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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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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因素

  近年来,“中国崛起”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它们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威胁周边国家以至整个世界。的确,和弱国相比,强国更具威胁别国的能力。但一国对他国构成威胁,不光需要实力,还要有扩张的意图。预测和判断中国将来有无扩张意图、是否具“威胁性”,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分析。

  中国文化是在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东临一望无际的大海,西靠茫茫沙漠和巍巍青藏高原。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大自然为中华民族划定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海陆屏障。这种与外部相对隔绝、而内部回旋又非常开阔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个意思,而“争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其实也仅仅是“逐鹿中原”。所以,中国文化从产生起,就一直是在自己的疆土上经营的内向性文化,没有外部世界的概念,更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

  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中国文化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的。中国疆土之内,幅员辽阔,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阻隔,黄河流域平原和长江流域平原连接在一起。土地广袤肥沃、气候适宜,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为本”也是历代统治者施政的指导思想。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是生活的来源,土地是生存的依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培育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安分守己的观念,使中国人养成了“静”的民族性格。所以,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对外不具争斗性,这与建立在游牧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有着显著区别。游牧民族因要逐水草而居,为争夺牧草和水源而“动”──征战和杀伐,“好战健斗”便成为其特点。因此,根据建立在游牧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特性判断中国的发展趋势,其实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与自身的生长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中国文化的内容是讲求和平,反对冲突和战争的。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儒家强调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强求别人,不干涉别人的事情。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别人不赞同自己的观点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当自己不赞成他人的做法时,“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提出劝告,对方不理睬,也不以武力去强行制止。当双方之间出现分歧时,应当礼让,避免冲突,“君子无所争”。当对方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时,也要冷静对待,不要以怨报怨,而要宽容大度。孔子在回答子路问“强”时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由此可见“宽恕”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儒家反对流血冲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对于不赞成自己观点的其他民族,只能通过道德去感化他们,而不应当动用军队去征讨。所以,即使是对商汤以仁义之师讨伐无道夏桀,孔子也认为,以征诛而得天下,“未尽善矣”。孔子大力颂扬舜依靠道德感化树立威信,“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而正南面而已矣”。

  如果冲突已经发生了,必须和平解决冲突。“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解是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无论是大的战争还是小的冲突,都应当通过“和”来解决。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认为大国地位不能靠武力来确立,“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威望只能靠自己的道义感召力来获得,“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反对以武力征服小国。“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而只有“以德服人者”,对方才会“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反对强国试图凭借武力统一天下的做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他严厉谴责通过征伐扩张强权,“争地以占,杀人盈野;争城以占,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认为依靠武力征服别国,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草菅人命,这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但是,儒家也强调必须有必要的自卫.如果别人发动武力攻击,就必须以武力去应对。不组织军队,不进行军事训练,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一旦别国侵略,百姓只能束手待毙。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所以儒家思想中的发展军备是防御性的,是为制止和对付敌国的侵略。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与儒家相比,道家的和平反战思想更为彻底。道家首先从意识上反对争斗,倡导“不争之德”。老子说:“水利万物而不争”,要象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与事无争。在意识上“不争”,就不会和他人或他国发生冲突,“夫惟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家还强调要消除争斗的能力,倡导“柔弱之道”,认为力量强大了会带来灾祸。“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不以兵强天下”,所以,即使强大了,也要“知其雄,守其雌”,“不敢为天下先”。道家明确反对战争,认为军队是凶害之物,没有任何好处,残害人民,荒芜田地。“兵者,不祥之器。”“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动辄使用武力,会遭到天下人的反对。“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

  中国独特地理环境中孕育出的中国文化的和平反战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和对外交往。中国的对外战争基本都是迫不得已的、防御性的,近代以前是为抵御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战争大都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和亲、修长城、守边关是中国古代对外防御战略的主要特点。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也很少以强凌弱,凭借武力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而往往如孟子所说,“以大事小”。历代统治者对来华访问的外国使节都给予尊贵待遇;明朝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并未象西方殖民者那样进行掠夺,而是为展示自己的天朝大国形象,给沿途各国带去了珍贵的珠宝、锦缎、瓷器等,虽然主观上有自大的一面,但客观上是通过软实力,以和平方式显示自己的影响,促进了与其他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近代以来,中国更是只有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经历,而从来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一次次的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使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历史文化和历史遭遇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与一切国家友好往来;但同时又有原则,有自己的立场,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主张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反映了“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而既不干涉他国,同时反对他国干涉,反对战争,反对使用武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的政策,也是结合自己文化传统和历史教训而制定的。这既是儒家反对“以力服人”和道家主张“不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基于自己近代的遭遇而表现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近代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不应该在中国重演,也不应该在世界其它地方重演。

