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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脱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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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脱亚论
  《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云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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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日本金谷让先生提供《脱亚论》原文,并对拙译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见。
  
  福泽谕吉传略
  
  一 童年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启蒙者和伟大的教育家。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叫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後一个儿子。
  当时,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阪和江户(东京),设置「藏屋敷」,销售藩地生产的粮谷杂物。百助受藩命,在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担任会计的工作。他虽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但却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德望颇高的汉学者。他最喜欢蒐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於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但不幸终於降临这个和乐的家庭。当谕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就因病亡故。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五个孩子,回到了背离十数年之久的故乡中津。此地方语言风俗和大阪有些不同。孩子们无形中和故乡的小朋友们起了一层隔阂,只好自家成为一个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们虽然过著寂寞穷苦的生活,家风倒是纯直而和平的。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分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於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著两把刀,提著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该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甚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後倔强的精神。
  再说,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废纸,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顿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残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颇不释然。他暗忖著: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恶,必有果报;那么残踏写有神名的神符,又当如何?为了试验有甚么报应发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间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膜拜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他对於迷信的厌恶,以及不关心神佛的态度,似乎受了母亲的影响。他後来由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发展成为批判诸事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当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默默无闻终其一生,饮恨於九泉之下时,往往不禁黯然泪下。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由此可见,他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二 少  年
  
  谕吉年少时居家,常制作手工艺品,换得餬口之资,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一直到了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书(中文书籍)。从此以後,才华渐露,进步神速。
  他具有豪迈不羁的性格,爱好自由的生活,对事物的观察又细密入微。他自幼生长在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十分厌恶这种生活,希望早日离开中津,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另谋发展。二十一岁时,他如愿以偿,到长崎学习兰学(荷兰语文及学术)。
  他去长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和约。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当时学习医学或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著。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
  谕吉在长崎修业期间,寄居於 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半工半读,勤勉苦干,学习兰学也颇有心得,深获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做为养子。这是谕吉毕生事业活动的开端。
  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在那里共同修业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长,是日本封建时代的一个较高门阀阶级)之子奥平壹岐的嫉妒,逼得谕吉不得不离开长崎。但谕吉并不因此而意气用事,经过三思之後,决心到江户去创天下。在旅途中,他吃尽了千辛万苦才抵达大阪。那时,谕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袭他先父的职司,在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谕吉向他的大哥表白游学江户的心,但终於听从三之助的劝导,决定留在大阪,拜绪方洪庵为师,研习兰学。
  当时,绪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是一位兰学大家,也被尊为荷兰医学的专家,悬壶於大阪。他开设的家塾叫做适适斋塾(简称适塾),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塾。塾里经常有学生一百人左右,前後就读於该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门生人才辈出,多有建树。
  谕吉於安政二年(一八五五)三月,进入适塾就读。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从师学习兰学的头一遭。在这以前,从没有固定的业师,多半单靠自己的努力,偶然获得别人的指点而已。从此以後,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户担任教职之前,焚膏继晷,潜心钻研,自不在话下。不久,他被擢升为塾长。
  在绪方塾,学问上的切磋,使得谕吉大放异采,崭露头角。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链的大好机会。安政三年初春,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学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多亏洪庵先生亲自按脉诊病,另一位医师处方,悉心照拂,始得很快的康复如初。据说医师诊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当时邀请另一位医师会诊,就是这种父母心肠的表露。洪庵先生对学生像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使谕吉深为感动,所以他日後开办私塾时,也深爱他的门生,常以金钱物品接济家境贫困的学生。遇到学生久病初癒回到学塾,其欢慰逾常的神态,有如迎接生还的己子一般。
  谕吉侍奉恩师和师母,始终如一;洪庵夫妇作古之後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阪扫墓,一抵达大阪,便匆忙上绪方府的墓园,卷起裤脚,用草绳当作刷帚,婉谢随行人员的帮忙,亲手把墓碑洗刷乾净才叩拜。从这一则小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洪庵先生为人师表的伟大,同时也可以看出福泽先生做人的态度。他祭扫父母的坟墓也一样,从清扫至上香,完全亲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里,开启佛龛的门扉和奉献供物种种,都自己做:这就是否定宗教的谕吉本人的行为;只有注意到这一层,我们才能确切了解不关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三 放  洋
  
