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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藩:中国古代基督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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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基督教精神

汪维藩

 

(写于20003月,发表于20016月第二期《金陵神学志》)

中国古代基督教,含东汉、盛唐、蒙元三代。其精神,均具三代之中国风骨而迥异于明清之后的中国基督教。

多马或其门徒将天国福音传入中国之说,已不可考。但东汉(25-220)后期中国已有基督教,则不只有文字记载,且有铁十字架之物证。李文彬说:“在东汉时代,曾有两个叙利亚教土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采,表面上是为了要学习养蚕制丝的方法……可是他们本意,乃是传教。”(1)阿诺比斯于4世纪初写道:“赛尔斯为许多福音已传到的国家之    一。”(2)“赛尔斯”(Seres)意为“蚕丝之国”,这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

    明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挖掘出一座铸有东吴赤乌年号的大铁十字架,史籍有记载可    考。(3)东吴赤乌年号(公元238-250)13年,即使从孙权称帝(公元229)算起,亦不过2    年。短短二十年间,基督教不可能有力量铸造一个大铁十字架,更不可能培育出一个能为大铁十字架撰写一副颇具楚汉文化风格之对联的中国文人。毋宁说,福音传入中国是东汉的    事。

    这副对联的内容是:

    四海庆安澜,铁拄宝光留十字;

    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

“安澜”,指风平浪静,波涛不兴,一幅平安升景象。“铁柱”,指木制的十字架,已成为钢浇铁铸、永不朽坏的救恩之象征。“大泽”犹“洪恩”、“宏恩’’或“大恩”。“金炉”是上帝圣殿里宝座前的金香炉;“香篆”指袅袅上腾状如字的馨香之气。“蔼千秋”的“蔼”,意为繁茂、茂盛;总意是:但愿万民因怀念上帝之宏恩而献上的感谢与祷告,能在中国兴盛茂旺,万代千秋。

尽管再无其他史料,仅仅一副对联却能令人窥见东汉中国基督教的楚汉文化精神。它既像《楚辞》,更像汉赋。那地上的四海欢庆之平静安澜,那万民所感怀的上帝之大泽洪恩,那已化为铁柱的十架宝光之生辉熠熠,那正升自金炉的千秋馨香之袅袅飞腾,无一不具楚汉之美学特征。“这里没有苦难的呻吟,而是愉快的渴望,是对生前死后都有永恒幸福的祈求……神仙世界就不是与现实苦难相对峙的难及的彼岸,而是好像就存在于与现实人间相距不远的此岸之中。”(4)其文心之开阔无垠,气势之雄沉飞动,为后世留下了一幅东汉·孙吴基督教精神的写照。

如果东汉时将福音传人中国的传教士确系来自叙利亚,则汉唐两代的中国基督教均源  于东派教会。后者由阿罗本于初唐太宗贞观9(公元635),传人长安(今西安);而当景净撰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时候,已是盛唐之后的公元781年。(5

“盛唐之音”不只指盛唐之音乐,而是泛指弥漫于古代中国最为绚丽灿烂的一段历史中的那种精神:“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6)尽管也有点少年般的愁思与伤感,却充满一种颇具青春活力的“丰神情韵”。(7)这“盛唐之音”,表现于音乐、舞蹈、诗歌、书法等诸方面,神学亦不能外。

按景净的观点,上帝创造的顶峰和中心是“人”: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8)

对方物的创造,景净用的是“匠”,指上帝造物之精思巧构。对人的创造,景净用的是“立”,     含“立之为嗣”、“立之为仁义之士”、“立之为顺从天命之人”等义。一字之差,足见人之尊贵。有别于先秦的“性善”与“性恶”二论,景净视被造之“初人”具清浊未分之“浑然之性”,有如一张白纸的“素荡之心”。(9)只是由于撤但的诱惑,人才“积昧亡途,久迷休复”(10(愈益昏暗找不到正路,迷津日久无力再归回)。这是一种对“人”充满同情、肯定与执着之精神的神学“人论”:既不视人为邪恶之蛆虫,亦不誉人为善美之天使,而是将本具浑然素荡心性之人的失落归咎于那恶者。

    而基督的救赎则是藉其道成肉身,复活升天“以破暗府(阴间的权势)……悉摧魔妄”(11)。这就为人类打开了“开生灭死”之门,“炼尘成真”(12)之路。*消灭死亡以洞开“生”门,藉净风(圣灵)无声之陶良(对良知、良心的陶铸)使人涤除尘污以反璞归“真”。这里的归“真”,不是叫人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归回按上帝形像被造的真正的人。这里的“生”,也不只是死后的事,它包括生前与死后,今生与来世,此岸与彼岸在内的具永恒意义的人生。这是带有“盛唐之音”的对人、人间、人生之肯定与憧憬的景教神学。

    景净将上帝对人的创造和基督对人的救赎归结为下面两句话:

    “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13

    借自《周易》的“乾”(天也)、“元”(始也,初也),均指上帝;“美利”犹言大利,即“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14)上帝愿以最大的恩惠和无限的好处赐给人类,所以他能“广生”,他能创造,扩大并繁衍生命,借自老子《道德经》的“圣”,指圣者基督;“体元”是说他体会上帝的好生之德,故能“亭毒”,(15)故能化育、养育人之生命,使人之生命藉他的救度得以成熟,有如他的身量。(16

