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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藩:诗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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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魂


汪维藩


希伯来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作为华夏后裔的中华民族同样是一个诗的民族,这是两者能以在感情和心灵最深处发生共鸣或共振的基础,因为诗这一文学形式是心声的直接抒发,它既是倾诉,亦是呼唤,出自一个民族心曲的声音必然要在另一个民族的心灵里引起倾听和回声。当然,发自不同民族心曲的声音是不尽相同的,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希伯来诗歌的诗魂,是在于它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上帝的挚爱,和对始终处于历史忧患之中的自己民族的挚爱。而作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分的汉民族的诗魂,则在于对始终处于历史沧桑之中的自己民族的挚爱,和对人民,对人生的挚爱。希伯来诗魂和汉民族诗魂的重叠处,正是在于对各自民族的挚爱,眷恋,与深情。


希伯来诗魂中对超越于人类自身的上帝的挚爱,是其主旋律,或表现为对上帝的赞美与称颂,如摩西率领以色列民族越过红海脱离埃及之后的颂歌:


主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主啊,众神之中谁能象你,


谁能象你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施行奇事?


——《出埃及记》15章2、11节


或表现为对上帝的倚靠与依归,如摩西的《祈祷之诗》:


主啊,


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诗篇》90篇1—2节


或表现为对上帝的仰慕与敬畏: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辖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主,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诗篇》19篇12—14节


所有这些赞美与称颂,倚靠与依归,仰慕与敬畏等等,又都可以归结为对一位超越于人类自身的上帝的挚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申命记》6章5节)。


希伯来诗魂的这一部分,在汉民族的诗歌中是难以寻觅的。《诗经》的“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也许可以称之为宗教诗,但所颂所祀,不外诸先王列祖,旁及山川而已。真正算得上赞颂一位超越于人类自身之上帝的,也许只有《周颂》中《敬之》一篇:


敬之敬之!


天维显思。


命不易哉,


无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


日监在兹。


维予小子,


不聪敬止?


日就月将,


学有缉熙于光明。


佛时仔肩,


示我显德行。


(今译)要谨慎而又谨慎啊!


上帝是明察一切的。


人生可轻率不得啊,


莫以为他高高在上,


事物的升降与沉浮,


天天在他监察之下。


愚昧而软弱的人啊,


能不倾听而且谨慎?


我愿日积而又月累,


在光明中学得光明。


使我能够肩负重任,


并指教我彰显德行。


《敬之》的意境和希伯来《诗篇》139篇颇为相似:


主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139篇1—3,23—24节


    《诗经》以下,似乎很难再找到类似《敬之》的诗,这可能和儒家着眼于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有关,也和道家遁迹于自然世界的物我两忘有关,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一半渗透于伦理观念,一半渗透于审美情趣。


希伯来诗魂的另一部分,即对始终处于历史忧患之中的自己民族的挚爱那一部分,同汉民族诗魂中对始终处于历史沧桑之中的自己民族的挚爱这一部分,则有惊人的相似乃至吻合之处。


希伯来诗歌中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挚爱,有时候是通过对民族英雄的哀悼来抒发的。扫罗父子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来,大卫为悼念扫罗、约拿单所写的《弓歌》,颇有令人撕心裂肺之感:


以色列啊,


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何竟死亡?


……


约拿单的弓箭,


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


扫罗的刀剑,


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


以色列的女子啊,


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


英雄何竟在阵上仆倒?


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


——《撒母耳记下》1章17—27节


扫罗生前追逼过大卫,几次欲置大卫于死地,但扫罗在非利士人进犯时为民族,,为祖国力战而死的时候,大卫痛失民族、祖国的“尊荣者”与“大英雄”的深情,远远超越于个人的恩怨。他问苍天,问大地:祖国和民族的英雄“何竟死亡”!?


