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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扭曲的儒家精神还有多大价值

谢青桐(澳大利亚悉尼)

一个“儒学热”的夏天,儒学事件此起彼伏。当代“儒将”蒋庆又在倡导“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和“读经救国”,并提议儒学应向文艺作品抽税。如今,一家以传授儒家义理为主的私塾被取缔后,在民间引发热议,一些可称之为“儒教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借助各种媒体手段,还在为之鸣冤叫屈。

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新兴景观,这些人正处在为儒教复兴而努力的风口。从兴孟府习儒馆等等那样的旧式书院、私塾和学堂,到创建华夏复兴网、原道网等网站,新一代“儒生”倡导:孔孟文化的复兴是实现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极端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儒家文化的宽厚、中庸的风格全然不同,信奉“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视西方社会与文化为洪水猛兽。“儒生”们在网上论坛上设立个人文集,甚至著书立作,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儒学复兴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学术体系。

跟中国上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不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只是理性地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即使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实际也承认基督教文化在塑造公民社会上的作用。现代新儒家的前辈大师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都对“科学与民主”,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价值和民主精神抱有接纳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清醒、更理性。

当今“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过度放大,再把西方文化的缺点过度放大。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后来的衰落以及近代发生的历史悲剧,源于外族侵入造成的文化破坏,一次是元朝对宋朝的取代,一次是满清政权对明朝的征服,而最大的一次侵害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颠覆。因此,当代儒派人士声称,“西方文明是一切苦难和罪恶的祸根”,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要复兴中华文明,就必须首先恢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主流的儒家文化和儒教意识形态。“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反思过,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固然有外力冲击的原因,但包括儒教政治和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明本身是不是就没有致命的弱点?儒家文化的伦理和道德是富有温情的,但它对个体价值、个体权利的牺牲,很容易成全腐败和专制的土壤的滋生。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孰优孰劣?民权社会和王权社会何以取舍?不在自身的文明体系内部找问题,而一味地埋怨外力,被狂热狭隘的情感支配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须有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精神情怀。

无论是蒋庆的“王道政治”理论,还是康晓光的“新仁政”学说,我们无法在其中找到某种具有实质性的操作功效和实践意义,或者说儒家人性理想主义的迷人光辉,已经在历史的制度实践中彻底破灭,在纷繁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中,并没有多少体制整合的事实或可能。把古老农耕文明时代的“王道”和“仁政”放在宪政民主的制度追求之上,是不能够产生更高明的政治效果的。

儒家文化象征着东方民族温良气质和优雅风范的珍贵精神遗产,我们本应有能力把古老的儒家伦理观念、政治智慧和现代西方制度构建的操作技术整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而不必一定把儒教东方、儒教中国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否则,书生误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而会遭到扭曲。蒋庆和他的追随弟子们的很多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的理念,扭曲了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可能会导致新一代国人对儒家更深的误解。

对于一些一味崇洋媚外、视西方世界为圣地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全盘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是文化上的“受虐狂”,那是可悲的。然而,对于当前鼓吹儒教复兴的积极分子们来说,没有现代性诉求的那种民族性表达,则是夜郎自大,是文化上的沙文主义,那同样是偏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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