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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提出“中国人智商最高”论的英国教授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6年4月10日 星期一
  
  
最近,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传媒都报道了一条新闻,标题做得颇为抓人眼球:《专访英国学者: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

报道中提到的“英国学者”是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不过,他并没有单独宣称“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而是试图用调查数据证明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最聪明,并力图说明种族的智商水平与其富裕程度和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

我在网上查到了林恩教授的个人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给他发了一份邮件,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林恩教授是智商领域的资深研究者,今年已有76岁,我本不指望他能马上回函,电邮联系纯属心存侥幸,“有枣没枣打两竿”。

不料,他很快回复,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

“丢失的环节”?

然而,为准备提问而进行的一番网上搜寻,却几乎使我放弃了采访的初衷。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如今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之一,就是不同国家悬殊的贫富程度。造物主为何厚此薄彼?分析其中原因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近些年来,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就有三本书让我印象深刻:英国学者约翰.凯(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秘鲁学者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资本的奥秘》和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谈的都是国家贫富和文明兴衰。

《市场的真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各国贫富的原因,副标题就叫“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资本的奥秘》从法学角度分析资本“死”、“活”对财富再生的影响,副标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取胜,而在其它地区失败?”;《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野心更大,视野更广,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也是副标题)。

所有这类的书提供的解释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似乎都有点儿缺失:如果说经济体制是决定各国贫富的原因,那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却难以走出贫困的泥沼?如果说明晰的产权法律制度是区分“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的标准,那为什么有些完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却总是摘不掉“发展中”这顶帽子?如果说文明兴衰最终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那为什么历史上强国弱邦的更替变换有时也在同一纬度的舞台上开演?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菲利普.鲁什顿(Philippe Rushton)在评论林恩的研究成果时称,林恩找到了当代 “国富论”因果链条上的“丢失的环节”─ ─ 智商。

然而,林恩的研究在西方却极具争议,他探讨的话题甚至颇具爆炸性:种族之间智力上有差异,那不就是种族主义的基本立论吗?上网搜寻一番后,我才发现,林恩的新书问世后,西方主流媒体或是冷眼相视,根本不报道,或是冷言相讥,报道中充满质疑。当然,引起争议之处并不在于林恩所说的 “东亚人比欧裔白人更聪明”,而在于他宣称的“白人比黑人智商更高”。

用鲁什顿的话来说,林恩是在“雷区”探行,随时会踩上“地雷”。

谁说学术无禁区?即使在号称崇尚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西方,学术其实也有禁区:研究种族智力差异就是一个禁区。但问题是,林恩的研究是纯学术吗?就算是纯学术,如果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如导致更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如今种族构成日趋混杂、文化色谱日趋多元的西方能够承受得起吗?前几年,一本同样探讨种族智商差异的书《金钟曲线(The Bell Curve)》在美国也遭到类似争议或冷遇,就是西方社会的学术自由与种族和谐两大目标之间存在张力的另一个例证。

如何斟酌提问的措辞?怎么把握写作的分寸?我一度很想借故推掉这次颇难拿捏的采访。

但我最终还是拨通了林恩教授的家中电话。

采访实录

电话中,我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智商测试是一个人智力的准确、全面的反映吗?”

林恩似乎不加思索:“是的。”

我继续追问:“抽样式的智商测试能够准确描绘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总体智力状况吗?”

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总的来说,误差率在四到五个智商点之内。”

“那么,你认为智商是解释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因素、最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次要因素之一呢?”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也颇为重要。”

我把话题转向了中国:“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你说的中国人的高智商有关?”

林恩教授虽然年逾古稀,却言锋甚健:“几乎完全相关。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我对他的“几乎完全相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大多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均属欧裔移民的定居点,为何贫富程度却有很大差别?”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欧裔移民都是少数族裔,而欧裔移民占人口多数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国,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一直管理不善。”

在林恩教授的另一本专著《智商与国富论》中,他仅仅列出了决定国家贫富的三个因素(根据重要性大小排列):国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次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在无意中承认:除了他过去说的三个因素外,还有一个经济管理好坏的问题。

我又把话题转回了中国:“你在新书中说,中国人智商高于欧洲人,你又说,智商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远远不如西方呢?”

林恩语速放慢、字斟句酌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不鼓励创新,甚至扼杀新思想、新创意,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输已有的知识和培养循规蹈矩的听话者,而非标新立异的创新者。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虽然基督教历史上也扼杀新思维,但新思想、新创意总能在互相竞争的国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无意之中,他又说出了文化问题、制度问题和创意竞争机制问题。

猜谜需要更高的“智商”?

