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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发展的终极成因概述


――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简论


       作者:江宜清

社会发展的终极成因是指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最根本的规律和首位原因。通过寻找和研究影响社会发展的终极成因,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探求到改变社会的根本方法和途径,而其他的社会规律都应当是在这一总的规律的前提之下发生作用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规律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呢?经过大量的社会历史观察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个首位的因素乃是社会的崇拜状态。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状态。而不同的社会崇拜状态又是不同的社会崇拜对象所造成的,因此人的崇拜对象一旦发生改变,其生存状态也一定随之发生改变,而且是全面的改变。这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都是如此。这是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首要规律。

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难。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就很容易发现,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状态都与他们的信仰状况相一致。基督教国家的人民生活是一种模式;伊斯兰教国家的人民生活又是另一种模式;佛教国家的人民也有自己的独特生活模式,凡此等等。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同的民族或群体的生活也因其崇拜对象不同而产生根本的差异。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的规律正是通过影响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精神状态来发挥作用的。


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的规律也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信仰决定生活的规律,实际上就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决定了崇拜者的生活的规律。社会崇拜对象乃是导致社会崇拜状态的终极根源和内核,尤如磁场的磁极一样,控制着社会磁场的运行规律。其具体作用的机理是:崇拜对象透过对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思想的主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活动,从而导致人们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一个人持有什么样的信仰,他也就相应地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如果改变自己的信仰,那么他的生活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则是社会的主流崇拜状况决定社会的主流生活状况,即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文革”期间,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时,人们由于普遍地崇拜毛泽东,所以就自觉地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戴毛主席像章、誓死保卫毛主席等等。


虽然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存在着全社会完全一致地信仰同一个崇拜对象的情况,但是社会信仰越纯正,社会生活状态的表现也会越趋向于一致。不同社会发展的情况如何,其实正是各个不同社会的崇拜对象之间互相竞争甚至战争所导致的结果。只是人类社会理应尽力避免因任何原因所导致的战争。


依据这个规律所揭示的途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选择自己的崇拜对象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样式。也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生活,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信仰。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持有什么样的信仰更好,必须从实际的社会效果来加以判别,可永久持续的走势愈来愈强的信仰才是好的信仰。任何以个人或主义为崇拜对象的信仰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因为个人会死亡、会犯错误,主义也不会没有漏洞和缺欠,经受历史检验的历程也太短,实际上没有任何主义能够长久不衰。金钱、权力、物质等崇拜存在的问题就更大。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持基督新教信仰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状态是最佳的。这些国家现在主要分布在北欧和北美,如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家,北美国家则包括美国。英国也属于基督新教国家。今天被世人普遍赞许的民主制度也基本上只是在这些国家中得到了较好地运作。这些国家大踏步发展起来的历史距今已有近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大约500年前,当北欧经历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这些国家最终确立了基督新教信仰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基督教系列的国家。北欧国家因其信仰的纯正程度更高,其国家的整个生存状况也表现得更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排名甚至超过美国。


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最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但即使是新加坡,有学者也认为关键因素还在于西方的价值影响,新加坡核心的东西是与西方接轨的(参见200602B《南风窗》杂志“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好处。该国已有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参见: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作者:)。
    在人类社会中,崇拜状况决定生存状况的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就个人而言是崇拜对象决定你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从而影响你的具体行为,并最终导致你的生存状态。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还可以描述它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状态也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并因此导致相应的社会存在状态。这包括了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科技创造力等等一切的社会重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链条和有着严密因果关系的社会构造系统。不同的社会信仰构成了不同的社会体系,所以每一个不同的社会体系也都首先表现出各自的崇拜特征。基督教社会有基督教社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体系,伊斯兰教社会有伊斯兰教社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体系,如此等等。这都是很独特的。一个社会如果在信仰方面不能有所改变,其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将不能有所改变,其社会生活状态自然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不同社会信仰构造的是不同社会的文明。因此,在没有找到新的社会精神崇拜出路之前,若仅在原有的意识和文化体系中去寻求发展,就必然会遭遇到自身原有的社会崇拜状态的局限,结果就只能去翻历史的故纸堆,导致走回头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具有漫长曲折的封建历史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在历史所形成的社会崇拜状态之下,如果发展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原有的文明就已不再具有突破的空间,加上自己又不愿意更新,这样的文明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末世文明。末世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拒绝尝试任何新思想新事物,极度故步自封,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和发展的能力。由此,社会危机也往往已经孕育其中。社会发展的突破是一定要求更新社会精神崇拜对象的,而且必须是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健全的精神、心理、思想行为动力和更宽容的社会实践环境的精神崇拜对象,非如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健康的发展和突破。中国在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发展,无一不是突破社会传统崇拜对象的结果。只是那些新的崇拜对象仍然存在局限性,而且在社会中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而只能说是带来了新的崇拜因素。所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总是处于摇摆不定之中。


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错误的社会崇拜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个人崇拜、英雄崇拜等都是不正确的崇拜,也是导致邪教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并绝对地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文革”发生的终极根源就是个人崇拜、权力崇拜和英雄崇拜,从而导致了破坏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也造成了当时社会的存在状态。


崇拜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人类不能没有崇拜。人类必须通过崇拜来满足自己心灵深处的终极的心理和精神需要并由它来指导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否则就会不得安宁。错误的崇拜就是迷信,正确的崇拜我们才能称之为信仰,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正确地去崇拜。一旦错误的崇拜对象进入人心,错误的社会行为过程也就开始了,再想扭转就很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会产生那么大的破坏力的谜底。


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才算好猫。我们能够判定崇拜对象是否正确的办法可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看祂所带来的长期效果如何。所以,我们只能用各种社会的崇拜对象所导致的社会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效果来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二,我们还应当判别,当我们陷入某种崇拜状态之后,当事人是否还具有思想和行为的理性表达能力,是否总是处于暴力的情绪化状态。只不过当事人如果深陷错误的崇拜状态之后,自己就常常已经丧失明辨事理的能力了。但正确的崇拜状态却不会使人如此。
    选择了新的崇拜体系就意味着选择了新的生活状态,崇拜对象一旦确定之后就转化为崇拜的实践过程了。不同的崇拜有自己不同的实践方式和方法要求。崇拜的理论必须与崇拜的实践相结合才会产生完整的现实效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改变自己信仰的权利。不同的信仰之间也可以互相影响,但不应彼此强迫,更不应互相迫害。人们应当彼此尊重对方选择信仰的权力,并且在信仰自由、和平共处和法治的现代文明准则下互相交流、和平竞争。


对不同信仰的宽容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准则,是社会最高的理性。所谓不同文明的冲突,在本质上正是不同崇拜的冲突。因此,人们的行为应当自觉受到法律的约束。人们不应当因为不同的信仰而彼此攻击和互相杀戮。人类应当在信仰的领域中开创出普世适用的文明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应从信仰的源头开始理顺,从而使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能够和睦相处、各得其所。但我们也知道依靠人类的自觉常常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强有力的社会法治体系是其必要的基本保障,社会不仅在处理经济、言论、政治等领域中必须依法处置纠纷,也必须在精神崇拜领域依法处置纠纷,人类应坚决摈弃不同崇拜之间的相互迫害和战争,而采用和平竞争的方式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文明时代。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已经在法律框架上完成了这样的社会构建。在2005年3月开始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这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的结构性标志。


我以为,所有真正希望中国走向强大繁荣的人们,都应当对这一终极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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