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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锡禹:牟宗三先生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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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论基督教

作者:严锡禹


虽然牟宗三先生以现代新儒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但他其实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大家。他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的确是以儒家为根基,但并不局限于儒家。他博采中外各家各派哲学之所长,在各种思想的相互砥砺中自成一家之言。

牟先生最看重的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且对这一传统思想形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中外哲学中有五种形而上学的形态。他说:“你要了解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五个形态,从柏拉图开始,然后了解基督教、儒家、道家、佛教。”从此即可看出,牟先生在阐述其思想时,并不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因此,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常常举各种思想来说明同一个道理,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我在阅读之余,随手抄摘了牟先生论到基督教的文字,并稍作补注。现抄贴于后,以供参考。

 

觉悟,照基督教耶稣的说法,就是人必须重生,重生这话可以到处应用。照《中庸》讲就是诚体之呈现,诚体永远在那里,但你不觉悟,诚体则不显,当下觉悟,当下呈现,就有好开始。照佛教讲就是发菩提心,当下发菩提心,当下那些成佛的修行统统出来。尽管天地宇宙早就有,那不算什么。哪里有光明透露,哪里才有开始。没有光明,这个宇宙早就存在也不管用,漆黑一团的宇宙,存在也没有用。中国古时候形容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圣人,这个圣人代表这个民族的光。西方人一定要靠有耶稣出现,耶稣不出现,西方世界早已存在也没有用。中国人一定要靠有孔子。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了耶稣与一位犹太人的谈话。其中谈到了重生的问题,就是牟宗三先生提到的“人必须重生”。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风随著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三位一体(trinity)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说基督教的上帝有三个位格(persons),即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位格,不是三位神,他们是一体的。这个问题在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论,甚至导致教会分裂。


牟宗三先生不是神学家,不需要老老实实讲三位一体。下面抄摘的这两段文字,一段是在讲周易哲学的时候,讲到三位一体,另一段是在讲《老子》的“三生万物”时讲到三位一体。

 

天主教讲三位一体,圣父就代表乾的身份,因为上帝代表创造万物之理,这就是中国讲乾的意思。耶稣是圣子,圣子也代表道德实践,不过基督教不说他是人,他是神的化身。照儒家看,耶稣是个圣人,圣人就要通过道德实践。为什么叫上帝是父呢?因为它代表创造之理,还是尊乾的意思。光尊乾还不够,一定要有圣子出来才成,没有圣子,那个上帝没有用。这个体会,东方西方是相同的。虽然词语不一样。

 

牟宗三先生非常喜欢讲《易传》中的这句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认为这是中国儒家的本体宇宙论(ontocosmology)。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不说三生四,四生五等等呢?一定要到三停止,说“三生万物”,这是一个界线。一、二、三成一体,这跟基督教三位一体一样。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三”这个地方才说明万物,就等于道生万物,一、二、三,是对于道本身的一种体会。就好像通过三位一体来体会上帝一样。说“三生万物”,就等于说道生万物。

 

牟宗三先生根据王弼注,用《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来解释“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不知道牟先生的这个解释,对基督教的神学家会不会有所启发?

 

基督教有两个信经有关于三位一体论的。第一个信经名为《尼西亚信经》,产生于公元325年,经381年修订后,成为基督教信条。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藉着他造的;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马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从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究尽。

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藉众先知说话。

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

我认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

 

第二个信经名为《卡尔西顿信经》,产生于公元451年。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substance),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马利亚所生。

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hypostasis)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神学与道德的学关系,是基督教神学中一个重要课题。牟宗三先生通过康德来阐述这个问题,认为神学要建立在道德学之上,而不能反过来,把道德建立在神学之上。


康德本人站在西方的传统,只讲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不能讲神学的道德学(theological ethics)。神学可以讲,康德是从道德建立神学,从道德把神学撑起来,他的支持点是morality,拿道德来支持神学,把道德拉掉,神学就没有了。其他那些建立,统统不对,建立不起来的。康德的思路是中国的思路,所以尼采讥讽康德是德国的中国式圣人。

 

