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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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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福音

(2006-01-20)

  中国为什么要制定和平崛起国策呢?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中国在2500年前,有过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历史。这500年中,先有春秋五个霸主,后有战国七个雄主,他们为了争霸前后打了500年仗。这些霸主多则维持上百年,少则维持几十年就灭亡了。所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是说中华民族要有爱心,要团结,要内和,要包容;要节俭,要道德,要勤劳;要永远不称霸。称霸就是自取灭亡。

  地球上的生物也是这样。恐龙个头最大,最早灭亡。大个头食肉动物也所剩无几了。小动物倒是活的很好。微生物活动能力更胜一筹。现阶段是繁荣昌盛。恐龙最悲惨,考古学家也只能找到化石。美国是人类社会的大恐龙,所以,美国的衰落是必然规律,是指日可待的。

  中国总结自己的历史教训和生物界教训,得出结论称霸世界是没有出路的,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的毛泽东提出来中国永远不称霸。外国人不信。说中国现在不强大,所以不称霸 ,等强大了就会称霸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在1840年以前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不称霸。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也没有侵犯过别的国家,倒是受到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反击了一次,失败了,汉族人打不过

  匈奴,没办法,秦始皇才发动全国人民修长城。所以长城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长城是用于防守的,而不是用于进攻的,所以长城是中华民族求和平的象征。

  中国最强大的汉朝也没有侵略别人,倒是受到匈奴的长期侵略,汉朝人没办法,只好和亲。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实在是迫不得已。把匈奴打败以后,仍然采取和解的政策,而不是霸占的政策,而不是军事占领的政策。

  汉朝最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通过这条东西方的友好之路,汉朝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传到了西方,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攻击西方。汉朝就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和平之路。中国把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传给西方,并没有向西方要什么专利,也没有要求知识产权保护。中国认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人类应该共享。

  盛唐时,西安常驻外国使者十万人,全世界的国家都愿意和中国友好,东西方交流达到鼎盛时期,中国善待所有的小国,所以这些小国都愿意到唐朝来,唐朝对待所有小国的政策是:薄来厚往。小国使者没有贵重礼物送给唐朝,但是唐朝政府却让这些小国使者满载而归。

  六百多年前,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 先后七次出使西方, 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大明船队所到之处,未占一寸外国土地。而是厚往薄来,送给这些小国许多珍贵的礼物。等船队回来时,却没有什么 好东西带回来。中国强盛了2000多年,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状态。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中国的和平崛起政策是真诚的。

  一、中国文化就是和平文化

  中国文化可以概括为大同文化。在中国最早诞生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人类共和思想。人类共和的底线是求大同存小异。是不同文明的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对话。包容需要宽广胸怀,这是中国文化强项。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道德经》提出来“上善若水、以德报怨”伟大思想。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最早认识到:人与人和平共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都要有伟大的包容之心。老子以水比人,以水比心。水甘愿居下而不争上,水甘心情愿利益万物而不争权夺利,水甘心情愿利益万物而不争名夺利。请注意:水的伟大品格是利益万物。所以人类说水是生命之源;动物说水是动物之源;植物说水是植物之源;所以人类要学习水的伟大品格,利益万物而谦虚有加,甘居下位。人类只有具备上善若水的伟大品格,国家之间才能和平相处,人与人之间才能和平相处。

  老子在2500年前,还认识到一个重大的问题。两个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两个敌对的国家,两个有矛盾的国家,如何友好往来友好相处呢?如何解决过去敌对的情绪呢?如何放弃对立的观点呢?老子继续提出上善若水,报怨以德的伟大主张。首先要有宽广的胸怀,以大德化解恩怨。以德报怨的伟大胸怀只有中国文化才做得到。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时,中国发表公告,承诺放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款。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日本侵略中国,已经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中国不能再索要战争赔款来伤害日本人民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中国宁肯发展速度慢一点。”这是现代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以德报怨事例。日本从此以后在中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

  中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妥善处理了跟周边所有国家的恩恩怨怨。中国又提出来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帮助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国倡导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积极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反对动用武力。促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帮助东盟各国发展经济。减免了29个国家的债务,

  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利于世界和平共处

  2004年11月,中国海外第一家孔子学院在汉城建立,到2005年,中国已在海外建立了50家孔子学院。中国教育部计划在世界上建立一百家孔子学院。中国为什么要在海外建立一百家孔子学院?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21世纪有两个大趋势: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由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推广;一个是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由东方向西方推广。经济全球化美国是主角,文化全球化中国是主角。

  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都必须依靠中国文化才能解决。西方文化解决不了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问题。西方文化缺少包容的内涵。美国文化表面上很大度,其实不然。美国文化很小气。美国不容中国,先是武力征服,在朝鲜打不赢,在越南打不赢。放弃武力征服,又搞和平演变,又不成。但现在仍然不容中国,在台湾问题,在人权问题上继续不容中国。要不是中国足够大,美国最先灭掉的是中国。美国号称宗教信仰自由,却容不得伊斯兰教,却容不得阿拉伯世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民主。这种只许自己存在,不让别人存在;只许美国放火,不许世界点灯的霸道行为,本身就是不民主的,美国还有什么资格讲民主?

