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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必须打破对西方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盲目迷信

 

田童心(2006年6月23日)

 

2006年5月11日这次布什与余、王、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团的会见事件中,充分暴露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量的民众和所谓的先进精英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和深入地存在着的对西方传统教义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盲目迷信,是多年来中华民族丧失精神支柱的一次集中折射。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如果要继续推行鸵鸟政策不愿意或不敢正视问题以讳疾忌医、自欺欺人下去,已经没有可能了。

 

A、整个事件折射出某些中国人在传统伪儒观念毒害下时时处处不自觉就流露出的对强权的乞求媚态和奴性

 

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可以清晰看见某些中国人在传统伪儒观念毒害下时时处处不自觉就流露出的对强权的乞求媚态和奴性,虽然他们号称在反传统和争自由。实际上他们缺乏的正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他们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进步过分地寄希望在那些实际视美国利益至上的人身上了。他们突出要以共同的基督徒“弟兄”身份来和美国政要相认同却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成为“一夜美国人”的莫名的荣幸。这几个“一夜美国人”的颜色革命理想,在目前13亿人口的中国一旦付诸实施所导致的后果我们无法预料,我们无法保证是会产生对13亿中国人民生命关爱的果效,我们只能说他们的理想是天真的和不负责任的。“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会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314页)我们当然应当追求政治进步,但是必须不能够同时牺牲稳定的大局,如果我们真正地爱13亿中国人的话。

在这次会见事件中,虽然郭飞雄先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他所表达的如下这一点意思,我这个儒家基督徒倒是很欣赏的:

    见不见美国总统是不必太看重的,而见不见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对我们还有一点儿重要。中国的进步,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媒体和政府的声援,但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靠全体中国人努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内部的改革者和一切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士的努力。

    从一个入世的基督徒角度看,人类选择毁灭前景还是生机希望最根本上取决于全人类的是否普遍觉醒,那些对人类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和领袖的觉醒尤其重要,即使很多人已经觉醒而手握重权的人类社会首脑人物却没有觉醒也仍然不能使人类摆脱自我毁灭的阴影,正如《约拿书》里所展示出的那样的:君王若不醒悟就必定葬送全城民众的生命,君王觉醒就可能挽救全城。作为拥有以汉字为载体的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史和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政治应当义不容辞地在解决好自己国内问题之同时肩负起对人类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使命,否则就是全民族的愧对祖先和亏欠上帝,中国的具有体制能力者对此都有必要了然于心。当然这是我们的盼望却绝非乞求。真理可以带来生命,拒绝真理的死亡命运又岂是一切有点良知者所乐见的呢?我把中国的希望乃至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民族某些具有体制能力者的觉醒上。因为中国到了今日这个时代,很无奈也无情的事实是:最务实的社会进步途径不幸地可能成为最理想的社会进步途径。

 

B、如果我们批评这几位“一夜美国人”“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做法,那是不够有力的

 

我们应当注意到,我们并不应当批评这几位“一夜美国人”从“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做法。如果让一个基督徒丝毫感受不到国家政治权威的神圣根据,却要求他尊重政治权威,那么他很可能拿出“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经文(《使徒行传》4:19)来质疑。我们不能够否认,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极其密切。“一切唯心造”,何止是政治。在现代背景下,准确地说是政治与对于超越者的神圣信仰的关系极其密切。各个民族的政治模式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信仰层面,即使西方的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恐怕也和近代宗教自由的迫切需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然而,对他人宗教信仰的宽容和尊重并不意味着对自己信仰的否定,政权和教权的分离也并不意味着信徒对政治的脱离。基督徒毫无疑问应当从自己的立场上关心社会政治,只是有个前提:在现代社会,各个宗教徒都应当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关心社会政治的,即他个人不妨热诚地根据自己的信仰提出政治见解,但是他却决不能够以暴力强权勉强社会必须接受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必须尊重社会政府对于所有公民意见的平等自由的汲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虽然反对极右势力的政治改革思路,但是我不能不尊重任何人非暴力的表达自由。我更加关注的乃是,中国目前的具有体制能力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辨别力和明智的选择力。