  “景门”的根本道德规范是“依仁施利”(17)。这里的“仁”,不同于孔、孟以亲亲为本的“仁”,(18)而是《周易》果核草种含藏生命之“仁”:“仁,即草木之仁,生之始也。”(19)“利”,还是上帝以美利利人的那个“利”。总起来说,就是按照上帝的好生之德、广生之能,以及基督的开生之恩、化生之惠,将上帝之大利转施于人世之间。这是以上帝为本始,以人间为依归的唐代基督教伦理,其核心仍是一个“生”字。“仁,‘生’之始也”。“香以报功,仁以作施”(20)。(以心香,以感恩报答上帝的创造、救赎之恩;本着一颗来自上帝的生生之心,给人以施舍与救助),这是景教徒人生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

    蒙元基督教指蒙古人人主中原之前及之后的“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蒙古语,意为有福之人。景教的“景”有好几个意思,如取其福祉之意,则与“也里可温”同源于波斯文“迭屑”(Tersathe Blessed)。(21)基督教传人蒙古族的渊源已不可考;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被逐之景教传教士仍滞留于中国边陲并转而进入蒙古,则有线索可寻。据判断,11世纪时,蒙古北部之克烈部(Kerait,怯烈)、汪古部(Ongut,雍古)均已皈依景教——蒙元的“也里可温”。(22)成吉思汗家族接受也里可温为王室信仰,原因之一是他的重臣镇海(CinqaiChinkei)系出身于克烈部的景教徒,原因之二是成吉思汗之后曾数代与虔信景教之克烈部王女通婚。

蒙古族的信仰,原为多神崇拜的萨满教,其最高神为“长生天”。接受基督教后,则以“长生天”称上帝,既可理解为“一位永远存在之上帝”(An Everlasting God)。又可理解为“一位永远创生之上帝”(An Evergenerating God)。蒙古人每于书信开头写上一句“长生天气力里()”,“气力”亦即“大能”或“力量”,指永生上帝之大能与力量,这在贵由大汗给罗马教皇的复函中犹为清楚:

长生天气力里!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 (附贵由玺文:)“上帝在天,贵由汗在地,上帝威棱,众生之主之印”。(23)

  虔诚事奉上帝,仰赖上帝之能力与威严,在茫茫草原上驰骋万里,这是一个勇猛强悍的蒙古民族的基督教精神。而在这一威武之中,仍然包含着景教所曾保有的那种以“生”为本的“仁”的内核,这在忽必烈(24)统一中国的战争尤为突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25)忽必烈的军令之一即为“戒诸将毋妄杀”。(26)在位期间,凡断死罪者的均令复审,详谳,“恐滥及无辜也”。(27)至若天灾人祸造成的民饥民困,世祖总是采取种种措施给予救赈。他说过:“重困吾民,民何以生”!28)以上天“好生之德”(29)生民,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仁爱”之本。(30

    仰赖上帝天力之助,既威武勇猛,而又不忘上天好生之“仁”,这是蒙元基督教的精神所在。

综观中国古代基督教,其精神均较重现世与人间,重人之生生不息与生人之“仁”。这是古代东派教会同汉唐蒙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其中有许多值得今日之中国基督教挖掘并    汲取的源泉。

 

    注释:

    1)李文彬:《中国史略》。

    2ArnobiusAdversus Gentis

    3)见明代李九功《慎思录》及刘子高诗集,刘作有《铁十字歌》。江西庐陵郡,今永新、峡江、乐安、石城以南地区,在东吴辖区之内。

4)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简称《景教碑》。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出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 (公元1625),今藏于西安碑林。

6)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7)见钱钟书《谈艺术》。

8)(9)(10)(11)(12)(13)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14)见《周易·乾》。

15)见老子《道德经》。老子多次提及圣人,如“圣人不行而知”(47),“圣人常善救人(27),“圣人为而不恃”(77),“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1),“圣人后其身而身先”(7),“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63),“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78)等等。景净以之称耶稣基督,宜也。“亭毒”见《道德经》第51章:“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亭之毒之”,河上公本作“成之熟之”。

16)《新约·以弗所书》413节。

17)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18)《礼·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尽心》“亲亲仁也。”

19)见《周易·文言》。

20)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21)见《元典章》及邱处机《西游记》。朱谦之所引资料认为,Tersa(迭屑)即为景教碑中的达娑,见《中国景教》。

22)朱谦之《中国景教》。

23)《蒙古大汗贵由(公元12461248在位)致罗马教皇后书》,1247年由柏郎嘉宾带回教延。见卫三畏《中国总览》第2卷。

24)忽必烈,即元世祖(公元12151294)。公元1264年迁都燕京,称大都(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

25)见《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修著《元史》的宋濂是位儒生,他笔下的“仁爱”实际上是草木之仁的“仁”,“生之始也”。

26)同(25)。

27)见《元史》卷八、卷十二。

28)见《元史》卷十七。

29)见《书·大禹谟》。

30)有关忽必烈的基督教信仰,可参阅《马可波罗行记》及海恩波《圣经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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