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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在香港的兴起:论新亚书院及其文化教育理念(夏雪 何爱国)

 

 

夏雪 何爱国


摘要:新亚书院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钱穆等一批文化人士在香港创办的,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采用中国传统书院制度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欲使中国的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树立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在灌注时代精神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新生和中华民族意识的复活,以此为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新亚书院的文化教育理念体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因此,新亚书院的兴起标志着文化民族主义在香港的兴起。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以新亚书院教育和学术群落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新精神,凝聚民族文化认同,提高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新亚书院  文化理念  教育理念  文化民族主义  国家软实力

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文化精神为民族精神之灵魂、以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之要径,倾情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它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经济民族主义倾心于“实业救国”与“商战救国”,在经济上捍卫民族国家权益;政治民族主义则偏重于实现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而文化民族主义则试图通过振兴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标识和张扬民族个性和民族魅力,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达到民族国家的精神新生、精神完整与精神独立。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一道形成整全的民族主义谱系。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定位。而在有着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更是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本文着重研讨以新亚书院为代表的香港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理念透视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观点以及历史地位。

一、创建背景及发展过程

新亚书院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钱穆等一批文化人士在香港创办的。20世纪40、50年代之交,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换的时代,不管中国大陆还是香港都受到这一更替的影响。1949年,在中国大陆,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已然分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中国民族终于摆脱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走上了全新的发展之路。

香港虽然在清末就被置于英国政府的统治之下,却从来不是中国历史的旁观者。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仅香港学界表示支持,香港的工人阶层也举行大罢工与内地相呼应。但是,长期以来,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在香港文化教育上,一直推行全盘西化,抑制中文教育的政策,而且在中文教育上则鼓吹“尊孔读经”来适应其殖民统治的需要,敌视与禁止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由于香港政府的阻挠,香港的新文化运动迟至1920年代末期,才在内地及香港本地学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推展开来。[①]而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华人资本逐步崛起,华人社会和文化逐步受到重视。尤其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后,内地大批文化人士、民主人士转移到了香港,在那里开展文化活动。他们先后创办(或复刊)了一批报刊,建立(或重建)了一批文艺社团,开办(或复办)了一批学校,创立(或恢复)了多个通讯机关,建立了多个出版发行部门。[②]他们的活动既宣传了抗战也繁荣了香港的文化。同时,也开启了后来知识界人士南迁香港之路。

1949年,各类政治力量、政治人物以及学者等等都在考虑自身的出路问题。1948年底,已有不少学人南走。当时,钱穆与唐君毅同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二人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于1949年4月由无锡经上海同至广州。在广州期间,张晓峰约吴文晖、谢幼伟、崔书琴、钱穆等协商合力到香港办学。后来谢幼伟、崔书琴到香港注册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亚洲文商学院”,以钱穆为院长,正式立案。不久,谢幼伟前往印尼任职。所以学校的实际筹划多赖钱穆、崔书琴二人。学校初建时期条件十分艰苦。1949年10月10日开学时仅有学生约30人,为夜校性质,租九龙佐敦道伟晴街华南中学三楼三课室,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只笼统分文史、哲教、经济三系,分别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主持,又邀得罗梦册、程兆熊等任教,课程是大班讲演。程兆熊赴台任职,还在台湾代新亚招生,得学生二十人左右,到香港就读。后来,学校得到上海商人王岳峰资助,租赁英皇道海角公寓几间屋子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

1950年秋,因与原创办者在学校改革方面有分歧,钱穆遂向香港政府重新申请立案和注册,改校名为“新亚”,原意指新的亚洲文商学校,并担任校长,由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老师。当时在校学生多为大陆流亡到香港的青年,尤以调景岭难民营的居多,台湾学生亦是经济欠佳,学费没有着落,新亚学费收入仅占开支的20%左右。学生不仅不能缴足学费,而且无处容身,一些人就在学校的天台或楼梯上露宿。任课教授每月薪酬也极微薄。虽然财政严重匮乏,新亚的师资力量却极雄厚。当时学校所聘请的教授有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卫申父、杨汝梅、余天民、余协中、孙祁寿、罗香林、赵冰等多是在国内政界、学界素有名望者,他们不计薪酬,前来兼课。此外,吴俊升、左舜生、梁寒操、卫挺生、胡建人、张维瀚、陈伯庄、黄华表、蔡贞人、伍宪子、卓宜来、夏济安等人也曾在新亚任教。如此的师资阵容,在当时已受到当时香港政府的关注。