  “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对于预测中国外交是必不可少的。”根据中国文化中的和平因素,历史地看待中国的现实政策、预测中国的发展趋向,可以消除误解,使世界绝大多数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本质上是爱好和平和不嗜扩张的,“中国威胁论”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政策相矛盾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室主任

 

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2:37:20 5

好!前些时候上《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战略》公选课,其中有一节是:文化及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作用,比较了中西日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尚和文化,主要由儒家奠定的(道家亦起作用,但没有儒家殊胜,即有仁爱之中和,又有以直报怨的正义,道家以德报怨则在现实世界冲突中只提供道德规则、无能提供依正义处理之规则);西方文化是尚争-尚力文化,这种争主要是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出现(是对受二元思维影响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的模仿)、以世俗利益装扮成宗教之“神圣”面目出现的、并佐之以暴力推行的;日本是尚力文化,将人化分为高等与低等,强者为王,它和西方文化有些类同,但却是赤裸裸的经理性算计好的暴力,没有西方需打着“为真理而斗争”的自欺欺人的面具。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文化的奇特结合,在美国则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再加上实用主义,从本质上看都是出自撒旦之道。西方文化对基督教的爱也继承了一些,但多流于表层形式上(当然这也很重要)如打仗中搞个日内瓦条约、杀人别用爆子——据说这就是文明,一种文明的杀人方式!(当然比残酷的杀人进步了!)但大量的是歪斜地将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运用到对世俗利益的追逐实现上,以神的名义去裁决他人为邪恶、异教或异端,并以权力之暴力去强制征讨杀伐,暗里实现的则是自身的私利。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引用了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权力总是认为它具有伟大的灵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广阔视野。当它违背上帝的一切律法时,却自以为正在为上帝效劳。我们的热情、野心、贪婪、好恶等等,具有非常玄奥的狡诈和无比高超的辩才,因而能深入我们的意识和良心中,并把我们的意识和良心转变为他们的同党。”这种假冒为善是怎样装扮的?看看同是英国人的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是如何揭露的,他引用了几个个英国人的话和一个美国人的话,其中19世纪末的公众人物莫瑞斯这样写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捍卫强大的英帝国。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我的约翰牛情节。我坚信,我之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精神,为了和平事业,为了文明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著名记者斯瑞德在1891年写到:“我们信仰上帝,信仰英格兰,信仰全人类,讲英语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政治家贝尔福1917年在纽约商会发表讲演:“自从1914年8月以来,我们一直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而战(注:指一战),全然没有自己的私利和野心”;此时的汤因比教授则坦率一点,但依然云山雾罩的:英帝国的安全“也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当时的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却是一针见血:英国人“是伪善者,他们沉迷于神的王国,谋取的却是政治王国的利益。”当然,峰回路转,今天轮到了美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实现自己的私利。摩跟索明确地指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必然具有的基本特征,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亦对美国的宗教作秀作了明确的揭露。(这些国际政治学的常识之所以拿出来烦人,主要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头脑空空,缺乏必要的辨别力,不要说世上的小学一窍不通,就是圣经也是跟着他人尤其是美国人乱读一通,被他人误导,希望我们国内的基督徒要好好学习些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增强辨别力)