康德反对神学的道德学,天主教是地道的神学的道德学。对于基督徒,道德律从哪里来?从上帝来,道德建基于神学。康德正好反过来,神学建基于道德。道德建基于神学,是他律道德。所以天主教反对康德,把康德的书看成是禁书,只准读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实在论。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跟基督的精神正好相反,因为耶稣的精神是希伯来的精神,是宗教的精神,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这两个是相反的。有一次我问一位牧师:你们为什么根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一套来建立神学,不根据耶稣的生命来讲神学呢?亚里士多德那一套跟耶稣生命不相干,你根据耶稣的生命、耶稣牺牲上十字架这个高度的道德精神来讲神学不是很好吗?

 

有关基督教的名称,在中国十分混乱。本来,基督教(Christianity)一词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所有以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信仰者。一般而言,基督教包括三个大的教派,一个是牟宗三先生文中提到的天主教,就是有一位教皇的那一个基督教;一个是东正教,是中世纪时从拉丁化的罗马教会中分裂出来的希腊化基督教;一个是新教,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的基督教。

 

这三者其实是一种宗教,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三弟兄,虽然吵吵闹闹,但还是三弟兄。奇怪的是,到了中国以后,这三弟兄就被完全分开为三家人了,中国政府承认的五大宗教中,把天主教与基督教(即新教)并列,俨然是两种宗教。这种情况使得不少人以为,天主教信仰的是马利亚,基督教信仰的是耶稣。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这种认识上的混乱给学术研究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为在基督教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述三大派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便是今天,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他们仨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这三大派别在信仰和神学上,共同的东西多于不同。

 

无奈之下,有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词:基督宗教。用这个词来表示Christianity的意思。

 

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中,这些常识性的东西需要加强。

 

把基督教从西方的历史和哲学中抽离出来,西方还有完整的历史和哲学吗?

耶稣到底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从地域上看,耶稣出生在巴基斯坦地区,属于东方。从思想上看,耶稣没有古希腊那种形上之思,他强调的只是如何认识上帝,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句话,他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爱上帝,如何爱人。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但是一千多年来,基督教被涂抹上过分浓厚的希腊色彩,使基督教成为西方的思想形态,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基督教的东方之根。牟宗三先生认为“耶稣是儒家的精神”,不一定有很多人接受,但是,耶稣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恐怕是无疑的。

 

这个基督教怎么讲呢?耶稣是儒家的精神,你要通过耶稣才能了解上帝。有一次耶稣在传教,一个听者问:你天天讲天上的父,你能拿天上的父给我看看吗?耶稣说:你天天跟我一起,还没有见到上帝吗?当然,耶稣说的这个话不如孔子的话典雅,这话说得不太客气,但这话是对的。你离开耶稣这个生命,到哪里去看见上帝呢?上帝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天天跟我一起,你还没有了解上帝吗?上帝是pure love,这个只能通过耶稣来了解。你离开耶稣,怎么能证明上帝是pure love呢?谁知道上帝什么意义呢?只有通过耶稣上十字架这种高度的爱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才能证明上帝是纯粹的爱,这就叫做道德的神学。神学的道德学不然,它反过来。

 

牟先生提到的耶稣那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8节。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另外,《约翰福音》1章18节也有类似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关于“上帝是pure love”,《约翰壹书》中有这样两段话。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4:8)

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4:16)

 

东方人的哲学,只需要去做,去行,在做与行中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在儒学体系中,学与行密不可分,学就是行,行就是学。真正的基督教应该是这样的。而西方不同,西方人从事思是一种职业,不一定是人生的需要。

 

宗教要思,但更重要的是行,是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上帝的形象。

 

附注:谢谢网友羽毛乱飞的批评与提醒。根据他(她)的提醒,我及时改正了文中的错误。希望继续得到批评指正。我觉得这个时候引用保罗说的一句话可能比较合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腓 3:13)这句话可以运用于人生的任何方面。

 

创造论是基督教的重要概念。圣经开往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上帝创造世界,而不是制造世界。英文中的两个词被用来做这种区分:to create,to make。对此,牟宗三先生讲得也十分清楚。