不久,新亚的支持者王岳峰因生意失败,不能再供给。新亚书院处境万分艰难。1950年冬和1951年冬钱穆两次前往台湾募集款项,得到总统府的私人资助,在办公费中每月拨款三千元相助,得以维持校务。在台募款期间,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联合国中国同志会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惊声堂”做一次演讲,屋顶水泥忽然大块坠落,钱穆被击中头部受重伤,不得不留在台湾养病,前后约四个月,才返回香港。期间,港英政府颁布法令,称凡属私立学校,除非能证明为不牟利者,否则须缴商业登记费。如果这样,必然令新亚财政再受打击。钱穆由台湾写信给新亚董事长赵冰,称新亚办学宗旨并不为牟利,若最后要做商业登记,则宁可不办;宁为玉碎,不作瓦全。赵冰向香港政府争取了近一年,终于使新亚成功注册为当时唯一一所不牟利的私立学校。[③]至1954年,新亚在校学生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但学生缴费情况仍不乐观。经费过分困难,影响了教育计划的进行。[④]其时,新亚遇到了一个转机,即与美国雅礼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雅礼协会每年补助新亚书院二万五千美元。新亚即以此致函婉拒了台湾总统府的赠款。同年,亚洲协会也与新亚建立了合作关系。雅礼协会的资助主要使新亚扩大的校舍。亚洲协会则主要捐助了新亚研究所的筹划和建立。

虽然情况艰难,新亚仍旧组织了丰富的校园活动。自1950年11月开始设立的“文化讲座”仍旧继续邀请各方面专家作有系统的学术演讲,所讲范围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方面。学生组织长风文学会、人文学术研究社等先后成立,定期组织演讲会、出版壁报和提交读书报告等,使学校充满浓厚的学术氛围。新亚学生创办了新亚夜校,每期学员都有七八十人。夜校的资金也不乐观,执教者也是义务工作,但是他们秉承了新亚精神,认为“教育就是一项神圣而有意义的工作,但若以之作谋利的手段,便流于商业化和市侩化了”,[⑤]所以时常存有战兢之感,“总望能恪尽厥职,将自己绵薄的能力贡献于社会、人类,以完成‘为教育而教育’的目标,则心便无愧,且亦可报国家民族于万一了”。[⑥]

1955年,新亚研究所得到哈佛燕京社资助,开始正式招生。所得款项作为研究生奖学金、购买书籍及办学报等用途。研究所出版的学报,既作为哈佛燕京社的报告,又使新亚成果传播到世界范围,为全世界汉学研究添一生力军。[⑦]1956年,雅礼协会得到福特基金的捐款,协助新亚建设新校舍。1957年,新亚与日本亚细亚大学商定互相交换留学生。而当时新亚研究所研究生已有出国留学者,如余英时在美国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萧世言在比利时攻读博士学位等。新亚学院又增辟了艺术专修科,并举办中国古代名画展,得到香港文教界、书画界好评。新亚的教育成果也得到香港政府的认可。钱穆在受董事会委托而作的《雅礼和新亚双方合作三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中,[⑧]对新亚今后五年的发展作了前瞻计划,提出了增加图书、提高教授待遇、完善研究所机制等建议,这些建议在其后也逐步得到解决和落实。

