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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2006年的举动令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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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2006年的举动令人疑惑——对梵蒂冈2006年的举动的系列报道评论

新华网北京5月6日电 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言人6日在此间就梵蒂冈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一事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5月4日上午,梵蒂冈新闻室主任纳瓦罗发表声明,对最近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自选自圣主教进行指责,对被祝圣的主教和参与选圣的广大神长教友以“严厉惩罚”相威胁,这是毫无道理的。

一、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现97个教区中,尚有40多个教区空缺主教,且现有主教多数年事已高。天主教会认为,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选拔和祝圣新的主教,是中国教会开展正常教务活动和牧灵福传事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天主教会自选自圣主教,也是中国天主教会得以延续和发展所必需的。1958年,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选举产生主教人选报梵蒂冈,梵蒂冈非但不批准,反而以“绝罚”相威胁,对中国天主教伤害至深,给中国教徒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创伤,同时也迫使中国天主教会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几十年来,中国天主教已经自选自圣了170余位主教,他们为中国教会福传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据我们了解,最近中国天主教有关教区选举和祝圣主教,充分体现和尊重绝大多数神长教友的意愿,自主地按照有关宗教程序和民主程序进行。这些教区的主教人选信仰虔诚,德才兼备,能力出众,受到教友的拥护和爱戴。中国政府基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对此也当然予以尊重和支持。

四、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中梵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中国政府为了推进中梵关系的改善,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向梵方建议搁置争议,共同探讨。近期又特别将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一事多次告知梵方,梵方一直不作正面回应,却在祝圣成功之后横加指责,这与梵方希望改善中梵关系的言论严重不符。

五、中国政府对于改善中梵关系是富有诚意的,并做出了不懈努力,也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希望梵蒂冈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和广大神长教友的共同意愿,不要再为改善中梵关系设置新的障碍。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2006年5月4日,梵蒂冈宣布将中国未经其指派而任命的2名主教驱除(excommunicated)出
教会,中梵之间因主教任命而造成的紧张冲突进一步升级。梵蒂冈同时宣布驱除
执行任命的2位主教。

美联社报道,梵蒂冈发言人瓦尔斯(Joaquin Navarro-Valls)援引天主教相关法规
称,未经梵蒂冈批准而任命的主教将自动被驱除出教会。

“教皇知道中国擅自任命新主教后非常悲伤”,瓦尔斯在一个申明中表示。“这
对教会的统一性是一个重大的伤害。”

德国之声报道,教皇本笃十六世对中国近日内自己任命天主教主教的事表了态。
教皇的态度分外严厉,他说,中国在未经他批准的情况下任命两名天主教主教,
是“严重干涉宗教自由。”(a grave viola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里,梵蒂冈称:“这个消息引起圣父深深的不快。”“教
皇强调了尊重宗教自由和它的机构自立,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重要性。”并希望
,“这种粗暴与无视一切的不可接受的做法不应该再次出现。”

据英国BBC报道,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声明明确表明,梵蒂冈愿意和中国进行"诚恳
和有建设性的对话"的同时,不会容忍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的单方面行动。

教皇就中国官方教会任命主教事件表态前,中国外交部周四发表声明说,这两位
主教的选举和任命得到了中国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尊重和积极赞扬"。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这两位主教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梵蒂冈的批评是"没有
理由的",中国诚恳地希望改善中梵关系,并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希望梵蒂冈
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和广泛神职人员和教徒的意愿,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积极的气
氛。

中梵建交最大障碍:陈日君还是地下教会?
  撰文 郗士(Francesco Sisci)
  
  自梵蒂冈任命陈日君担任香港教区枢机主教以来,中梵关系始终被一片严冬气氛所笼罩。不过近日来,中梵双方均表示愿意尽早就邦交正常化达成协定,这让外界又看到了中梵关系解冻的一丝希望。
  
  对中方而言,陈日君担任香港教区主教是中梵关系迈向正常化进程中的又一次挫折。2000年10月1日,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给19世纪一批在华传教士封圣,致使中梵关系跌入低谷。北京表示,教宗的封圣举动是公然侮辱中国。
  
  当时,北京曾告知梵蒂冈不要在中国国庆这一天封圣,而且居於中国的天主教徒也无从在庆祝国诞和庆祝宗教节日之间进行选择。但罗马教廷拒绝做出让步。自此以後,中国中断了与梵蒂冈的接触。
  
  今次梵蒂冈任命陈日君为枢机主教,北京当局的反应虽然有所不同,但显然也甚感疑惑:向来不愿号召对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进行圣战的梵蒂冈是否在向中国宣战?

