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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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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熊 璩  
  

名言令人深思

着名作家冰心曾说过:“我一生都记住两句话,一句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另一句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做官的不忘这两句话就好。”我想,她的意思是说,人民大众是很有智慧的,你这做官的可得小心,不要玩弄、操纵群众意志。

这当然是非常高贵的政治原则,虽然许多时候并未真被尊崇。但回顾历史,笔者不禁发出一个疑问:民众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吗?社会集体的良心是真正公正睿智的吗?群众的眼睛,真的是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吗?

且以历史为镜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文明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追求自由解放的直接结果。它的理想是崇高的、纯洁的。那些追求人性尊严的斗士,也都是睿智、“眼睛雪亮”的。然而,法国大革命为何又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最残暴,也最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呢?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不人道的蓄奴行为及种族歧视。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1884年)书中,纯洁的少年主人翁内心的挣扎,我们可以想像当年美国南方社会良心的偏差。其实,那些奴隶主们,以当时的社会标准看,大多数可能还是心地善良,熟读圣经,眼睛雪亮的好公民呢。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的总理,他获得了广大人民和教会的热烈支持。极富正义感的邦霍华,1935年在基督教大会上,呼吁牧者们不要盲目地爱国,成为纳粹的帮凶,竟遭到强烈反对。那些奋而离场的牧师们,不就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良心判断吗?

历史上着名的“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青年人自发自动地响应纳粹党的号召,焚烧毁坏了所有犹太人所开的店铺和经营的场所。连消防队员也冷眼旁观,不去救火。这些自发自动支持希特勒的广大民众,也是“眼睛雪亮”的吗?

因2003年三月宣布对伊拉克用武,美国布什总统民望大升,并于占领巴格达时达到他个人历史性高峰(支持率超过75%)。当时,连自由主义“硬球”(Hard Ball)脱口秀主持人Chris Matthews,都认为布什总统是自由斗士。到了2004年,媒体调查又显示,美国大部分人(超过百分之五十)又都认为伊拉克之战是错误的。人民的眼睛,到底是在战胜之初是雪亮的,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雪亮的呢?

眼睛真的雪亮?

其实历史上,人民集体的良心判断,受到野心家或精英思想操纵的例子所在不鲜。同时,潮流的转变也可能反倒是少数先知型人物独排众议,长期奋斗的结果。例如,韦伯佛斯和少数基督徒们,是经过了卅多年艰辛的努力,才改变潮流,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度。

如果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人,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真能做到完全的独立思考与判断。犹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因为对罗素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因为罗素是个不可知论者,反对基督教,所以我对基督教的信心也就摇动了。我想,许多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盲目接受,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吧。

这种藏在权威后面作“独立判断”的现象的确是很普遍。这些权威可以是学校里的“英雄人物”,可以是青春偶像,也可以是流行的思想,或是某名人,更可以是当权者。这种现象可能代表思想上的懒惰,更可能代表勇气上的懦弱,无法抗拒外在的形势。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我们对是非价值的判断,所以不能公正客观,常常是因本位主义的思考习惯。我们总是站在自己(或是自己所在之群体)的利益上,或站在成见上来思考。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公正的,别人是动机不纯,或是见识不及。这种态度推广到社会群体,就会形成非常可怕的、负面的集体力量。

不论是为了阶级斗争打击异己,或是为了讨好阿拉砍掉无辜人的脑袋,或是为了爱国心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或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忽视弱势族群的不公待遇,历史证明,社会良心的眼睛是并不太明亮的,要不,它就选择性地聚光。

挣扎以及放弃

在自己的团体或族群中找到支撑点,为了共同的利益,漠视其它团体或族群的利益,这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远比独立判断要有力和得利。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复活》(1899年)里,描写了一位原本善良的贵族子弟,年青的公爵聂赫留朵夫,在俄罗斯的上流社会中,与自我搏斗的故事。笔者在此节录几段: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现在呢,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呢,他以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房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作过反抗,但发觉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坏的,别人却认为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注1)

人的堕落常常是不知不觉的。良心本来敏锐的聂赫留朵夫,把焦距对准在上流社会以后,找到了安全感,同时良心却麻木了。聂赫留朵夫所经历的挣扎于我们应当并不陌生,为了要融入社会,我们通常都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

边界下的绿枝

托尔斯泰身为伯爵,父母早亡,年轻时亦非常荒唐,所以在描写聂赫留朵夫的堕落,以及后来寻求“灵魂净化”的种种挣扎时,真是丝丝入扣。

托尔斯泰五岁时,哥哥尼科莱告诉他,他在他们家封地的边界埋下了一条绿枝,上面刻着永保快乐的秘诀。谁若是能够将那条绿枝找到,这世界就会被爱和它所带来的好处所充满。这个传说在托尔斯泰的一生里,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隐喻。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寻找那个没有痛苦的世界。

