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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拜物教略论——兼析前苏东社会主义转型的深层原因

             姜赞东

(发表于香港《学术前沿》2004年7期,略改动)

 

[提要]  权力拜物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必然形成的一种以权力等级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权力为中介的社会行为方式、以权力崇拜为精神形态与人格类型的综合形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它是产生贪污腐败的根源,亦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崩溃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权力拜物教;计划经济体制;人性恶。

         一

何谓权力拜物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权力拜物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凸显权力的优越与霸道,将权力视为获取社会承认、名誉、地位、财富的唯一根本的途径,并随之将权力的追逐、获取与使用视为人生的根本乃至人生价值意义的实现,并因而对权力顶礼膜拜的一种社会畸形现象,其实质就是官本位条件下的权——利或钱的非正当、非合法的交换,即通过权力获得“合法”的特权以及非法的利益。简单地来看,权力拜物教具有以下症状:①从心态上看,权力拜物教者全身心地关注并致力于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好处。无权时渴望、崇拜权力与官位;有权时则得意忘形、骄横嚣张,其心理的兴奋、癫狂、焦虑、沮丧全系于权力与官位上。②从行为方式上看,权力拜物教者身处下位或无权时溜须拍马,献媚奉承,察颜观色,随风转舵,陷害他人,亦人亦鬼,投机钻营,绞尽心机与诡诈,无所不用其极。而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断弄权,结党营私,以权谋私,恣意妄为,无所顾忌,颠倒黑白,假冒为善,少廉寡耻。③从思想观念上看,权力拜物教者信奉“有了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一日为官,终身受用”的信条。在他们看来,“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与蜜糖”,“权里自有黄金屋,权里自有颜如玉”,因为,“骏马与美女都是属于酋长的”。显然,权力拜物教者本质上只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这种唯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得他们只崇拜一个东西:权力,而没有任何其它真实的信仰,除非它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④从心理人格上看,在权力拜物教者那里,人的正常情感、高尚的道德精神情操、独立的人格已不复存在或被视之为一文不值,如同嗜血成性的蚊子离开血就无法生存,权力拜物教者一但失去权力如同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支柱,其人格扭曲之至使其成了单粹谋利的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成了权力人格的抽象符号的存在,等等。通过上述症状可以看出,权力拜物教不仅在存在方式上表现为官本位的物质形态,其外化为社会行为和权力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而且,它还表现为作为个人意识以及社会意识之实质与核心的精神形态,其内化为人的价值观、思想观念、信仰以及生存的动力。权力拜物教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令人可悲的是,群众不仅是权力拜物教的受害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力拜物教的协同者、助虐者及其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他们对腐败现象及弄权者痛恨、咒骂有加;另一方面,权力拜物教在社会上的行时,使得其中不少人内心里或潜意识中羡慕、倾慕权位,一但拥有权位,同样也是恣意妄为或在尝到权力的甜头后迷恋于其中,这也是许多工农出身、从基层上来的干部之所以能够“忘掉艰苦朴素本色”而腐败堕落的一个重大的隐秘原因。总之,权力拜物教意味着一种双重的“异化”:原属于人民的权力成为凌架于人民头上并迫使人们必须匍匐敬拜的新的圣物,本服务于人的工具反使人沦落为被奴役的对象,权力拜物教者在人格上的双重人格的自我分裂以及作为单面人的灵魂上的扭曲,则是这种异化的最高表现,借用青年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人与人自身本质相异化的结果使得人成为非人了。

权力拜物教最早出现在前苏联三十年代、猖獗于前苏联的七八十年代,并相应地流行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其主要标志表现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出现,这个特权阶层凭借着人民群众所赋予的社会权力享有全社会普通群众所没有且无法想象的一切:特供商品、汽车别墅、出国机会、疗养度假、免费医疗保健以及各种其它免费服务等物质享受及特权,同时又理所当然地拥有作为领导阶层而为群众所拥戴、恭敬、羡慕的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这种与普通群众的普遍匮乏适成鲜明对比的应有尽有的优越性,有如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所供认的那样:自然使得“一个人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适的环境所包围着,而一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而“所有这些都是精心安排的:一个局长没有私人汽车,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员会的车队给他自己或他的下属派车。副部长有他自己的伏尔加小轿车,部长则不仅有伏尔加,而且车上还装有电话……但是,如果你能够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即使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家仆包括三名厨师、三名女服务员、一名侍女和一名领导着若干助手的园丁……别墅有自己的电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一位摄影师就会到来,同时还有可供挑选的电影。至于医疗服务,药品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都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最新成果。‘克里姆林宫医护中心’的病房十分宽大,摆满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灯……‘克里姆林宫特供’,向最上层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当于成本一半的价格,包括最高质量的食品”等等。这样,权力与利益的紧密结合、权力能够作为生活中无所不灵的硬通货的事实,为全社会确立了只有且只有通过追逐权力官位才可以去获得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切的至高原则。因而,权力拜物教在前苏联已然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力量,并塑造了以权力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为实质与轴心的整个社会结构。