随着境况的逐步好转,新亚的成就也越来越激动人心。到1958年,新亚兴建了新校舍,图书馆藏书六万余册,创办了研究所,正在计划创建一所中学。新亚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形已渐渐成为过去。[⑨]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的,分布到美国、英国、比利时、西德、日本、菲律宾、西班牙等国。还有台湾、南洋各国及日本、韩国的学生前来求学。雅礼改派罗维德代郎家恒为驻新亚的代表,他协助新亚筹备物理、化学等实验室,创办新亚理学院,帮助完善新亚的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并接洽合并为大学的事宜。[⑩]作为校长的钱穆对新亚的成果深感欣慰,他说:“回溯此九年来,获得如许成就,诚非始料所及。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植一棵像样的木材,也得至少十年以上的工夫。而况是一个作育人才的学府,在短短未满十年的时期之内,处在此风雨飘摇,人心惶惑之时代,又是托庇在异国政令之下,曲折以赴。”[11]作为新亚发展的亲历者,他对新亚有极深厚的感情,在《新亚生活双周刊》的发刊词中,他希望这份刊物能作为记录新亚发展历史的资料,他说:“我们这一份《新亚生活双周刊》,便想把新亚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尽量汇集披露出来。这是我们新亚现实的一面镜子,各人照着这面镜子,可以认识我们的新亚来。这是我们新亚将来的一部历史。这份双周刊,继续着三五年,八年十年,将来要了解新亚如何生长,如何成熟,如何发展,以及新亚生活中究竟包藏了些什么,所谓‘新亚精神’究竟具体表现了些什么,便要凭这份刊物来察看,来推寻。”[12]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已有三百多万人口,社会的发展,使青年寻找出路的压力大增。而当时香港仅有香港大学一所大学,又有入学名额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鉴于此种情况,香港政府有意另立一所中文大学。1959年,香港政府开始资助新亚、崇基、联合三所私立书院,以作合并大学的准备。对于合并为一新大学,新亚同人持不同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参加组合中文大学可以提高学院的待遇,经费来源也有保障,毕业生可以获得政府的认可,找工作也会容易。一部分人则担心参加中文大学以后,当局对学校的控制力加强,新亚原来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钱穆在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福尔顿考察新亚的讲词中表现了新亚当时的这种矛盾,他一方面站在香港教育界的立场上,认为从香港社会发展方面,应该添设一所大学;而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应该有一所中文大学,既以保存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可谋求中西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站在新亚立场,他强调了新亚十年的教育精神和教育立场,他说:“这一段精神,我们自认为值得要请校外人士了解与同情。”[13]实是希望香港政府对此加以考虑。经多番讨论后,主要为了学生的出路着想,新亚最后也同意了合并。合并事宜大体确定以后,钱穆即应耶鲁大学的邀请前往其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在访美及旅欧期间,钱穆不断与各方会面,继续谋求他们对新亚的支持。在英国会见负责大学合并事宜的福尔顿时,钱穆始终坚持中文大学第一任校长当由一中国人担任。此后在1962年的校名争议中,钱穆提出以其英文名称直译为“中文大学”。亦是他一生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所致。1963年,香港政府正式把崇基、联合及新亚三所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加入中文大学后,新亚仍坚持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但是当时的港英政府只要培养在香港进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不可能允许新亚理想的存在。而且在校务会议上,中文大学的当权者也使用英文开会。另外,钱穆对中文大学在聘请教授方面的偏私极为愤慨,于是提出辞职。他在上董事会辞职信中说:“有关新亚方面的,我不得不站在合理立场,求一公平待遇。若并此而不可得,徒受厚薪,一切缄默,既对不起新亚,也对不起中文大学。在我心力已尽,则惟有辞职一途。”[14]1965年,钱穆在服务新亚十六年后辞去院长之职,不久即到台湾定居。其后,张丕介、程兆雄、唐君毅等老一辈新亚人也陆续离开了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1990年,钱穆病逝于台北。钱穆希望自己能全心教学著书,不喜做行政工作,但他仍为新亚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新亚学规、定“诚明”为校训、写作校歌,扶持新亚从困境走向发展。他说:“我自十七岁到今五十三年,始终在教育界。由小学中学而大学,上堂教书,是我的正业。下堂读书著作,是我业余的副业。我一向不喜欢担当学校行政工作,流亡来香港,创办新亚,算是担当学校行政了,那是在非常环境非常心情下做的。在我算是一项非常的事。”[15]他将自己的精神也融入了新亚,他虽然逝世了,“但他的真精神、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有过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中”。[16] 

二、注重培育学生“独立精神”和“人生理想”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

新亚书院奉行以中国人文主义教育为基础的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点:

