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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儒家式的基督徒一定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

            2004-10-25  南方人物周刊

  
              杜维明


              一个民族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弄得荡然无存


              我并不赞成“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者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说法,未来没有哪种文明会一枝独秀,一定是多元的。


              我赞成小孩子读经


              在文明史中,一个民族破坏别的民族文化的现象是常有的,像基督教文明破坏伊斯兰文明,但是自己的民族把自己的文化摧残到这个程度是没有的。


              本刊记者 蒯乐昊


              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更年轻,比想象之中更谦和。走路和坐着的时候,他的背都有点微微前躬,也许是长期伏案的后遗症,这让他的举止带了几分反躬自省的意味。红蓝相间的丝质领带正中,端印着孔子像。


              对他热衷的领域,他显示出明显的文化自豪,和浓厚的对话兴趣,不需过多提问。


              儒学的“进化”


              人物周刊:您所倡导的新儒学对当今社会意义何在?


              杜维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原来的宗亲联系已经逐渐分散,已经从内涵的伦理变为排斥的伦理。但是人们仍然是生活在网络中的,人有“同”的观念,是网络的中心点,而非独立的个体。儒家的一些最基本的信念、基本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在现代社会仍有普适意义。如果没有信,整个资本主义不能建构。


              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文明,她就会像源头活水一样,不停地变,但是并不伤害其内在的凝聚力以及其核心价值。儒家思想并不仅仅适用于农业社会,它本身也经过了“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儒学从鸦片战争后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西化过程。鸦片战争以后,真正研习西学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儒者,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是对儒学本身进行西化的第一代。康有为讲,所有的五伦都有问题,只有朋友一伦没有问题,他把父子、夫妇、兄弟这些都变成朋友一伦。另外他认为,男女一开始可以住在一起,熟悉一段时间,等到彼此心甘情愿在一起才时,再结婚,继续生活。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清朝时候学儒之人就提出了“试婚”的概念了?


              杜维明:(笑)是啊,这就是现代人的“试婚”概念,所以儒家学者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五四”时代的梁漱溟、冯友兰,这些从事儒学研究的都尝试把西方的核心价值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带到儒家的传统里去。1949年以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称之为儒学的现代化,把儒学和现代生活相关联,像唐君毅先生说的人文精神之重建,像牟宗三先生讲的原教。


              文明的选择总是一种地方知识上升为世界知识,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等理念都是来自西方,逐渐成为共同接受的世界知识。有无可能一种非西方的地方知识成为世界性的公识?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全球性的文明,即基督教、回教、和佛教。儒学有没有可能跻身其中,成为一种普适的文明?


              不过我并不赞成“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者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说法,未来没有哪种文明会一枝独秀,一定是多元的。


              人物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在很多地方讲学的时候,用的都是纯正的英语,是否就是为了解决儒学的全球化问题?你觉得儒学怎么突破语言的障碍来让西方接受?


              杜维明:以前在新加坡,李光耀总理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用英文来讲儒家文明?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认为不行,我说行。如果他的意见是对的话,那么我这二十多年的工作就等于是白费了。


              如果儒学有进一步的发展,它不可能只停留在中国和东亚,它一定要进入更宽广的世界,最大的考验就是语言关,有些人说如果用英语来讨论儒家伦理,它的原汁原味就没有了。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你都可以用英文、德文、法文以及其他语言来讨论。


              用英文来讲儒家文明,我在表达上碰到过很多困难。具体说,“仁”字英文怎么翻译?有人翻译叫“provenance”,就是仁政、仁慈的意思。有人翻成“good”,有人翻成“human-hearted”,就是以人心为主。还有“humanity
            ”,这个我比较赞成,因为《中庸》里面说“仁者,人也”,就是说仁义之人,就是最像人的人。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就用“humanity”来翻译仁。“义”也非常难翻译。有人翻成“righteousness”(公义),但是“义者宜也”,就是“最正当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翻译成“rightness”。这中间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基本价值的翻译绝对是创造,很多时候在重大的文明之间,翻译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你不能够预设大家都熟悉,你要建立一套解释的模式,就要自己先想透彻。


              人物周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效果怎样?


