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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学界的反省与中国亚波罗的出现

李景雄

  
  罗秉祥博士的〈中国亚波罗与香港神学界之九七危机〉1 扬言中国大陆「文化基督徒」在著述上的显赫成果(第419期),继而引伸到香港神学界九七年后在此冲击下所产生的危机(第420期)。
  梁家麟博士及江大惠先生随即分别撰文作出回应。2 这两位都肯定「中国亚波罗」现象的正面价值,虽然在细节上他们略有差别的评议。但他们质疑罗秉祥所称的「香港神学界之九七危机」,而梁、江二人之间在这问题上有不同的分析。
  本人现在也加入讨论;我把集中点放在香港神学界的自我反省。与其说香港神学界这个反省是应对「中国亚波罗」的出现,无宁说这个反应有拜罗秉祥博士的文章之赐。
  
  「中国亚波罗」的贡献
  我与其他几位作者一样,肯定「中国亚波罗」或「文化基督徒」的贡献。「中国亚波罗」是一个概括性的称号,包括以下的现象:一、近年来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思想有所倾慕;二、其中一小撮甚至成为信徒但并不踊跃参加教会活动;三、一部分人从事文字出版工作去介绍基督教思想(多是翻译,亦有创作)。我本人认为「中国亚波罗」的出现为可喜之事。当然,我们用不著一窝蜂的拥戴那些「文化基督徒」为开辟一个文化新天地的精英分子,也无需过分挑剔他们与有组织教会的疏远。就本港而言,我想视野广阔而有辨识力的教会仝人,都欢迎看到由刘小枫等人带导的著作、翻译、出版计划。有些书籍在香港出版,那就更加方便了香港人。
  
  何危机之有?
  江大惠不同意中国亚波罗的出现对香港会构成甚么危机。他无法认同罗秉祥所列出的几点,在此我想特别提出江老师的一个论点:香港神学界不可能成为中国神学问题的发言人。
  我同意,因为香港神学工作者,即使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后,无可能完全认同全国的处境,中国全国的处境太复杂了。这主要不是神学造诣高或低的问题,也不是对基督教以外的文化领域有多少认识的问题。换一个说法,更加严重的是身分(Identity)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身分」不仅是国籍的身分,也是「两制」的身分,还有处境、文化背景、使命感等。叫香港教会人士或神学工作者以他们的身分(这「身分」是甚么,许多人也弄不清楚)去加入向今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宣教(或对话)的行列,恐怕他们担当不起呢!
  再者,这不是说香港神学界没有人才,而是他们的身分受限制。我敢说,绝大部分的香港基督徒,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没有想到中国「文化基督徒」的出现或来日流入香港,会在九七年后产生一个宣教的危机。充其量,他们对香港神学界是一个间接的刺激,而若然有些同工因此而在香港的处境之下做起,作出反省,那已经很不错了。
  我的看法是,由刘小枫等人介绍的外来基督教思想有参考的价值,不过香港神学发展的路向要由香港的同工自己去寻找。同时,国内知识分子的「基督教热」可供香港教会借镜之用;但同样的,「基督教热」是否(或何时)会在香港发生,由于处境不同,仍是未知之数。香港神学界所可以做的是一种沈著的反省。我不会用「危机」来形容「中国亚波罗」所带给香港神学界的冲击;我不如用「重新定位」的字眼来警惕我们(后论)。
  
  何威胁之有?
  梁家麟用「何威胁之有?」去回应罗秉祥对香港神学界的感慨。梁家博好像在说,把向中国知识分子宣教的使命放在香港神学工作者的身上,未免过分加重他们的负担,反正香港神学界仝人的责任已经够繁重了。
  若我对梁博士的了解不错的话,我颇有同感。香港的教会和神学院不把中国知识分子看为主要的宣教对象,因此「文化基督徒」的出现对他们没有甚么威胁。若国内有「文化基督徒」出现,由他们去介绍基督教思想好了。那类基督教思想是否整全,是否适合中国知识分子之用,那是另一个问题,而香港教会的领导阶层,包括一些神学工作者,也未必能够解答这问题,况且他们有本身的急切任务。
  罗秉祥觉得这是可惋惜的事。可惋惜是可惋惜的,不过我认为,此时唱高调,向香港的同工提出要求,超乎他们所可能做到的范围以外,那只有徒然增加了他们的挫折感,或相反的,将引起他们的抗拒心。
  至于那些「一流神学人才」,即使他们存在,他们不能孤军作战;不要叫他们抽离教会的肢体和香港的处境(虽然香港不久即将归回中国领土)。我还是希望香港神学界「重新定位」,看著大众怎样互相配搭、彼此支援,釐定共同的目标(后论)。
  