    在人类尚未普遍觉醒之前,在人类尚未普遍获得自由之前,政治依然是目前时代牵一发可动全身的最大的公益事业,它可以给人们提供其它创造性活动的良性社会环境也可以窒息一切的创造。虽然我们应当强调个人觉醒之重要性,也不能够否认身处像所多玛、蛾摩拉那样的整体败坏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的觉醒(比如罗得)也可以使自身获得拯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从《旧约·约拿书》可以看见一个能够及时醒悟的君王的作用是多么的事关重大。个人可以逃避政治,但政治却不能不影响到众多的个人。利玛窦来华之所以走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他在思考中也是意识到了政治在中国这个封建等级社会里的极大威力。孔子认为“人道,政为大。”(《孔子家语》)在儒家经典《尚书》里有“德惟善政”的话,同后世《了凡四训》的观念一样都认为最大的德是善政。政治存在的重要意义从一句俗语里可以得到最浅显直接的说明:一只羊率领的一群狮子打不过一只狮子率领的一群羊。在拥有庞大的高智商人群却从近代以来一直落后的中国,尤其需要在政治方面的积极创意。

然而至今仍然有不少的基督教徒总是拿耶稣所说的“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一句话来作为基督徒不关心社会政治的理由;也有的基督徒认为耶稣所要求的只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并不包括爱国;福音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救国的,基督徒只应当关注个人得救,不应当关注社会政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其实,我们只能把“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以启示对象化的角度视之而且需要注意它是针对税收一事具体而言的一句话,不能视为超越时空的基督徒人生伦理守则。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耶稣时代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政治压迫是犹太人对政治漠视的主要原因。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时候主要是指抵挡神圣旨意的世俗世界与上帝国度在性质上的判然有别而言,并非是要人在现世离群隐居。耶稣亲口教导门徒的“主祷文”里明确地说国度和权柄是上帝的。新约书信里也曾经表达过世上的政权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思想。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明确地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样看来,基督徒并非应当排斥一切社会政治,而是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任何的现世政治都不能以违反爱为前提,不能屈膝顺从于“魔鬼”的途径。这才是耶稣拒不俯拜撒旦以求万国荣华的真正神学内涵所在。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把爱人作为爱上帝的外在衡量尺度,同时作为衡量每一项世俗政治主张、政治作为是否具有神圣价值并是否值得拥护的评判尺度。这就决定了基督徒对于任何的政治,都将保留一份独立的批判和心灵的深层距离。尽管世俗政治存在种种缺陷,与现世之中的每一个人的不完美相仿,但这不是基督徒拒绝关怀政治的理由,正如世人大都迷惘才需要基督徒们去关爱他们一样,关乎众人生活的现世政治如果弱点太多则更加需要基督徒们来关注。政教分离是教权与政权的分离,不是基督徒与政治的分离。在天国尚未降临之前,真正具有爱弟兄和爱众人之心的基督徒,理应关心那涉及千万人命运的现世政治的运作道路及其体制的改良。对于基督徒而言,爱国的实质就是把爱弟兄的心扩展到爱众人(《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彼得后书》1章7节)。由于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相信人人自幼难免犯下的罪其实是社会传染病而不是肉体血缘传染病,这使得基督徒对于现世社会政治的关心更加具有了理由。所以抛弃了原罪论的一部分儒家基督徒或迟或早必定会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最坚定力量(当然并非所有儒家基督徒都有完全相同的信仰细节,但是他们对基督的认信和对中国文化流脉的情感却是共同的两个基本点)。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的话是值得赞同的:“在当代世界的状况中,神学不再可能是纯理论,而必须成为务实的理论。它必然是‘政治神学’,按照福音精神对惯例的思考——在争取社会公正的事业中,信仰正变得务实起来。”(莫尔特曼《20世纪神学的历程》)“基督教神学是一种公众神学,它介入社会的公众事物中,它在基督带来的上帝国盼望的光照下来反省‘共同福祉’,它以社会中的穷人和被排挤出局者的名义而带有政治色彩。”(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前言)在《俗世中的上帝》一书第三章那里莫尔特曼还尖锐地指出,造成绝大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领袖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正在发生而闭口不语的深刻原因就是路德的两个国度教义所宣传的政教分离观念,“宗教信仰乃是与政治无关的私事”的观念认为教会只管理良心和信仰,在良心和信仰之外就不是教会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很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基督徒的确像莫尔特曼所批评的那样把教权与政权的分离实实在在地理解为了基督徒与政治的分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沦为了漠然的机械人。所以,基督徒在关心天下国家大事之外,如果能够有机会自愿张扬生命光辉地而不是被迫违心地去从政,就不应当拒绝。但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尚未形成稳定可靠的体制轨道之前,准确地说是尚未找到稳妥可靠的政治理念之前,确实还有很多事情比“做官”更重要。因为政治层面的创新首先需要政治理念的更新。进一步看,传统政治理念的徘徊不前,很大程度上又是缘于深层信仰的未得更新。儒家政治神学的价值在此突显出来。

