(徒2416,提前1519,彼前31621)。

1954年南京洪涝成灾,神学院12位同学报名上大堤抗洪抢险。学生会为他们买了毛巾、草帽,并在出发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作为学生会副主席,我还讲了几句话,并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等他们走后,我却乘火车去镇江同妻子会合回苏北老家去了。当时我们结婚才五个月,分居在宁沪两地,且又事先约好不及更改;但在灾害当头之时,公私不能两全之际,我的选择无疑是灵性考验的一次失败。暑假后回校,听到一些议论:某某人“言行不一”,“空谈爱神爱人”等等。对此,我默然无语,只将内疚藏在心头。

1973年,南京又一次内涝成灾,低洼的许多地方都泡在水里,当时已是“文革”后期,我在某厂当工人兼任生产科调度。厂部几个办公室在城墙根基上,低洼的车间却已泡在水里,附近几家工人也淹在水里。次晨我涉水上班,一路看了几位工人。听说一位退休老人家里水已到床面,便和两三个工人分别将老人夫妇和他们的小孙女背在背上,带点必需的东西,趟过齐腰深的水,转移到厂部会议室里。

1998年长江、松花江相继发大水,电视上救灾的壮烈场面每天我要看六次,灾情牵挂着我一颗揪着的心。打电话到武汉,肖安平同学告诉我:“同工们都下去了”,意即投入抗洪一线。我又打电话到哈尔滨,多次无人接,最后打到“道里礼拜堂”,一位姓战的姊妹告诉我:“年轻力壮的信徒都上大堤去了,老弟兄姊妹在祷告。”多好的弟兄姊妹,我感动得泪如雨下。洪后救灾,我捐了5000元,包含一本书的稿费在内,再加30多件衣服。

1973年和1998两次,我只是本着一颗基督徒的良心,做了一点该做的善事;但并不能消除1954年留下的那道伤痕。尽管过犯已被赦免,过犯的影响犹在。有些过犯的影响是外在的,如大卫的罪孽给家族留下乱伦、刀剑之祸(撒下129-10);有些影响是内在的,如雅各以“抓”为价值取向,最终却感到人生“又少又苦”(创476)。另一些则在记忆与良心里留下一道内疚的印痕。心理学家解释说,内疚感会在良心里形成一种机制,使人少犯乃至不再重复往日的失误与过失。这是上帝造人时给人设下的一个机制,使人因错失而生内疚之感,并使人不至一错再错。

(六)被塞住的怜恤之心

同情之心,圣经译之为“怜恤的心”(约壹316-17),并把一个人有无怜恤的心,看为他里面有无上帝之圣爱的凭证和依据。约翰著作里有两个我们很熟的“316节”。《约翰福音》316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壹书”316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藉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为救赎罪人,上帝舍其独生爱子,基督舍其宝贵生命,此之谓“为罪人死的圣爱”,高于为义人、仁人死的牺牲之爱:“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6-8)。

罪人一旦被基督的代赎所拯救,被上帝的大爱所征服,神的圣爱必将住在他心中,成为他一切善义之行的内在泉源。《约翰一书》的“爱神的心”实际上应译为“神的爱(God’s love如约壹317),“爱他的心”应译为“他的爱”(His love 如约壹412)。这是说,一个接受了神的大爱和基督拯救之恩的人,必有神的圣爱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爱弟兄、爱众人的内在动力。但由于出自肉体的自私与麻木,已经内住的圣爱与怜恤往往像被塞住、被堵住的管道,明明看到别人的穷乏与需要,却流不出涓滴之水。

1990年夏,去广州主领培灵会前一周左右,我的假牙不见了。没有假牙便无法讲道,只得赶到白下路一家医院求牙医提前做一副。过五天试牙付款后,口袋里还剩18.30元,便折回三山街等公共汽车回家。在车站,听得身后二胡的声音。回头处,路旁一位衣衫褴褛的盲人正在操琴,地上一只罐子里有人丢下1分、2分硬币。出于怜恤,我走过去丢下了二角纸币,比别人多了几倍。

但回到车站等车时,二胡声又在耳边响起,一种出自内心的驱动,使我又回到盲人身边。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只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二人相依为命。此时,盲人在我眼中已经不是一个卑贱的乞丐,而是一个和我相同的“人”,只不过比我穷困而已。我掏出五元,塞在他手里说:“这是五元,收收好”。