最好了解的是基督教的形态,上帝创造万物就使万物存在,上帝的创造是从无而造,上帝不是根据任何已有的东西来创造一个东西,这是讲创造的意义。木匠制造桌子,木料是原有的,把form加在matter上成个体物,那是制造,不是创造,上帝不是利用已有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东西,上帝创造就是使个体存在。上帝创造是个典型的创造的意义,那是宗教上的创造的讲法,儒家是个典型的意义,那是哲学的讲法,从道德上讲的,道德意志(moral will)是创造的原则。

 

论到上帝的创造,圣经中的论述实在太多了,这里引圣经中一位诗人的话来说(诗 33:6-9):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上帝是超在的,还是内在的,这大概是一切宗教所要关注的问题。

 

我的理解,牟宗三先生认为,西方的上帝观是向外的,向外的极至就是超在。所以西方的上帝要有位格(person)。

 

东方的上帝观是向内的,向内的极至就是内在。如儒家所说的“性”,即是天之所以赋予人的那种纯然之性,也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这样,东方(具体说是中国)的上帝没有位格,也无需位格。

 

所以,儒释道三教跟西方文化比较,就是跟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相对,基督教不是一个实践的智慧学,它是一个信仰学。那么,现在西方所依以支持其为西方的那个命脉在哪里?上面有一个上帝,下面靠科学与民主政治。……从这个地方看,就看出西方的好处,它下面有科学与民主政治,上面有上帝,上帝代表信仰,那是西方文化的方向。中国不如此,中国把上帝那个信仰吞没吸纳到实践智慧学里面,化掉了,没有了,成一个特别的形态。东方儒释道三教都是如此,把寄托在上帝那里的那个信仰吸纳到实践智慧学里化掉。所以中华民族没有人格神(personal God)的观念。这是儒家成立,道家出现,后来佛教吸收到中国来,所必然演至的。

 

有位格的上帝需要去认识。托马斯·阿奎那用理性的推理来认识。也有不少人借超理性的智慧来认识上帝。

 

无位格的上帝不靠认识,而靠感受,在个人的良知中去感受,感受人身上那种先天就有的超然性。


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在于神与人之间的界限,一个泾渭分明,一个浑然一体。

 

佛教也是个大宗教,你不能说佛教不是个宗教。但是菩萨、佛不是上帝不是神。菩萨、佛是人修行到的一个境界。佛教向往菩萨、佛,儒家向往圣人,道家向往天人、真人、至人。这都是通过修行而达到的境界。因为是通过修行而达到的,所以说这是属于实践的智慧学的。上帝不是通过实践而有的,耶稣不是通过实践而至的,这是基督教的特色。基督教并不说耶稣是圣人,他一定说耶稣是神,耶稣不是修行到的,耶稣是上帝派遣的,是神,这样把耶稣抬高了。但中国听起来很难接受,中国人不大欣赏这一套,当然,在宗教信仰上可以这样讲。耶稣明明是个人,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说他是个神,是上帝派遣的?再古一点还好一点,耶稣的时代到现在才一千九百多年,是汉朝年间,对中国来说,你是汉朝的人物,晚辈后生。你说耶稣一定是神,中国的关公不也是神?

 

照基督教,耶稣是当作一个信仰的对象看,不是可学而至的。因此,基督教不是实践的智慧学。它只教人信仰、祈福,名罪,却不教人做工夫,以使自己的生命理性化、纯洁化。人的理性无处用,只好转成科技的理智计算。

 

西方宗教神与人之间泾渭分明,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就像圣经中所记载的那样,当摩西问向他说话的那位上帝的名字时,上帝说:I AM WHO I AM。中文圣经翻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直译应为:“我就是我。”(事见《出埃及记》第三章)上世纪欧洲神学家卡尔·巴特也说:“世界就是世界,上帝就是上帝。”(Welt ist Welt. Aber Gott ist Gott)

 