若水清风 发表于:2006-5-7 13:23:31

上帝和凯撒的矛盾[张从兴]

中国和梵蒂冈最近一直都在为恢复邦交作出努力,而且出现了可能在短期内建交的迹象,不料却因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上周单方面晋升马英林、刘新红两位神父为云南主教和安徽主教,引起罗马教廷强烈不满,恫言将援引《教会法典》1382条把马英林、刘新红以及为他们主持祝圣礼的两名主教革除出教,使中梵复交过程遭受挫折,在网上也引起不少讨论。

  近期以来,中国在任命主教的问题上,一直都有通过特殊管道与教廷协商,然后再由爱国会任命中梵双方都同意的人选。这也是中梵双方关系得以缓和的主要原因。爱国会在中梵关系极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关键时刻,突然来这一手,难免启人疑窦。

  有的评论认为,爱国会此举是中国政府高层反对与梵蒂冈改善关系的保守力量的反扑。也有的评论认为,中国这边自行任命主教,教廷那边扬言要开除主教,其实都是中梵建交前夕的“漫天开价”,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后续的“就地还钱”过程。

  中梵复交的最大障碍,并非台湾问题,而是主教的任命权问题,也就是中国主教的任命,最后是由教廷还是由北京拍板的问题。教廷希望北京接受“越南模式”,即主教的任命权在教廷,但任命名单由越南政府认可并提供;北京则倾向于采取现有的方式,就是由双方协商人选,再由爱国会委任教廷也同意的人选出任主教。相信中梵之所以迟迟无法复交,关键就在于双方在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上相持不下。

  就问题的本质而言,其实就是“教权”和“王权”(政权)何者为大的矛盾。虽然耶稣基督在回答犹太人是否应该给罗马帝国纳税的问题时,曾经说过“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等于间接主张政教分离。而在基督教文明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确实也出现过象征“教权”的罗马教皇和象征“王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存的时代。不过,因为历任皇帝都得由教皇加冕,其实就是“王权”依附于“教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教权”对“王权”的诸多干涉,必定引起“王权”的反叛。英王亨利八世就是因为采取了一些反制教廷的措施,被教廷开除教籍,干脆宣布英国教会独立自主,成立圣公会,自任教主。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关于主教任命权的争执,其实就是“教权”和“王权”的矛盾。事实上,中国天主教会在上世纪50年代宣布有“自圣”主教的权力后,就已经成为类似圣公会的特殊教会组织,只不过是因为还自认是天主教,跟罗马教廷藕断丝连,不像圣公会那样彻底决裂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王权至上”,从诗经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来,皆是如此。几千年以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或是其他宗教,其“教权”从来都得听命于“王权”,而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以佛教为例,虽然东晋高僧慧远大师曾经高唱“沙门不礼王者”,但是他的师父道安大师的主张“不依国主,则法事不成”,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而佛教也是因为接受了“王权至上”,才得以在中国茁壮发展至今。

  三百多年前,罗马教廷因为坚持某些教条,不认同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版本的“中国化天主教”,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史称“中国礼仪之争”),惹火了本来对天主教甚有好感的康熙皇帝,干脆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后来,传教士又卷入康熙末年的王位之争,干预内政,雍正帝即位后就更加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了。

  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立场,是有历史渊源的,并非中共“平地起高楼”的独创。如果不明白“教权”只能听命于“王权”的中国国情,梵蒂冈恐怕很难和中国复交。

扫荡偶像 发表于:2006-5-6 17:41:25 3

考验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政治家的智慧见识的时候到了

墨儒 发表于:2006-5-6 19:06:09 4
至于基督信仰如何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坦然接受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中国文化的自尊者愿意接受何种意义上的基督信仰问题。神学上是否接受西方神学?体制上是否接受体制教会权威?既能够接纳基督信仰又能够保持民族文化独立自尊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天主教最困难,因为它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教宗的神圣性问题;对于新教则比较容易;而对于相对独立于体制神权权威和体制神学权威之外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比如儒家基督徒,最容易。对中国天主教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表示同情,但是如何解决问题则需要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和灵感了。同样这个问题也在考验着中国的具有政治体制能力者。
  


