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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中国西北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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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中国西北的上帝

作者佚名

“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                 ——成吉思汗

当众多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学着用她们尘封了一生的粗哑嗓音,虔诚地面对十字架唱颂起“赞美诗”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就回荡在中国西北最落后和贫困的山村里。城市里的教会长老说,这里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主救;机敏的社会学者们睁大了旁观者的眼睛,思考着歌声背后的意味;更多的旁观者把那些“不敬祖”的信仰者当作饭后的谈资,时刻等待着“有关方面”给迅速发展的基督教下一个结论。

在中国西北,这块公认为贫困、落后、封闭和饥渴的土地上,基督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上帝的福音”让贫困者安于贫困,让原本忧患于生存的人们,忧患于灵魂的得救,让原本安乐于赌博和迷信的众人,安乐于每日必修的祈祷和祝福,让原本传统的农村宗族社会,解构为一个个独立而虔诚的人的集体,让父老乡亲变成了兄弟姐妹。基督教让那些本来“土得掉渣”的人们换了一种活法。

“小巫见大巫”——基督教的“上山下乡”
从1980年起,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中国政府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取代了此前多年宣传的“宗教迷信”口号,从此以后,宗教信仰与迷信活动成为两个概念。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主要宗教都成为中国人公开信仰的合法宗教。

然而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源自西方的基督教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迅速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和神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哈哈主教曾经公开表示,目前中国基督教教徒已超过1500万人,比起1949年时的70万教徒,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国现有教堂和聚会点四万八千余所,其中80%以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建成的。

然而民间的种种议论却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信徒远不止1500万人。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基督教在中国大陆“上山下乡”,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甘肃最偏僻荒凉的山村采访,当地热心的基督徒都可以充当你的向导和夜间善意的主人。在低矮简陋的乡村民居中,一座象模象样的小教堂似乎能让你嗅到一丝“文明”的气息。甘肃某县城关镇只有大约2万人口,然而基督教信徒却已接近5000人,当地教会长老称,这是信教自由政策给乡民带来的福祉。

中国人历来把基督教和天主教看作“洋教”,与此相对应的儒、释、道则是中国本位的传统宗教,它们的教义、教理和宗教故事,早已经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优势的民间根基和土壤。因此基督教的下乡之路并不顺利,有山民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小巫见大巫”!然而上帝却在不经意间站稳了脚跟,不仅传统宗教让出了一席之地,就连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家神”、“灶神”、“地神”、“山神”和众多“邪神”也纷纷离位,基督教几乎彻底改变了信徒的宗族观、鬼神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未知生,焉知死”
这是儒家数千年以来的经典教条,它以“不问鬼神问苍生”的主义对民众相号召,然而10年前的刘彩屏不仅搞不懂其中的意味,甚至反而因为生活的贫困而失去了人生的动力和乐趣。在甘肃会宁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刘彩屏默默地生活了40多年,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泥屋里,生养了6个孩子,全都是女儿。

刘的丈夫叫李一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比他的妻子更加木讷和寡言。他只说,生活苦得很,却说不出来苦在哪里。刘的一家种了18亩“靠天吃饭”的山地,丰收的年景亩产可以达到100公斤小麦。然而整个会宁农业已经连续6年歉收,刘彩屏一家的生活维持在温饱线上下,“种粮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洋芋也结不下,比娃娃的拳头还小,碎得很!”

村里人说,刘的一家算是苦透了,还生了那么多娃,大的要出嫁,小的要上学,全家都要吃饭穿衣;刘彩屏的前几十年就是在黄连水里泡过来的。

然而因缘际会,刘彩屏在8年前皈依了基督教,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她的全家大小也都成了上帝的子民。“我是在河北信的教,是上帝引了我的路。”刘彩屏不肯透露她是怎样从这个山村到达千里之外的河北省的,她顽固地说:“你也是上帝引来的,不然怎么能找到我?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几乎是文盲的刘彩屏文绉绉地说了不少宗教术语:“日子还象以前一样艰难,但我不再觉得苦了,神要拯救世人的灵魂,现在我得救了,十字架的根就在我身上,上帝的荣光照耀着我和娃娃们。”

说到宗教信仰,刘的目光中流溢出一种勃勃的生机:“不信神的人没钱过春节心里难受的很,我不难受,世俗的人追求有钱有粮,吃喝对他们重要的很;信神的人追求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拯救,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在现实生活中,上帝也在帮助我,神说不能懒惰,我和丈夫就勤勉劳动,我们的日子并不很难过。”