              杜维明: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有轴心文明的对话。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思想提出以后,把文明的问题带到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领域,而政治学又有真正地缘政治的含义,所以一下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当时我曾经和亨廷顿谈过,即使有文明冲突的危险,文明对话也是必要的,这他是赞成的。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忽视了一个最严重的课题:常常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产生矛盾。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他的角度阐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在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矛盾是两派——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和大部分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最为惨烈。基督教的内部,比如现在的美国,属于自由主义的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很深。


              为什么文明内部的冲突比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强烈?我个人的感觉,西化,是地域的观念。现代化把地域的观念变成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就是说它更普适。全球化出现以后,文化多样性反而更突出了。突出的就是我们的塑造,使我们成为具体人的那些基本的不可消解的因素:比如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性别、母语、出生地,我们的阶层,还有我们是在什么信仰的世界里长大的。这些的不同在全球化的世界要求特别强,所以对他自己族群内部的凝聚力要比他外部的沟通来的更强。正因为如此,它的内部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冲突。


              儒家和入世


              人物周刊:一般认为,在文明对话中,儒家文明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这一点怎么体现?


              杜维明:包容性是儒家的强势,我们现在可以把“儒家”变成一个形容词来用。譬如说,
            不可能有基督教的犹太徒;不可能有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也不可能有新东教的伊斯兰徒……但是可以有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佛教徒,儒家式的伊斯兰徒。

 

              “儒家式的”这个帽子并不是谁都可以戴,儒家不是万金油。“儒家式的基督徒”和“非儒家的基督徒”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困扰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所谓“儒家式”的就是入世的,现实的。不但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现实的改善。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关心政治,可以不参与社会,可以不顾及文化,只追求自我的修行,到达彼岸,超脱一切。但是儒家不可以。儒家式的一定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儒家式的三个特征: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文化,似乎恰恰是您曾经给“公共知识分子”作的概括呀。


              杜维明:绝对是这样。儒家说社会四民:士、农、工、商。农人、工人、商人,这三种人存在的合理性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惟一要说明其社会功能和价值的就是“士”,就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你不事生产,不事制造,你又不通有无,那你为什么要存在?这个问题从孟子时代就在考虑了。


              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人下情上达,必须有人从事管理和调控,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所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古希腊的哲人,不是希伯来的先知,也不是僧侣、牧师和长老。在西方的定义里,“公共知识分子”是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人格形象。但我们仔细考量的话,会发现儒家观点最符合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士”跟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内在联系。


              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杜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体现了经济兴起以后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现在社会的发展,无论在什么领域,绝对不会再是北京说一句话,然后全国照着做,而是要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和推动。这样一批人,在政府机关里要有,学术界要有,媒体要有,企业要有,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和职业团体也要有,这样才能真正出现很成熟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


              同时也要允许不同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横向的沟通,使社会多元多样。这样社会才会有张力,甚至有冲突,但是这个张力、冲突是良性的,没有必要要让它消解,而是让它使社会更能够发挥动力。另外,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也会使得大家不仅有归属感,而且能共同塑造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我赞成小孩子读经


              人物周刊:除了文化精英,普通的老百姓怎样维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具体地说,您赞成不赞成用儒家的伦理来教育小孩子?


              杜维明:绝对赞成。不一定非要儒家的伦理,但一定要有基本的做人道理。现在中国的孩子都是小皇帝,小公主,他们内在的心理资源很不够。


              人物周刊:那您是否赞成小孩子读儒家经书呢?


              杜维明:我赞成小孩子读经。如果从基督教的传统,小孩子对很多《圣经》故事都是熟悉的。伊斯兰教的小孩子都知道《古兰经》。佛教也是如此。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记诵之学会扼杀儿童的创造性,好像你大脑的容量是限定的。现在科学发现,脑力的开发要通过各种渠道,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多种体验能使大脑结构发育完整。能够有四书五经,给小孩子背着玩,像现在美国和英国的小孩子要背莎士比亚的诗剧,将来他们就会受用。以前的背诵之学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科举,如果是变成游戏,让它在儿童的生命里变成活的东西,就是一种创造。


              人物周刊:您以前也提到,在新加坡、台湾等华人社会,传统文化的保持和传承都很受重视,是吗?