第一,人格熏育与制度规范相结合的中西合璧教育体制。

中国自有书院以来,其与官学相对,给了文人士子一个比较自由的讲学空间,一个散播文化与思想的载体。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强调师长人格力量对学生的影响。而钱穆认为:“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此亦学业进程中应有之一项目”。[17]他看重中国文化教育的这一传统,认为书院教育注重从人格与学术两方面培养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18]因此,在新亚的建制方面,采取了书院制。同时,他又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强调以制度规范学生,其讲堂授课制和科目分授制胜过书院制,应吸取其优点为我所用,所以也“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19]新亚书院实际上是采取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精神与现代西方大学教育体制相结合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具体教学方面,则侧重培养学生的自学精神和方法。在公共课讲授之外,学生可以选择一两位先生为自己的导师,师生在生活上、精神上都密切联系,“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生平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20]使学生在毕业进入社会后仍旧能保持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习惯。并希望以这样的教育方式弥补现代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21]钱穆建议,“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书院与大学)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22]

第二,先通博后专精的人才培育方法。

新亚以教育通人为目标。就学术研究方法而言,钱穆主张:“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23]做学问,由博而约,才是正途,他说:“从事学问,必当先历通途,再入专门,由本达末,乃为正趋。”[24]就学术的博大与精深的关系而论,钱穆认为,“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25]就学术发展而论,钱穆强调,“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是也。”[26]就国家社会所需而论,钱穆强调,“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否则,“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27]根据以上理由,钱穆主张,“大学教育之所造就,当先求其为通人而后始及于专家。”[28]在招生简章中,新亚宣称:“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训练,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课目,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智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

第三,反对重理轻文、重工轻理、重社会学科轻人文学科、重经济学科而轻视其他学科的实用主义教育思维。

长期以来,从政府到社会有一种严重的重理轻文、重工轻理、重社会学科轻人文学科的实用主义教育偏向,对此,钱穆痛加责难。针对重理轻文,他批评道:“学者争以文科为无用,而竭力提倡理科。彼不知一国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苟无办法,则其自然科学亦绝难栽根立脚,有蒸蒸日上之望。”针对重工轻理,钱穆责问,“试问理学院无基础,工学院前途何在?”针对重社会学科轻人文学科,尤其是重经济学科,而轻视其他学科,钱穆责问,“试问一国之政治不上轨道,经济岂能独荣。亦未有其国人全昧于已往之历史,而政治可以有办法者。亦未有其人绝不通文学哲学,而可以通史学者。”进而言之,以实用主义谈教育谈学术,必然导致学者“专务于谋出路,寻职业,自私自利,只图温饱”,而整个教育精神“陷于急功而近利,舍本而逐末”。如何改变这种实用主义的教育与学术理念所导致的社会深刻危机呢?钱穆认为通才教育可以达到,“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而远者,此唯通才达识者知之,擅一才一艺以绝业名专门者,往往不知也。”[29]

第四,以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为途径,以培育学生独立精神和人生理想为归宿的教育理念。

新亚学人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他们以此书院为载体,宣传自己的文化理想,力图教育中国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而培养独立精神,“这是我们新亚要负起的责任”。[30]他们强调,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个人生活无法保证,个人精神尚难安顿的时候,更应该教育青年认识人类的文化价值和具有个人的生活理想。新亚是“为着栽培中国青年而创办此学校。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的悠长传统,必有其内在可贵之价值。我们该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此传统,懂得了解此传统之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与光大。……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的价值之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到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便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如一团影子般,会渐淡渐失”。[31]新亚学人意识到中国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本源。因而注重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理想,教导他们进入社会要尽职尽责,尽其职分做好工作。

三、民族之复兴有赖于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之复活的文化民族主义理念

新亚书院特有的教育模式与教育理念,与其执著的民族复兴意识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其关于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关系的根本主张,体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

第一,秉承经世救国传统,期待中华民族复兴。

新亚书院的建立,是一批中国学者秉承中国传统士人经世救国的抱负,执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文化理想的产物。钱穆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32]新亚学人常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来教育学生,“诸位都是在这民族的苦难中诞生而成长,诸位必先明了,民族的前途,即是诸位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即是诸位的命运。……诸位当善尽各自的时代使命,诸位首先当懂得,该为民族而献身。诸位目前所寻求的知识,将来所担任的职务,应该系于此一大使命之下,而始有其意义与价值的。诸位!莫为你个人的自私,莫为你当前的短视,而忽略了这一大使命。……这一使命,自然是艰巨的,是又困难而又重大的。然而我们不该为此自馁,不该为此退缩,不该自己躲在一旁,只让别人来但责任”。[33]