东方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的,人可以通过内在的修炼,进入超越界,成为圣人、真人、菩萨、佛。中国民间有句熟话:神仙也是人学的。佛教唯识宗讲“转识成智”,大概就是指从经验的层次上升到超验的层次,即上升到神的层次。孔子的“下学而上达”,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是立足于人生、人性来谈神的。

 

其实,西方宗教中,神与人的关系也并非全是如此泾渭分明。东正教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上帝之所以要道成肉身,目的就是要人肉身成道。道成肉身是下达,肉身成道就是上达。

 

“洋教”一词,是基督教(新教)进入中国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特殊符号,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是贬义的。但是,如果不带情绪地来看,这个词多少反映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


你知道,犹太人就不相信基督教,耶稣是犹太人,但犹太人就不相信基督教,基督教靠离开罗马,通到世界来,靠欧美人来宏扬,靠罗马世界那个圣保罗的功劳,圣保罗把基督教从犹太那个历史社会限制拖出来,世界化,这就是基督教说的普世。这个话也不能拿宗教是普世的来唬人。所以我说,上帝是普世的,宗教不是普世的。宗教一定在历史文化阶段中产生出来。上帝是普世的当然没有问题,但宗教是讲上帝,回教不是也讲上帝吗?有些人最反对说他是洋教,他说宗教是普世的,无所谓洋不洋。你不是洋教是什么?说洋教就是说你在西方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出现。

 

基督教相信独一上帝,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可以认识、理解、接受。但是,由于基督教是从西方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就往往以为,只有借着西方人的眼睛看到的上帝才是真的,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等等非西方人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上帝是假的。这实在是一个悖论,是对基督教所坚持的独一上帝观的挑战,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方,统治西方以外的世界的,不是这位上帝。

 

启蒙运动以前的基督教神学,基本上还没有走出欧洲的大门。因此,哲学与神学始终在欧洲这个圈子中打转。就神学而言,它受到的哲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圣经对它的影响。对神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追溯到最后,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

宇宙论是哲学的讲法,最后的创造根源一定讲到上帝。柏拉图没有达到上帝创造万物的境界,但他讲造物主(Demiurge)。这个造物主只是制造万物,并不是创造万物。制造只是把形式加在材料,如木工之造桌子。创造一定是从无而造。柏拉图是制造说,并不是上帝创造说。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是从“四因”说明万物之“成为”过程。从动力因与目的因说明宇宙之向纯形式(上帝)而趋,亦并不是上帝创造万物。后来自基督教成立,始根据创世记而有上帝造万物是从无而造之说。这是西方宇宙论之大略。

 

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影响到“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也影响到许多被斥为异端的神学。这一点在创造论上也不例外。

 

其实基督教的创造论非常简单,就是圣经所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

 

希腊文中哲学一词的意思是“爱智慧”。照中国人的理解,最高的智慧总是简单的,所以《周易·系辞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欤!”

 

圣经拥有最高的智慧,这个智慧不需要论证,只需要宣告。


佛教讲众生成佛,佛是所有人都可以修得的。佛祖只不过是第一个修成佛的人。这是肉身成道的理路。中国的道教中的情形也大体相当,普通人,通过各种修行,可以达到成仙、成道的境界。儒家强调“内圣”,不追求成仙、成道,但是儒家也要在修行中达到“内圣”,从而可以“外王”。

 
基督教的理路不是如此,上帝与人虽然相通,但也存在着存在差别。人无法通“天”,甚至无法认识上帝。因此,人只有借助自上而来的启示,方能认识上帝,道成肉身就是最大、最高的启示。

 

大乘佛法要跟众生在一起,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这跟耶稣一样,你光是神之子,谁跟你在一起呢?人之子就好多了,我来是为了替人类赎罪。《圣经》上只说耶稣是上帝派遣的,并没有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化身,并不是神,最多说是神之子,但耶稣也是人之子,他是木匠的儿子,为什么说他不是人呢?