              杜维明:汉学的根在中国,但中国反传统的力量太强了。真正严格的学术研究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正常情况,钱钟书、冯友兰、季羡林等每一位都有十多年的困难期,这期间连书都看不到。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是接受西方文化成长起来的。整个文化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和整个海外华人世界中,我们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薄弱的,不能和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拉美比,所有这些地方,他们传统的文学、艺术、音乐都保存得很好。在文明史中,一个民族破坏别的民族文化的现象是常有的,像基督教文明破坏伊斯兰文明,但是自己的民族把自己的文化摧残到这个程度是没有的。


              人物周刊:比如说文革浩劫里的“破四旧”?


              杜维明:是啊,现在能从数据上看到的已经很惊人了。为了避祸,程颐、程灏的后人把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全部烧了,包括他们考取进士时的卷子,这些东西要能保留下,都是至宝!这是一个残忍的事实,一个民族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弄得荡然无存,我们是在把自己的文化当糟粕。


              1985我在北大上儒家哲学课,在我之前,只有梁漱溟1923年开过这门课。当时梁漱溟课上来了一大批学生,都是来看怪物的,“我们都倡新学了你还来讲这个!”他非常生气,上了一学期就不干了,自己在北大红门租了个小房间,愿意来听课的每人交一个大洋。学生很少,但是都很不错。


              1985年我回国讲儒学,学生倒不一定是来看怪物的,可是好奇的人也非常多:“这东西在中国老早都落伍了,你又是在国外一流大学回来的,还讲这个东西,一定有毛病。”有人为我的行为做了很多的解释:在国外那么多年;没有经过“五四”反传统的洗礼;台湾又是保守社会,所以对它还含情脉脉。各种说法都有。后来经过思想的碰撞后情况就不同了。传统文明的恢复,应该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


              人物周刊:儒学在美国被接受的程度如何?


              杜维明:儒学在美国发展太慢太慢,
            当然有可能我太心急。不过现在也有了一些良好的契机。美国国会图书馆列了8本公共知识分子必读的书目,《论语》是其中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全球知名人士”论坛上,我和另外一些学者探讨儒家思想,认为“人道”和“恕道”将是儒家文明被西方社会接受的最低的条件。


              去年我在哈佛给大一新生开设儒教课程,讲授《四书》,在50多名申请人中挑选12名学生,其中有3名是亚裔的学生,其他都是对东方文化一无所知的,毕竟他们还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我把只有1200字的《大学》翻译成英语发给他们,3天后读完讨论,迸发出的火花令我惊讶。


              比如,讨论时一个学生说,“格物致知,诚意正行”,这个顺序为什么是先“格物”,而不是先“诚意”?为什么学习前不先把态度摆正?也就是说,经验知识和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程朱理学和王阳明新学辩论得最激烈的一个课题,这个小鬼居然抓到了。


              我要求这些学生每学完一篇就讨论一次,然后写一个报告,每人写一篇论文,很有启发性。我打算把这些作品译成中文,并在中国联系书商来出版,让中国学生看看美国的小鬼怎么受用于四书五经。


              杜维明,现代美籍华人学者,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事徐复观。1962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88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从1966年起,杜维明决心全力探索儒家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展开的,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儒学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他认为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归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

              主要著作:《今日儒家伦理》、《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家思想:创造转化的人格》、《新加坡的挑战》等。

相关的网友与儒家基督徒的讨论如下: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我们既要传统,又要更新;既要开放,又要鉴别;既不保守复古,也不全盘西化。
文章提交者:变成第一世界