希伯来诗歌中这种对民族英烈的沉痛哀思,在我国汉民族诗歌中是不乏其例的。出自三闾大夫屈原手笔的《九歌·国殇》,即为歌颂、悼念楚国民族英雄,一位宁死不屈的主将: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鬼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


(今译)出征不再归来,此去不再返回,


苍茫辽阔的平原上路途如此遥远,


手持长剑,夹着秦地造的硬弓,


即使身首异处,也一无所畏惧。


实在是既勇猛而又武艺高强,


始终是刚强而不可侵凌,


身躯虽然战死,精神却永活,


你的魂魄啊,在死后也仍是英雄。


屈原似乎在回答“英雄何竟死亡”这一出自对民族对祖国无限挚爱的问题:死亡远非英烈的终极,生为英雄死后也仍是英雄。这种对英烈“死而不死”的从痛楚中凝聚而成的信念,实际上是对民族精神永存的信念。屈原的《招魂》篇所呼唤的,与其说是死于强秦的楚怀王,毋宁说那是失落了的楚国民族精神,一种永不能死,永不能亡的民族精神: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今译)英魂啊归来,东方不可滞留,


英魂啊归来,南方不可止憩,


英魂啊归来,西方有千里流沙之害,


英魂啊归来,北方也不可久居,


英魂啊归来,进入楚国首都的修门吧,


英魂啊归来,返回自己的故乡吧!


    屈原要说的是:英雄可能死亡,民族精神却永远不能泯灭,民族精神不能依托于四方,不能依托于祖国之外,真正的民族精神只能依托于自己的故土。祖国的兴盛有赖于民族精神的来归,所以屈原在《招魂》的后几段中呼唤说:


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今译)英魂啊归来,为什么要远去呢?


英魂啊归来,返回自己的故乡吧!


    其实,屈原对故国民族精神的召唤,又何尝不可理解为对自己民族精神的自持?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即使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长期被流放于沅湘之间,也不能易其对祖国对民族的赤子之心: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


(今译)只要是我所挚爱的,    、


为之死亡多次也不后悔!……


即是被肢解我也不能改变,


难道我的心那么容易被吓住?


希伯来诗人对民族和祖国的挚爱,有时表现为因异族入侵,人民遭受茶炭蹂躏时的欲绝悲恸。被称为“流泪先知”的耶利米是这样一位诗人,首都耶路撒冷为巴比伦大军所陷,目睹同胞经受的灾难与屠杀,耶利米不禁悲从中来,泪流如河:


我眼中流泪,


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扰乱,


肝胆涂地,


都因我众民遭毁灭,    ·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


在城内街上发昏。


……


锡安的城墙啊,


愿你流泪如河,


昼夜不息,


愿你眼中的瞳人i


泪流不止。


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


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倾心如水,


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


受饿发昏,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


向主举手祷告。


——《耶利米哀歌》2章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


昼夜哭泣……


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


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我若出往田间,


就见有被刀杀的,


我若进入城内,


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


——《耶利米书》9、14章


很难在我国诗作中找到相似的痛苦经历,因为我国的诗人是文人而不是先知,目睹民族灾难的机会极少。不过,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中,还是能寻觅到这种对沦陷于外敌铁蹄之下的人民的深切同情:


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


(今译)沦陷于金人之手的北方百姓忍受着死亡的痛苦,期待着国土被恢复;有多少地方的百姓是流着眼泪度过今晚的时光的啊!


——《关山月》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今译)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在金人的铁蹄下眼泪已经哭干;向着南方期望官兵解救,不觉又是一年过去了。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希伯来诗人被异族所掳的经历,及其在异国他乡忍受屈辱而又怀念故国的沉重痛苦,却是能在我国诗人中找到类似心情的。被掳到巴比伦的希伯来诗人留下了这样的名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一《诗篇》137篇


何等深沉的对祖国的眷恋,何等真挚的对祖国的忠贞!抚琴的技巧可以忘记,祖国的首都不能忘记,口舌的乐音可以丢弃,颂赞上主的歌声不能贬为欢娱敌人的献唱!琴弦可断,怀念故都的忧思难断,这正是希伯来诗魂的壮烈处。


在我国爱国诗人中,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被俘经历也许可以同希伯来诗人相比。在广东五坡岭被俘,途经零丁洋时,文天祥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名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得丹心照汗青!