刘彩屏还深得基督教“爱”的真谛:“爱就是爱世人,求上帝赐福于他们,今世平安,来世永生。神能拯救世人,它能查看万人的心肠。神是无所不在独一无二的神,是道义不死的神,是无不公平的神。”

刘彩屏对“迷信”有一番自己的解释:“只有上帝是真神,世人信的都是乱神,上帝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

刘彩屏家只有一间房子,房子对面的山坡上还挖了两孔小窑洞,全家最昂贵的财富是一辆自行车,这是她每周去20里外县城教堂做礼拜的交通工具。这个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和任何基本的家电,黑暗的墙壁上贴满了基督教会派发的年历和书画,唯一的小木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圣经》和《赞美诗》。

这个破烂的家成为村子里的一个临时宗教集会点,没有文化的刘彩屏时常扮演着召集人的角色。刘彩屏认为,信教让她领悟了人生,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去向何方。曾经目睹过刘彩屏生活的一位城市“支教老师”向记者形容说:“她就坐在院子里切洋芋,脸上不喜不悲,神情无欲无求!”

基督教打破乡村生活“常规”
当一粒信仰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的时候,它是世人眼中的怪物和异端;当信仰成长为一种文化的时候,它就开始支配世人的生活和思维。在甘肃农村,基督教文化与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全方位冲撞,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乡村学者的注意。
“信教的人和常人不一样,不能简单地评价他们。”甘肃会宁北部山区“大沟”一带的基督徒与他们的邻居们和睦相处,但是关于他们的各种评价也在暗暗流传。
总体而言,被乡党纷纷议论的基督徒的“怪诞方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们不敬祖,不讲究礼数。死了人不请阴阳,不做法事,不扎花圈,不披麻带孝,不设灵堂,不守灵位,不选日子,不看风水;葬人没个章程,男女老少胸前别一朵白花,都直楞楞地站着,把花往死者的墓上一丢,再插个十字架就算完了,然后再不上坟,不祭祖,不磕头,不烧纸钱,不送寒衣,不续家谱。死了的人归于天国,父辈也成了兄弟姐妹。”

“他们结婚也简单,请个长老说几句话就算完了,也不看日子,也不摆宴席,随便哪一天合适就在哪一天办了。”

“他们过的是洋节,圣诞节,不贴门神,不挂对联,一起唱歌,一起念经。”

“盖房子不看地气和风水,不请阴阳,不拜土地神,不择好日子。”

“过春节简单的很,不迎送灶神,不拜祖先,不祭家谱,不设香案,不闹社火,更不去庙会,不拜庙里的神仙。”

“他们经常聚到一起唱诗——外国的赞美诗,还要每天祈祷,每天读圣经,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不和人勾勾搭搭”。

“男人不打女人,大人不打娃娃。”

以上就是一般村民对于基督徒的“印象”和“评价”。


信仰的动机
对于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一些有文化的乡民观察和思考的比较深入。一位乡司法干部站在一个文化人的角度对于基督教的民间传播进行了评价。

“西北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发达,社会经济、文化、通讯、娱乐事业都比较落后,老百姓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文化娱乐生活还比较单调,在电力和电视普及以前,乡村的主要娱乐生活就是下象棋、打扑克、玩麻将或者听收音机,比城市人单调的多,人们缺乏具体的精神寄托。”

“传统的信仰几乎都不能称作宗教,在农村,传统信仰一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人物,比如孔子、张飞、关公、文天祥、赵子龙、毛泽东等,这些人物成为一种人神,受到不定期的膜拜;第二类是家神,主要是祖先崇拜;第三类是土地神和灶神,他们各司其职,但是关乎百姓的生活和安全,因此非常神圣,讲究很多;第四类就是邪神,他们虽然不是正统神,但是属于不能招惹的神,如犀牛爷神,犯了邪神要请阴阳送神,否则不得太平。当然还有供小神的行为,请求保平安,主要是出于农民的狭隘思想。对于这些神的崇拜,都不能称作宗教信仰,因为没有系统的教义和典籍,人们有事求神,无事也很少去拜神,除非节日。”

“农村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生病是天大的事情,在我们这里,500元医疗费经常可以难死一个人。因此,疾病是促使人们求神拜佛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宗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种保平安的心态。人们信仰的动机往往是功利的,信仰之后可能才会逐步虔诚起来,改变了原来的一些功利的目的。”