 

使徒保罗曾经这样说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歌罗西书》2章8至10节)

 

耶稣成了人,实实在在是一个人,所不同的是,“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这是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教义。因此,基督教强调的是被救,而不是自救。在基督教看来,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超越自己,人的自我超越,必须借助外力,这个外力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长久以来,在我们接触到的教科书中,据此把贝克莱的哲学划归为主观唯心主义。牟宗三先生有不同看法。他不是在某种既定的哲学框架内理解贝克莱,而是在西方哲学的理路中解读。西方哲学的理路,就是要证明世界的合理性。

 


理性主义从知识上证明上帝,理想主义大体从道德宗教可以接触到上帝。上帝有种种不同的讲法,所以,我提到主义的几种形态。就贝克莱那个主观的觉象论,他讲的上帝不是观念,是基督教那个创造万物的上帝(personal God)。贝克莱的“觉象”是具体而现实的可看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客观的、有条有理的,不是心理学的观念。觉象虽然离不开心,但并不是心。贝克莱把matter拉掉,那么,谁把这些具体而现实的东西呈现到我眼前呢?就是上帝。所以他后面的保障是上帝,上帝来保障,这个世界就可理解。西方人总要想着使这个世界可以理解,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的最后归属归到上帝。

 

中国哲学不大这样看问题,因为中国哲学不关心自然的问题,不追求对外在世界的理解。中西上帝观之不同亦在于此。

 

西方人在人之外寻求上帝,中国人在人之内寻求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观正是向外求的代表,传统神学中,向外求的必然结果是对人的否定。因此,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西方人要把这种上帝观扭转过来,康德就是一个代表。康德指出,寻求上帝一定要在人的道德上。

 

中国人的上帝是向内求的,其必然结果是对人的肯定。

 


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智(或称智慧),很多时候是一超越之存在。加尔文强调,若要研究神学,必须从“真智慧”着手,所谓“真智慧”,即对上帝的认知和对人的认知。除此以外,无智慧可言。

 


智的直觉照字面应该译作“纯智的直觉”,康德的原意就是纯粹的由智发的直觉。不管是道家玄智的智,佛教般若智的智,或是儒家仁智知虽,它可以发出一种直觉的作用,那个直觉作用就是从智而发。我们科学认识的直觉是从感性发,康德说我们人的直觉都是从感性而发的,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就是把智的直觉划归给上帝,上帝代表无限心,圣心才是无限心,发智的直觉者一定是无限心。

 

牟宗三先生在其它地方详论过佛教唯识宗的“转识成智”,就是把“智”视为一种超越的状态。佛教的修行,即是达到智的超越。牟先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基督教的上帝,理解上帝的无限心。照儒学看来,心是人之根本,由心直达于智,不借助识,甚至是抛开一切的识,是为直觉。

 

人能否真正认识上帝,先天具有的心性纯然以否,至关重要。以纯然之心性直达上帝的无限心,就能认识上帝。否则,只能推论上帝,想象上帝。

 

在东方思想形态中思考基督教神学,思考基督教的上帝观,似乎比西方人的思想更玄,比西方神学传统中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更玄
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根在生命,西方哲学的根在自然。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因此,中国人的宗教观中没有超然之位格神的地位。

 

 

这个地方就看出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分别。中国人把无限心看成是个本体,这个本体在人的生命中最容易显现,所以只靠人的生命把它体现出来,因此重视实践的智慧学,而并不把这个本体人格化。譬如儒家讲天命不已,《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那个创生万物的天地之道,《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乾元,《中庸》说的诚,孔子说的仁。说诚也好,说仁也好,说乾元也好,都一样,这都是当本体看。人是体现这个本体,体现的最高境界是要全部体现。如何能全部体现呢?在我们现实人生里面永远不能全部体现,所以体现过程无限拉长。但它又假定说你可以全部朗现,全部朗现一定有全部朗现的根据,所以东方一定讲圆顿之教,就在这个意思上讲顿教、圆教。

