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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


——从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


田童心



(本文所传达出的思想在文化上重补了自从1911年以来中国政治学所丧失的政治神圣合法性言说体系。本文2005年首次发表于国内著名管理杂志《发现》,后被收入多种大型文献。作者因此文的思想而获得2005年全国管理科学杰出研究奖。这是从儒家神学视角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的部分缩写,详细的理论展开请参阅田童心《儒家神学新议》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版http://bookhk.com/book.asp?book_id=59)

一、对于政治改革务实的综合考察必然推导出“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


综合在《儒家神学新议》一书里所做的种种考察,既然:1、任何政治的存在都应当是以民众利益和民众生命相对充分地张扬为价值追求的,民本理念是国家政治的存在理由,民本理念是政治普适价值而西式普选直选特征的民主政治只是实现民本理念的途径之一;2、民本的真正实现无论通过何种手段都至少需有民众自由意志(心口手)的动态评判;3、目前中国政治属于民本政治,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民本贤能政治的运作教训又促使今天必须走出新路;4、直接民主作为政治要素之一有不可离弃的价值,而上升为政治体系却存在巨大弊端;5、目前儒学复古思潮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思路大都是不现实的。社会变革还需要追求尽量地平稳过渡,四两拨千斤,不动大手术能够治好病是最好的,在新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等)基础上能够不进行大的推倒重来而只需微小的调整即可臻于完善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最合适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思路,并且当我们概括这个思路时,我们发现这个思路跨越漫长历史与先秦儒家典籍《尚书》在逻辑可能性上所蕴涵着的君权民权二元神圣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迎头相遇,这就是: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坚持并有效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把共产党转化为既具有智慧能力又具有博爱道德的精英贤能团,技术地而非体系地吸纳民主要素和民主手段进入传统民本政治体系,从逻辑上、法理上和制度上理顺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类拓坦途。


其相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主要改革点应当是:基于人格平等的原则确立民众平等之代表权,人大代表按照与人口数量的固定比例平等地从基层开始直选产生,逐级向上递选。人大代表与执政党员、政府官员两重身份分断,各级政府首脑与党委书记两职分断。军政最高首脑一人兼任。各级政府首脑同时受制于各级执政党党委和各级人大,各级政府首脑的产生实行党举民选,即政府首脑由贤能团(执政党)推举产生而非由大选产生,但人大代表却拥有对于政府首脑的选定认可权和bm权。人大代表携权每年定期于人大会议上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后无记名投票以动态评判政府的执政实效,考虑到弃权因素,人大代表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低于三成或反对票过半则自动bm之。政协是开放的和权力虚化的政治机构,其建言献策的对象是执政党党委而不是人大。“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明显有别于西式民主政治,也实质性地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


相对于最近五十多年来的政治模式,“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最大的变革是把中国儒学经典里君权民权二元神圣二元分辨的政治理念予以落实,即执政党党员和政府官员从各级人大的撤出、人大定期对政府的动态评判以及党政分开。相对于西方民主模式“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这种党举民选民评的政治模式是举贤、行政、评判的三权分立,即党、政、民的三权分立,但是实质是执政权和评判权的二权分立,是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打个比方的话,“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极其类似掌握产权的董事会、操作管理权的经理、有经理权力的工会三位一体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是类似英国和日本的君王无实权的君主立宪制的“党委立宪制”,也不同于实质上民举民选民罢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这应当是既实现对传统民本政治的实质性变革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动荡的制度设计,是具有中国自己文化渊源和信仰根据的制度设计,是更新了的儒家“内圣”信仰所理应开出的“外王”实践路径。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但是,我们把一个比民主更加优越的制度寄希望于这种“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上。


二、“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的宝贵价值


政治的最佳状况是类似于柏拉图“哲人为王”的理想国,毋庸置疑。儒家主张“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贤能者才可以当政。我们不应当因为后世君王们未能实践华夏祖先们的政治智慧而忽略掉它们的价值。《尚书·大禹谟》中,大臣益对君王舜的一句进言所传达出的政治理念至今依然闪耀着深刻的智慧光芒:“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既不要放纵一己之私欲而背离民心,也不要违背真理而一味讨好百姓。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人性的弱点和人类良知因种种缘故的尚未普遍觉醒,单有民主政体并不适宜于全人类未来,单有民本观念靠君王自觉地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则又是不可持久的。故结合了二者优点回避二者弊端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应当具有更加强大的历史生命力和明显的优越性。政治上,“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总体可能的效果是使社会管理更加理智、和谐、平稳、廉洁、高效、人道。我们不仅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世界胸襟、实效、俭省、平稳、团结、易行、活力、人才等各个角度来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治模式的优越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更加具有中华文化的特征。它是先秦儒学政治神学思想里所蕴涵的政治模式的合乎逻辑的现代展开,故它的出现具有着儒学复兴的外在标志意义,尽管这种标志是无形的是精神层面的。显然,这种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理念,对于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具有重要的和务实的参考价值,在文化上它补足了自从1911年以来中国政治学所丧失的政治神圣合法性言说体系。