这位“局外人”还介绍了当地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基本途径。“在基督教进入我们这个地方之前,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圣经和赞美诗,什么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大约7年前,一位外乡的姑娘嫁到了我们村老张家,成了他家的五媳妇。这是一个基督徒,五媳妇把张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人连同公公、婆婆都发展成了基督徒,张家又在庄子上发展了一部分信徒,现在庄子东面那一片宅子里的人都成了基督徒。他们每周星期天都搞家庭宗教聚会,唱诗,读圣经,祈祷和祝福。农村信教的一个特点是,一旦家族中一个人信教,那么整个家族都可能成为信徒。”
尚不富裕的西北农民还无暇主动寻找精神上的信仰和寄托,但是宗教的力量却在这里主动寻找“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平和的”、“喜乐的”。每个信徒又成为一个忠实的传教者,他们在贫瘠而荒凉的山村里,用原始的传播方式,把基督教的经典和要义,口耳相传地告诉他们身边的“世人”,并且深信这是自己的义务。

旁观者的态度
对于基督教信徒的快速发展,在农村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态度。

年轻又有文化的人,态度比较开明:“我认为信教的人都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基督教比传统的中国迷信要好得多,对人没有什么束缚,所倡导的信条基本符合科学和社会公德,而且给村里人带来了很多好的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基督徒本身也并不富裕,但是他们乐于帮助别人,也同样尊老爱幼,还要做义务劳动,平时不吵架、打仗,不发牢骚,不攀比财富,与世无争,心态平和,不排斥众人,这些都是很好的。”

忙于生计的中年人则是另一种态度:“我的历史清白的很,我啥都不沾,我不信教。不过我看着这个教好着哩,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人抬埋都不一样。我们庄上张家老汉有6个儿子,又娶了6个媳妇,生了一地的娃娃,那是大家户,不信教的时候,他们在庄子上可凶着哩,谁都不敢惹,几十口子人,你不惹人家人家还想惹你哩,光是他自家人内部都是斗来斗去的。打从信了教就好了,连仗都不骂了,对庄里人行善哩,平和的狠!好是好着哩,可就是那一本子书厚得很,要天天念哩,还要唱歌哩,我没工夫信,也有的人家信上半天没耐心念书,就不信了。”

上了年纪的一些老人则是敌视的态度:“信的那个是个啥么,不敬祖宗,不带孝,不敬神仙,不进庙门,看着吧,时间长了就知道了,迟早就不行了,不能信了。日子不好过,信了基督就能好过了?还是个不好过么。有病是劳累下的,信了主一样还要劳累,就不得病了?能好到哪里去?”

信徒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深浅不一,粗浅的信徒说:“信教好着哩,拾掇地方不看日子,人自由的很。信教以后信心好,心情好,感冒都害的少了。只要信心好,神能拯救一切。每过半年,城里的长老还要来主持一次圣餐礼拜,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天天在神前念一念说一说,心里就塌实了。”

稍有文化的信徒则告诉记者:“信主能得到主的安慰。我们不怕别人说什么,因为
我们自己能体会信主的好处。读圣经能让人精神愉悦,心情平和,总比不高兴好。不信教的时候,人贪财,把钱和物质看得重,现在不贪求世上的物质了,能过的去就行了。我们追求灵魂的得救,人就活个灵魂嘛,要是灵魂一走,人就不中用了。上帝是救主,上帝的声音就在书上。”

古话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尽管同乡的人们对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和看法,但是由于信仰不同,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主动与基督徒打交道,甚至有意对基督徒生活的“地盘”敬而远之。

宗教史学者: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正常的
尽管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是公开而且合法的,但是受历史的影响,人们普遍把基督教信仰当作一种敏感的话题来对待。甚至一些学者和教会的长老都有意无意地婉言谢绝对此进行分析和评论。

一位从事宗教史研究的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介绍说,宗教产生于苦难,在社会转型和动荡时期发展速度都很快。宗教对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给普通的人们提供一种近似合理的社会解释,“它安慰下层人民的精神,客观上也能够稳定社会情绪。因此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能把宗教当作洪水猛兽来对待。”

“宗教主要解决人的主观问题,但是它又具有客观的积极意义。对于普通人而言,
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对一种规则的信仰,动机往往是功利的,因为宗教规则往往给人许诺了一个未来的天堂和美好的来生;社会高层人士或者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对某种宗教精神的信仰。”

“中国传统的乱神信仰仅仅是一种民间文化,没有具体的教义和理论,还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各种神鬼都只能满足民众的某一种单方面的愿望和寄托,财神只能管发财,土地爷只保平安,不能全面满足人在各方面的寄托。宗教把人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在教义和理论中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有一个答案,从生到死都管了,因此宗教是有理论体系、教主、信仰者和僧侣集团的一个集合,通常具备完整的创世理论。信仰者往往比较虔诚。”