  
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4:47:05 6
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两派,一是理想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前者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平等论奠定的,特别体现在美国28届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威尔逊是长老会的牧师,该计划确实体现了一些基督教的爱和宽恕精神,其中包含民族平等独立自决、集体安全、门户开放,强调国际争端用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美国恪守道义等,按其精神此后建立了国联,但随后理想主义便在现实中破产了:一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调查中袒护日本(包括在意大利侵略阿西比利亚中不能坚持道义)二是威尔逊发兵追剿墨西哥的反美分子轰炸了维拉克鲁斯(并声称“美国南下墨西哥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此后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它确认人性恶亦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其中新正统派尼布尔从原罪论演绎出性恶论,从理论上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是通过最大限度的追逐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极大化,并无所不用其极,故冲突不可避免,和平具有稀缺性,而保卫本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自身的权力,这样就造成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事实,其中,权力(国人亦翻译为国家力量)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语言,国际政治只有利益和权力,无道德可言,道德和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意识形态)都是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工具,强权或霸权是维护或建立国际体系格局的支柱,社会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以上是摩根索的人性论现实主义,它严格地将以人的权利为宗旨的国内政治学或一般政治学区分了开来,一般政治学是对内的,是权利政治学,而国际政治学是对外的,是权力政治学;此后,米尔斯海默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权力政治的规定,国际政治自然是大国主宰世界的政治,而大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最大化的追求权力与利益才行,并由于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在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的竞争中必然碰撞,唯有先发制人的对对手予以遏制打击毁灭才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曰权力政治的悲剧,一种每个大国都无法置身其外的现实主义的毁灭逻辑游戏。在该书中,米氏强调支配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大国必须对新兴大国保持警惕,及早遏制,否则大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他认为今后的中美冲突势成必然。
那么美国国际政治是什么为主,自然是现实主义为主,再包装着理想主义的外衣,犹如作为天主教徒的赖斯国务卿所说:“我们即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这有是怎样的“结合”呢?米氏在《悲剧》中揭示,美国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如恰好与理想主义相合、平行时,美国政府就会将其鼓吹为是完全追求人道主义、人类利益(现实中美国大多是这样干的,即是如赖斯所谓的“结合”——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追求现实主义的利益);一旦发生巨大的冲突,就会如将人治死的“万能医生”那样极力辩解抵赖狡辩。在国际政治学中,尤其是在美国的战略学界中,他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帝国的维系都不能无谓地付出代价,以往的西班牙的垮台、中许多王朝的覆灭都是徒然耗费国力而灭亡的,因此理想主义只能当招牌,不能实干。当然对于帝国体系,美国的战略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对此毫不隐讳,他们越来越认同和论证单极世界的“帝国体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以往还大多认为两极体系较稳定,可以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方由于权力过大在世界上为非作歹,现在美国一尊独大,也不谈民主政治了,反正那玩意是用在国内的,用在国际上行不通。只是这一“新罗马”帝国体系与老罗马帝国体系不同处在于,它不以国土占领为主,而是采用全球性的武力宏观控制、微观政治代理和经济控制的方式运作,当然两者相同之处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老罗马帝国后期)
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6:29:23 8
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中,关键问题倒不在于“帝国主义”或“非帝国主义”的体制,如果它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和较多的仁爱的话,这一点比如中国封建时期大多的“朝贡体系”大致可以看成是一种讲和平、较仁爱的“帝国体系”,这一点历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大都赞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即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具体体现。这种文化的缺陷在于,这种不“尚武”一是在小日本的尚武文化对朝贡体系的冲击面前几乎一筹莫展,二是在近代西方“黩武主义”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碰撞面前断然崩溃,这确实显示了不尚武在尚武面前的劣势,只是近些年来美国的战略学界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故意多做歪曲,将朝贡体系的道德理想主义歪曲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当然这毫无说服力和客观性,儒家文化历来是反对霸道,崇尚王道,中和仁爱,坚决排斥假力者的霸道和谋私利的“无义战”,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多多少少打上了这种烙印,即便清人入关确为野蛮,但接受汉文化后则判然有别,否则近代亦不会轻易崩溃的。
关键问题是现在整个世界已被美国拖入了现实主义的泥沼无法自拔,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夸大了权力与利益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完全忽略国家间政治有遵循道德规律的事实及可能、哪怕这种事实与可能较少较小——中国再和平崛起,美国也不相信,都视为是对其的挑战,其他国际力量的崛起如印度也是如此,俄罗斯更是如此,即便是法德美国也是不忘防范和弹压,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是从侧面致命地强化了国家间及文明间的冲突。如此这样,美国既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就必然祭起黩武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大棒,没有一刻的平安,也不会带来世界的安宁,其所奉行的脱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最终会逼迫那些毫无现实主义观念的国家及文明同样为着安全和生存,最后也只好以现实主义相还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整个世界已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随时有可能崩溃和毁灭,并且随着科技的更快发展、更多的毁灭性的武器的层出不穷的出现,这种危险性则剧烈激增。
显然,也只有明白了现实世界的这种严峻性,我们才能更深的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这也包括西方神学的局限性)和儒家文明的全球性意义,这种文明不蒂是神通过我们中国人馈赠给全世界的,是神的普世之爱,是神的平安的应许借着归信基督的“外邦人”予以实现出来,这不正是那在后的必要在前吗?让我们看看那些当代的以色列人吧(看事实),正如唐崇荣牧师指责的他们是在凭自己力量而不是信靠神、通过“暴力弥塞亚主义”获得拯救!而那些所谓的准备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所谓“新以色列人”不更是如此吗!这种通过暴力意欲在地上建立“耶路撒冷”,难道和m主义又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吗!耶稣自称是来世界赐平安的,这种平安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上比任何时代都如此稀有,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主义到底是代表着新耶路撒冷,还是代表着敌基督的撒旦主义?无论从现实来看,还是从末世神学来看,它不可能是前者,只能是后者!
 
文化渊源 发表于:2006-3-19 19:06:26 [218.2.193.149]9
中国文化罕见的生命力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事情
文化渊源 发表于:2006-3-19 19:07:59 [218.2.193.149]10
耶稣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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