——《过零丁洋》


“汗青”是古时写书的竹简,犹言史书或历史。对一位爱国诗人来说,死是等闲事,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留下一颗对祖国对民族的赤胆忠心!而一个敢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敢于为祖国和民族直面死亡的人,恰恰是对祖国和民族怀有最真挚最深沉感情的人。被解押北上路过南京时,文天祥又留下了用血泪写成的诗句:


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


——《金陵驿》


“啼鹃”,是啼叫的杜鹃鸟,传说它啼叫的时候咀里会流出血来。在一般的文人诗里,常以杜鹃或杜宇比喻爱情的忠贞,但在文天祥这一位民族英雄的笔下,“带血啼鹃”却成了对祖国、对故土的无限依恋,生不能还,死后也要化作带血的啼鹃归来!文天祥不是先知,在这一点上不能和耶利米相比,但在对民族的挚爱这一点上,文天祥的血和耶利米的泪是流在一处,融在一处的。用杜鹃啼血抒发国破之恨,在早于文天祥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词中也可以见到:


啼鸟还知如许恨,


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稼轩长短句·贺新郎》


这种国破家亡之恨,在辛弃疾的同代人张孝祥的词里也常是流于言表:


闻道中原遗老,


常南望,


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


忠愤气填膺,


有泪如倾。


(今译)听说北方中原的百姓,


常常向南方眺望,


希望皇家的车笃来到。—“。


使路过的行人,


忠愤之气填满胸膛,


眼泪像大雨般倾注而下。


——《于湖词·六州歌头》


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民族与祖国的一往情深和对国破家亡的忠愤填膺,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之所在,因而也正是中华民族的诗魂之所在,加之近代史上长达百年的屈辱,使我们能以理解希伯来民族的诗魂,较之其他民族更为深切。一个没有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民族,是难以理解希伯来诗魂中,对始终处于历史忧患的自己民族的挚爱这一侧面的。


    对民族的国破家亡怀有极深痛楚的诗人,必然会在民族复兴时欣喜若狂。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经历过安史之乱和山河破碎之苦,所以当听到官兵已经收复河南河北的失地时,他的感情反应是强烈异常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收复失地的捷报来得如此突然,使杜甫涕泪满襟而又欣喜若狂。这种涕泪纵横,悲  喜交集的复杂情感,是那些对民族命运麻木不仁之辈所无法理解,更无由生发的。所罗巴伯和耶书亚带着四万余众被俘百姓归回故土,并在耶路撒冷被毁的圣殿旧址重立地基的时候,那些看过旧殿的老人所流露的感情,和杜甫当日的感情极为类似:


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以斯拉记》3章12、13节


作为和百姓一同归回故土的诗人,更是用诗的形式讴歌了上帝的大作为和百姓归回故土的欢乐:


当主将那些被掳的人


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作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主为他们行了大事!”


主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主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诗篇》126篇


在这里,希伯来诗魂中对超越于人类自身的上帝的挚爱,和对处于历史忧患之中的自己民族的挚爱,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在杜甫那里,我们所看到的中华民族的诗魂同样深藏着对处于历史沧桑之中的自己民族的挚爱,但却缺少了作为希伯来诗魂主旋律的对超越于历史之上,并主宰着人类历史的上帝的景仰,崇敬与称颂。


和希伯来诗歌相比,我国汉民族诗歌的人民性要浓烈得多;上自《诗经》,便有反映农奴对剥削者强烈反抗,追求“乐土”的诗章: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年贯女,


莫我肯顾。


逝将去汝,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今译)大老鼠啊大老鼠啊,


不要再吃我的高梁,    ·


三年来一直服事你,


你从来没有眷顾我。


我发誓要离你他去,


走到那安乐的地方。


只有那安乐的地方,


才是我的安居之处。  ’


——《魏风·硕鼠》


几千年来广为传诵的名篇《采薇》,写的是久历戍边之苦的士兵,又在退役还乡的路上备受饥寒: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