儒家基督徒~~~~有些道理~好象不错-偶要想想是不是让偶孩子学......
文章提交者:没戴表

老兄,还真是佩服你,儒教首先要祭孔,只要你们不拜偶像这一点猫眼上儒生们就不当你们是自已人,至于基督徙,到了今天还有谁会对孔老二感兴趣.
把儒与基督合一,几百年前的那些深受皇帝信任的西方传教士都失败了,俺对你们不表示乐观.
文章提交者:美丽风景
儒式基督徒洪秀全到是算得.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哪儿跟哪儿啊。洪秀全是反孔的近乎邪教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学派都是在变化的嘛。儒家基督徒这条路是有道统的。利玛窦、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征、孙元化、罗雅谷、李天经、韩云、张焘、瞿式耜、陈于阶、韩霖、段衮、朱宗元、林乐知(Yong John Allen)、李佳白(Gilbert Reid)、花之安(Ernst Faber)、理雅各(James Legge)、丁韪良 (W.A.P.Martin)、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谢扶雅、赵紫宸、晏阳初、何世明、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H. Berthrong)、林语堂、罗光……未来还会更多。我们神学生有不少每年毕业论文就写这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的题目。
文章提交者:yasdojj123
我们志立于道德和仁爱的大宇宙理论结合!崇尚基督和儒学的内在真善美仁爱的发挥的优势就是儒家基督徒的完美!阿门!!!!!!!!!中国要强大!时代不一了!新时代是必作中华民族更加有利益时代潮流!!
文章提交者:从此只会哈哈
儒家式的基督徒一定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
文章提交者:yasdojj123
乱伦和性犯烂及毒品等等是基督一身的余喊!在他的以身试爱的同时!道德的爱神没有伴随着他!造成工业化文明的人类苦果!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1896年12月,林乐知(1836-1907),一位美南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在其主编的《万国公报》中,以中文刊出一篇题为「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观」的文章。在文中,一如他一向所说的,他十分希望中国进行改革。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就是基督教应该为中国服务,以助中国恢复在1895年给日本打败前的元气。他提出基督教可以把中国的男人、女人、穷人、富户、受过教育的或未受过教育的人解放出来,使他们享有西方基督徒享有的自由。他在其文中所说的「安见中国之不能振兴乎」 的说法,已改成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振兴中华」。百多年来,这口号已遍布全国各地。一年后,即1897年 9月,他在其杂志刊登另一篇题为「救世教成全儒教说」的文章,是由一位德国宣教士和一位中国基督徒写的。一如林乐知,这两位作者都是批评儒家的,可是对中国文化却没放弃过,且从没企图以基督教来贬斥儒家学说。
文章提交者:古风散人

儒家式的基督徒?中国人没听过这名字,一时不敢接受,至于基督徒,你都信上帝了还想干啥?不知道基督教是一神教吗?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信仰者不是脱离了社会的人,爱人如己必然推导出爱众人和关怀社会和仁义礼智信,必然给我们儒家基督徒提供理论支持。不难懂嘛。我们认为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上走儒家基督徒的信仰之路是大势所趋。
文章提交者:南粤高凉仔

儒家式的基督徒更应该关注基督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而不是企图取代传统文化。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我们老少几位师生儒家基督徒们是试图更新中国文化,不是企图取代传统文化。
文章提交者:南粤高凉仔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更新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要接受被中国文化改造的另一面。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当然需要寻找可能的路径,大家都在探索。欢迎各位发表高见。融合肯定不是单方面的,融合也不是简单混合。
文章提交者:云很低
儒家基督徒, 您怎么看最近几天猫坛的反儒家儒棍的学说?
另外,您对:孔孟不灭,共和无望;儒教不灭,民主无望。又是如何理解的?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如此极端言论都是用蒋庆所谓的“矫枉过正”之道反治复古保守其身的必然反弹吧。
我们追求更新的探索,并不满足于复古。当然也决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反对全盘西化,无论神学还是政治学。
文章提交者:qiujunhu
儒家基督徒,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某个在某个问题上,儒家与基督教有分歧,你们会怎么处理?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具体分析。
文章提交者:没戴表
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就是不得拜偶像,这一点就与中国的全部宗教冲突。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二就是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之外,其它的神都是堕落天使们编出来骗人进永火的,都是假神。
基督教认为中国人祭祖时,所祭的不是祖先,祖先正在阴间等待未日审判,在那里的是污鬼,这个污鬼其实就是低级的堕落天使。
主要就是以上原因,所以几百年前基督天主教都在中国大力宣传过,但中国人始终不接受。今天也一样。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我们达成的共识是传统的祭祀活动应当改革为纪念活动,移风易俗,与时俱进。当然我们用心灵与诚实只拜独一的生命主宰------上帝,这个不可动摇。其他民间信仰需要各个方面引导逐渐移风易俗吧(比如政治、教育、文化等),不可粗暴强求,需要时间和人们的自由选择。课堂上我的同学们没有赞成烧香烧纸上供品的。但是大家都赞成纪念祖先和孔子。比如教师节大力搞些文化纪念活动。
至于中国人祭祖时,所祭的不是祖先,祖先正在阴间。这个我觉得完全是粗暴的论断,说这个话的人以为自己可以代替上帝审判他人。最好不去论断这个。但是要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大家都是正在赛跑的运动员,都不是裁判员。
文章提交者:云很低
嗯,儒家基督徒,您说得比较客观理性。
依我看,好像焦点就在是否“粗暴强求"上面。