  谁是神学发言人?
  罗秉祥几番说到香港神学界失去发言人的权利,如:「对中国失去神学发言人的机会」、「香港神学发言人的地位岌岌可危」。罗博士担忧香港神学界固步自封、缺乏文化修养、著述贫乏、普通话差劲等,这些忧虑不是多余的,但未曾触到「神学发言权」的基本问题。我问:谁是神学发言人?向谁作出神学发言?
  谁是神学发言人?所发之言是从神而来的学问,因此,谁能够传授这种学问,谁就是神学发言人。我想补添诠释,从神而来的学问愈直接愈有力,这学问由有问有答而产生,而且是有条理的,同时可以传授出来,这传授者堪称为神学发言人。
  神学发言人可大可小:真正的神学教授是经过整理从神而来的学问之后,可以自成一家或一脉相承地去传授神学(Professor=Someone who has something to profess),他们当然有神学发言权;此外有些人,包括牧者、教会领袖、基督教内的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以及神学研究员,只要他们能够有条有理的说出表现启示的亮光的论说,他们亦有资格做神学发言人。
  这些发言人未必被人人接受。换言之,谁承认这些发言人的权利呢?那要看神学是为谁而发。
  向谁作出神学发言呢?罗秉祥所关心的是教会以外的文化学术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神学发言的对象不限止于教会圈子之内,还要包括基督教以外的学术文化领域。这么一来,神学发言人不仅熟稔神学,亦懂其他学科,可以与其他学术界人士平起平坐的对话。这样的神学家在教会以外是有「发言权」的。
  何人或甚么机构授予这「发言权」呢?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吗?是国内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吗?能够得到他们的接受当然是好事,可是假如我们依赖他们才有发言权,恐怕这是本末倒置!香港有或无神学发言人,这是本;国内的知识分子或学术机构是否接受他们的发言权,这是末。
  香港有没有以上所说的神学发言人?且让大家各自去回答。我只想说出两点:
  
  第一,有这样神学发言权的人的必备条件比「文化基督徒」的资格还严格。国内诚然有杰出的「文化基督徒」,但他们不见得都能够全面性的为正统神学发言,而且他们不过是从翻译介绍外国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第二,我们不要轻看香港的神学界。不只一个国内的「文化基督徒」来到香港,惊讶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云集不少神学人才。不错,香港的神学工作者未能凝聚力量去发挥他们的潜能。所以我说,香港的神学界有「重新定位」的需要。
  
  这是下文的主题。
  上文结合梁家麟与江大惠就罗秉祥〈中国亚波罗〉一文的反应,中国「文化基督徒」的出现不足以构成香港神学界的危机,或成为香港神学工作者的威胁,但恰好这是本港神学工作者自我反省的时机。这反省不仅是一时的醒觉,而是整个神学界比较长线的重新定位。这么一来,香港的神学院一方面得以力上加力的继续发挥他们的教导潜能,另一方面制造更大的空间给予神学人才及基督徒学者去成全他们的「神学发言人」的职分。本文下面以香港神学界重新定位为论点。
  