  谕吉在适塾修业期间,德川幕府的封建体制,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列强的势力步步紧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纷纷以大藩为中心,斥责幕府的专政。他们认为政治的动摇,启端於外国问题。这个问题是迫使时代变迁的基本动力。各藩为了自卫,为了准备应变,为了研究术和了解中外情势,在在需要奖励洋学的研究。江户奥平藩也不例外。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谕吉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接受奥平藩的徵聘,到江户教授兰学。江户是幕府政治财经的枢要所在;处身其境,自然能够密切观察社会舆论的动向,注视局势的演变。这对於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这所粗具规模的兰学塾,设在江户筑地的铁炮洲地方。它就是後来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的嚆矢。
  谕吉认为大阪的学生在学问方面,所向无敌。这一次自己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到江户执教的,因此颇为自负。事实上,他曾经利用机会,试探过当地兰学大家的学识,证实了平日所信的并不虚妄。谁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横滨观光的体验,对他无疑是一次残酷的当头棒喝,使他从自我陶醉中醒悟过来。当时横滨依据日本与列强订立的五国条约(安政六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与外国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个角落所看到所听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标也好,或和别人交谈也好,语言一窍不通。这对他好像是青天的霹雳,觉得数年来苦读兰学的努力,尽付东流。他即刻猛省到,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的一途而已。於是,他又开始废寝忘餐,读起英语来。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不得不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等书,跟另一个朋友埋头共读。这样开始学习之後仅历半载,他有第一次极好的机会,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做为一个随员,终於能够成行,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仅仅携带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
  回国之後,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於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当时,外国机关送达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兰文的惯例,因此常有机会对照学习英兰两国文字,颇利於英文的研究。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
  在这里,为了便於了解谕吉的为人起见,谕吉对木村所持的态度,值得一述。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义上把谕吉当作一名随员,要他随从到美国;但除了公务之外,都以朋友对待谕吉。谕吉却为了报答他的恩情,终生以从者的礼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经请谕吉为他的著作写序文。但谕吉在序文中,甚至谦称自己为「木村前舰长的仆从福泽谕吉」。此外,呈函给木村,始终顾到文体是否得体。每逢年节,必定端正衣冠,亲往致贺。由此可见,他崇敬尊长、重视礼节的态度,不失为世人的表率。
  
  四 倡导西学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後第二年(文 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缡。
  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於平日的学习,但更有赖於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於此。这一次赴欧,他对於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徵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甚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後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後,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著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谕吉自欧洲归国後,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目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於译著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谕吉的为人。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後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於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捩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後,他更致力於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五 庆应义塾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
  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书。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谕吉的教学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 声而远望 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慌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於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於此可见。
  当时,谕吉曾有一段勉励塾生们的话,十分动人。他说:
  「从前拿破仑称霸於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著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徵著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他的高风亮节,诚足令人肃然起敬。
  谕吉对於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後,塾生人数急遽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情事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於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於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义塾迁到景色秀丽的三田(今东京都港区三田),学塾地基比新钱座设塾时代,已扩充到三十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今天享誉於国际的庆应义塾大学,就是谕吉当年草创的家塾,经过积年累月惨澹经营所换来的辉煌成果。
  
