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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议宣:汉击匈奴的生态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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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击匈奴的生态学分析

作者:邵.议宣

汉击匈奴的生态学分析

汉击匈奴的生态学分析

楔子:文明的消亡——自杀还是谋杀?

西方学界传统上习惯于用大变局来解释社会消亡。
美洲土著一批一批地死于突然降临的天花;欧洲犹太人遭纳粹的大屠杀;
或者气候变化——小冰期在1450年左右降临格陵兰岛,维京人在劫难逃。
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之处:
文明是被他们自己无力抵抗的外力破坏的,甚至是出于上帝的惩罚。

现在,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教授的贾雷德.戴蒙德在新著《消亡》中
着眼的是长效的环境因素而不是一时的政治兴衰的影响力。
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都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戴蒙德感兴趣的则是社会跟气候、地理、资源及其邻居的依存关系。
《消亡》的主题是地球生态系统中那些最平凡的因素——土壤、树木和水,
因为在戴蒙德看来,一个社会之所以会消亡,
是因为它没能妥善地处置这些环境因素。

贾雷德.戴蒙德荣获普利策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非常出名,
这本书有的版本还有一个副标题,《上下13000年人人简史》。
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
作者力图探究的是诸种文明兴起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尤其是西方社会得以称霸世界的地理和结构性原因,
其中穿插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比如为什么有的野兽能驯养,有的不能;
为什么有的社会接受了外来的农耕文明,有的没有。

在新著《消亡》中,戴蒙德瞄上了历史上的失败者,
像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玛雅人和今天的卢旺达人。
戴蒙德要指给人们的教训是,
那些社会不是被谋杀的,他们都是自杀:
先是割开自己的手腕,几十年里悄然不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流血而死。

在众多消亡了的文明中,他描述了三个世纪前的复活节岛。
他认为其消亡的原因是滥砍滥伐。交通运输和树立大型石雕都需要大量木材。
早期的复活节岛居民还用木材生火做饭、火葬亲人,用木材造大的独木舟。
人口增加之后,他们开始砍伐老树、大树。
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土壤变得贫瘠,大的原木被用得一点不剩,
以至于连能在大海中航行的船都造不了了,
他们甚至到达不了能捕捉鼠海豚的海域,那是他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考古学家在岛上的遗迹中发现了新生儿的骨头,
表明居民们在最后一个冬季已经对未来不抱希望;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牛的趾骨,并且数量跟畜舍中畜栏的数量相等,
表明居民们不得不宰杀他们的家畜,且一直吃到了它们的蹄子;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上有刀痕的狗骨头,表明居民们连他们的宠物都吃掉了。
岛上能捉到的鸟也都被吃光了,他们是活活给饿死的。
其间暴发过战争,被征服者成了获胜者的食物。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骂人的话莫过于冲对方说:“你妈的肉塞了我的牙缝。”

戴蒙德指出,复活节岛居民的消亡罪不在岛民而在岛本身,
或者说他们的灭绝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他们的生存环境互动的结果。
夏威夷群岛上的居民也像复活节岛的岛民一样伐树、开荒、放牧,
他们还活的好好的。
复活节岛森林滥伐严重的程度不是说是因为岛民有多坏,有多浪费,
而是因为他们不幸生长在太平洋诸岛中最脆弱的环境中、森林最容易荒芜的地方。


言归正传。《汉武大帝》中借匈奴大单于之口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是狼,汉人是羊,长城则是汉人的羊圈。
在中国400毫米年均等降水线上,几乎巧合地蜿蜒着万里长城。
而在长城的两边,则是鲜明的游牧和农耕两个世界
两种生态环境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实际上,汉武帝能成功地击败匈奴,其实政治决策的作用并不是那么主要。
而是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甚至包括文景之治的政治决策也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生态环境。

大家都知道,年均降水400毫米以上的农耕地区,单位面积能支持更大的人口密度。
从秦末到楚汉相争,连年的战乱造成农耕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
即便没有文景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只要战乱停止,人口也会自然恢复。
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吧。
秦朝灭亡后,霸王项羽并没有“休养生息”,反而又经历了楚汉之争的战乱。
人口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是继续减少。
其实只要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战乱自然就会平息。想不“休养生息”都不行。
唯一不同的是最终是“大一统”的和平,还是分裂割据的和平。

不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不论是秦朝一统,还是楚汉相争。
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始终也就是在长城一线骚扰。
因为游牧文明根本不会治理农耕地区,除了抢劫也不懂经营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内部战乱时,长城的边境没有意义,游牧文明的骚扰也不是问题。
只有到了农耕文明的和平时期,边境的骚扰才称其为问题。

同样地,农耕文明也不会经营游牧地区,只能是把匈奴赶走了事。
而且平衡点也就是长城一线的边境太平。
平衡点南移,就谈不上“太平盛世”,
农耕文明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会骂皇帝无能;
平衡点南移,也给农耕文明带来不了什么利益,
农耕文明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会骂皇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
汉武帝就是遇到了第二种情况。
别看今天很多人憧憬汉武帝的“丰功伟绩”,
历史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却没说他什么好话。