文章提交者:儒家基督徒
蒋庆说:现代人没有想到,圣贤是圣人,你是凡人,圣人与凡人在现实层面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大。
这个话很刺激我们师生的。我们当然相信世人虽然天资各异但是人格还是平等地具有上帝的形象的。对待最弱小的人也不应当剥夺他的基本人权。儒学又不是被蒋庆垄断了。反对他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学,儒学里还有丰富的宝贵资源。儒学又不是蒋庆家的儒学。



梵蒂冈2006年的举动令人疑惑——对梵蒂冈2006年的举动的系列报道评论

新华网北京5月6日电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言人6日在此间就梵蒂冈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一事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5月4日上午,梵蒂冈新闻室主任纳瓦罗发表声明,对最近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自选自圣主教进行指责,对被祝圣的主教和参与选圣的广大神长教友以“严厉惩罚”相威胁,这是毫无道理的。

一、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现97个教区中,尚有40多个教区空缺主教,且现有主教多数年事已高。天主教会认为,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选拔和祝圣新的主教,是中国教会开展正常教务活动和牧灵福传事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天主教会自选自圣主教,也是中国天主教会得以延续和发展所必需的。1958年,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选举产生主教人选报梵蒂冈,梵蒂冈非但不批准,反而以“绝罚”相威胁,对中国天主教伤害至深,给中国教徒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创伤,同时也迫使中国天主教会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国天主教已经自选自圣了170余位主教,他们为中国教会福传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据我们了解,最近中国天主教有关教区选举和祝圣主教,充分体现和尊重绝大多数神长教友的意愿,自主地按照有关宗教程序和民主程序进行。这些教区的主教人选信仰虔诚,德才兼备,能力出众,受到教友的拥护和爱戴。中国政府基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对此也当然予以尊重和支持。

四、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中梵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中国政府为了推进中梵关系的改善,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向梵方建议搁置争议,共同探讨。近期又特别将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一事多次告知梵方,梵方一直不作正面回应,却在祝圣成功之后横加指责,这与梵方希望改善中梵关系的言论严重不符。

五、中国政府对于改善中梵关系是富有诚意的,并做出了不懈努力,也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希望梵蒂冈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和广大神长教友的共同意愿,不要再为改善中梵关系设置新的障碍。

墨儒 发表于:2006-5-6 19:06:09 4
至于基督信仰如何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坦然接受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中国文化的自尊者愿意接受何种意义上的基督信仰问题。神学上是否接受西方神学?体制上是否接受体制教会权威?既能够接纳基督信仰又能够保持民族文化独立自尊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天主教最困难,因为它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教宗的神圣性问题;对于新教则比较容易;而对于相对独立于体制神权权威和体制神学权威之外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比如儒家基督徒,最容易。对中国天主教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表示同情,但是如何解决问题则需要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和灵感了。同样这个问题也在考验着中国的具有政治体制能力者。
  