权力拜物教现象在我国的表现情形与前苏联有所不同,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府在政治上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干群关系、走群众路线等,权力拜物教现象受到一定的制约。然而,由于基本上是将此局限在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的倡导上,缺乏在理论上予以真正科学化的深度以及在实践上予以制度化的严密性,因而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权力拜物教的产生。贪污腐败并非没有先例,一些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逐特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未能也不可能给防止权力拜物教的产生上一道保险锁。反之,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则毋宁是产生权力拜物教的温床。因此,一但在社会财富相对比较丰裕并且社会相对开放的情况下,权力拜物教就会由潜伏状态进入活跃生长的显著状态。在我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际,市场经济远未完善健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或曰集权性尚未被有效地克制、还在继续发挥着效用,当着这种遗存下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集权性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结合起来,权力拜物教便迅速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蔓延开来。当前权力拜物教在我国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甚至黑白勾结等等,这表明权力拜物教已严重地侵蚀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机体,成为制约社会稳定健康持久发展的重要因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当然,贪污腐败现象并非如许多腐败分子所轻描淡写地供认和忏悔的那样,仅仅是由于主观上“放松了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辜负了党的培养与人民的期望,未能经受住物质诱惑的考验”等等,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权力拜物教必然带来的产物。那么,权力拜物教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实质及其社会效应是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为何成为权力拜物教的温床?我们如果要想真正彻底地根治贪污腐败现象,保障全社会的健康持久的发展,就必须站在理论的高度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设问与解答;并且,这不仅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尤其需要从人性结构层面上进行分析。

        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并不在于商品本身,商品之所以具有了神秘的性质,恰恰是由于特定的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样地,普普通通的权力之所以成为被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完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造成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严格定义是,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即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而且包括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以全体人民群众为主体,对全社会实行最广泛直接的政治经济上的管理,即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然而在现实中,全体人民群众如何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广泛地进行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除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在一定范围内(主要是基层单位中经济管理领域)略微实现了人民群众直接当家作主的设想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各自的社会历史状况如经济落后、群众文化程度低等,相继采取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即使是南斯拉夫在宏观上也是如此,因而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分配甚至消费等整个过程均由国家以人民的名义代为管理,这样在上层建筑的政权建设上随之出现了一个代表人民意志的专业管理阶层——干部阶层,即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阶层。然而,从哲学角度来看,任何间接化都是一种疏远化并会最终走向异化的过程,代理者的出场在任何情况下都蕴含有反客为主的危险,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担心的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的危险。因而对代理制的不加任何制约,势必导致权力异化现象:原先归于人民所有的社会权力便排斥其真正的主人,由手段上升为目的转而变为社会管理甚至统治的主体,人民群众则沦为名义上的管理者和事实上的被管理者甚或是被统治者,一个脱离并独立于人民监控之外的由权力体系构成的庞大的国家体系便诞生了,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现象重新被确立了下来。同时一种不受人民群众监控的权力便会由于计划经济的集权性而被极大的强化,并形成了它只服从自身的自我约束的“权力级差原理”——“权大半级压死人”——的本质属性及规律,这自然构成了一种权力的金字塔结构,而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必须按照上级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进行安排、调控,而不是按照合理性原则、效率原则与相应的自主原则进行,长官意志作风、家长制与官僚主义盛行于世。在这里,绝不能简单地将权力拜物教等同于和归结于官僚主义,因为它包含有在行政管理上被合法授权的官僚主义所不曾拥有的非合法的乃至个人设定的集权性和任意性,一旦这种不受监控、分解、制衡的绝对的集权性在适宜的情况下与膨胀起来的人性私恶结合在一起,其最终演化的结果必然是:在社会分配领域中,社会生活资料乃至社会生产资料,简言之社会财富,则必然按照权力大小进行再分配,尽管这可能是以各种间接的、非公开的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进行的。由此,享有特殊权力——利益的凌架于社会与群众之上的即得利益者集团便应运而生了。如果说,特权阶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特定历史时期相适应的、并为习惯所能容忍的“合法性”——尽管不合理,那么,既得利益者集团则集这种“合法性”与极力超出这种“合法性”的非法性于一身,并因而往往成为社会犯罪的发源地。当然,必须警醒的是,由特权阶层蜕变到既得利益者集团,其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特权的不加制约势必导致特权的自我膨胀,并最终打破其“合法性”的限度而走向腐败,前苏联的历史演变就是如此。