“基督教之所以发展较快,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它的禁忌少,规则都是大而化之的,对人没有过多的束缚。二是基督教的‘入世’态度,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积极意义,比如号召互相关爱,勤劳,节俭,感恩等;三是基督教的定期礼拜仪式,给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社会文化交往的场所和形式,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第四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史曾经出现过停滞和空白,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完全失去了宗教信仰,一旦社会开放以后,各种思潮、观念和信仰会迅速填补那些空白,一切从零开始,反而没有阻力。往一个空杯子里倒水自然要容易的多,但是在传统的宗教国家,比如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或者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基督教的发展几乎是停滞的,因为社会的信仰结构已经很稳定了。”这位学者认为,任何宗教都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得到合理和适度的发展,“适当发展很好,膨胀发展很不好!”

信仰无奇 传播有道
尽管民间的基督徒们只顾虔诚地信仰“独一无二的神”,并依据宗教礼节和教条严谨而刻苦地生活着,尽管他们以种种低调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是这个“信仰集团”还是引起了当地社会的议论和重视。在中国西部地区,基督徒的数量分布很不均匀,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和学生阶层对宗教缺乏热情和基本的了解,但是“高端”信仰者却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他们是基督教团体的实际领导者和教义的解释者;集中在农村地区的广大基督徒构成了信仰者的主体,他们的信仰多半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寄托。

尽管信徒们一再强调“兄弟姐妹”的平等性,然而农村地区的基督徒在言语中还是透露了他们对来自城市教会长老的绝对尊敬和爱戴,有教职的人显然拥有特殊的权威。

民间对于基督徒的议论与基督教本身的教义基本无关,人们把议论的焦点集中在这种宗教的传播方式上。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宗教聚会只能在政府批准的合法聚会点进行,然而事实上众多的聚会点处于半明半暗的状态。在兰州,基督教会掌握和了解的家庭宗教聚会点有80多个,然而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合法聚会点只有30多个,宗教界人士透露说,“恐怕是为了防止信徒的过快发展!”然而没有批准不等于不存在,这些聚会点还是按照正常的规律和节奏开展家庭宗教聚会。教会的长老们并不讳言这些“没有批准”的聚会点在开展信教活动,一位长老不仅承认这些聚会的客观存在,甚至还明确表示了他对这种布道方式的赞许。他说:“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的传播就源自家庭宗教聚会,这是最好的传播和信仰方式。进行人为限制既没有必要,也限制不了。”

那么为什么很多信徒不进教堂听长老布道,却喜欢进行家庭宗教聚会呢?有人透露称:“那些不方便在教堂里讲的道理就能很容易地讲了。”而这些不方便讲的道理,主要是与唯物论哲学相抵触的“末日审判”等宗教预言。基督徒并不讳言他们对家庭宗教聚会的热衷,甚至在教堂里布道的长老也经常参与民间的家庭聚会。“这是我们的信仰,因此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不能把主当作羞耻埋起来。”一位知识分子信徒说。

然而对于宗教管理部门而言,家庭宗教聚会显然难以纳入有效的管理渠道,对于信徒的“发展”方式和布道内容不便掌握,对于境外的宗教“渗透”也无力进行防范和反制。从2002年10月起,一些县城的基督教会得到宗教管理部门的通知,未经批准的家庭宗教聚会点一律停止宗教活动。然而通知归通知,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这些“地下”宗教聚会点的活动,因为对地方政府而言,比宗教聚会更重要的事情数不胜数,有限的政府财力还无力保证对“不惹事”的宗教信仰进行过多的干预。某县宗教科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年办公经费只有可怜的2000元,对他们而言,管理宗教工作仅仅意味着公文的收发传递而已。“宗教干部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少得可怜!”这是一位教会长老的评价,也是制约宗教管理工作的一个障碍。

种种原因使得基督教在相对贫困的西北地区得到较快的成长,家庭宗教聚会已经逐渐吸引了包括高等院校师生在内的众多信徒。信之者众,传之者广,基督教的民间传播方式也耐人寻味。