这里要说明一下,儒家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代表。
文景之治的用和亲、进贡,并没有遭到后世儒家的严厉批评。
因为从农耕文明来讲,进贡个把女人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嘛,让匈奴人去养着吧!
向进贡的金银、丝绸、茶叶等,也并不影响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
农耕文明的儒家知识分子看重的是粮食,而不是金银珠宝。
游牧民族以牛羊肉为主食,粮食的需求量很小。
金银珠宝也只是作为装饰工艺品,或用来换取一些奢侈品。
养蚕、种茶都不占用耕地,也不占用男性壮劳力。正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所以说,这种进贡对农耕文明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小。

而农耕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开始从游牧地区进口马匹,
那就是对游牧民族的草场资源的极大影响。
看过《狼图腾》的一定都知道,养马是及其消耗草场资源的。
所以说,不论是进贡,还是正常贸易。
游牧民族的生态环境都是非常脆弱的,而农耕文明的生态环境则要强壮的多。
就像前面提到的复活节岛与夏威夷岛生态环境的区别一样。
所以,历史上北方游牧文明要征服南方农耕文明是很困难的。

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利用,最多就是“屯垦”,
也就是在年均降水400毫米分界线附近进行军事性农业开发。
这种农业开发完全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只有与戍边结合才能体现出社会价值。
所以只能军事化管理,而且也很难再向北推进。
如果看看汉朝和唐朝的版图就不难发现:
西部的疆域是很狭长的,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保护贸易通道的需要。与农耕无关。
西域设置的“督护府”也主要是军事性质的驻军。
这很像西方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以少量驻军管理大面积疆域的方法。
当地住民的自治性很强。帝国主要靠收税、贸易来聚敛财富。
这是最适应游牧文明的管理方法。强大的汉帝国和唐帝国掌握了这种方法。

从元朝开始,游牧民族也开始学习统治农耕文明的方法了。
在几个汗国中,也只有忽必烈的汗国接受了比较多的汉族文化。
但是总体来讲,元朝经营农耕文明的水平还很低,寿命也很短。
明朝崛起后,很快就被赶回了长城以北。
清朝满族是接受农耕文明最彻底的游牧民族。
可以说是彻底采用农耕文明的儒家思想来治理农耕地区。
除了八旗子弟不许从商、不许从事农耕等措施。
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和其他一些特权,还明显保留了游牧文民统治的特征。
元朝这方面更明显。这一点与古罗马帝国的管理特征很相似
——作为征服民族的贵族只管打仗、收税,不参与被征服民族的生产、经营。


中国400毫米年均等降水线两边鲜明的游牧和农耕两个世界,差异还不仅如此。
实际上,北方游牧民族也是珍惜生命的,也不是天生嗜血的。
历史上记载游牧民族劫掠边境最厉害的时期,多是草原遭受严重灾害的年景。
反正在草原上忍着也肯定是饿死,还不如南下拼命去“打草古”。
战死些人,再抢一些吃的,自然就度过了难关。
而农耕文明遭到严重灾害,吃草根树皮、甚至吃观音土,
也还有一丝忍着活下去的希望。即便想去抢,也从游牧地区抢不到什么好东西。
看过《狼图腾》的一定对草原严酷的生存环境深有感受。
所以就出现了狼与羊性格的差异。到最后也根本就抢不过了。
农耕文明要抢,也只能在内部抢,闹得不好的也就是盗贼盛行,
闹得好的、就是什么天已死,什么天当立——改朝换代。
也就是养成了善于“内斗”的性格。
等“内斗”到人口少到一定程度,灾荒的周期也过去了,自然也就消停了。
这就是所谓的“周期率”。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迷信什么文景之治的无为和休养生息,
也没有必要迷信什么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一切都是生态环境使然。
在长城两边的这片土地上,
生态环境恶劣的游牧文明始终干不过生态环境更好的农耕文明。
要么是被农耕文明同化,要么就是自然走向衰亡。
就像复活节岛与夏威夷岛的生态环境差异决定了不同民族的命运一样。

西方的游牧民族就要幸运的多了。
抢了一两千年,终于凭着几条小船(比郑和的船小很多)发现了新大陆。
可以接着去抢。
当然这也不全是偶然,关键还是古希腊就留下了地球是圆的概念。
更主要的是抢到最后,竟然从古希腊的思想中发展除了科学思想。
凭着先进的技术,和善于贸易的传统,
终于可以用文明的方式“抢”了——也就是“公平的自由贸易”。


所以说,今天最好少迷信什么雄才大略汉武帝式的“伟人”,
也不要相信什么“文景之治”的“盛世”。
最好去看看贾雷德.戴蒙德的新著《消亡》,看看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想想西方社会得以称霸世界的地理和结构性原因,
想想那些消失的文明是怎样先割开自己的手腕,几十年里悄然不动,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流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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