所以我们不应当笼统地反对一切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作法,只要鼓吹者不愿意借助于暴力手段。我们不能对在这次会见活动中余、王等人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作法简单否定。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要努力辨别和选择的是,在中国现实背景下,什么样的信仰引申出的政治理念是更加务实可取的?

 

C、如果我们仅仅批评这几位“一夜美国人”“把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那么恰恰暴露中国文化界在深层上缺乏自己的政治神圣合法性言说体系

 

中国政治学从1911年以来中断了在神圣信仰层面寻找合法性的努力,我们从体制儒教解体后就丧失了政治学的神圣合法性言说,中国的政治学已经习惯于实用主义的肤浅的粗鄙的理论状态。这个事实,一方面造成中国不少的青年人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对西方传统教义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盲目迷信,此次余、王、李事件只是一个大暴露而已;另一方面,造成中国主流学术界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政治神圣合法性挑战时手足无措。这些都强烈地呼唤着国人应当重新建构自己的政治神圣合法性的话语系统。

我个人经过最近七年的思考,以为西方传统教义神学尤其是美国清教加尔文宗的教义神学绝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相应地,西方的鼓吹选票出总统的美国式民主政治理论也并不适合中国。我更加相信,《圣经》里传达出的实质信息其实并非必然等于奥古斯丁神学和西方新教的以原罪论和预定论为核心的教义言说,相反《圣经》里传达出的实质信息乃是和儒典里中国祖先心目中的上帝信仰基本一致的强调现世生命实践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相关论述的深入展开请参见拙著《儒家神学新议》第二章);我更加相信,在目前拥有13亿人口的具有悠久文化沉淀的泱泱大国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够照搬美国式的民主模式,根据儒家神学所推演出的适宜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管理模式乃是明显有别于西式民主政治的也实质性地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令人欣慰的是,相关论文已经被有关部门嘉奖。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把中国儒学里君权民权二元分辨且二元神圣的政治理念予以落实,从中国文化层面解决了中国政治的神圣合理性问题。它可以使得我们在面对西方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合法性质疑时坦然应对,而且此种政治改革理念在现实的对应显然是平稳的,因而是最务实的设计。当然目前这种面对西方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坦然应对”还仅仅是理论层面上的。在社会实践层面则完全有赖于越来越多的具有体制能力者的觉醒。

    在政治上,当今中国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实现民主的道路漫长、曲折,并且充满凶险,就像高速运行的列车,一旦失控或者操作失误,就会车翻人毁,万劫不复;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宪政,但这是应然判断,不是实然判断;不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宪政改革;知识群体应该致力于宪政建设的基础工作,在培育宪政民主的文化基础方面就是逐渐引进基督教文明,因为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是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的基础。

    这种论点表明目前中国学术界主流对于西方基督教基本上是持全盘拿来主义态度的。然而需要提醒所有看西方神学为灵药的中国学者们能够冷静地听一听这个忠告:如果我们单单看到西方人没有丢弃原罪论教条也进入了现代化甚至认为正是原罪论使他们走向民主政治,却没有看到西方人手中还握有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元素和罗马文化的重视纪律制度同时崇尚外向攻击的气质,如果我们不清理原罪论而盲目全盘引进西方基督教文明给尚未彻底摆脱儒家理学僵化奴性思维的东方中国人,这样的做法,同单单强调基督教的稳定社会道德和政治秩序的作用一样,都会使中国基督教沦落为一个现代新式礼教而已。