在甘肃最南部的陇南地区西和县,“贫困”两个字不仅刻在那些盘山而建的土路上,也深深地写在城市的面貌中。大城市里的人很少会到这种地方来,哪怕是偶尔路过,他们也不愿在一个几乎没有柏油马路的县城逗留。然而当地的人们却发现了外国传教士的身影。一些人告诉记者,大约5年前,一对洋人夫妇定居在西和县郊的农村里,“专门做好事!”很多没有文化的人不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却能说得出他们的中文姓名,两夫妇在当地租住的小平房不仅是一个中文汉字的“农民扫盲点”,也是一个家庭宗教聚会点。“能吃苦的很,和我们一样吃洋芋,吃杂粮,一天到晚还高高兴兴的,跟农民混在一搭里!”这已经成为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洋人”早已经离开了,基督教却留在了那个贫困偏远的县城。

城区人口只有一万人的小县城两当如今基督教也已经是“硕果累累”,家庭宗教聚会吸引了众多的家庭妇女和城市劳动者,其中的一些人是原本虔诚的佛教徒。对于改换门庭的动机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在陕西兴平县,一些基督徒甚至会在大街上动员相识或者陌生的人“追随上帝的召唤”。

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并不赞成境外人士在华传教的做法,一间教堂的知事就此告诉记者:“中国分内的工作只能中国人自己做,外国人在这里做不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不仅没有打开信教的局面,而且还落下了不好的名声。外国人传教至今也还是国家所不允许的。现在中国人的精神很饥渴,我们自己可以做好传教的工作。”
然而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很多来华传教的境外人士都是以旅游者甚至教师的身份入境,他们在从事秘密传教的同时,也担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从90年代末以来,表面上的外国传教人员活动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90年代中期相对活跃的境外传教人士却把足迹踏遍了整个中国,“我们没有恶意,只是帮助普通的中国人得到神的眷顾,并且培养他们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对他人的爱心。我们与政治没有丝毫的关系,全世界的基督教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服务于唯一的上帝,而不是哪个国家。”这是一位华裔女士在离开中国大陆后,通过电子邮件对她在中国从事家庭宗教活动的一种说明。

对于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播方式,一位长老说:“上帝拣选信徒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而言,疾病是让人回头的一种方式。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以后,他就会主动思考信仰的问题,于是上帝就在思考中拣选了世人。有的人是从患难中被拣选的,有的人是在疾病中拣选的,有的人是在文化中拣选的。上帝是灵活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人们所不愿意的工作。”

然而上帝的拣选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世俗的人对信徒的某些传播方式并不能完全接受。“他们的那种说教方式简直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带有目的性。”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心态。不少人因此而竭力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与宗教不接触,“不沾染”。言传不如身教,基督徒那种尊重信仰,维护上帝和教义的生活态度与平和的处世方式,却有效地打动了人心。人心向善的力量帮助“上帝的使者”完成了一次次对众生灵魂的涤荡,小合唱逐渐变成了大合唱。

信者无疆
可以肯定地说,基督教是目前世界上信徒最多的一种宗教。有教士认为,未来的冲突就是宗教文明的冲突,未来的世界竞争也是宗教文化的竞争。这可能是一种偏颇的观点,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长期存在和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却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宗教信仰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生产力,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观点不一的。综合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当社会处于安定局面的时候,宗教无疑是安定民心、凝聚和平的一种有效力量;而当社会处于动荡和战乱的时候,宗教也可能成为一种被人利用的不安定因素。

然而在基督教合法存在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显然是鲜明和开放的。2001年底,官方权威的新华社曾经以《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我国宗教工作出现新局面》为题,对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行了专题介绍。

“为贯彻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规定,各级人大、政府制定了有关保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以及宗教方面对外交往的法规、规章。各级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对于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和民族习俗、侵犯宗教界合法权益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事件,一旦发现,都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如因出版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读物而引发事端的有关责任人都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政府在依法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坚决依法处置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使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正常开展。”

交织的世界:有神论和无神论
在中国西北,从新疆到宁夏,从青海到陕西,基督教堂与其他宗教的建筑物经常和谐地布局在相隔不远的地方,一些教堂甚至建在政府办公楼的附近,宗教信仰的自由空气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就基督教而言,政府批准的家庭宗教聚会点也遍布城市和农村,不少人担心一个问题,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怎么能接纳“有神论”的宗教信仰?

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高层官员曾经就此公开指出,“中国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是真诚的,这与共产党人主张的无神论并不冲突。”

这位高官撰文指出,“我们认为物质、存在、客观是第一性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任何违反其内在规律的外部干预肯定是不能奏效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辩证唯物论观点,我们认为宗教也有其自身存在、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和理由,宗教在我们社会中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    

文章称:“我们的无神论宣传不能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不能伤害信教群众的思想感情。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差异不能导致信神者与不信神者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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