再回到车站,二胡声又响了起来,同样是出自内心的催逼,我第三次来到盲人身边。我问他会不会拉阿炳的《二泉映月》,他应了一声便拉了起来。论技术,这位盲人比不上我在舞台上、电视里所见过的那些演奏家。但论气质,论感情,论深度,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位活着的、仍在苦难中的阿炳。这“阿炳”在我心中又高大起来,使我不敢俯视,而是仰瞻。我不禁又掏出十元,放在他手里,请他收好。我并不以为这点钱能解决他多大难处,只是希望他和老母亲能过几天像我当时所过的日子。

身上仅剩一角钱,正够回家的车费。

但又深思:这点爱心与怜恤不正像“挤牙膏”那样,一点一点被挤出来的么?有一个“塞子”堵在心头,致使神的爱不能倾流而出。区区财物尚且如此难舍,何谈舍命?口头谈爱,纸上谈爱,均非难事,难的是行为与诚实(约壹318),用现代汉语说,“难的是具体行动和出自内心的真诚!”

  牧(续)

[按]2002年的《教材》上,曾发表过六篇《自牧》,后因故停了下来,

一停就是三年。在写完《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之后,有感动继续写一

点灵修小品或随笔,藉以牧养自己,并与读者共勉. 

                                                汪维藩 (2005-08-30)

(七)不可跪拜偶像

人似乎生来就会跪拜偶像,各种原始宗教莫不如此,各有各的神像和图腾(“图腾”是原始社会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所以上帝藉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乃山下所颁赐的“十诫”中,头两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出202-5)。摩西之所以在烈怒中摔碎第一次带下山的石版,是由于亚伦正在山下领着以色列人崇拜埃及人的图腾——牛犊。摩西的烈怒是来自耶和华忌邪的烈怒。

岂只神像与图腾是上帝所嫉恨、所憎恶的偶像,玛门(“玛门”是财利之意)同样可以成为崇拜、事奉的偶像。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二者之间必有所轻,有所重。事奉玛门,也就是现代人所鄙夷的“拜金主义”。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太624,路1613)。保罗之所以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弗55),原因也正在此。古今的拜金主义者,正都是玛门崇拜者,出于贪婪,为攫取天下的荣华富贵,不惜跪倒在撒但脚下(参太48-9),听任撒但摆布,惟撒但之命是听。

人,也可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特别在小农经济为主,官本位意识为主的东方,曾出现过无数让人顶礼膜拜的帝王、霸主、王公、诸侯,乃至各式各样的伟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士”,是颇具才华的知识分子,“知己者”无非是提拔或重用自己的各式各样伟人。一旦被信任、被重用,知识分子是虽死不辞的。然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诸葛亮也不例外。刘备死后,蜀汉的衰亡已经是无可改变的历史定局,但孔明却念念不忘先帝之“知己”与“托孤”,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享年仅53岁(公元181-234),死得未免过早。至若被权贵所利用,充当工具或炮灰,则是“士”的更大悲哀。

自幼受儒家影响极深,我一生崇拜过许多教内外的“偶像”,崇拜到鞠躬尽瘁,虽死不辞。被造的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的宝座。但这宝座常常被各种偶像所占据,特别是一些精神偶像。上帝在我心中做王做主,必须在所有的偶像被打碎之后,除他以外不跪拜任何偶像之时。

(八)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1982年的“中央19号文件”里,称基督教的牧师、长老、传道等等为“教牧人员”,但又放在“各种宗教职业人员”这个大类别之中。其他四大宗教,则均分称为“宗教职业人员”。宗教界认为,这些人的职衔、职务均具神圣性,称之为“宗教职业人员”,有一点以宗教工作为业,借宗教工作谋生的味道,不是太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所以在后来的文件中改称为“宗教教职人员”。中央很尊重宗教界,但二十多年来教内某些“圣职职业化”的倾向,却令人感到忧虑。