一百多年来,不止是中国教会的绝大部分教徒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原罪论为基督教天经地义的教义,即使是在学术界,中国也有大批的学者们不仅认为原罪论是基督教的真正核心教义,并且认为原罪论正是基督教文化里有以补益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这实在是当代中国极大极普遍的的一种文化盲从。

当今社会中一幅幅无情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图景,很容易让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所体认。然而,我们也很需要提醒一下众人,现实的中国人世间所展示出的一切黑暗和丑陋,原因并不一定在于中国人不相信人性本恶,而在于国人是否敬畏真理和公义的价值源头——人格化的造物主上帝。(圣经中也强调对父母的孝道,但都是和对创造主的尊敬相联系的。)我们并不难发现这么几个逻辑可能性:相信人性有神性形象而丧失敬虔,则当然容易走入人类自大狂妄的泥淖;相信人性彻底堕落却有敬虔则必定会谨小慎微,虽然会抑制犯罪却也抑制创造;如果相信人性堕落以至于在真理道路上无能为力,却又加上没有敬虔,则逻辑后果就极其可怖。相反,相信人性并未根本丧失神性形象而又加上敬虔,逻辑上必然带来极其积极的人生进取状态。这就是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之所以立足的逻辑空间。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并非不愿意正视现实世界里的“罪”,但是特别强调区分“罪”与“罪性”的必要性。

千百年来片面强调“信”的基督教,其负面影响决不可低估。这种片面强调“信”的教义,它一方面认为人性是邪恶的,犯罪无可拒绝,另一方面预定论的宣讲和对“因信称义”的庸俗化理解又确实释放了人心的压力和束缚,消解了人心对于神圣上帝的道德敬虔,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它没有抑制生命能量,但是必须承认,它更容易在潜意识心理层面诱发人的生命能量纵情地无所顾忌地麻木地朝着邪恶的方向释放。这样也可以说,它实际上相当程度地是在通往公义和爱的方向上抑制了人的生命能量。西方世界的历史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证明:在片面强调“信”的西方基督教影响下,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所谓“虔诚”人的心灵面对自己所犯下的显而易见的恶却异常麻木的局面,而且,基督教作为一个精神整体,在历史上无庸置疑地助长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气质。过去的三百年间,自以为蒙上帝恩宠、买了天堂保险的大批欧洲西方人打着上帝的旗号心安理得地到处像狼一样野蛮地征服和撕掠亚洲非洲和美洲各民族,并不顾忌借助血与火;在面对这些历史罪孽的时候,他们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妄断了多少异端,杀害了多少印第安人,贩卖了多少黑奴,屠戮了多少十字军经过的城市,掠夺了多少中国的财宝文物。在今天尚未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时代,若不彻底瓦解西方神学里导致人们放胆作恶的神学因子,则某些号称基督徒的西方政客对他国的肆意侵略就不会停止,而由于战争狂人的放肆冒险或者被侵略的弱小国家铤而走险的“恐怖主义”报复而导致的人类自我毁灭的阴暗前途就不能够彻底排除。

西方基督教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所厌恶的最深刻原因,其实就在西方神学内部,就在于原罪论和预定论身上。但是中国稍有文化的头脑都应当清楚这一个常识:西方神学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源头的欧洲人解读耶稣的文化果子,西方神学和西方基督教并不能够垄断全人类对于耶稣的解读,耶稣作为一个最初被东方民族文献所记载的神圣人格形象并不能被西方文化所框住。西方基督教的体制化权威近代以来日益衰微,但是与此相反,耶稣却日益广泛地被接纳进入更多的人心。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神学的原罪论对于西方法律制衡的政治设计具有一定的催生作用。但是接纳原罪论却决非是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逻辑上,性恶论倒是更可能诱导出以法律严厉管制民众、刑罚泛滥、剥夺个性自由的心理倾向而性善论才可以诱导出发展民众自由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倾向。“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嫉妒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那么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儒家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荀子以“人性恶”立论,直接教导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和韩非,这决非偶然。法家除了认同“人性恶”的观点之外,还崇尚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韩非认为“势、术、法”(也即权力权威、用人之道和刑法刑罚)是统治者的执政手段。在西方强调国家和君主权威的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是明显倾向于性恶论的。荀子性恶论思想中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既悲观地认为人性本恶同时又乐观地开出在逻辑上既缺席主治大夫又令人怀疑疗效的“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药方子。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操作者——“圣人”,他自身就不是性恶之辈吗?既然是,又如何能够保障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疗效呢?如果人性本恶,则人类怎能针对罪恶而制订反对罪恶的法律呢?现实中没有人在彼此根本不信任的情况下而与对方签定契约的。对一个根本溃烂的心灵来说,契约和法律都是多余的。对于众多本性邪恶的心灵来说,怎么能保证民主选举的非邪恶性?如果原告、被告、律师和证人都是良知丧尽的人,司法体系又如何运作?宪政监督体系又如何能够防止沦为恶意的内耗呢?谁去监督监督者?现代民主政治若突出了对人性本质的深刻不信任,则难以想象会带给人们以丰富的选择自由。“性恶论”在未来逻辑方向上是悲观的,也不可能导致马克思所设想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出现,因为它永远不相信人的道德自律的可能,不相信人心朝向普遍觉悟演进的可能。

