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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基督教如何是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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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如何是人道主义?
张祥龙

杜丽燕《爱的福音》读后

杜丽燕教授的新作《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1]是雷永生教授主编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的第二册,却可能是最有理论挑战性的一册。在流行的看法或传闻中,西方的“人道主义”正是在中世纪之后,作为基督教的对立面而出现或被“复兴”的。于是,人道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从神到人、从天国到人世、从西方主要宗教的绝对信仰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运动。可是,杜丽燕这本近60万字的大作却言之凿凿地论证了“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看过此书之后,我不能说同意它的所有观点(有些商讨见后面),但还是被说服去赞同它的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基督教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西方的人道主义。它令人比较信服地论证了,“人”与“神”在西方文明和思想中的争斗是以某种更深的共同根源、共同特点为前提的。这也就意味着,中世纪并没有完全背叛古希腊,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西方化过程也没有完全脱开中世纪。“去魅”正是以“在魅之中”为前提的。

除了这个新论证之外,此书还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或优点。第一,它占有的资料相当丰富地道,所以能从对我而言是很新的角度来论述主旨。比如,在它的第一部分讲“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渊源”时,居然花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讨论“琐罗[亚]斯德教”,说它是“基督教的非犹太教来源”。这一部分中包含的不少信息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来讲都是闻所未闻的。不仅“琐罗斯德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启宗教”(43页),而且它与基督教居然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还影响到古希腊的哲学。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新的“精神起点”,不少思想史与信仰历史中的现象就获得了更完整的说明。

此外,此书又讨论了发端于亚历山大远征的希腊化,分析它如何为基督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由此而论证为何可以说“基督教浸透着希腊哲学精神”(105页)。这也是对于以前所熟悉的那种“[希腊]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尖锐冲突”的图象的修正。我能设想一些搞基督教历史的人要来争论一番,我同时相信这种可能的争论对于双方都会有益,因为此书作者对自己的观点给出了明确的论述,列出了六个“相遇点”,尽可供人们做有的放矢的讨论。

总之,此书通过切切实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加宽和加深了我们对西方人道主义的理解。它不再只是对于个人价值与潜能开发的强调,而更是一种对于人在这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规定,不管是从世俗的、哲理的(“人是万物尺度”的),还是从神的角度来规定,它都会将人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存在者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置于它们的最高点上。因此,人道主义盛行的美国也可以有基督教价值的某种回归,基督教团体在美国建国时期的社团体验也完全可以被用来丰富现代个人主义化的人道主义实践。所谓“政教分离”只是形式上的,“绝地天通”(《尚书吕刑》)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是不能完全做到的,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所批评的“人神同形同性论”也是很难从根子上完全避免的。因此,西方人道主义并不因为沾了“神”气就一定会异化成神道主义,而是可以变得更宏大却还是这个人道主义。

不过,我对此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也有些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对于基督教人道主义与“中国宗教”的关系上。为了说明信仰上帝(和基督)的基督教与人道主义的宗旨有相通之处,书中多次强调这个宗教中的上帝对人的爱及人对上帝的爱,乃至人与人之间的超越亲疏敌友的博爱:“[在这个宗教中,]人信仰上帝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学会了爱。上帝的爱不是多愁善感的情感,也不是父母对儿女的溺爱。‘他的爱具有一个特征,即他要求他的孩子们发展他所有的道德人格和精神本性。’[里德语]”(159160页)这里区别了上帝之爱与“父母对儿女的溺爱”,而没有进一步说清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否只是“溺爱”?是否父母对子女之爱中也有不逊于上帝之爱的爱?我想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讲,多半会对第二问给一个否定的回答。

作者又说到:“至于中国宗教,就更讲无欲无念,根本不可能为爱留下什么空间。西方人认为谈爱是理所当然的,不成什么问题,这恰恰是几千年基督教传统为他们的人性和人的价值取向留下的最宝贵财富。”(9页)如果这“中国宗教”中也包括佛教和儒家(或儒教)的话,那么这么说就有问题。在中国流行的大乘佛教讲慈悲,而且延及动物或一切有情者,不能说无爱可言;而儒家则更是将仁爱放在中心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12.2)当然这不是基督教的“博爱”,而是“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之爱,也就是从父[母]慈子[女]孝这样一个亲子之爱开始,再推及他人。如果按基督教或西方人道主义的观点,看到这爱中有“差等”[其实最好说成是“有‘源流’之分”],尽可以说它不是那一上来就“一视同仁”的博爱,但也不能说它没有为爱留下空间。而且,从儒家的观点看来,西方人道主义的博爱将爱之源置于超越一切人伦关系的上帝处,因而要按教会或个人的解释来理解它,倒是一种很可疑的不自然之爱。儒家虽然也会强调自己与基督教在“爱”的问题上大大不同,但会坚持说儒家学说的源头处也是爱,只不过是仁道主义的“亲-爱”,而不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神-人之爱”罢了。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就这个问题也同儒者们有过激烈争论。

此外,基督教的博爱真是无限的吗?对此问题,我不敢给予完全肯定的回答。比如基督教有“最后审判”的学说,对于那些顽固透顶的不信者和对抗者,会判处他们下地狱。尽管对这种判决还可以有各种解释,但毕竟,由于它是“最终的”,我怀疑这爱是否能像佛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菩萨行之爱那么广博深切。

最后,我衷心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它确实是中国当代思想所需要的,甚至是亟须的,因为我们早已处在西方化的浪潮中,却一直没有好好反省这个浪潮的价值源头,借用贺麟先生的讲法,就是总没有摸透西方的“大经大法”,而任其分支分店或异端异说来主宰我们对西方的感受。通过这套丛书和中国正在向西方的更全面开放,对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思想体验越来越可及了,而这想必也会反激出我们对自家文化的更公正的理解和判断。

 

                                

 


[1] 杜丽燕:《爱的福音: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5年。以下引用此书时只在括号中给出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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