第二,认定中华民族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复兴。

新亚的创办者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我们认为,要发扬此一信念,获得国人之共信,其最重要的工作在教育”。[34]他们不愿使中华文化在乱离中断绝,所以不惮艰难,力图为传播中华传统而建立一座基地。这一些“爱好自由,热心从事教育工作,而又尊重宝贵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者,在极端困难中,创设这一所学校。”[35]“窃愿以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和平思想为己任,并领导青年学生循此正规以达救己救世之目标。”[36]这一信念,来自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是,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特色,这些是中国人精神的基础。中国要独立,要发展,就应该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社会,尊重自己独有的东西。而忽视自身传统,不加分析地接受外来的东西,正是20世纪以来中国思潮的一个偏向。这使他们甚为担忧,因为“若昧失了中国历史文化之固有特性而仅就世界形势来求中国问题之解答,则不仅会阻碍中国之前进,而且将更添世界之纠纷。”[37]他们认为,要挽救中国,不能靠外部力量,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要挽救中国,其基本的力量,并不在外面物质的援助,与世界共同的呼号。更重要的在中国民族本身自有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不仅对此后新中国之建立为必要,而且对世界大同与人类和平有必然可有之贡献”。[38]所以新亚的培养方向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化的陶冶和训练,培养和号召中国青年尊重并爱护中国文化。他们力图培植青年对祖国文化的自尊自信,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并使之在此基础上接受世界潮流,成为有体有用的人才。

第三,立足时代精神,更新中国文化。

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钱穆有一名言:“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传统”。[39]新亚学人在办学过程中能够历艰难而不折,是因为确信他们负有使中国的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以时代精神灌注文化精神,从而挽救中国文化的危机的使命。他们意识到时代要求他们担当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毅然以弘扬中国文化为新亚教育之根本宗旨。复兴中华文化,就要推动中华文化与时俱进,认识时代,认清时代走向,自觉以时代精神更新中华文化的精神,以中华文化的新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之大业。“要把这一所学校之精神,来作时代精神之反映。我们要把这一所学校之意义,来阐发时代意义。我们要把这一所学校之使命,来参加时代使命。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所学校的教育,将为时代而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所学校的青年,都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我们希望,由于我们这一所学校,让你们能认识时代,认识自己。让你们能贡献给时代,让时代能拥有了你们。”[40]总之,在灌注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41]

第四,站在世界的高度,学做一个象样的中国人。

新亚学人炽爱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又心怀世界。新亚书院这一校名本身就意含这种情怀,新亚精神正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基石,同时吸收世界文化思想发展的最新潮流的一种中西文化结合的文化精神。新亚的创办者们认为,文化教育就是要教导青年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业,但是,在此之前,青年人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优良传统,“新亚办学的宗旨是要各位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中国人。……各位做人,在今日世界尚未达到大同以前,我们当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在体力上、知识上、智慧上比外国人差,而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当前理想中国人”。[42]但是,“今天的世界,已是在走向大同的路上,中国人不能关着门做中国人。中国人必须得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来做一个人。因此每一青年,我们该指导他们,如何了解世界人类文化所包涵之大意义,及其大趋向”。[43]

总之,新亚之精神是既注重传统,又不固守传统;既要对传统心存敬意,保有信心,看到它与世界其他文化的相异之处,又应该理解它是世界人类文化全体的一部分,需要在不断地接触中融合。新亚书院的文化教育理念体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因此,新亚书院的兴起标志着文化民族主义在香港的兴起。

结语

新亚书院是钱穆等新亚学人人生理想和学术精神的载体。他们在乱离中虽然无法摆脱政治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却无法磨灭对民族国家与历史文化传统固有的温情与敬意。新亚学人在共同的时代背景及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互相影响,不断磨合,产生了某些共通的文化教育理念,形成了相似的学术情趣和学术品质。凝成一种内核坚定的学术精神。[44]概而言之,他们凝成“讲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的“新亚精神”,这种精神,被钱穆先生恰当表达为:“在新亚,我们所悬为我们自己的教育宗旨与教育理想之主要方面,是想提倡中国文化,而更进一步来谋求中西文化之交流与调和”。[45]新亚学人尊重传统文化,试图汇通中西,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他们被归宗于“当代新儒家”,被归宗于“文化民族主义”。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有其独特的理念。但无论如何,他们是站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复兴的立场上,为着民族的发展与前途着想的,因而是值得尊敬和理解的。他们为中国文化向世界争取应有的重视及地位的苦心,也是值得赞赏和敬佩的。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理想无疑具有政治权力、军事武力和经济实力无法取代的精神魅力和外交穿透力。以新亚书院教育和学术群落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新精神,凝聚民族文化认同,提高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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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雪(1977-),山东临朐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何爱国(1970-),江西东乡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现代化研究。