  美国身为“黑社会”(资本主义)老大,从来没有过真心诚意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弟妹之善行。所以大哥和小弟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只要美国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人类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都不得实现。好在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并将继续衰落,这世界形势才有希望。好在中国已经和平崛起,这世界形势才有希望。中国的希望在文化上。从前中国积弱时,西方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现在中国强大了,外国人才认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的大同文化好,有利于世界和平解决争端;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共处;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世界。所以中国的孔子真正周游世界。中国文化走遍世界的那一天,就是人类永久和平实现的那一天。

  三、中国会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大同文化认为,中国的持久繁荣富强依赖于世界的普遍发展。中国在自己的漫长历史岁月进程中吸取了太多太多的教训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落后,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和平稳定。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来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生产力都不能实现这一美好理想。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第一次具备实现天下为公的制度条件。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革命的悲壮探索,为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政策奠定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功。中国最近50年积累的财富超过已往5000年的财富积累。最近28年中国的生产力发生了核裂变。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生产力核裂变?因为中国积累了太深太厚的文化功底。是中国的大同文化促成了中国生产力的核裂变。所以,新世纪一开始,中国稳健成熟、沉着冷静、胸怀大志的人民领袖胡锦涛就自信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号召。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天下为公的制度条件和生产力条件。

  中国的大同文化还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只有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贫穷落后,世界是不会真正和平共处的。恐怖活动的真正根源是世界范围内的两极绝对分化。当穷人穷到极限时,穷人中就会分化出穷凶极恶的人,身体绑上人体炸弹,与他们心目中的富人同归于尽。当一名伊斯兰20岁少女身体绑上炸弹,一只手安装电控开关,去执行毁灭性爆炸事件时,这个少女内心世界是怎样呢?她一定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母亲有病需要很多钱来医治。这时恐怖组织对她说,给你1万美元为你母亲治病,你去与我们的敌人同归于尽,你干不干?少女进行了痛苦思考:以我的生命可以换取1万美元,可以挽救母亲的生命。我就是去卖春也得不到这么多钱。还可以让富人们也活见鬼。于是乎她背着母亲和乡亲们签订死亡合同。第二天,这个不太平的世界上多了一条恐怖爆炸新闻,少了一个伊斯兰少女。这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耻辱。

  所以,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免除39个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债务;为非洲国家培训3万多名专业人才。提供100亿美元买方贷款;为非洲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援助。中国的真诚努力,赢得世界范围的普遍赞誉。

  (刘庆东)

