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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lai2000 发表于:2006-3-19 18:30:09

从国际政治学看“美国主义”的实质及儒家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国际政治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每个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方式的不同。比较中西日文化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尚和文化,主要由儒家奠定的(道家亦起作用,但没有儒家殊胜,即有仁爱之中和,又有以直报怨的正义,道家以德报怨则在现实世界冲突中只提供道德规则、无能提供依正义处理之规则);西方文化是尚争
-尚力文化,这种争主要是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出现(是对受二元思维影响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的模仿)、以世俗利益装扮成宗教之“神圣”面目出现的、并佐之以强力或暴力推行的;日本是尚力文化,将人化划为高等与低等,强者为王,弱者屈从,它和西方文化有些类同,但却是一种赤裸裸的经理性算计好的强力和暴力,没有西方需打着“为真理而斗争”的自欺欺人的面具。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文化的奇特结合,在美国则是基督教文化加世俗物质主义再加上实用主义,从本质上看都是出自撒旦之道。西方文化对基督教的爱也继承了一些,但多流于表层形式上(当然这也很重要)如打仗中搞个日内瓦条约、杀人别用爆子——据说这就是文明,一种文明的杀人方式!(当然比残酷的杀人进步了!)但大量的是歪斜地将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运用到对世俗利益的追逐实现上,以神的名义去裁决他人为邪恶、异教或异端,并以权力之暴力去强制征讨杀伐,暗里实现的则是自身的私利。国际政治学的奠基人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引用了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权力总是认为它具有伟大的灵魂和超出弱者理解力的广阔视野。当它违背上帝的一切律法时,却自以为正在为上帝效劳。我们的热情、野心、贪婪、好恶等等,具有非常玄奥的狡诈和无比高超的辩才,因而能深入我们的意识和良心中,并把我们的意识和良心转变为他们的同党。”这种假冒为善是怎样装扮的?看看同是英国人的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是如何揭露的,他引用了几个著名英国人物的话和一个美国著名评论家的话,其中19世纪末的公众人物莫瑞斯这样写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捍卫强大的英帝国。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我的约翰牛情节。我坚信,我之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精神,为了和平事业,为了文明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著名记者斯瑞德在1891年写到:“我们信仰上帝,信仰英格兰,信仰全人类,讲英语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政治家贝尔福1917年在纽约商会发表讲演:“自从19148月以来,我们一直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而战(注:指一战),全然没有自己的私利和野心”;此时的汤因比教授则坦率一点,但依然云遮雾罩的:英帝国的安全“也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当时的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英国人“是伪善者,他们沉迷于神的王国,谋取的却是政治王国的利益。”当然,峰回路转,今天轮到了美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实现自己的私利,摩根索明确地指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必然具有的基本特征,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亦对美国的宗教作秀作了客观的揭露。

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两派,一是理想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前者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平等论奠定的,特别体现在美国28届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威尔逊是长老会的牧师,该计划确实体现了一些基督教的爱和宽恕的精神,其中包含民族平等独立自决、集体安全、门户开放,强调国际争端用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承诺美国恪守道义等,按其精神此后建立了国联,但不久理想主义便在现实中破产了:一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调查中袒护日本(包括在意大利侵略阿西比利亚中不能坚持道义)二是威尔逊出兵追剿墨西哥的反美分子并轰炸了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并声称“美国南下墨西哥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此后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它确认人性恶亦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其中新正统派尼布尔从原罪论演绎出性恶论,从理论上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是通过最大限度的追逐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极大化,并无所不用其极,故冲突不可避免,和平具有稀缺性,而保卫本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自身的权力,这样国际社会本质上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中,其中,权力(国人亦翻译为国家力量)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语言,国际政治只有利益和权力而无道德可言,道德和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意识形态)都是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工具,强权或霸权是维护或建立国际体系格局的支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以上是摩根索的人性论现实主义,它严格地将以人的权利为宗旨的国内政治学或一般政治学区分了开来,一般政治学是对内的,是权利政治学,而国际政治学是对外的,是权力政治学;此后,米尔斯海默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权力政治的规定,国际政治自然是大国主宰世界的政治,而大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最大化的追求权力与利益才行,并由于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在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的竞争中必然碰撞,唯有先发制人的对对手予以遏制、打击甚至是毁灭才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构成了“大国政治的悲剧”或曰权力政治的悲剧,一种每个大国都无法置身其外的现实主义的毁灭逻辑游戏。由此出发,米氏强调支配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霸权国必须对新兴力量尤其是新兴大国保持警惕,及早遏制,否则大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当然他认为今后的中美冲突势成必然。


那么美国国际政治是否完全实行的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呢?这倒不完全是,现实主义总是包装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是其基本特点,正如作为“天主教徒”的国务卿赖斯所说:“我们即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这是怎样的“结合”呢?米氏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揭示,美国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如恰好与理想主义相合、平行时,美国政府就会将其鼓吹为是完全追求人道主义、人类利益(现实中美国大多是这样干的,即是如赖斯所谓的“结合”——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追求现实主义的利益);一旦发生巨大的冲突,就会如将人治死的“万能医生”那样极力辩解抵赖。在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和战略学界中,都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帝国的维系都不能无谓地付出代价,以往称雄欧洲的西班牙及中国的许多王朝都是徒然耗费国力而灭亡的,因此理想主义只能当招牌,或对本国能有所收益才行而不能实干。当然对于帝国体系,美国的战略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对此毫不隐讳,他们越来越认同和论证单极世界的“帝国体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方式,以往还多认为两极体系较稳定,可以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方由于权力过大在世界上为非作歹,现在美国一尊独大,也用不着谈国际事事务中的“民主”了,反正那是用在国内的,不能用在国际上。只是这一“新罗马”帝国体系与老罗马帝国体系不同处在于,它不以国土占领为主,而是采用全球性的武力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控制、文化影响的“软硬实力并举”的方式运作,当然两者相同之处都打着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旗号(老罗马帝国后期),但通过输出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影响之运作,从上世纪末越来越受重视,而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府有意鼓励美国基督教各教会向海外的差派传教活动,而其神学中又有多少不是渗透了“美国主义”因素的呢?