结束采访后,我又仔细阅读了一些林恩的文章,但下笔时却颇为踌躇。

毋庸置疑,国民智商高低,在历史上的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肯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当今的所谓“知识经济”中,智商的作用也许更为重要。大概无人否认日本人的高智商在日本经济迅速起飞、日本高科技产品畅销全球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心照不宣,但在任何社会,父母都不敢忽视子女的智力开发;尽管种族智力差异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触及了种族关系的敏感神经,但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并不会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丝毫减弱。

然而,问题的实质更在于,智商在国家贫富、民族强弱的变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近三十年来,某些中国人经历了从民族自卑、到民族自信、再到民族自大的心态历程,在这种心理环境下,像本文开端所提到的那些传媒报道那样,过分强调中国人智商的优越,是否会导致决策者和国民沾沾自喜,进而忽视制度建设、文化改造、管理完善、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文明兴衰、种族强弱、国家贫富的原因,像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古之谜,不知激发了古今中外多少哲人智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相应的学说、理论也层出不穷。据鲁什顿的概括,其中主要的学说便包括:气候决定论(温带被视为最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域)、地理决定论(东西轴线的地理环境据称最利于文明发展)、文化决定论(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和劳动分工被称为国家致富的必经阶段)、依附理论(认为国家贫富取决于各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理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等。

各派学者大概都因为过于偏爱自己的发现,而把它称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林恩教授似乎也不例外。也许,林恩找到了(或者说出了别人不敢明说的)“丢失的环节”,但并非他自认为的最关键的“环节”;也许,国家贫富这一复杂现象需要更为复杂的解释,需要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宪政青年 发表于:2006-4-10 9:48:13 2






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最近,英国一位研究人种智商的学者得出了一个令亚洲人感到既惊讶又高兴的结论。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欧洲人和其他的人种。得出这一结论的专家是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他的这一结论是否可信?又是如何得出的?几天前,本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理查德.林恩教授进行了独家采访。

  经过近30年和对130个国家的IQ测试,林恩教授得到不同地区人种智商的排名。

  林恩教授1977年开始进入人种智商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信中说道,上世纪70年代,他注意到了日本的飞速发展,作为智商研究专家,他马上想到,日本能够有如此快的发展是否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智商?于是,他开始了对日本人的智商测试调查。他发现,日本人的人均智商达到了105。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又猜想,中国人是否也应该拥有同样高的智商?调查测试的结果显示,他的想法是对的,中国人的平均智商也达到了105。

  中国、日本都属于蒙古人种,地域又很接近,于是,林恩教授开始了对人种智商差异的研究。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林恩教授总结出了不同地区人种智商的差异排位以及原因。

  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林恩的这一研究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批评。他说,因为在西方有一个观点:所有人种的智商都是一样的,研究人种智商的差异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通过研究,林恩认为,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高智商的人种。

  林恩教授对造成这一结论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造成人种智商差异的原因是生存环境和基因。林恩教授首先注意到了加州大学研究脑量进化的专家杰里森的观点: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物种的智力进化受到了环境的重要影响,也是物竞天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动物们要想在恶劣的环境中成为幸存者,必须进化出足够大的脑容量,这样它们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得到的信息才能在大脑中进行充分的分析。

  林恩教授认为,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到人类的进化中。在对诸多的数据分析后,林恩教授得出,寒冷的气候让人类得到了更大的脑容量。比如东亚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416cc,欧洲人的脑容量为1367cc,而撒哈拉地区的非洲人脑容量为1282cc。林恩教授称,寒冷的气候让早期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御寒。在寸草不生,动物也很少出没的冬季,寻找食物努力生存下去使得这些地区的人类获得越来越高的智商,以求不被大自然淘汰。


既然东亚人的智商最高,为什么西方人的发明创造更胜东方人?

  当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后,很多人提出了质疑。第一点就是虽然东亚人拥有高于欧洲及美国人的智商,但欧洲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上要比东亚人更胜一筹,发明也更多。林恩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东亚人在性格上比欧洲人更循规蹈矩,所以在发明创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亚人的智商低于欧洲人。

  林恩教授还提出,聪明的东亚人现在遍布了世界各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夏威夷、北美地区。而他们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参与和成绩也越来越突出。

  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冰天雪地中,却为什么没有最高的智商?