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2:37:20 5

好!前些时候上《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战略》公选课,其中有一节是:文化及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作用,比较了中西日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尚和文化,主要由儒家奠定的(道家亦起作用,但没有儒家殊胜,即有仁爱之中和,又有以直报怨的正义,道家以德报怨则在现实世界冲突中只提供道德规则、无能提供依正义处理之规则);西方文化是尚争-尚力文化,这种争主要是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出现(是对受二元思维影响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的模仿)、以世俗利益装扮成宗教之“神圣”面目出现的、并佐之以暴力推行的;日本是尚力文化,将人化分为高等与低等,强者为王,它和西方文化有些类同,但却是赤裸裸的经理性算计好的暴力,没有西方需打着“为真理而斗争”的自欺欺人的面具。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文化的奇特结合,在美国则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再加上实用主义,从本质上看都是出自撒旦之道。西方文化对基督教的爱也继承了一些,但多流于表层形式上(当然这也很重要)如打仗中搞个日内瓦条约、杀人别用爆子——据说这就是文明,一种文明的杀人方式!(当然比残酷的杀人进步了!)但大量的是歪斜地将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运用到对世俗利益的追逐实现上,以神的名义去裁决他人为邪恶、异教或异端,并以权力之暴力去强制征讨杀伐,暗里实现的则是自身的私利。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引用了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权力总是认为它具有伟大的灵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广阔视野。当它违背上帝的一切律法时,却自以为正在为上帝效劳。我们的热情、野心、贪婪、好恶等等,具有非常玄奥的狡诈和无比高超的辩才,因而能深入我们的意识和良心中,并把我们的意识和良心转变为他们的同党。”这种假冒为善是怎样装扮的?看看同是英国人的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是如何揭露的,他引用了几个个英国人的话和一个美国人的话,其中19世纪末的公众人物莫瑞斯这样写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捍卫强大的英帝国。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我的约翰牛情节。我坚信,我之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精神,为了和平事业,为了文明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著名记者斯瑞德在1891年写到:“我们信仰上帝,信仰英格兰,信仰全人类,讲英语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政治家贝尔福1917年在纽约商会发表讲演:“自从1914年8月以来,我们一直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而战(注:指一战),全然没有自己的私利和野心”;此时的汤因比教授则坦率一点,但依然云山雾罩的:英帝国的安全“也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当时的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却是一针见血:英国人“是伪善者,他们沉迷于神的王国,谋取的却是政治王国的利益。”当然,峰回路转,今天轮到了美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实现自己的私利。摩跟索明确地指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必然具有的基本特征,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亦对美国的宗教作秀作了明确的揭露。(这些国际政治学的常识之所以拿出来烦人,主要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头脑空空,缺乏必要的辨别力,不要说世上的小学一窍不通,就是圣经也是跟着他人尤其是美国人乱读一通,被他人误导,希望我们国内的基督徒要好好学习些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增强辨别力)

  
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4:47:05 6
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两派,一是理想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前者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平等论奠定的,特别体现在美国28届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威尔逊是长老会的牧师,该计划确实体现了一些基督教的爱和宽恕精神,其中包含民族平等独立自决、集体安全、门户开放,强调国际争端用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美国恪守道义等,按其精神此后建立了国联,但随后理想主义便在现实中破产了:一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调查中袒护日本(包括在意大利侵略阿西比利亚中不能坚持道义)二是威尔逊发兵追剿墨西哥的反美分子轰炸了维拉克鲁斯(并声称“美国南下墨西哥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此后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它确认人性恶亦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其中新正统派尼布尔从原罪论演绎出性恶论,从理论上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是通过最大限度的追逐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极大化,并无所不用其极,故冲突不可避免,和平具有稀缺性,而保卫本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自身的权力,这样就造成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事实,其中,权力(国人亦翻译为国家力量)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语言,国际政治只有利益和权力,无道德可言,道德和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意识形态)都是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工具,强权或霸权是维护或建立国际体系格局的支柱,社会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以上是摩根索的人性论现实主义,它严格地将以人的权利为宗旨的国内政治学或一般政治学区分了开来,一般政治学是对内的,是权利政治学,而国际政治学是对外的,是权力政治学;此后,米尔斯海默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权力政治的规定,国际政治自然是大国主宰世界的政治,而大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最大化的追求权力与利益才行,并由于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在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的竞争中必然碰撞,唯有先发制人的对对手予以遏制打击毁灭才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曰权力政治的悲剧,一种每个大国都无法置身其外的现实主义的毁灭逻辑游戏。在该书中,米氏强调支配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大国必须对新兴大国保持警惕,及早遏制,否则大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他认为今后的中美冲突势成必然。
那么美国国际政治是什么为主,自然是现实主义为主,再包装着理想主义的外衣,犹如作为天主教徒的赖斯国务卿所说:“我们即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这有是怎样的“结合”呢?米氏在《悲剧》中揭示,美国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如恰好与理想主义相合、平行时,美国政府就会将其鼓吹为是完全追求人道主义、人类利益(现实中美国大多是这样干的,即是如赖斯所谓的“结合”——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追求现实主义的利益);一旦发生巨大的冲突,就会如将人治死的“万能医生”那样极力辩解抵赖狡辩。在国际政治学中,尤其是在美国的战略学界中,他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帝国的维系都不能无谓地付出代价,以往的西班牙的垮台、中许多王朝的覆灭都是徒然耗费国力而灭亡的,因此理想主义只能当招牌,不能实干。当然对于帝国体系,美国的战略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对此毫不隐讳,他们越来越认同和论证单极世界的“帝国体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以往还大多认为两极体系较稳定,可以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方由于权力过大在世界上为非作歹,现在美国一尊独大,也不谈民主政治了,反正那玩意是用在国内的,用在国际上行不通。只是这一“新罗马”帝国体系与老罗马帝国体系不同处在于,它不以国土占领为主,而是采用全球性的武力宏观控制、微观政治代理和经济控制的方式运作,当然两者相同之处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老罗马帝国后期)
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8:30:09