(2006年5月6日儒学联合论坛的相关讨论)
墨儒:至于基督信仰如何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坦然接受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中国文化的自尊者愿意接受何种意义上的基督信仰问题。神学上是否接受西方神学?体制上是否接受体制教会权威?既能够接纳基督信仰又能够保持民族文化独立自尊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天主教最困难,因为它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教宗的神圣性问题;对于新教则比较容易;而对于相对独立于体制神权权威和体制神学权威之外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比如儒家基督徒,最容易。对中国天主教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表示同情,但是如何解决问题则需要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和灵感了。同样这个问题也在考验着中国的具有政治体制能力者。


同意上面承冯志的话:“蒋庆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作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的同时又做儒生(真正的传统的),关键是因为二者的定位不同。如同一个人不能同时信仰基督教又信仰伊斯兰教,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新兴的宗教则不在此限制。这也可以用在基督教和儒教的关系上。就如蒋庆所说,是否承认道成肉身是基督徒和儒生的分水岭。”但是唯独“是否承认道成肉身是基督徒和儒生的分水岭”这句话不能够苟同。做儒家的基督徒恰恰就在于相信儒家墨家所信奉的天道被耶稣肉身生命所见证了。做儒家的基督徒恰恰必须承认道成肉身。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不过分尊重,因为需要反思,但是对于基于中国人的尊严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国文化恰恰必须真诚。蒋庆先生的徒子徒孙们在维护蒋先生的同时最好也不必随意论断反对蒋先生的人是否真诚。不要以为他就是绝对什么标准。建议某些儒生注意不要比加尔文的徒子徒孙们更武断和狭隘。

今天被贵坛的电子邮件招呼了来,一上来就看到梵蒂冈宣布驱除4名中国主教的文字,有感而发。

予沉:欢迎墨儒网友。请多参与讨论。

承冯志:孔子以德配天,所以如果承认耶稣“道成肉身”,那么就一定会象利玛窦所说的那样,将孔子放在施洗约翰的位置,而这对儒生来说是根本不够的。因为如果真的要找出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儒生只会承认孔子,而非救世主基督。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因为我们相信某些基督徒做的比儒生做的还象儒生,这就是现世了。

    现在有些儒学研究者承认,他们是即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孔子的信徒(儒生),这个关系可以用来对比儒生和基督徒的关系。


   
墨儒:在中国文化角度,是应当将孔子放在施洗约翰的位置,因为孔子的确没有自居为天的本体化身。儒生可以行道弘道但儒生不是天道本体。而且如果要使得儒生相信这个天道是值得追求的真理,则必须要让人看到这个真理关乎生命而且是关乎个人永恒的生命。否则,如果天道真理不关乎生命,儒生就不必以生命来认真追求之,就可能在关键时候虚伪地敷衍这个天道真理。(人类整体生命也是由无数个体生命组成,若不关乎个体生命就难以说儒学的天道能够拯救国家和人类)。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一种真诚的信仰。所以要找出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儒生就不能够只承认仅仅懂得敬天的孔子,而还必须承认基督更加彻底和完整有力地体现了这个“天”,因为耶稣曾经死而复活。无论有些人爱听不爱听,我还是得说这个似乎老套的信仰。这个是福音书记载的事实不是西方神学后来发挥出的信条。

有些儒学研究者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孔子的信徒(儒生),有何不可呢?儒学不是谁家可以垄断的和已经垄断的。儒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河流,中国的数千年不息的生命力奥秘就在于开放和善于学习借鉴域外的东西。承认自己是儒者是否就得必须接纳儒学的全部传统吗?文化和儒学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必须以人为本,而且现代人只能是以现代人为本。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爱中国人然后才能够谈论发展儒学。关注传统过于关注现实百姓生活状况的知识分子不是我们值得表扬的知识分子。

东民:“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种真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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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道理吧,德国占领法国时法奸也不少,而法国恰恰是一个天主教传统国家.而英国,诺曼征服时,不也各个是英奸?我觉得老是从什么文化一个维度来看问题少又不偏颇的