  欧洲一些学者对林恩教授的结论的另一个质疑是,既然寒冷的气候让人类进化出最大的脑容量,并获得高智商,为什么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却是个例外。

  这一点,林恩教授用基因突变解释这个问题。林恩教授说,在早期非洲直立人向世界各地移民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带着能够进化出高智商和低智商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人口发展快、人口多的地区得到进化的机会就更多。在寒冷的季节,低智商的人类逐渐被淘汰,而高智商的成为幸存者。

  爱斯基摩人的人口稀少,控制智商的基因突变成高智商的机会也就小于欧亚人。直到今天,爱斯基摩人的总人口也只有5.5万人。

  ■相关链接

  中国人的高智商值如何得出?

  人种智商的测试及总结是一项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在林恩教授的研究中,对130个国家的人的智商测试都来自各种专业的智商调查组织。比如对中国的人种智商测试,北京、上海、香港、西藏等地区的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接受了标准化的智力测试调查。测试题包括儿童智力量表修订版及瑞文标准推理测试等。在进行了复杂的表格处理和计算后,得出了现在的结论。其中包括的数据有,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海进行的儿童智力量表的测试,得出的人均智商值为107,另外对一些14至15岁年龄段的青少年进行的其他几种智商测试题的智商值为103。另外还有通过瑞文标准推理测验(非文字智商测试题)对6到15岁的中国青少年进行的测试,平均分值为101,12到18岁平均分值为104,等等。

  为什么中国人是智商最高的人种?

前不久,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的是英国的一位叫做林恩的教授在做过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智商,高达105。


这则消息本身没什么,因为任何心志正常的人都应该认识到,中国人的确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虽然这个消息很另某些文化自宫派民族虚无主义者不爽。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智商最高呢?


这里就有必要阐述一下达尔文的演化论的基本内容。


一,过量繁殖。


二,随机变异。


三,自然选择。


第一条的意思很明白,中国人看看从解放后到现在为止人口增长的速度就知道,如果一个物种不加限制的繁殖的话就会以怎样的速度增长(虽然我反对计划生育)。


第二条也很明白,在繁殖的过程中,变异是随机的,虽然可能会产生有利变异,但大多数变异是中性或者是有害的。


第三条,自然选择,意思就是个体的变异有利于适应环境的变异就有利于该个体生存下来,因此该变异也就会被保存,反之则就导致个体被淘汰。毫无疑问,在自然环境中,大量的个体被淘汰,所以世界才没被填满。


在理解了如上内容,再对历史稍微有些了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了。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逐步脱离的贵族世袭的制度,而改为施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


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国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持续了整整1300年。,“学而举则仕”,直接催生了不论门弟、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现代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由于科举取士不以门第,而以考试产生,因此,能够通过科举,并且成为士大夫的人,通常情况下智商不会太低,虽然在科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的会出现舞弊等现象,但是总体上,是公平的。


而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员,通过科举制度的人大多会成为官员,因而享有比普通人更优越的条件。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配偶,更清洁环境。因此,也更容易留下后代。


而科举带来的好处也毫无疑问会让举国上下趋之若骛,在古代,但凡能够读书的,都会去读书,而但凡读书人,也都会去参加科举,而其中智力较低的则会被淘汰,智力高的,则会成为官员,有更多机会留下自己的后代。


在长达1300年的时间中,虽然偶有动乱,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这种无意识的淘汰选择行为。而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和其他儒家文明圈内的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

■知识小贴士 什么是智商?如何测试?

  虽然我们经常使用智商一词来描述一个人的聪明程度,但恐怕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这一词的含义以及如何测试。因此本报记者也请林恩教授为我们做了一个解释,林恩教授向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

  智商(英文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通俗地可以理解为智力,是指数字、空间、逻辑、词汇、创造、记忆等能力。要测量智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予一个测验,而测验里的问题很明显地要体现到以上能力的运用。

  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和教育家西蒙合作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这些测验,每个都共30题,由浅入深,测试人的判断理解及逻辑等能力。这套测验,被当时的法国政府采用,用来测试学童的智力,以找出那些智力较低者,为其提供特殊教育服务。这个测验被命名为比奈-西蒙智力测量表,其后不断修正先前设计的测验。记者在对其他资料查寻后发现,20世纪20年代初及30年代,先后有中国的陆志伟和廖世承、陈鹤琴对此测试题进行了订正。

  在1916年,心理学家斯特恩提出一个“智商”的概念:如果一个小孩子的智力年龄与他的生理年龄一样,那么他的智力就是一般;但如他的智力年龄高于或低于他的生理年龄,则他的智力便是高于或低于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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