(2006年5月6日儒学联合论坛的相关讨论)
墨儒:至于基督信仰如何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坦然接受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中国文化的自尊者愿意接受何种意义上的基督信仰问题。神学上是否接受西方神学?体制上是否接受体制教会权威?既能够接纳基督信仰又能够保持民族文化独立自尊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天主教最困难,因为它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教宗的神圣性问题;对于新教则比较容易;而对于相对独立于体制神权权威和体制神学权威之外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比如儒家基督徒,最容易。对中国天主教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表示同情,但是如何解决问题则需要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和灵感了。同样这个问题也在考验着中国的具有政治体制能力者。


同意上面承冯志的话:“蒋庆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作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的同时又做儒生(真正的传统的),关键是因为二者的定位不同。如同一个人不能同时信仰基督教又信仰伊斯兰教,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新兴的宗教则不在此限制。这也可以用在基督教和儒教的关系上。就如蒋庆所说,是否承认道成肉身是基督徒和儒生的分水岭。”但是唯独“是否承认道成肉身是基督徒和儒生的分水岭”这句话不能够苟同。做儒家的基督徒恰恰就在于相信儒家墨家所信奉的天道被耶稣肉身生命所见证了。做儒家的基督徒恰恰必须承认道成肉身。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不过分尊重,因为需要反思,但是对于基于中国人的尊严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国文化恰恰必须真诚。蒋庆先生的徒子徒孙们在维护蒋先生的同时最好也不必随意论断反对蒋先生的人是否真诚。不要以为他就是绝对什么标准。建议某些儒生注意不要比加尔文的徒子徒孙们更武断和狭隘。

今天被贵坛的电子邮件招呼了来,一上来就看到梵蒂冈宣布驱除4名中国主教的文字,有感而发。

予沉:欢迎墨儒网友。请多参与讨论。

承冯志:孔子以德配天,所以如果承认耶稣“道成肉身”,那么就一定会象利玛窦所说的那样,将孔子放在施洗约翰的位置,而这对儒生来说是根本不够的。因为如果真的要找出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儒生只会承认孔子,而非救世主基督。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因为我们相信某些基督徒做的比儒生做的还象儒生,这就是现世了。

    现在有些儒学研究者承认,他们是即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孔子的信徒(儒生),这个关系可以用来对比儒生和基督徒的关系。


   
墨儒:在中国文化角度,是应当将孔子放在施洗约翰的位置,因为孔子的确没有自居为天的本体化身。儒生可以行道弘道但儒生不是天道本体。而且如果要使得儒生相信这个天道是值得追求的真理,则必须要让人看到这个真理关乎生命而且是关乎个人永恒的生命。否则,如果天道真理不关乎生命,儒生就不必以生命来认真追求之,就可能在关键时候虚伪地敷衍这个天道真理。(人类整体生命也是由无数个体生命组成,若不关乎个体生命就难以说儒学的天道能够拯救国家和人类)。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一种真诚的信仰。所以要找出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儒生就不能够只承认仅仅懂得敬天的孔子,而还必须承认基督更加彻底和完整有力地体现了这个“天”,因为耶稣曾经死而复活。无论有些人爱听不爱听,我还是得说这个似乎老套的信仰。这个是福音书记载的事实不是西方神学后来发挥出的信条。

有些儒学研究者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孔子的信徒(儒生),有何不可呢?儒学不是谁家可以垄断的和已经垄断的。儒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河流,中国的数千年不息的生命力奥秘就在于开放和善于学习借鉴域外的东西。承认自己是儒者是否就得必须接纳儒学的全部传统吗?文化和儒学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必须以人为本,而且现代人只能是以现代人为本。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爱中国人然后才能够谈论发展儒学。关注传统过于关注现实百姓生活状况的知识分子不是我们值得表扬的知识分子。

东民:“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种真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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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道理吧,德国占领法国时法奸也不少,而法国恰恰是一个天主教传统国家.而英国,诺曼征服时,不也各个是英奸?我觉得老是从什么文化一个维度来看问题少又不偏颇的