他的写作生涯,就是他这种心路历程的写照。例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在探索人类意志所追求的“权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在探索人类肉身所追求的“肉欲”。他对这两种破坏性的激情,都是有深刻的亲身感受的。甚至在日后的《艺术论》中,他也写道,艺术应当是一种比喻,为了发扬人生中的真、善、美。对他而言,艺术不只是精英生活的点缀,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乃是为大众的幸福服务的。(注2)

在五十一岁时(1879年),他遭遇了一次灵性的危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他不再以写道德文章为满足,他甚至唾弃自己以前所有的作品。他问:他到底是为何活着?以前的那些理由,如家庭幸福和艺术创作,已不再能给予他生活的动力。

在寻求中,他发现,这种问题只有在有闲阶级中才会出现。那些广大的农民们,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充实美好的。这些拥有很少,又懂得很少的人,却对自己、对这个世界都相当满足。反倒是那些拥有很多,又懂得很多的人,感受到生命的绝望。

他后来发现:原来这些农民有信仰。他们依赖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想,不只是道德的规范,也不是享乐主义的追求。这让他惊讶,使他开始全力寻求信仰,也就是对上帝的追寻。从他后半生的表现,我们看出,他的寻求,他的挣扎,不只是一场思想上的游戏,而是没有保留的完全投入。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孤独寻求之旅

此后,当他靠近上帝时,他就感到生命奋发,活力充沛,一切都有了意义。若是为了某种原因,他与上帝疏远时,他就感到周遭的一切,和他自己,都步入了死亡。当活在这种情况下时,他觉得还不如自杀。

由于寻求上帝,他回到了东正教。他快乐地参与崇拜,单纯地领受礼仪,由衷地感受与他人合一的喜悦。然而逐渐地,他又开始对教会质疑。为了忠于基督的教导(特别是登山宝训),他反对教会对政府和沙皇的阿谀奉承。他亦对那些繁复的礼仪和迷信的传统感到无奈。在表达怀疑时,他与东正教会产生了冲突,终于在1901年被赶出了教会。

与教会的冲突使他走上了孤独的寻求生涯。他固执地、勇敢地、忠心地,照着自己对上帝的领会而生活。然而,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地找到心灵的宁静,没有获得家庭的和谐。纵然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照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他放弃伯爵的享受,穿着农民的布衣、粗鞋,甚至开始吃素,并用写作的收入支持弱势族群。

托尔斯泰不是完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挣扎的痕迹。他不怕承认今是昨非,他绝对真实。从自已的挣扎寻求中,他呼唤着人们的良心。他不是一个说教者,却更像一个同样在受苦的弟兄,让我们更能勇敢地聆听自己良心深处的声音,认真面对基督的教导。

最可贵的是,身为既得利益者,在文人们争相取宠于权势或安享令名之时,他却对时弊看得如此清晰透彻,而且忠于所信。他认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如果没有了道德秩序,就没有了凭藉。

当整个社会都向着科技、繁荣,和追求自我中心的快乐直奔的时候,他却寂寞地警告人们,不要被权力腐蚀,要帮助受欺压的农民,并用各种方式批判那些压迫人的贵族、官吏、农庄主和企业家。

他呼吁人回到基督爱的福音中,他宣称只有灵魂复苏才有真生命,人只能在心灵中找到永生。

新版之麦卡锡

显赫一世的沙皇被打倒了,掌握俄国命脉七十多年的共产思想也没落了。但是托尔斯泰留给人类(不仅是俄罗斯)的生活智慧却遗留了下来,而且在继续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同样地,今天的美国,以个人绝对自由权为至高神圣的道德准则,凡是有信仰原则(例如,反对同性婚姻)的,往往就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认为是犯了仇恨罪,这好像是新版的麦卡锡主义(注3)。在这个盲目追寻自我快乐的社会,人们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吗?看得出这些潮流对人类生存的危害吗?这种潮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吗?

人们的是非判断往往是“当局者迷”的。因为有私心、偏见,很难超脱迷雾,看清现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洞察它长远的影响。托尔斯泰能够一反潮流,看见基督教训的真义,并对真理执着,这也许能给予我们这些寻道的人一些启示,让我们能比较客观、比较超越、眼睛更加明亮地来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

注:

1.托尔斯泰:《复活》,引句均节录自卷一第十三章。

2.Malcolm Muggeridge: A Third Testament, pp. 121-146。对托尔斯泰生平信仰的挣扎,本文多处参考此书。

3.50年代初期,麦卡锡参议员利用人们的恐共心理,用卑鄙的政治手腕,鼓动民意,在美国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是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也是人民的眼睛不够明亮的又一例子。今天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丑化、嘲笑在道德上持保守立场的知识界或政界人士,造成舆论和同侪的压力,与麦卡锡主义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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