(今译)当年我出征的时候,


杨柳在春风中摇曳。  


而今我归来的时候,


却是严冬雨雪纷飞。


归途上我慢慢地走,


又是口干又是饥饿。


我的心里充满悲伤


没人知道我的痛苦。


——《小雅·采薇》


我国汉民族诗歌的这一传统,在杜甫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章中,表现得最为悲戚而凄楚。但在希伯来诗歌中,却很难找到类似的抒发人民疾苦之作。希伯来先知著作中,有类似的文辞,如牧人出身的阿摩司和农民出身的弥迦都曾无情指斥当时的统治者和富人:


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阿摩司书》2、5章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弥迦书》2、3章


但在希伯来诗歌中,这种对权贵与豪富的申斥是极少的。也许,仅仅弹丸之地的巴勒斯坦,民族矛盾始终大于本国的阶级矛盾,所以连耶利米为之泪流成河的百姓的灾难,也还是和民族浩劫联系在一起。对人生,对生活的描绘,希伯来诗人同样着笔极少。但仅仅《雅歌》一卷诗剧,却已成了希伯来诗歌歌颂坚贞、崇高爱情的绝唱。女主人公书拉密女忠于对牧羊人的爱情,虽君王所罗门的权贵与财富,也不能使之动摇:


爱情如死之坚强,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


是火焰的电光,


是主的烈焰。


爱情,众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雅歌》8章


这里没有汉民族诗歌中那种缠绵哀婉的伤感和花朝月夕的轻薄,希伯来人的爱情是一种被升华被圣化了的感情。诗人将爱情之火比拟为上帝的烈焰,这就难怪歌颂爱情的《雅歌》竟被列为《圣经》正典之一,并被作为宗教诗传诵于后世了。


在汉民族诗歌中,也许《乌鹊歌二首》可以与之相比,尽管缺少那种被升华和圣化的高度。相传先秦时,宋王强夺了韩凭之妻何氏,置于青陵台上。韩凭自杀,何氏亦坠楼而死,宋王财富与淫威的网罗,终于捕捉不住忠于爱情的平民何氏:


南山有乌,北山张罗。


乌自高飞,罗当奈何!


乌鹊双飞,不乐凤凰。


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汪廷纳《人镜阳秋》


至若人生的其他侧面,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反映几若缤纷落英,俯拾皆是。据传是远古年代的《弹歌》,仅用极精练的八个汉字就刻画出了我国先民剽悍粗犷的狩猎情趣: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肉。


——摘自赵晔《吴越春秋》


(把青竹砍下一段,用弦索连成弯弓,飞射出土做的弹丸,追逐被击中的鸟兽。)


又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谣《敕勒歌》,是颇为烩炙人口的: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引自《乐府诗集·杂歌谣辞》


宛如一幅淡墨山水画,但使人强烈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莽莽草原的苍茫辽阔,更是游牧生涯的豪迈深沉。这一类反映生活情趣的诗歌,在希伯来诗章中是极难找到的。是凝重的宗教情感抑制了希伯来人的生活情趣?还是虽也曾度过游牧生涯的希伯来民族,在对茫茫旷野的痛苦回忆中已经丢失了对人生的美感?抑感深重而又连绵的民族灾难,使希伯来人已将全部情感埋藏于仰望苍天的内心深处?对热爱人生的中华民族来说,希伯来人的这种含而不露,确乎是如许之不可思议。


然而,希伯来人并未忘却人生,而是在更超越的层次上思索人生:


主啊,


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犹如一息)……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诗篇》第90篇


这是在永恒与无限面前,对短暂人生的带终极性的思索,不若“良宵苦短”之轻浮,不若“浮生若梦”之消沉,也不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之就人生指点人生。


综观希伯来和中华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诗魂,对各自处于历史沧桑与忧患之中的民族的挚爱,是其相印并重叠处。对人民,对人生的挚爱,相对来说是中华民族之所长,希伯来民族之所短;而同时,对超越于人类自身的上帝的挚爱,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性思索,则为希伯来民族之所长,中华民族之所短。从希伯来诗魂中吸取并溶入我们这个民族所短缺的东西,人类将在东方看到一个更为伟大,更为壮丽,更为超越,更为深沉的中华民族的诗魂!


(原载《金陵神学志》(复)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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