所以单单从逻辑上看,我们的政治学思想基石也决不能够安置在原罪论上。相反,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基于人人具有不可磨灭之神性形象而特别传达出针对现世人生的“神圣期望”,依此我们所能够推演出的政治结论和历来很多政治思想家们的表达具有共鸣:任何政治的存在都应当是以民众利益和民众生命相对充分地张扬为价值追求的,民本理念是国家政治的存在理由,民本理念是政治普适价值而西式普选直选特征的民主政治只是实现民本理念的途径之一。而实现国家政治的民本初衷,却又离不开对于民众自由意志的一定尊重,因为从神学上看,没有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就谈不上任何的爱,岂止是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爱。主政治无论表现形式是自由直选还是代议、监督和,民主政治的实质都指向了一个词,那就是民众对于政治的从自己自由意志发出之“评判”!民主政治运作中最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与其说是“权力制衡”不如说是“民意评判”更为准确。在现代社会能够保障持久实现民本理念的路径中,“评判”作为民主政治的合理内核都是这路径不可缺少的铺路石,无论这路径采用何种石头,也无论是完全采用石头还是部分使用石头。所以民本的真正实现无论通过何种手段都至少需有民众自由意志(心口手)的动态评判。目前中国政治基本上属于传统型民本政治,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民本贤能政治的运作教训又促使今天必须走出新路。直接民主作为政治要素之一有不可离弃的价值,而上升为政治体系却存在巨大弊端。目前儒学复古思潮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思路(比如蒋庆先生和康晓光先生的设计)大都是不现实的。社会变革还需要追求尽量地平稳过渡,四两拨千斤,不动大手术能够治好病是最好的,在新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等)基础上能够不进行大的推倒重来而只需微小的调整即可臻于完善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最合适的。那么,当我们概括这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思路时,我们发现这个思路跨越漫长历史与先秦儒家典籍《尚书》在逻辑可能性上所蕴涵着的君权民权二元神圣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迎头相遇,它在现实政治棋盘上所对应的只有一步棋,那就是它在发问:执政党党员是否可以不兼作人大代表?

 

D、重树中国人的精神支柱、重建中国的政治神圣合法性言说是否需要复兴儒教

 

根据我对“宗教”定义的理解,儒家最初就是儒教,儒学原本应包含神学。若从“以对超越者的信仰名义对于世人的教化”这一宗教定义看,凡是具有超越性信仰的教化体系就是宗教,则先秦儒家尤其是《尚书》时代的原始儒学,就无疑是一种宗教,即原始儒学也可以被称为原始儒教。一个鲜明的标志是人格上帝信仰在书中的大量而确凿的存在。这样,不只是《尚书》是古代宗教文献的代表,汲冢所出的《逸周书》也是一部典型的古代宗教文献。《逸周书·序》中说:“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做《度训》。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纣作淫乱,民散无习常性,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上失其道,民散无纪,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而整部《逸周书》里始终贯穿着对于“皇天上帝,皇皇上帝,上帝”的至上人格神的信仰,可以看出,周文王的教化权威名义上都是来源于上帝的。这样类似地,《尚书》里的历代训诫讲话,往往也贯穿着上帝的名义,更应当被看作中国上古极其重要的宗教文献。