从国际政治学看“美国主义”的实质及儒家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国际政治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每个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方式的不同。比较中西日文化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尚和文化,主要由儒家奠定的(道家亦起作用,但没有儒家殊胜,即有仁爱之中和,又有以直报怨的正义,道家以德报怨则在现实世界冲突中只提供道德规则、无能提供依正义处理之规则);西方文化是尚争
-尚力文化,这种争主要是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出现(是对受二元思维影响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的模仿)、以世俗利益装扮成宗教之“神圣”面目出现的、并佐之以强力或暴力推行的;日本是尚力文化,将人化划为高等与低等,强者为王,弱者屈从,它和西方文化有些类同,但却是一种赤裸裸的经理性算计好的强力和暴力,没有西方需打着“为真理而斗争”的自欺欺人的面具。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文化的奇特结合,在美国则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再加上实用主义,从本质上看都是出自撒旦之道。西方文化对基督教的爱也继承了一些,但多流于表层形式上(当然这也很重要)如打仗中搞个日内瓦条约、杀人别用爆子——据说这就是文明,一种文明的杀人方式!(当然比残酷的杀人进步了!)但大量的是歪斜地将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运用到对世俗利益的追逐实现上,以神的名义去裁决他人为邪恶、异教或异端,并以权力之暴力去强制征讨杀伐,暗里实现的则是自身的私利。国际政治学的奠基人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引用了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权力总是认为它具有伟大的灵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广阔视野。当它违背上帝的一切律法时,却自以为正在为上帝效劳。我们的热情、野心、贪婪、好恶等等,具有非常玄奥的狡诈和无比高超的辩才,因而能深入我们的意识和良心中,并把我们的意识和良心转变为他们的同党。”这种假冒为善是怎样装扮的?看看同是英国人的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是如何揭露的,他引用了几个著名英国人物的话和一个美国著名评论家的话,其中19世纪末的公众人物莫瑞斯这样写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捍卫强大的英帝国。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我的约翰牛情节。我坚信,我之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精神,为了和平事业,为了文明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著名记者斯瑞德在1891年写到:“我们信仰上帝,信仰英格兰,信仰全人类,讲英语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政治家贝尔福1917年在纽约商会发表讲演:“自从19148月以来,我们一直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而战(注:指一战),全然没有自己的私利和野心”;此时的汤因比教授则坦率一点,但依然云遮雾罩的:英帝国的安全“也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当时的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英国人“是伪善者,他们沉迷于神的王国,谋取的却是政治王国的利益。”当然,峰回路转,今天轮到了美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实现自己的私利,摩根索明确地指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必然具有的基本特征,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亦对美国的宗教作秀作了客观的揭露。

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两派,一是理想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前者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平等论奠定的,特别体现在美国28届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威尔逊是长老会的牧师,该计划确实体现了一些基督教的爱和宽恕的精神,其中包含民族平等独立自决、集体安全、门户开放,强调国际争端用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承诺美国恪守道义等,按其精神此后建立了国联,但不久理想主义便在现实中破产了:一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调查中袒护日本(包括在意大利侵略阿西比利亚中不能坚持道义)二是威尔逊出兵追剿墨西哥的反美分子并轰炸了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并声称“美国南下墨西哥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此后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它确认人性恶亦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其中新正统派尼布尔从原罪论演绎出性恶论,从理论上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是通过最大限度的追逐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极大化,并无所不用其极,故冲突不可避免,和平具有稀缺性,而保卫本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自身的权力,这样国际社会本质上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中,其中,权力(国人亦翻译为国家力量)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语言,国际政治只有利益和权力而无道德可言,道德和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意识形态)都是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工具,强权或霸权是维护或建立国际体系格局的支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以上是摩根索的人性论现实主义,它严格地将以人的权利为宗旨的国内政治学或一般政治学区分了开来,一般政治学是对内的,是权利政治学,而国际政治学是对外的,是权力政治学;此后,米尔斯海默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权力政治的规定,国际政治自然是大国主宰世界的政治,而大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最大化的追求权力与利益才行,并由于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在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的竞争中必然碰撞,唯有先发制人的对对手予以遏制、打击甚至是毁灭才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构成了“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曰权力政治的悲剧,一种每个大国都无法置身其外的现实主义的毁灭逻辑游戏。由此出发,米氏强调支配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霸权国必须对新兴力量尤其是新兴大国保持警惕,及早遏制,否则大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他认为今后的中美冲突势成必然。