[①] 刘永蜀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4月版,第151页。

[②] 参见袁小伦:《战后初期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③]《本院完成登记手续》,钱穆:《新亚遗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34页。

[④] 《同学缴费情形》,《新亚遗铎》,第45页。

[⑤] 《新亚夜校》,《新亚遗铎》,第46页。

[⑥] 《新亚夜校》,《新亚遗铎》,第46页。

[⑦] 详见钱穆:《新亚书院创办简史》,《新亚遗铎》,第769页。

[⑧] 《雅礼和新亚双方合作三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新亚遗铎》,第85-89页。

[⑨] 《新亚校歌》,《新亚遗铎》,第5页。

[⑩] 《友情的交流》,《新亚遗铎》,第185-187页。

[11] 《新亚书院概况序言》,《新亚遗铎》,第131页。

[12] 《发刊词》,《新亚遗铎》,第108-109页。

[13] 《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福尔顿博士访问本院讲词》,《新亚遗铎》,第197页。

[14] 《上董事会辞职书》,《新亚遗铎》,第661页。

[15] 《有关钱穆个人在新亚书院之辞职》,《新亚遗铎》,第665页。

[16]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3页。

[17] 《改革大学制度议》,载钱穆:《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9页。

[18]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50页。

[19] 《招生简章节录》,《新亚遗铎》,第12页。

[20] 《招生简章节录》,《新亚遗铎》,第12-13页。

[21] 《招生简章节录》,《新亚遗铎》,第12-13页。

[22]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50页。

[23]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46页。

[24] 《择术与辨志》,《新亚遗铎》,第153页。

[25]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46页。

[26]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47页。

[27]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46页。

[28]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48页。

[29] 《改革大学制度议》,《文化与教育》,第48-49页。

[30] 《欢迎雅礼协会代表讲词摘要》,《新亚遗铎》,第42-43页。

[31] 《珍重我们的教育宗旨》,《新亚遗铎》,第189页。

[32] 何方昱:《完整的人格,伟大的事业——<新亚遗铎>与钱穆的教育理想》,世纪中国网。

[33] 《告本届新同学》,《新亚遗铎》,第117页。

[34] 《敬告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同学们》,《新亚遗铎》,第28页。

[35] 《美新港雅礼协会公宴讲词》,《新亚遗铎》,第235-236页。

[36] 《新亚书院沿革旨趣与概况》,《新亚遗铎》,第16页。

[37] 《研究所计划纲要》,《新亚遗铎》,第64页。

[38] 《研究所计划纲要》,《新亚遗铎》,第64页。

[39] 《传统与现代化》,载钱穆:《晚学盲言》(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51页。

[40] 《告本届新同学》,《新亚遗铎》,第118页。

[41] 《传统与现代化》,《晚学盲言》(下),第462页。

[42] 《第七届毕业典礼讲词》,《新亚遗铎》,第115页。

[43] 《农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礼讲词摘要》,《新亚遗铎》,第77页。

[44] 蒋连华认为,正是因此,可以把新亚学人组成的学术团体称作“新亚学系”,但他们并未形成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参见蒋连华:《文化民族主义的新认识》,载盛邦和、井上聪主编:《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6月版。

[45] 《第二期新校舍落成典礼讲词》,《新亚遗铎》,第254页。

Nation Reviving in Hong Kong: the New Asia College and its Culture and Education Idea
Xia xue , He Aiguo

Abstract: New Asia College was established by Qian Mu and some of his friends in 1949 and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bined principles of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western universities together., the New Asia College tried to make Chinese young people re-knowledg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arry it forward in order to remedy the crisis it faced and achieve the Nation Revi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Asia College marked the rising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of Hong Kong. See from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perspective, Scholars gathered around the New Asia College are on behalf with the power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y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ave done what they could to rise the position and affect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world.

Key Words: New Asia College; Culture Spirit; Cultural Nationalism; Soft Power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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