神人摩西是上帝亲自拯救、栽培、磨炼、召选、使用的神的仆人。但他的孙子,革舜的儿子约拿单,却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职业者”,一个以宗教工作谋生,凭着利未人的身份和几件宗教道具——“家神”、“以弗得”等混饭吃的“祭司”。此事,记载于《士师记》第1718两章(士177-101814-2030-31),距摩西之后,仅仅两代。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会众进入迦南之后,将上帝的会幕安置在示罗(书181),并完成了以色列人拈阄分地的使命。按上帝的吩咐,专职事奉耶和华的利未人,没有分得地产。“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火祭(献在祭坛上焚烧的牛、羊等祭牲和谷穗、面粉、橄榄油等农产品),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书1314)。这里已经定下了一条圣职人员在生计方面的原则:作为专职事奉上帝的人,不得经营其他产业,有别于一般会众。他们的“产业”,是会众献给上帝供物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职责,是专一事奉上帝,协助会众向上帝献上馨香之祭,献上象征具至诚之心的“禋祀”(yinsi,《周礼春官大宗伯》),象征怀忠信之质的“烟洁”(《国语楚》)。他们只对上帝负责,只为百姓操劳,他们的生活则有上帝负责。他们不得向百姓索取报酬,而是分享百姓献给上帝的圣物,所以他们和百姓之间不存在雇佣和受雇的关系。

神人摩西的孙子、青年人约拿单的堕落,正在于违背了上帝定下的规矩,颠倒了自己和上帝、和一般会众的关系。先是跑到伯利恒谋生,而后又受雇于以法莲山的米迦,为年薪10锭银子、一套衣服和免费三餐,干起“宗教职业”来(士177-10)。再后,又为“一族一支派的祭司”这个更高的地位和待遇,带着一套宗教道具到了拉亿,欢欢喜喜成了但支派的祭司,捧上了一个可以惠及子孙的“世袭铁饭碗”(士1818-2030)。但在信仰上,却是莫明其妙,爷爷摩西所敬拜、所事奉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已被“家中的神像”(家神)和其它雕刻的像所取代,穿上“圣衣以弗得”的崇拜礼仪,无异于巫汉“跳神”。

1999年从“金陵”退休后,曾有一位好心的老姊妹介绍我到美国去,并愿意承担我全家的机票。我曾动过心,也为此征求过别人的意见。但我50年前奉献的初衷是为中国教会;后又坚振为:为独立自主后的中国教会。再艰难,再窘困,我不能离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教会。“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林前723),区区一点美金,怎能和基督血的重价相比;一个献在上帝祭坛上的人,怎能受雇于百万富翁?但竟曾动心,所以更当自持自牧。如何不受雇于人,这是持守晚节的一个方面。

我无意视滞流海外的同工为“受雇”,其间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而且这未尝不是上帝藏在那里的一些人,等待中国教会需要的时候,像科技界的“海归”那样。我只是讲讲自己而已。

                         

(九)寂寞深时

1987年研究“五四”以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时,曾写过一首缅怀赵紫宸先生的诗:“离山云水复何依,寂寞深时悟彻时,秋华无奈遭秋雨,皓首穷经自奋蹄”。赵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侵华日军关在北平监狱里,凡193日。先生称这是他信仰上“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的一段时期,出狱后凭记忆写下的170余首诗中,有“寂寞深时悟亦深”之句。而《圣保罗传》,则是先生在信仰上进入“深悟”之后的代表作。

其实,赵紫宸先生的一生都是寂寞的。留美归来任教于东吴大学时,先生曾写道:“我们中间许多人好像出岫的云,归不得海上的高峰;好像离山的水,归不得谷里的清溪”(《基督教哲学自序》1926),这是一位满腹西方理论却又和中国现实社会疏离、隔膜的青年神学家的寂寞。19411942年,则是一位习惯于学术交际、团契活动的学者不堪独处的寂寞,但这一寂寞却深化了他和上帝之间的交际与团契,以致在信仰上有所深悟。50年代“五反”运动之后,先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不能不是一个渴望友情而不可得的人,一个被人疏远的人,一个孤独的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之中,乃至运动之后的一种寂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曾被拉下马、打翻在地的知识分子所能品尝到的,只能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寒意和寂寞。作为一个有信仰的思想家,若不仰瞻上帝、深研圣言、究古今之变,将难以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苍茫的黄昏路。

1956年提出中国基督教的“三大见证,十项任务”之后,吴耀宗开始了他的寂寞生涯。“扩大团结”、“传扬福音”、“出版事业”、“专门研究工作”等等使命,被一场政治运动冲得始终未见八字的一撇。1960年初在一次常委会上“作报告”的,是吴贻芳而不是吴耀宗。文革期间,据邻居说,吴先生每天下午都要在院子里徘徊漫步,良久良久。1979年沐恩堂复堂,当然会给吴先生带来一点希望和欣慰,但同年吴先生逝世时,带去更多的必是深深的寂寞。民主革命时期,吴先生曾和当时的民主人士一道,出生入死;建国后为中国教会,吴先生曾不顾荣辱,苦心孤诣。但他未曾有过前呼后拥的卫队,未曾受过媚世流俗的花环。

