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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祖鲲:论西方世界基督教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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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世界基督教的衰微

  庄祖鲲
  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有一连串的运动及潮流,彻底地改变了十八世纪以来世界的局势及形象。在国际政治上「后殖民地主义」(Post-Colonialism)的兴起,使得1950-60年代有上百个新的国家,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在思想上,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之反弹,产生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思潮。同时,原来是基督教大本营的西方国家,也开始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国家」(Post-Christendom)时期。其实这些运动彼此都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


  对基督徒来说,西方国家的「去基督化」(de-Christianization)现象是令人触目忧心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例子来看:

  ‧法国虽算是「天主教国家」,但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低落。目前每个星期去教堂的人数,大约占全国人口的2-3%,其总人数可能比每周去清真寺的穆斯林还少。


  ‧澳洲1900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数达96%,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个比例已降至70%,而经常去教堂的人数,更远低于这个比例。

  ‧曾经是「改革宗」大本营的荷兰,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安乐死」法律的国家之一,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更有「妓女之都」的称号。

  ‧加拿大已经通过修改对婚姻的定义,而容许同性恋合法化。

  ‧曾经是最主要宣教士来源的国家,诸如英国、纽西兰、德国等,如今不但献身宣教的人数锐减,而且教会的人数也稀稀落落。

  如今美国似乎是福音派基督徒的最后一块「乐土」,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前景未必乐观。我们所不确知的问题是:美国能撑到甚么时候才「沦陷」?

  因此,当今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有甚么对策?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从历史的回顾及圣经的教训中,除去一些常有的「迷思」,我们才能正面地去面对这些挑战。

 

  历史的回顾:西方曾是「基督化」的社会吗?

  每当提到现今西方国家的「去基督化」现象时,我们自然而然地缅怀过去西方国家的「美好时光」(Good Old
  Days)。其实我们从未曾仔细思想过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真的曾经是「基督化的国家」吗?

  其实,这其中牵涉到两个需要区分的观念,那就是所谓「基督教国家」(Christendom)与「基督教文化」。当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接受了基督教,以及后来宣教士前仆后继地向欧洲的野蛮民族宣教以后,一千五百多年来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因此,每个人的公民身份与教会的「教籍」成为同义词,受洗也就变成兼有宗教及政治意义的仪式。相反地一个人若被开除「教籍」,就等于被剥夺公民权一样的严重。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每个不同的时期,基督教信仰在社会文化、伦理的影响力,却大不相同。


  Stephen Neill 在1957年出版的书《未完成的任务》(The Unfinished
  Task)中指出,只有当福音深入到人们的内心及社会潜意识中时,我们才能说文化已经「基督化」了。依据这个指标,他认为在过去两千年的西方历史中,只有两个时期勉强算得上合乎这个条件,就是第五世纪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的时代,及十五世纪意大利文学家但丁写下《神曲》的时代。


  单以英国为例,基督教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八世纪下半韦斯利兄弟领导「福音复兴运动」的时候。那时借着约翰韦斯利的布道,大批基层的农人、矿工信主,再透过主日学作管道来推动的「平民教育」,使圣经成为影响每一个人思想的「触媒」。因此,奴隶制度的废除、狱政的改良、劳工工作环境改善等社会改革运动,纷纷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即使如此,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可见当时「基督化」的影响力,都还不能说已经普及到每一个阶层。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蓄奴的利益冲突,使许多南方的所谓基督徒原形毕露。甚至到了一百年后,美国种族问题引发了民权运动,但是在美国南方的基督徒和教会仍然根深蒂固地歧视黑人。所以,美国算是「基督化」了吗?


  而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更对欧美基督教的影响力造成极大的摧残。许多最有活力的宣教团体(如青年会、学生志愿宣教运动等)逐渐消沈或转向;同时圣经既被质疑、批判,基督徒在社会伦理方面发言的份量也大为失色。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是「圣经文盲」。因此,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大部分时期本来就不是「基督化」的社会。这是基督徒常有的第一个「迷思」(myth)。

  圣经的观点:影响世界的是信徒的「质」而不是「量」

  整本圣经其实一直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每一个时期,真正忠心为主而活的人总是少数。在先知伊莱贾的时代,虽然有迦密山上的大复兴,但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只有七千个人。犹大国灭亡之后,真正蒙神救赎得以归回故土的,不过是那少数的「余民」。


  主耶稣也一再地提醒门徒:「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五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廿二14)。其实这个真理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是正确的。即使在西方国家所谓「基督化」之后,大多数人仍然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信仰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力,是相当肤浅的。在某些道德行为的规范上,或许大多数人还有些共识,也能与圣经的教导吻合。但是到了大是大非或切身利害的关键问题上,就可以看见其差别了。