中国古人在祭祀上天的同时的确也看重祭祀祖先。但是祭祀祖先并不排斥人格化的至高上帝信仰。中国古人的各种祭祀活动中有一个极为重大的祭祀名目叫“禘祭”。《尔雅·释天》说:“禘,大祭也”。《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之所自出,当然是上帝。“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礼记·郊特牲》)中国古人相信伟大贤德的祖宗死后会依然活在天上的上帝身边,故有把祖宗与上帝同时祭祀的禘祭,这个信仰观念是解释人间五帝后来上升为天界五帝的最好答案:

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尚书·召诰》)

上宾于帝所。(《逸周书·太子晋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诗经·周颂·思文》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下武》)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王使郕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禘祭是上古以来君王把民族文明始祖与上帝配享同祭的祭祀大礼,是记念民族生命的荣耀源头的大事。祭祀祖先其实是祭祀那在上帝身边的祖先,祖先是自己从上帝那里获得祝福的最亲近渠道,因为祖先是有德之祖,他们的祈求更加容易为上帝垂听。这是极其重要的上古宗教信仰观念。对此观念的肯定可以彻底瓦解基督教与儒家祭祖传统的长期矛盾(但此矛盾之解决并不意味着需要提倡复古祭祀活动而是意味着需要更新华夏民族的祭祀传统),具有重大文化价值。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之原始本质仍与敬畏上天有关,其宗教意义超过其伦理意义,但是华夏民族后人对此记忆却从战国秦汉时期开始逐渐丧失。今天中国人祭祀祖先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思想:如果我的祖先没有活在永生上帝身边,祭祀有何意义吗?如果接受贤哲祖宗去世后依然活在上帝身边的观念,则彻底解决基督教与中国祭祖传统的争执就是容易的事了:当耶稣成为全人类大祭司后人人已经可以直接亲近至高上帝,就不必再专门辗转借助于祖宗在上帝面前的代求了,今天单单敬拜上帝即可以完全可靠地包容了祭祖的最初宗教意蕴(报本和祈福),传统的“祭祖”活动最好的归宿是没有迷信内容与形式的文明“记祖”。

到董仲舒时期,他明确而系统地把“天”的含义最后落脚于自然之天,但却把自然之天神化,或者可以说把上古时期的神格之天与自然之天合二为一,把神格之天降格融入自然之天,——但实质后果却是殊途同归,在中国的文化时空里都是一样的惊天动地,那就是,对在自然之天之上的具有超越性的神性人格之天的取消。问题的严重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人格神性之天的观念到董仲舒时期从中国主流文化界知识分子心灵里的消失,而是在于上古时期紧密缠绕在这一人格神性之天观念周围的一系列关乎众人的政治和伦理之价值观念体系从董仲舒开始的彻底被颠倒。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异化了,1911年后儒教体制丧失。我们今天如果要复兴的是汉代以后的儒教的话,那么是肤浅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复兴汉代以前的儒教的话,却是不必的,我们需要儒学却未必需要儒教。因为从“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看来,“耶稣对于生命真谛的见证实践”乃是今天儒学与耶稣的相遇不同于历史上儒学与佛教道教相遇之最深刻的秘密所在,佛教道教同儒学基本都是停留在教导世人的层面上,故她们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借鉴而并行不悖,但是耶稣不止是教训世人还亲身把这些道德教训和永生的纽带通过死而复活展示给世人看,这个用生命树立的价值桩是超越一切民族文化的也是一切民族文化所渴求和需要接纳的,不论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色列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黑人文化,都无一例外。真理必须关乎生命,信仰必需包含关乎“更丰富”生命之见证,否则难以要求人们以自己生命来追求此信仰。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儒教的原始人格上帝,那个类似于雅典人的“未识之神”已经被耶稣见证出来了,我们如今就可以直接通过耶稣来亲近上帝而不必辗转通过上帝身边的我们祖宗来祈求上帝了。又因为体制神权的日益淡化是个世界大趋势,在此趋势下,耶稣信仰完全可以从深受西方教义控制的体制神权的辖制下自由地剥离出来而进入那些自由信仰者的心灵里。所以,我在《儒家神学新议》一书里的主张是,面对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既不必重建儒教也不必要求他们加入体制化的基督教会,对于他们而言做一个非体制的自由信仰的“儒家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当然儒生未必都会愿意如此接受耶稣的见证而自由地成为儒家基督徒的,那么另外一派儒生固守传统的没有见证的“天”也可能最终会重新建立一个儒教体制,但是我设想,儒教即使未来重建了体制,也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也决不会回到昔日国教的地位了,新的体制儒教可能和道教体制的价值平行相仿,其瞬间勃兴之后重归式微的命运也是必然的。儒家的内圣如果得不到更新而开出的政治神圣合法性言说体系实在难以避免成为毫无批判性的陈年古董。即使中国需要在“公民宗教”意义上复兴儒教,也同样需要有个宗教性的神圣性的实质信仰内核才行。常规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些共同的道德认识的深层根据或“价值桩”又是共同的宗教认识。西方人所谓的公民宗教虽然不具有要求每一公民都信仰之的社会法权,但其却有坚实的实在基础,而这一基础就是社会公民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而儒教如果不回忆起原始儒典里的上帝信仰,根据我所厘定的“以对超越者的信仰名义对于世人的教化”这一宗教定义看,今日儒家就不能够算是宗教。所以,儒教即使要作为“公民宗教”出现于中国社会,前提必须是中国先出现大量的认信“儒典里人格上帝同圣经里被耶稣见证的人格上帝同体神圣”的儒家基督徒。儒教要成为宗教首先要可靠地解决儒教的神圣信仰对象问题。