权力拜物教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其腐败性效应,通过与商品拜物教的比较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商品拜物教即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存在权力拜物教现象,只是由于商品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类似于权力之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况且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自身具有能够产生抑制权力滥用的机制,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只能以相应的商品拜物教为其基本特征,而不会产生典型普遍的权力拜物教。有如计划经济体制不会产生典型普遍的商品拜物教,而只能产生典型普遍的权力拜物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能对应各自不同的拜物教类型。我们知道,商品拜物教的消极作用早已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揭示,然而,商品拜物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却不可能为马克思所认识。从实际情况来看,商品拜物教通往权力之途是以诸多大小财富间的不断分化、联合等竞争方式进行的。尽管其中存在着金权政治危害的一面,但是,任何资本寡头对权力的垄断必然会遭到其它资本寡头尤其是联合起来的中小资本的对抗、限制与挑战。这种竞争的恒常进行,有效地遏止了按财富的多寡对社会权力进行再分配的现象,其间,雄厚的财富最多只意味着在权力的再分配中可能拥有暂时的、相对的并且是不稳定的的优位,如此而已。这样,商品拜物教在政治生活中运行的最终结果便是民主政治的诞生,尽管这通常被人们嘲讽为只是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然而,能够民主地、共同地掌握社会权力——其间,通过合作获得最大的智能和效能,通过争竞来削弱对权力的滥用,这对于有效地满足统治阶级共同体的利益岂不已是足够了吗?更何况现代资本主义通过自发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基本实现了对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均衡性调节;反观在苏东等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所谓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大不同的利益阶层——干部阶层与群众阶层,其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众只拥有名义上的权力,而无任何作为统治阶级所应享有的实际权力,并被置于被“领导”即被管理、干脆说是被统治的地位,这岂非是最大的历史怪事和嘲讽并令人十分的困惑不解吗?其实,根本原因就在权力拜物教身上。既然权力与财富构成了社会的两大基本的物资要素,而由财富到权力的再分配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导致民主制,那么,适成对比的是,由权力到财富的再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导致专制以及由此而来的腐败。其中,权力的级差原理所起的作用便是:权力导致专制和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专制和腐败。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权力拜物教在社会的政治领域中彻底破坏了民主的基石——“平等原则”以及正义原则;而在社会的经济领域中又彻底地破坏了效率原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不能以其应有的最大速度健康有序地发展。可以想象,一但社会的一部分人乃至由于风气败坏所导致的纷纷效尤的大多数人为权力和官位而热心、操心、奔忙时,这决不可能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这与商品拜物教又适成对比,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致力于以合法的途径追求社会财富,并以此为中介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承认、名誉、地位及社会权力,至少显而易见的是社会财富总量随之而增加。从社会性人格的构成来看,权力拜物教以其绝对的垄断性只树立一种人格即政治人格或权力人格,迫使人们屈服于、匍匐于权力尊严的光环之下,而贬低否定知识人格、经济人格、技术人格等其他的人格以及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价值完全由其在社会权力金字塔结构体系中占有的地位来决定。反之,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力本位的体系,商品拜物教不仅首先要承认经济人格,而且为了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扩大就不能不以人为本,承认人格的多样性以及每个人的个人人格,以通过发挥人的自尊、积极性与潜能来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从深层心理学来看,权力拜物教是以神圣的名义去实现个人的权力意志,而在尼采的意义上,权力意志作为人的实质具有不择手段去藐视、压制、剥夺、统治他人的残酷性、血腥性,少数人通过权力意志实现的个人自我价值的增值与大多数人的个人自我价值的贬值适成正比。可见,权力拜物教对社会的危害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生产性的特征而只是一种全面的负效应,既不产生真正的政治效益,亦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更不产生促进人全面自由地生存发展的社会效益,是彻头彻尾腐朽、落后乃至反动的东西,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糟粕的死灰复燃。显然,前苏东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非标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权力等级制的奇特结合,其落后的、反时代的一面如此之强固,使其不可能不违反人性的合理的基本要求——更遑论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生存发展这一美好的设想了——以及不可能不违背人民群众的基本意愿,因而自始自终都需要以专制暴力的方式维系这种结合,这就意味着其自我瓦解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任何其它因素的作用只不过是作为外因或迟缓或加速这一寿终正寝的过程罢了,而这正是前苏东迅速解体的所谓“神秘不解”的真实的根本原因只所在。自然,这完全是对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其身”这一万古不易之真理的可悲的现实注解与明证。