墨儒:关键看一种真诚的信仰是否和民族文化尊严挂钩了,我没有说有了什么信仰就充分地保证了绝对不会产生汉奸,但是如果有几种信仰的确存在着是否更加有益于民族生命的独立尊严和活力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应当选择那个更加能够有益于我们民族生命的,以此来弥补中国传统之不足。首先一个前提是,必须意识到神圣信仰在人类生命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并没有否定其他宗教的一定价值。然而在我看来,它们都缺乏一个类似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件。

承冯志:儒生应该如何理解“道成肉身”,我认为应当将“道成肉身”理解为众人之意愿。从《圣经》之上卷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犹太人所希望的救世主(基督)乃是一个能使“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 并肥畜同群”的和平王。对和平的渴望对理想追求与现实的残酷交织在一起,才使得后来的思想家耶穌将这一追求转向来世(这还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进而追求重生的幸福。那么重生之证据在那里,耶穌的重生就是证据,这就是基督教所宣扬的。
    那么儒生是否可以信仰死而复活的救世主,我认为这就和论述儒生是否可以信仰共产主义一样,是儒学变化发展的结果,即是儒学一个支派。那么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儒家基督徒”呢?我认为可以这样说,顺便也把“儒家共产主义者”的牌子带出来。


东民:明末王夫之等的气节如果没有一种神圣信仰的支撑,能如斯强劲吗?什么叫亡天下?不就是我们的孔孟之道坠失了吗?我们的神圣的信仰坠失了吗?清统治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字,还有我们的生活,成了化内之人,那才有广大士人对其是中华王朝的认可。曾国藩一纸檄文唤起了万千士人,消灭了拜上帝会,这里难道没有神圣的信仰在支撑?清末以还,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崛起,中华复兴而努力,这里没有神圣的信仰在支撑?

墨儒:我并没有否定其他宗教的一定价值。然而在我看来,它们都缺乏一个类似耶稣死而复活的事件。
应当承认基督更加彻底和完整有力地体现了这个神圣信仰中的“天”,这个就是儒生读儒家典籍的同时何以还要接纳耶稣的原因。曾国藩一纸檄文唤起了万千士人,消灭了拜上帝会,正是因为洪秀全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而且还企图在体制上否定。所以不得人心的洪秀全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我以为,所谓的“儒家的基督徒”,和洪秀全和腐儒们不同之处在于,就是在文化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彻底否定华夏传统。
    对于承冯志上一贴,不反对。出现“儒家共产主义者”有何不好呢,只要是真诚的。

东民:汉代对孔子作的类似努力还少吗?中国大地的多灾多难使中国人较早跳过了那个阶段,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多灾多难才使它们的哲人们喊出了“宗教鸦片”“上帝死了”,我觉得基督教现在的所谓繁荣只是因为它满足了西方社会的文化需要和世俗社会的精神需要而已,不是因为什么死而复生所昭示的所谓“更加彻底和完整”的“神圣信仰”。这一点西方的宗教社会学讲了不少。

当我们传统的宗法宗教被打破以后,中国社会亟待承载“天地君亲师”的宗教文化的儒教的复兴,如果哪一天早点到来,基督教党不会再迷惑更多的人。

我无意反对基督教,但总觉得它有些狭隘,不适合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当然,你这种“在文化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彻底否定华夏传统”的努力,我还是乐见的,但怕是最终还是要失望,这一点从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得出。


墨儒:正因为儒学传统有所不能够令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足的地方,才会有儒家的基督徒之文化现象被突出出来。今天成为儒家基督徒,这个恐怕和利玛窦当年号称儒家基督徒来传天主教还有所不同,和徐光启倒是很近似。今天是一部分中国人自觉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如果认为儒学传统已经自足了就决不可能成为儒家基督徒。只有感到自己的不足,而又愿意不自杀,愿意自强自壮的知识分子才可能成为儒家基督徒。建议有兴趣的看看这里吧http://rjjdt.bokee.com/。现在走儒家基督徒路子的人还真不少。

 

楼上说“我无意反对基督教,但总觉得它有些狭隘”,我觉得不能够指望儒家基督徒毫无坚持地融合儒学,否则就不是儒家基督徒了。儒家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被儒家共产主义者所替代呢。道理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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