 

一般而言,在国际政治学中,关键问题倒不在于是否实行的是“帝国主义”的体制,如果它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和较多的仁爱的话,这一点比如中国封建时期的“东亚朝贡体系”大致是一种讲和平、较仁爱的“帝国体系”,这一点历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大都赞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即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它在1000多年中对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平起了根本的作用。但这种文化的不“尚武”,一是在小日本的尚武文化对朝贡体系的冲击面前几乎一筹莫展,二是在近代西方“黩武主义”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碰撞面前断然崩溃,这确实显示了不尚武在尚武面前的劣势,只是近些年来美国的战略学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故意多做歪曲,将朝贡体系的道德理想主义歪曲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当然这毫无说服力和客观性,儒家文化历来是反对霸道,崇尚王道,中和仁爱,坚决排斥假力者的霸道和谋私利的“无义战”,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多多少少打上了这种烙印,即便清人入关确为野蛮,但接受汉文化后则判然有别,否则近代亦不会轻易崩溃的。

 

关键问题是现在整个世界已被美国拖入了现实主义的泥沼无法自拔,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夸大了权力与利益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完全忽略了国家间政治有遵循道德规则的事实及可能、哪怕这种事实与可能较少较小——中国再和平崛起,美国也不相信,都视为是对其主导的秩序的挑战,其他国际力量的崛起如印度也是如此,俄罗斯更是如此,即便是法德美国也是不忘防范和弹压,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是从侧面致命地强化了国家间并将其上升到文明间的冲突,并潜在地提供了一种处理国际冲突的“十字军东征”式的意识形态的面具。如此这样,美国既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就必然祭起黩武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大棒而没有一刻的平安,也不会带来世界的安宁,其所奉行的脱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最终会逼迫那些毫无或少有现实主义观念的国家及文明同样为着安全和生存,最后也只好以现实主义相还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整个世界已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随时有可能崩溃和毁灭,并且随着科技的更快发展、更多的毁灭性的武器的层出不穷的出现,这种危险性则剧烈激增。

显然,我们只有明白了现实世界的这种严峻性,才能更深的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这也包括西方神学的局限性)和儒家文明的全球性意义,这种文明不蒂是神通过我们中国人馈赠给全世界的,是神的普世之爱,是神的平安的应许借着归信基督的“外邦人”予以实现出来,这不正是那在后的必要在前吗?而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糟践我们的文化时(当然其中糟粕要改造剔除),你是不是在作践神的美意之安排并否认神的普遍启示的存在?回头让我们看看那些当代的以色列人吧,正如唐崇荣牧师指责的他们是在凭自己力量而不是信靠神、是通过“暴力弥塞亚主义”获得拯救!而那些所谓的准备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所谓“新以色列人”不更是如此吗!这种通过暴力意欲在地上建立“耶路撒冷”,难道和m主义又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吗!耶稣称自己是来世界赐平安的,这种平安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上比任何时代都如此稀有,不禁令人要问,美国主义到底是代表着新耶路撒冷,还是代表着敌基督的撒旦主义?无论从现实来看,还是从末世神学来看,它不可能是前者,只能是后者!

 又:我们生为中国人,自有神的美意安排,哪怕是为奴为主都是如此,无论是奴隶制、封建专制、还是自由民主制都是神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安排,无论是在什么制度情景下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怎可以随自己意愿、意志替代神去刻意重新安排,尤其是我们国内很多基督徒追慕美国制度、鼓惑美国主义,不知道美国在国际上大肆推销“民主自由”并使用暴力侵略与推翻敌对国家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权力,而美国在诉诸武力与霸权之时还不忘宣称凡不赞同美国的都是敌人,并使其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中不能分羹,通过世行、世贸大体控制了世界的经济秩序,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神设的世间秩序;同时又在国内通过立法保护,大搞灵里淫乱:接纳李洪志、新生宗教横行、异端纷乱,它们均堂而皇之的竞相瓜分人的灵魂市场;无度的自由开放了性乱、枪械、奢华等荒淫无度,以使其不蒂已沦为巴比伦的大淫妇!在此我们看到了《启示录》中撒旦通过掌管国家并利用敌基督的假先知组成了邪恶的三位一体来对抗神圣三位一体的真实一幕,当我们基督徒一味地鼓吹美国时,这种“智慧”是出于敬畏神还是在敬畏世上的俗物?对于世俗国家来说,一方面我们即要为世上有权柄的祈祷,另一方面又不能视其为神、或神的代言人甚至是神国在地上的实现,需知世上不存在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只存在在天上,过度美化任何一种世俗国家无异于拜兽像,都是渎神的。在这个假先知纷乱的时代——末世,我们基督徒更要警醒、谦卑,愿神赐予我们智慧,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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