权力拜物教的实质是权利或钱的非正当以及非合法的交换,这种交换显然表明了贪利之私恶是人性的普遍状况,任何人即便是领导干部也概莫能外。陈毅在《手莫伸》一诗中亦明快地承认领导干部本质上与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与人性的种种弱点:“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因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人们尽可以为国为民抛弃己私并不惜身家性命,但这并不能担保人们激情不再的日常冷静之时复萌己私之旧态,有如男士们凭着激情在热恋中可以为爱情上刀山下火海,而一但处于婚姻平常之中却不免于斤斤计较个人利害、甚至不惜婚姻的破裂,而竟然忘记了当时的山盟海誓。人们一时的抛头颅洒热血也并不能保障其一生一世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否则就不会出现张子善、刘清山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而和平年代却贪污腐败之情形,更不会出现今日所说的“老年现象”——一大批当年忠勇献身之士竟至晚年忍受不了物质享受的诱惑,奋不顾身地贪赃枉法而晚节不保。可见缺乏对人性私恶的正确估量,因而缺乏对人性私恶在政治权力运作中的必要设防,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便由于享有事实上的监督豁免权而得以轻易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权力拜物教产生的重大的思想认识根源。如果说,不完善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是权力拜物教产生的必要条件,那么,人性私恶以及对人性私恶的不加防范则是权力拜物教产生的充分条件。

然而,为什么人们竟然忘记了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文撰写的导言中所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此,一要“低薪”——使贪利之徒由于无利可图而望而却步,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二要“普选”——将权力的运用直接置于人民的监控之下。显然易见的原因是,其一,事实上人人都有逐利之私欲,干部也不例外,对此,长期劳而无怨难,长期劳而低酬更难。实际上低薪之行不通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敲响了人性之私恶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危害的警钟,而不能将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寄希望于人的思想道德觉悟提高的空中楼阁上,因为这在缺乏真正的道德信念与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只能加重人的假冒为善及双重人格,上述现象在前苏联与我国均曾出现过。其二,在我国较为特殊的地方是,传统儒家思想拥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影响。非常突出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君师一体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自然地认为干部天然地为人民服务,其论证的逻辑依然无法确证:战争年代都能出生入死,和平年代难道还有什么点滴私利不能抛弃?因而决不能不信赖干部。正是这种缺乏反思的浅薄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代价,不得不为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买单、补漏。而在前苏联,全体人民群众则不得不忍受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中的惨痛。

当然,更深入的反思可以发现,人性私恶的消极破坏的一面同样尚未出现在马克思的理论考察的视域中,恩格斯则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讥讽地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肯定人性私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动机主要在于依据唯物史观去重新确定人的本质,以此彻底超越陈腐的人性善恶问题的纠缠。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自然得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也就是说,生产是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即人的现实本质是被动构成的。尽管马克思也提出了“环境决定人,人也决定环境”的人与社会历史交互作用的观点,但囿于社会存在决定论的一元论的立场——尽管可以视其为辨证的一元决定论,但其实质依然是对斯特劳斯的“实体”论的唯物主义的改造或翻版,即以物质实体取代精神实体——马克思就未能对人性尤其人性私恶的恒常性、以及恒常顽固的人性私恶在社会历史及社会政治中的消极危害作用给予重视,而这种消极危害作用恰恰构成了对社会历史的主动性的作为,它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可以促使一个看似稳定的社会制度迅速解体与倾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不正是与此密切相关吗?倘若有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地以为一种完善的社会关系完全能够构成并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生存发展的理想本质,反之却忽视甚至否定人性私恶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作用并对此不加设防,按照这种幼稚的乌托邦设想去组织未来社会,其后果还难以想象吗?当然,另一方面,马克思由于受到其时代的历史局限,其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如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及暴力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社会过度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因而,期望马克思能为未来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一种完备的有着现成答案的政治学理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等于把马克思的属人智慧夸大到神灵的地位,是极其荒谬的,正如哈贝马斯所察觉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存在着某种政治学的空场,质言之,马克思思想的致命之处就在于由于他的自觉拒绝所造成的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所形成的真正的政治学智慧的缺失,这必然使其旨在“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本质上完全成为建立在流沙基础上的楼阁,而且必然在社会实践中造成巨大的人类灾难。因此,重申人性私恶的问题并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范式中宪政建设的积极成果,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规范运作机制、根除权力拜物教和根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必须时刻牢记,在人性私恶问题上的任何遗忘与自欺欺人最终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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