  六 各种著作
  
  福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的多产的著译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启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发挥到了极致。
  谕吉的著作浩瀚。他以犀锐的直观,论述当时的日本国民热中追求的新知,加上文体平易、内容通俗,字里行间洋溢著侠骨棱棱的气概,使当时饥渴的知识份子如获佳肴甘泉,争相阅读。这种平易通俗的文体,豪气纵横的笔调,正是谕吉文章的特色。
  他有这样的造诣,固然由於辛勤耕耘而然,但他的老师绪方洪庵的翻译法和莲如上人的笔路,对他都有深邃的影响。洪庵……译兰文原书,很少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译。他凭著豪放的气质,常取原书里的要旨来翻译,省去晦涩难解的词句,行文以浅近畅达为主,期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同时谕吉也十分钦仰莲如上人平易的文章,以及插用「假名」(日语字母)的文体;谕吉的文章也夹杂著「片假名」,以收醒目易读和加强语意的效果,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谕吉的处女作华英通语,出版於万延元年(一八六○)。这是一本英语的单字和会话的书,用「假名」注音,汉字释义。接著出版西洋事情一书,介绍西方的文物制度、权利义务观念、和文教政经的实况。此外,影响力比西洋事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便是小册子「劝学论」,共十七篇,在明治五年到九年(一八七二-七六)之间陆续出版。它阐释人权平等的精义,新学问的真谛,以及法治国家的国民应尽的职分等等。这部书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导,恍然大悟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二十万册计算,大约有三百四十万册传布於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
  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和十二年相继问世的两本书,文明论之概略和民情一新,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後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这些书是最适合於了解谕吉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和国家观的名著。
  到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竭尽了领导舆论的天职。时事新报的社论,有下列数种特色:针对当时的国际情势,倡言「东洋政略论」;关於国内政治,主张「官民调和论」;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题,鼓吹「妇人论」等。他撰写这些社论,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一个民权运动理论的领袖,积极推展启蒙运动。他在晚年发表的「福翁自传」和「福翁百话」,可说是他平生的阅历和思想的总结算。
  除此以外,他著译的书不胜枚举,前後共有六十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於一个人之手的。
  
  七 学者雁奴
  
  福泽谕吉生为日本的一个国民,无限地热爱他的祖国。他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激变时期,本乎一己的忠贞与爱国的热忱,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企望完成书生报国舍我其谁的宿志。可是,他乐意做国民的一分子,和大众同生活,在大众中活动,对世上庸俗的荣华富贵却不屑於一顾。维新政府为要借重他超伦的才识,曾再三请他出任政府的职位,但他淡泊名利,置若无闻,从不改变以一个平民终其一生的初衷。此外,为要表扬他毕生的丰功伟业,常有颁赠给他学位、勳章或爵位的倡议,但他总设法婉辞,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旨嘉奖,并赏金币五万元。谕吉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彻底坚守独立自由的精神,於此可见一斑。
  剖视谕吉的一生,他真不愧为一位典型的学者,终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说他是一只忠心耿耿的「雁奴」,绝非言过其实。他曾经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是雁奴。群雁夜宿於江湖沙渚中的时候,动辄有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学者也是如此。独有学者能够瞻前顾後,留神今生,展望来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择善而固执,为真理,绝不肯折腰;不因时势的演变,随波逐流,与世浮沈。其所发的言论,虽是逆耳的忠言多,却有警世的余韵萦回。衡以谕吉生前的行谊,他似乎以一只雁奴自任,引此以为荣。
  谕吉毕生对於日本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以著述教导全体社会;第二,创设学塾,造就人才;第三,创刊新报,普及新知,拥护公论;第四,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民权政治。这些事业,谕吉莫不营运自如,一帆风顺。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二月三日,谕吉终因宿疾--脑溢血症复发,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噩耗流传所及,日本全国上下,不问识与不识,都惋悼这颗巨星的殒落。他的逝世,确是日本最大的损失;全国的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众议院也破例对谕吉发布吊词,使他身後备享哀荣。
  福泽谕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一位新思想的先驱,领导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万世。
  一位卓异的日本教师,在明治维新前後,日本史上空前的动荡颠簸时期,如何竟其生涯?他的生活态度怎样影响那个时代?时代的变迁又怎样影响他的成长?时代和个人有甚么相互关系?能不能够灵犀一点通,从这位人物毕生的言行中,领悟到我们个人应该有的作为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值得世人深思的重要问题。
  
  本文参考书:
  福泽谕吉(昭和三十三年)。福翁自传。(富田正文校注解说)。庆应通信。
  石河干明(昭和十年初版)。福泽谕吉。东京:岩波书店。
  石河干明(昭和七年初版)。福泽谕吉传。东京:岩波书店。
  桥诚一郎(昭和二十二年初版)。福泽谕吉。实业之日本社刊。
  伏见猛弥、阿部仁三(昭和十二年)。福泽谕吉(日本教育家文库第四十卷)。北海出版社。
  福泽谕吉撰,时事新报社编(大正十五年)。福泽全集。东京:国民图书会社。
  续福泽全集(照和八年)。东京:岩波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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