传统的西化的体制基督教和家庭基督教在中国进行民主宪政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决不会只此一家能够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在很多层面,我更担心传统西方教义言说里的原罪论和预定论成分会成为扼杀某些国人生命创造活力的新式精神枷锁。我很希望中国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接纳耶稣,但是我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儒家知识分子和更多的国人如果恢复了对人格上帝的敬畏,无论在各个方面而言,都是对中国有益的,岂止是宪政建设方面。很多儒家基督徒就是期望国人能够恢复对祖先信仰的人格上帝的虔敬。至于怎样达成各种宗教的良性竞争和有效制衡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国家政治的合理引导很重要。国家必须坚持彻底的双向的政教分离原则,坚持把宗教信仰在本质上作为私人心灵事务来看待,平等地以公民身份来看待各个宗教的每一个宗教徒。我相信中国未来不会出现所谓的什么“国教”。而“儒家的基督徒”式的自由的个体化的信仰人群却可能涌现出来。

2006511日这一会见事件,无论有人粉饰上什么样的传福音外衣,也掩盖不住美国政治上和平演变企图的暴露。二十年前在中国信仰基督教往往要顶住被视为社会异类的精神压力才可以,而目前中国的青年人信仰基督教似乎成为了时髦。这个并不是坏事。但是大量中国基督徒却对西方神学教义缺乏辨别力,这个才是隐忧。致使中国民众甚至包括大量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自信力和独立辨别力的责任也不能不让传统伪儒学担当一些。此次事件必定会使得本以为已经完成的中国基督教的洋教形象的脱帽工作继续深化开来。中国的宗教政策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和开放的,但是却不会和此事太挂钩。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大规模发展的现状不是孤立的现象,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原因。政府对大规模的聚会登记管理工作是必要的,尤其是财务、体制建构等硬件的规范化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小规模的交流聚集就不妨可以适当放开。至于家庭教会尤其是农村的家庭教会所存在的问题,我以为应当指望通过更加重视普及教育和未来的政治体制改进和中国体制教会的与时俱进的改革等等来解决。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信仰的非体制化是个大趋势,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在经历一段复兴景象之后终究也会遇到这个趋势的冲击。国家普及教育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还有应当让懂宗教的人来管理宗教,不要让宗教干部停留在以前的知识水平。至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实践上坦然应对西方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一切合法性质疑,则有待于未来深刻的相对于传统民本政治模式而展开的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责任超越西方目前的政治体制,有力地释放数千年来被抑制的亿万华夏儿女的生命能量,为人类持久良性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关键性的贡献,在我看来,成为人类历史的“约瑟”,这乃是饱经沧桑之中华民族的神圣“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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