贾玉铭20岁在山东潍坊受牧职后,终生从事神学教育,曾任教于华北神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及自己创办的、没有外资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等。抗战烽火之初,“灵修学院”和当时中国沦陷区各大学同时西迁至成都,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山西路“灵光堂”,后又迁至上海钜鹿路。1956年基督教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贾玉铭牧师曾以《教会在新中国光明的前途》为题发言,表示:“我今虽已老迈,愿用这余剩的光阴,以最大的努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尽爱国爱教的本份”。但仅仅两年之后,贾玉铭和杨绍唐等福音派代表人物,继陈崇桂之后均被打成“右派”。这是贾玉铭的寂寞,以老迈之年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愿意尽爱国爱教之本份,却被拒之于千里之外。好在贾牧师是一位经常每天用很多时间祷告、面晤上帝的人,政治上的寂寞对他来说,可能只是等闲事。当年,55万“右派”被错划,使中国人材上的损失所造成的各类事业的损失,难以估量;教会蒙受的的损失和伤害,更是如此。

谢扶雅也不例外,虽已入了美国籍,但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却驱使他在90余高龄时回到广州,准备将一把老骨埋在故土。但当时,他是一个并不受中国教会欢迎的人,一代大师蜷伏在广州一幢高楼第五层起居室里,孤寂异常,双目已近完全失明。我1989年登门拜谒时,先生用秃笔枯墨为我写了一首诗,诗中有“残躯迄尚留微息,托福亦蒙主矜怜”两句。二年后,先生以百岁高龄谢世,据说为一个美籍华人能否埋在中国,还费过一番周折。

我不敢和上述大师相比,但寂寞一生却又似乎出于同一天意。七岁“失怙”(丧父),十七岁“失恃”(丧母),三十岁以后的“三起三落”,成了我人生路上的几个大站。加之生性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便徒然给自己加添了几分烦恼不安。但,“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justice)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赛421-4)。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基督留下的足迹,一个卑微的跟随他的人,又岂能例外。

(十)谋略与能力

《启示录》称圣灵为“七灵”,不是说圣灵有七位,乃是说圣灵的作为有七个方面,有如七盏火灯,点燃在宝座之前(启45)。希腊文“七十译本”的《以赛亚书》提及耶和华的灵住在基督身上时,也是使他具有七个方面的“灵”,这就是“敬虔的灵(和合译本缺),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赛111-2),起始于“敬虔”、终结于“敬畏耶和华”,其间则是“智慧、聪明、谋略、能力”。

我幼年启蒙之后,读“四书”为主,小学六年级一口气读完了当时出版的《作家选集》20本,包括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冰心的《春水》、《繁星》。初中时爱读古散文和宋词,可能由于是在沦陷期间,加之家道中落,特别喜欢被贬者韩愈、欧阳修、司马迁的文章,宋代陆游、辛弃疾的长短句,朗读时每每独自潸然泪下。小说读得很少,但《水浒》和《三国演义》还是读了。梁山好汉,特别是武松、林冲等人,对我影响至深,乃至一生都带着一点“江湖气”或“江湖义气”。《三国演义》中印象较深的,是刘、关、张、赵、马、黄,主要还是他们的英勇和义气。对诸葛亮的用兵如神是很钦佩的,但书中的韬略,只是在年深岁久,历尽沧桑之后才逐步有所领悟。上世纪50年代读神学时,爱读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意大利小说《牛虻》。在这些文学作品的熏陶之下,使我在信主之前乃至信主之后,在教外乃至教内的处事方式上,往往是“重理想事业,重人格追求;忍辱负重,宁折不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 有勇无谋”。而“无谋”,并非我不聪明,我的聪敏常表现在接受任务之后的千方百计。这是一种战术上的聪明,却不是运筹帏幄,“落子”之前全局在胸的经纶与谋略。故此,一生吃的亏不少,碰的钉子也不少,而且碰了钉子后又死不回头。

晚年时,方知追求源于圣灵的谋略之重要,方知追求谋略和追求能力之同等重要。这不是说,要蜕变为“老谋深算”,甚而“老奸巨滑”;只是说,要同时追求源于圣灵的能力与谋略,且恒以敬虔和敬畏耶和华为起始,为依归。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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