墨儒:关键看一种真诚的信仰是否和民族文化尊严挂钩了,我没有说有了什么信仰就充分地保证了绝对不会产生汉奸,但是如果有几种信仰的确存在着是否更加有益于民族生命的独立尊严和活力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应当选择那个更加能够有益于我们民族生命的,以此来弥补中国传统之不足。首先一个前提是,必须意识到神圣信仰在人类生命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并没有否定其他宗教的一定价值。然而在我看来,它们都缺乏一个类似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件。

承冯志:儒生应该如何理解“道成肉身”,我认为应当将“道成肉身”理解为众人之意愿。从《圣经》之上卷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犹太人所希望的救世主(基督)乃是一个能使“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 并肥畜同群”的和平王。对和平的渴望对理想追求与现实的残酷交织在一起,才使得后来的思想家耶穌将这一追求转向来世(这还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进而追求重生的幸福。那么重生之证据在那里,耶穌的重生就是证据,这就是基督教所宣扬的。
    那么儒生是否可以信仰死而复活的救世主,我认为这就和论述儒生是否可以信仰共产主义一样,是儒学变化发展的结果,即是儒学一个支派。那么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儒家基督徒”呢?我认为可以这样说,顺便也把“儒家共产主义者”的牌子带出来。


东民:明末王夫之等的气节如果没有一种神圣信仰的支撑,能如斯强劲吗?什么叫亡天下?不就是我们的孔孟之道坠失了吗?我们的神圣的信仰坠失了吗?清统治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字,还有我们的生活,成了化内之人,那才有广大士人对其是中华王朝的认可。曾国藩一纸檄文唤起了万千士人,消灭了拜上帝会,这里难道没有神圣的信仰在支撑?清末以还,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崛起,中华复兴而努力,这里没有神圣的信仰在支撑?

墨儒:我并没有否定其他宗教的一定价值。然而在我看来,它们都缺乏一个类似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件。
应当承认基督更加彻底和完整有力地体现了这个神圣信仰中的“天”,这个就是儒生读儒家典籍的同时何以还要接纳耶稣的原因。曾国藩一纸檄文唤起了万千士人,消灭了拜上帝会,正是因为洪秀全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而且还企图在体制上否定。所以不得人心的洪秀全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我以为,所谓的“儒家的基督徒”,和洪秀全和腐儒们不同之处在于,就是在文化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彻底否定华夏传统。
    对于承冯志上一贴,不反对。出现“儒家共产主义者”有何不好呢,只要是真诚的。

东民:汉代对孔子作的类似努力还少吗?中国大地的多灾多难使中国人较早跳过了那个阶段,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多灾多难才使它们的哲人们喊出了“宗教鸦片”“上帝死了”,我觉得基督教现在的所谓繁荣只是因为它满足了西方社会的文化需要和世俗社会的精神需要而已,不是因为什么死而复生所昭示的所谓“更加彻底和完整”的“神圣信仰”。这一点西方的宗教社会学讲了不少。

当我们传统的宗法宗教被打破以后,中国社会亟待承载“天地君亲师”的宗教文化的儒教的复兴,如果哪一天早点到来,基督教党不会再迷惑更多的人。

我无意反对基督教,但总觉得它有些狭隘,不适合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当然,你这种“在文化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彻底否定华夏传统”的努力,我还是乐见的,但怕是最终还是要失望,这一点从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得出。


墨儒:正因为儒学传统有所不能够令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足的地方,才会有儒家的基督徒之文化现象被突出出来。今天成为儒家基督徒,这个恐怕和利玛窦当年号称儒家基督徒来传天主教还有所不同,和徐光启倒是很近似。今天是一部分中国人自觉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如果认为儒学传统已经自足了就决不可能成为儒家基督徒。只有感到自己的不足,而又愿意不自杀,愿意自强自壮的知识分子才可能成为儒家基督徒。建议有兴趣的看看这里吧http://rjjdt.bokee.com/。现在走儒家基督徒路子的人还真不少。

 

楼上说“我无意反对基督教,但总觉得它有些狭隘”,我觉得不能够指望儒家基督徒毫无坚持地融合儒学,否则就不是儒家基督徒了。儒家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被儒家共产主义者所替代呢。道理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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