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几乎不曾存在体制化王权之外的现实体制化的独立神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政治理念就一直毫无开出民主色彩的政治要素之可能。今日的华夏儿女们应该细心聆听一下上古时期自己祖先在《尚书》里所耳提面命反复表达的民本政治理念:上帝爱人间众多普普通通的百姓,君王乃是上帝护佑民众仁爱百姓的渠道和工具,是上帝之爱的代理者。至于君王是否正在履行这个神圣使命,上帝需要时常的对于君王的评判,而上帝的神圣评判不是通过他亲自临格在君王面前,而是通过他所爱的百姓的动态生命。评判君王的角色不是同时由执政的君王来扮演,而是由民众来承当。“天工,人其代之”,君王代表上帝爱护民众,民众代表上帝评判君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撇开君民职守分工不论,单看在禀赋神圣性方面君权民权确实是平等无二的。民权与君权同属于天上无形神权的现实分支,才是政治儒学的真正宝贵资源。


在伦理学上,它实质上是体现了更加贴近现实的“银规则”,更加务实可行。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简单地从一个侧面说就是:民众没有举荐领袖的权力,却有认可、帮助、评判直至bm领袖的权力,民众没有决策权力却有否决政府决策的权力。这就是伦理学上的银规则在政治领域的民众立场的运用,也是汲取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和东方古典民本政治模式的教训而在逻辑上的综合产物。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有一条“良心圣律”,它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肯定式表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也包括“爱人如己”、儒家的忠道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被称为伦理学的“金规则”(金律)。二是否定式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儒家的恕道原则。这被称为伦理学的“银规则”(银律)。在现实生活中,银规则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尤其重要,银规则虽然稍显消极,但却是时时处处有效无害地发生作用的良心规则。而更加积极的金规则只有“己欲立、己欲达”的时候才可以把自己美好意欲“施于人”,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对于所“施”的对象的心意需要有充分了解,对其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否则,“己所欲,施于人”也可能变为对他人生命自由的妨碍。政治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事,政府的一项政策如果有一点弊端,这弊端在民间可以被百倍地放大。所以,务实地看,民众要的果子,你可以不给,但是民众所不要的果子,你不能强给。这正体现了先贤的宝贵教训:“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以人的身体来作比喻,毫无疑问,只有贤能睿智之辈才可以作头脑,而一般民众就是身体的各个肢体。肢体不能够决策整个人体的前进方向,但是头脑的决策一定需要顾及肢体的感受。当头脑错误地决定了全身的运行方向以后,肢体的痛苦反馈可以立刻促使头脑改变决定。可见,“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政治形式,具有极其宝贵的体制价值。这里最关键的有两条,即大脑必须是睿智的贤能团,全身的反馈神经系统必须健康畅行,决不能瘫痪。


总之,执政党对于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拔举贤能和民众对于人大代表的自下而上的选举贤能,即执政和评判二者有机的结合,将会超越简单的完全民主,促使社会理智和平、公平通畅、持久良性发展。这种政治模式以执政和评判的二权分立代替西方民主政治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它以民本论和性善论而不是以民主论和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执政者(共产党及其推出的政权运作者)和评议机构(人大)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有相互的补救,决无初衷的敌意。这种政治模式既有民主成分又不至于分裂社会民众为情绪对立的两部分,既可以保障民意又可以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贤能团(执政党)的智能性的统一领导和民众的心情舒畅的自由发展将可以并行不悖。“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所体现的民意代表的金字塔结构在社会稳定性和给基层当地百姓带来的政策实惠程度这两个方面应当优于直选最高首脑的民意对折结构。当此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当我们意识到“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正是儒典《尚书》里的中华民族祖先心中神圣政治信仰之合乎逻辑的现代推演的时候,当人们日益认识到公平博爱才能持久富裕持久和谐的时候,中国就不应当再持久地继续等待,不应当再持久地继续搁置政治改革,我们应当釜底抽薪地从根本上解除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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