  教牧、宣教、写作的重新定位
  神学院的首要任务是造就教牧人才,那是不容置疑的。香港十数间神学院沿著不同的传统,各适其式的在这方面去教导,而他们都有可观的成就,不在话下。
  除了为未来牧者灌输基本神学知识,加深他们对神的认识,和授予牧养应有的技巧之外,神学院应否有人致力推进神学学问领域,那是值得思想的问题。此项神学学术工作有别于其他学术界为扩张学术而扩张学术的作风,而是有真正承担的神学家或神学学者回应上帝的引领,去开辟神学新境界。香港神学界不是缺少这种人才,而恐怕是没有几间神学院有充裕的资源去鼓励学者去研究和写作。
  神学院的另一任务是装备人才去履行宣教使命。宣教是将福音带进未信者的跟前。宣教跨越信与不信的界线,同时可能牵连到跨越地理、社会阶层、文化或次文化的界线。无论如何,宣教不只是在一个单元境况中扩展教会这么简单的单轨路程,而是牵涉到多元、多层次的形而下问题以及复杂的神学反省。有些神学院著重教会增长,亦注意到向基层宣教。近年来,香港的教会及各神学院都在探索如何协同国内的教会宣扬福音(同时向他们学习)。但是在这些宣教事业上,神学反省似乎不够深度。至于向文化界及知识分子宣教(香港或大陆),惟恐绝大部分的教会领袖和神学教育者尚未深切地想过这问题。
  罗秉祥最关心的就是这问题。向文化界及知识分子宣教确实不是一个单轨路程,却是双轨甚至是多轨的运作。在这情境之下,「宣教」不是太适宜的名称,「对话」可能较适切。若是向国内的文化界及知识分子宣教或与他们对话,问题更加复杂了。但是我们不必因过程迂回曲折而却步。所需要做的是香港神学界为这宣教路向作一个定向。
  具体地来说,罗博士提议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可跟有关的神学院或神学组协调配搭。那是可取的意见,这种安排与以上所提到牧会培训与推进学识的相互关系可相提并论。不过我亦看出,一个以增加知识为大前提,和一间以事奉神为宗旨的神学院,两者之间有张力。这张力可能是创新的机会(Creative Tension),但要当心世俗的价值观念在作祟,把学术「地位」的高低和待遇的差距,成为大学教师与神学同工虚心互动合作的障碍。
  讲到学术研究的水平,著述的量不是唯一的标准。罗博士担心香港神学界的人士不如别人著作等身。有人多才多艺,同仁应当为他(们)高兴嘛!有些神学工作者不是这么多产,他们何必因此而自卑,好像有失神学发言人的身分呢?
  
  宗派神学思想的重新定位
  香港的基督教宗派林立,派别均是从西方输入而来,神学院亦多是有宗派背景的。宗派渊源不可一笔勾销,宗派神学院仍有存在价值。
  当然,固步自封的宗派思想已经不合时宜了,到了穷途末路的时日。感谢主!好几间有宗派根源的神学院已经打破狭隘的门户之见。
  例如信义宗神学院十年前已经开设普世教会神学,及普世教会运动史的科目,现时有多个属于其他宗派的学者任教。浸信会神学院已愿意与浸会传统以外的神学思潮及神学院校交流。又该神学院所重视的宗教教育课程并入超派别的教育理论、伦理观和心理学,所以那不是限于一个宗派的框框之内的学科。建道神学院有宣道会的背景,但教师及学生来自多个宗派,而特别因为最近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教会史、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的前景都受重视。中国神学研究院有福音派的背景,那是开明的福音派,而在系统神学方面尚容纳其他学派思潮(如巴特及托伦斯)的冲击,又在《圣经》诠释学方面是超越宗派或派系的限制的。
  中文大学崇基神学组有多个「主流」宗派的支持,该院的神学思想是香港神学院中最「开放」的。「开放」有负面的含意:任意无根。「开放」亦有正面的意义:忠诚信奉之余放宽视野。崇基神学组有正负两方面的开放心态。若是无根,也让她向福音派或敬虔的同行学习;若是有信奉之心,则其豁达心胸是一个可贵的资产。崇基神学组还有一个独特的贡献:培育一群有社会见证承担的校友。他们也是得力的神学发言人啊!
  香港的神学界不能不连浸会大学的宗哲系教师及学者在内。该宗哲系冶宗教学与哲学于一炉,人才济济,其中有神学专才。浸大宗哲系本身以及在其本校以内有很多基督教思想与其他学科对话的机会,同时可向外与同声同气的神学院交流合作。
  怎样使宗派神学思想重新定位呢?宗派/学派的神学思想继续盛行,无可厚非,现在所期望的是宗派神学院和神学学派有更多交流、对话,同时神学思想与其他学科互相刺激。
  讲到神学思潮的相互冲击,以及神学思想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作用,看来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所供给的机会比中国大陆所能容许的还大。我希望香港神学界的同工们不要自暴自弃,错失了难得的机会。
  