那么美国国际政治是否完全实行的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呢?这倒不完全是,现实主义总是包装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是其基本特点,正如作为“天主教徒”的国务卿赖斯所说:“我们即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这是怎样的“结合”呢?米氏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揭示,美国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如恰好与理想主义相合、平行时,美国政府就会将其鼓吹为是完全追求人道主义、人类利益(现实中美国大多是这样干的,即是如赖斯所谓的“结合”——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追求现实主义的利益);一旦发生巨大的冲突,就会如将人治死的“万能医生”那样极力辩解抵赖。在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和战略学界中,都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帝国的维系都不能无谓地付出代价,以往称雄欧洲的西班牙及中国的许多王朝都是徒然耗费国力而灭亡的,因此理想主义只能当招牌,或对本国能有所收益才行而不能实干。当然对于帝国体系,美国的战略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对此毫不隐讳,他们越来越认同和论证单极世界的“帝国体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以往还多认为两极体系较稳定,可以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方由于权力过大在世界上为非作歹,现在美国一尊独大,也用不着谈国际事事务中的“民主”了,反正那是用在国内的,不能用在国际上。只是这一“新罗马”帝国体系与老罗马帝国体系不同处在于,它不以国土占领为主,而是采用全球性的武力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控制、文化影响的“软硬实力并举”的方式运作,当然两者相同之处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老罗马帝国后期),但通过输出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影响之运作,从上世纪末越来越受重视,而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府有意鼓励美国基督教各教会向海外的差派传教活动,而其神学中又有多少不是渗透了“美国主义”因素的呢?

一般而言,在国际政治学中,关键问题倒不在于是否实行的是“帝国主义”的体制,如果它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和较多的仁爱的话,这一点比如中国封建时期的“东亚朝贡体系”大致是一种讲和平、较仁爱的“帝国体系”,这一点历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大都赞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即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它在1000多年中对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平起了根本的作用。但这种文化的不“尚武”,一是在小日本的尚武文化对朝贡体系的冲击面前几乎一筹莫展,二是在近代西方“黩武主义”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碰撞面前断然崩溃,这确实显示了不尚武在尚武面前的劣势,只是近些年来美国的战略学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故意多做歪曲,将朝贡体系的道德理想主义歪曲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当然这毫无说服力和客观性,儒家文化历来是反对霸道,崇尚王道,中和仁爱,坚决排斥假力者的霸道和谋私利的“无义战”,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多多少少打上了这种烙印,即便清人入关确为野蛮,但接受汉文化后则判然有别,否则近代亦不会轻易崩溃的。

关键问题是现在整个世界已被美国拖入了现实主义的泥沼无法自拔,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夸大了权力与利益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完全忽略了国家间政治有遵循道德规则的事实及可能、哪怕这种事实与可能较少较小——中国再和平崛起,美国也不相信,都视为是对其主导的秩序的挑战,其他国际力量的崛起如印度也是如此,俄罗斯更是如此,即便是法德美国也是不忘防范和弹压,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是从侧面致命地强化了国家间并将其上升到文明间的冲突,并潜在地提供了一种处理国际冲突的“十字军东征”式的意识形态的面具。如此这样,美国既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就必然祭起黩武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大棒而没有一刻的平安,也不会带来世界的安宁,其所奉行的脱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最终会逼迫那些毫无或少有现实主义观念的国家及文明同样为着安全和生存,最后也只好以现实主义相还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整个世界已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随时有可能崩溃和毁灭,并且随着科技的更快发展、更多的毁灭性的武器的层出不穷的出现,这种危险性则剧烈激增。

显然,我们只有明白了现实世界的这种严峻性,才能更深的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这也包括西方神学的局限性)和儒家文明的全球性意义,这种文明不蒂是神通过我们中国人馈赠给全世界的,是神的普世之爱,是神的平安的应许借着归信基督的“外邦人”予以实现出来,这不正是那在后的必要在前吗?而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糟践我们的文化时(当然其中糟粕要改造剔除),你是不是在作践神的美意之安排并否认神的普遍启示的存在?回头让我们看看那些当代的以色列人吧,正如唐崇荣牧师指责的他们是在凭自己力量而不是信靠神、是通过“暴力弥塞亚主义”获得拯救!而那些所谓的准备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所谓“新以色列人”不更是如此吗!这种通过暴力意欲在地上建立“耶路撒冷”,难道和m主义又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吗!耶稣称自己是来世界赐平安的,这种平安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上比任何时代都如此稀有,不禁令人要问,美国主义到底是代表着新耶路撒冷,还是代表着敌基督的撒旦主义?无论从现实来看,还是从末世神学来看,它不可能是前者,只能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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