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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进神学到激进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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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进神学到激进儒家

 

 

 

 

 

 

 

 

 

 

 卡维波(原载于美洲中国时报海外版1984,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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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天主教教廷公开指责解放神学,认为解放神学对教会官僚组织的攻击,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考及实践,都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总统竞选也卷入了宗教与政治应否分离的争执。

 

对这类事情的发展或曲直,一般中国人是不甚了了的,原因是基督教徒只是中国人口中的少数,而教徒知识分子投身于基督教研究者甚少,大部分教徒知识分子只是接受其教会的教训,而且很不幸地,大部分教会都不欢迎对信仰批判性的反省思考,因此一般知识分子信徒对有关基督教的种种问题,并不比市井之徒所知更多。对基督教有深入知识的,似乎只限于天主教中部分神职人员和新教神学院中的某些教师。

 

中国很缺乏基督教史及各种神学流派研究方面的书籍,也没有圣经历史语言学方面的图书,这些知识的缺乏很容易使信徒短视及自以为是,并且走向迷信或非理性的偏执。比如说,许多人都以为自己所信仰的,就是二千年以来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其它的教派则都是异端邪说。其实基督教义在各个时代、地区,相对于不同民族、阶级,都有不同面貌的诠释;可是一般中国信徒还以为只要手捧一本中文圣经,就可以从中读出正确的神学,对于有人从圣经中读出『上帝已死』、『社会革命』、『妇解』或『拥抱世俗化』,往往持着匪夷所思的态度。(香港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之「历代名著集成」丛书,对纠正这类态度应有一定的贡献。)

 

至于非基督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主要的是漠视和敌视,漠视的原因是认为基督教不重要,敌视则因帝国主义与基督教有关;这些都是引人争论的问题。

 

受启蒙思潮洗礼的西方世俗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也往往采取『漠视』和『敌视』的态度,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旧社会之产物,是过时的迷信,而且帮助统治阶级压迫和麻醉被统治者;他们不能理解『激进』和『神学』的结合──因为『激进』一词在近代是指着脱离神学,反抗教会,追求世俗化的现象。

 

其实在历史上,基督教有时被统治者利用,但也有时被人民作为反压迫革命的武器;这和基督教义中先天本有的激进元素有关。激进元素的例子如:『出埃及记』此一历史故事所象征的就是被压迫团体追求解放的异象;美国独立革命时,殖民新大陆就变成『迦南地之应许』(至今美国人还这样讲),同样地,在激进神学中,黑人(黑人神学)、女人(新女性主义神学)、无产阶级(解放神学)也都成为『选民』。

 

四福音书与启示录等经文则是基督教义激进思想之火药库,耶稣之宗教运动在历史上,也同时是素朴共产主义的运动,因此充满了反传统、反风俗、反既成宗教建制、反家庭等激进思想,其对富人的仇恨则在启示录中达到最高峰。当然这些激进思想和教训,往往被后来某些教会重新诠释;在后代的诠释里,「要在地上建立行神旨的天国」变成遥远与现世无关的神话,而「反传统」这类教训,则只指着耶稣时代的传统等等。(但是这些教会却声称,保罗的道德教训则不只适用古代人,亦适用现代人。)

 

十九世纪末时,宗教改革时的各个新教派已从异端变成正统,路德、喀尔文的神学也不再是新而激烈的圣经诠释,然而混乱的时代要求先知的新圣经诠释,现代神学的十几个流派就开始诞生了,重要的流派有:自由神学、危机神学、世俗神学、革命神学、神死神学、过程神学、以及解放神学(后面几派则被通称为『激进神学』)。

 

这些流派基本上就是以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原理,用不同的思潮及角度,为着不同人群的目的,对基督教义所作的阐发。诠释学就是理解或诠释过去典籍的艺术;我们不禁联想到儒家典籍(如论语),似也可以应用诠释学来重新理解。

 

儒家典籍事实上一直被后代儒家重新诠释,近代也有人用西方某些哲学流派(如康德主义)来诠释,但是可不可能透过新的诠释,使新的儒家思想变成激进乌托邦运动之火力,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武器?

 

这里牵涉的问题有很多,例如:论语等典籍对中国人的权威,可不可能与圣经对西方人的权威相比较?儒家典籍有无激动人心做宗教式献身的力量?儒家典籍有无激进之元素?(儒家虽出现于新旧社会变革之时代,但有些西方学者以为儒家的哲学『突破』,是很不激进甚至保守的。)

 

若和基督教比较,激进儒家诠释也有些有利因素,例如:一般基督徒往往不明白神学是什么?为何圣经需要现代诠释或甚至需要诠释,他们想:『就用古代传统的诠释不是很好?』可是一般中国人都明白儒家典籍需要现代诠释,例如:『礼』、『忠』这些基本概念。同时,论语这些典籍大都言简意赅,有很大的『诠释空间』,比较容易给予新的诠释。至于对典籍的『政治诠释学』,亦应很容易,原因是这些典籍本来就是要『治国平天下』,比如说:『礼』似可视为实现社会正义原则(『道』?)之建制。孔子重实践,也似可和当代要『改变世界』的力行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接头。

 

有两种人可能会对激进儒家此一想法不以为然,一种是半调子式左派(Vulgar Marxist)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孔子区分了「人」与「民」,是反动的思想家,只须批判与扬弃即可。但是论语的孔子和历史的孔子可以是不同的,正如同激进神学家所指出的:圣经的耶稣不同于历史的耶稣。其次,如果说由于孔子所处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因而孔子的思想必然反动,那么这种经济决定论似乎忽略了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化层面的相对自主性。有趣的是,那些替孔子辩护、将孔子视为进步思想家之著作,却可成为激进儒家的思想材料,虽然这些著作之原意不一定和激进儒家之目标相同。

 

另一种会对激进儒家诠释不以为然的人,可能是一般传统保守的自命正统儒家的人。他们对可能的激进儒家、「反儒」儒家等的态度大约和传统教会初闻基督教无神主义等激进神学一样,他们不能想象激进诠释脱离诠释传统(即由历代之诠释所形成的传统)的可能性。

 

基督教的激进神学各派不是玄思中产生的,它是配合人们实际的利益在现实的政治折冲间产生的。因此在欧洲就绝对产生不了中美洲的解放神学。同样的,激进儒家是否会出现?以什么面貌出现?也将为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所以问题不是激进儒家可不可能存在?而是有没有人群需要激进儒家做为意识形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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