  十多年前,在卢旺达(Rwanda)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事件,震惊全世界。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卢旺达是全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中有43%是天主教徒,29%是基督教徒。但是当种族屠杀发生的时候,信仰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甚至有胡图族的神父将图西族的修女杀死的事件。因此有宣教士感叹,在非洲宣教两百年后,「非洲的教会好像一条大河,河面有十公里宽,河水却只有三公分深!」因此,我们不要被数字蒙蔽了!一个国家或社会基督徒的比例,不一定能代表在那个社会中基督教的价值观或伦理观的影响力大小。这是基督徒常有的第二个「迷思」。


  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虽然在社会上坚持按照圣经的教训为主而活的人总是少数,然而他们的影响力却不一定是小的。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太五13-14)。少量的盐,能防止食物腐败,问题在于盐不能「失了味」。耶稣也曾说过:「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十三33)。这少量的「面酵」乃是生物性的「触媒」,可以使大量的面团发起来。所以,问题不在于信徒的「量」,而在于「质」。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是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的。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去教堂的人数有多少,而是基督徒是否都有从神而来的生命?


  西方教会的信仰危机,在于太掉以轻心,以为西方世界是已经基督化的地区,因此不再在信徒的信仰上继续「深化」、「活化」。以致于西方国家逐渐堕落回到过去的异教世界去了,有人称之为「新异教」(Neo-Paganism)。其实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的世界观,永远是与世俗的世界观(不管是西方的或东方的)抗衡的。这是我们必须去除的第三个「迷思」。因为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属灵争战。

 

  前瞻:全方位的宣教

  西方教会的衰微,其实有正面的教训,这对普世教会都是个警钟(wake-up
  call),提醒我们要面对现实,也激励我们更加奋发向前。针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传统的宣教策略与作法,以「全方位宣教」的观点,调整我们的战略。其中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 破除「前线」与「后方」的分界线

  传统上,西方国家是宣教士的后勤基地,是征召宣教士的地方,也是「福音饱和」的地方。今天情况已经不同了,好像「后院失火」了。其实正如今天的反恐战争一样,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战争,战场不仅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在欧美国家的本土。所以整个作战观念都要改变。二十一世纪的宣教不是仅仅差派宣教士出去到「福音未达之地」传福音,也需要在自己的本土继续不断深化、扩大福音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必须兼顾宣教工场及基地的福音需求,对所谓的「基督教饱和区」的宣教需要有新的策略及关注。


  2. 强化「寄居区」(Diaspora)的宣教事工

  今天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工场,不仅在伊斯兰教国家,也在波士顿、巴黎、伦敦等穆斯林移民群居的地方。这些新移民,正如当年犹太人散居各地一样,迁移到许多「寄居区」里。由于战争、政治迫害、经济压力种种因素,二十世纪末有数千万人迁移到不是自己祖国的地方居住。他们离乡背井,也远离原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及社会的束缚,因此通常对基督的福音比较开放,成为福音的沃土。所以,移民潮成为福音的挑战及良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本地教会而言,这种近在咫尺却是跨越文化的事工,这就好比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大使命」中所吩咐的「撒玛利亚」事工一样。这是过去常受忽视,如今却蓬勃发展的福音事工。


  3. 宣教事工必须包含「文化宣教」

  二十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对抗,使得许多基要派的教会及基督徒退出政治、文化及社会的圈子,以致于影响力逐渐衰微。二次大战后,许多基督徒开始反省这个策略及心态的得失,于是产生今日福音派的崛起。福音派体认到过去的错误乃是:我们虽然竭力避免成为失了味的盐,但是却把自己封闭在盐罐子里了,因此失去对这个社会发挥防腐及调味的功能。或者说,教会成为「斗底下的光」,失去声音和见证。今天我们必须记取教训,不能忽略「文化宣教」的重要性。但是所谓的「文化宣教」不仅是与知识分子对话,还包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教育的活动,使得基督教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能更深、更广。


  4. 强调基督徒生活的见证

  初期教会所以能在受尽逼迫的恶劣环境中逆势成长,所依赖的不是政府官方的支持,或法律的保护,而是信徒们的见证。不要忘记,初期教会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是同性恋、婚外情、暴力充斥,基督徒们以和平演变的方式,逐渐改变了社会不良的风气。今天中国基督徒的影响力,正透过一个一个「福音村」,和「温州商人」逐渐展现开来。欧美国家基督徒伦理观、价值观的式微,主要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失色了。例如美国基督徒的离婚率与非基督徒相去不远,教会中(包括天主教)的丑闻不断,教会的世俗化等等,这都表示教会的「盐味」已经失去了,社会的腐败乃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寄望有更多的保守派大法官可以扭转乾坤,而是竭力恢复教会圣洁的见证。或许社会形势的发展仍将极为恶劣,但是教会作为一个圣徒的群体,应当成为黑夜中的明光,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腓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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