  香港-中国神学思想的定位
  细小的香港即将成为巨大神州的一部分。尽管基本法本来允诺的「高度自治权」将被压抑为「低度自治权」,香港在多方面仍然可保持其特殊地位。这特殊的处境有些地方险象横生,亦有些地方条件独优。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可与中国分割,但同时有其独特的地位。
  前面已经说过,就神学思想而论,香港神学界不可能成为中国全国的神学代言人,而香港神学工作者只可从香港的处境著手,不过香港的处境毕竟是与中国的境遇相联的,所产生的产物不单单是中国神学,也不是香港神学,而是香港-中国神学。
  说至此,让我简单解释中国神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最早的是「本色化」(Indigenization)阶段。在此阶段中,神学工作者设法将基督教的教义、礼仪、制度等套上出自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素材。当时没有多少人懂得神学方法论,所以做出来的本色化神学,不是过时中国文化外表包装的「洋教」,便是不咸不淡的神学产品或教会枝节(当然有例外,收集在《普天颂赞》内中国信徒所作的圣诗是好例子)。
  自七十年代开始,「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抬头。当时有亚洲神学家认为本色化运动只重视传统文化,主张将注意力放在目前的处境。亚洲人身处的境遇是社会剧变、政治动汤、经济发展、本土文化受冲击。今日亚洲人所需要的神学必须在千变万化的现实情况下产生,这就是处境化神学。
  要干处境化神学,一方面要深切了解实况,另一方面要搞通神学思想及方法。这不是简单的要求;不是顺口开河叫叫「处境化」的口号便能达到这个要求。在中国神学工作者之中,只有一小部分香港神学界与台湾神学界的人士有些实质的表现。
  
  让文化融入神学
  最近几年香港神学圈子里也听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的名词。这原本是天主教神学界常用的词语。文化融入神学值得参照的地方是,神学工作者投入当地的文化(Inculturate),将其本人及基督徒团体活出的福音成为注入新生命的灵力,结果将文化、社会、人民转化到一个新造的境界。这里所讲的文化不仅指承受下来的文化遗产(加以整理之后),亦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冲力下所产生的文化样式。
  文化融入神学当然要有神学的内容,产生神学内容的灵感可来自神学典籍,亦可源自近代的神学作品,更要紧的是《圣经》的启示。这种文化融入神学是比较全面性的、综合性的,固然迎合本地情况的需求,但亦可推而广之的应用在较广阔的场合。
  如果香港神学界有铿然之声可发出来,那是沿著本色→处境→融入文化的路线产生的。这种神学工作以香港为立足点,但可瞻望神州,亦可环顾有华人足迹的世界各地。所发出的神学声音,近的当然是给香港人听,远的可能达到一些中原的知识分子的耳朵中,亦可能唤起国内教会同道的回响,又还可能引起其他地方的华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兴趣。
  有真诚信念,而自己曾经为急切的问题挣扎一番的神学工作者,不会满足只作传声筒,也不喜欢唱高调,亦不需要别人的嘉许,只要有从神的灵感而来的声音放在口中要发出来,吐之为快。如果那声音可成为美妙动人的歌声,那是神的恩赐,歌声自然充满颂赞之情。若说香港神学界没有几个独唱家,不要紧,合唱团的歌颂更为响亮,有四部和声,有唱有和,一定有听众在听,说不定还有三两位中国亚波罗在内旁侧耳一听呢。
  
  
  注释:
  *本文转载自《时代论坛》第428及429期(1995年11月12日、19日)。
  1.两文分载《时代论坛》第419及420期。
  2.《时代论坛》第421、422及423期。
  
  (作者为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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