……

基督教的形态是把那个本体客观化,不但客观化而且要实体化、人格化。经过三化才能讲三位:父位、子位、灵位。它一定要把那个本体看成客观的实体,而且还要拟人化,拟人化就是人格化。人格化以后,人格神(personal God)才出现,这是信仰,以信仰为中心。典型的信仰就是基督教,这是信仰的形态。东方智慧学不向这个形态发展,它是向康德所说的实践的智慧学发展,发展到最后一定承认无限心,无限心是个本体,它不把它人格化,不是我们祈祷崇拜的对象。它一定把它内在化,视之为人的生命本体,人的生命的唯一现任义务就是体现无限心,就是要把“诚”、“仁”、“乾元”、“天命不已”代表的那个本体体现出来。从现实看,这个体现的过程可以无限拉长,你永远不能全部体现,但你要一下朗现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讲圆顿之教。

 

牟先生文中提到的人格神(personal),按照基督教神学的习惯,翻译为位格神。“位格”一词源自拉丁文,本意为面具。据说最早使用该词的是被称为拉丁神学之父的特土良,他用这个词来解释三位一体的上帝观。

 


神学与道德之意的关系,向来是基督教神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但又是主流神学中所不易处理的问题。牟宗三先生儒学的特征是创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谈到,所谓道德形上学,就是由道德进入形而上学,这种进路是儒家传统的进路,即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进路,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进路,即《中庸》的“致中和”的进路,亦即王阳明“致良知”的进路。……


照康德的讲法,metaphysics有两层,就是超绝形上学(transcendent metaphysics)和内在形上学(immanent metaphysics)。我们能够有知识的是在“内在形上学”处,超绝形上学处我们不能有知识,假定从超绝形上学这个地方想一个名词,那就是神学,道德的神学。康德有道德的神学而没有神学的道德学。基督教、天主教、圣多玛都是神学的道德学,站在康德的立场这是不可以的。

 

按照这个思路,神学与道德学的关系十分清楚。西方传统神学从神学进入道德学,牟先生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只有自道德学而入神学,才是可以真正建立起来的。因此,牟先生十分推崇康德的道德神学,他自己的道德形上学就是在此思路中建立起来的。

 

要在中国思考神学,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的进路的确是值得借鉴的。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由内及外,自下而上,而不似西方的由外及内,自上而下的“光照论”。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许会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及学术界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今日的中国基督教界,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放在一个平等地位上来对话的人,可能还不太多。当然,极端排斥中国文化的人也仅在少数。更多的人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牟宗三先生的建议也许不是如此,他认为,必须进入到中国文化的血脉里面,抓住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在此基础上来建立中国的基督教神学,这种神学才是与耶稣的精神生命相关联的。

 
 

基督教决不能传至中国而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谢扶雅先生谓基督教入中国机会太坏,缘分太差。此决不只是机会问题,缘分问题。洪秀全、帝国主义、商人、大炮等障碍,只是表面。基本关键是在文化生命之形态不同。基督教若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进不来。自利玛窦以来,直至今日,已有五六百年。试想基督教传教者儿曾能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若孤立言之,一个人受洗、祈祷、做礼拜、唱圣诗,凡此诸种,皆是外部之事件,皆可为之。然此决不相干。接不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决不能进来作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而若接上中国之文化生命,则基督教决必改其形态。

 

基督教之为宗教绝非已臻尽美尽善之境地。自其历史而言之,中世纪之形态固有病,近代之形态尤有病。自其本质而言之,其形态亦非发展至尽美尽善者。此中根本关键,唯在其神学之未能如理建立。中世纪之神学乃照古希腊哲学为根据而建立者,而古希腊哲学却根本与耶稣之精神相隔相违而不相即,是即不啻耶稣之精神与生命根本无学问之以明之。中世纪之神学根本不能担负此责任。于此,吾希望基督教中高明之士,能虚心以观佛教中之“转识成智”以及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以哲学玄谈视宋明理学全错)。基督教根本缺乏此一学问。其未能至尽美尽善之境,关键在此。

 

我觉得,牟宗三先生的话,值得基督教界人士深思。基督教的核心是福音,是好消息。它之所以是好消息,是因为它报告的是关于救赎、成全、和好、爱的信息,而不是惩罚、破坏、敌对、仇恨的信息。福音不仅是对人而言,也对文化而言。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福音还是祸音,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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