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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日本历史学者对明清两朝接受西学的评价。

“十六世纪末以後,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後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见宏+谷口规矩雄著《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4》 6-11页,1988年8月5日第八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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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东洋”是指中国。最后一句“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

两个朝代在对待洋学的关心,在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满清的改革是为了挽救满清王朝统治的功利行为,而不是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不能见容于满清特有的旗人利益集团,所以一再失败。中国在满清倒台后,一系列的宪政失败源于“救亡压倒了启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向西方的学习是因为中国接连遭受一系列的国难,是为了救亡;而不是从制度文化上虚心做西方的小学生。明朝对西学的学习是华夏民族的发展阶段发展到了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急需向西方学习引进现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虽然当时西方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实现宪政(明朝灭亡是1644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1688年),但明朝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西学的思想文化中有可以用于实现华夏社会更新的东西。可见,两朝文人对西学的接受层次完全不是在一个级别上。

明朝的文人对西学的接受程度,也高于后来的日本。日本也是看到宪政强国的功效后改革的,日本的文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主动接受接受程度并不是很高,是因为日本官僚体系整体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日本“脱亚入欧”。普通汉族王朝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一直是非常强烈的,所谓“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立心,为往世继圣学,为万世开太平。”凭着传统华夏知识分子的天然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华夏文明完全有能力通过和西方交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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