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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克·马里坦的“完整人道主义”及其现实意义

 

徐瑾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作为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的马里坦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从而提出了其“完整人道主义”理论。其人道主义理论的重心有两个,一个是神圣化的人,这是直接的或作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支撑点;一个是人性化的上帝,这是间接的也是最后的理论支撑点。在分析了现代西方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弊端,以及过分强调科学理性带来的人的异化等现象之后,马里坦认为只有建立以“上帝”为中心的完整的或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才能够拯救人类的精神,其于当今社会的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 完整人道主义,现实意义

 

 

雅克·马里坦[1]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18821118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笃信新教的律师家庭,190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8年开始潜心研究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著作,并从此开始了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应用到现代生活中的终生尝试。马里坦一生著述数十部,论文数百篇,其作品涉及神学、哲学、艺术、政治等多个方面,其中尤以其“完整人道主义Integral Humanism”最为著名。

 

一、“完整人道主义”概述

 

    人道主义问题一直是马里坦研究的重心之一,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不仅仅站在人类自身的角度来拷问历史上各种人道主义思潮,而且更是站在一种形而上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并重建人道主义,这就是他的“完整人道主义”理论。建立“完整人道主义”的目的乃是为了引导人们在现代科学物质至上的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和意义,而人的重新发现以上帝的重新发现为先决前提,因为惟有上帝才能使人有可能重建博爱、趋向远大人生目标,从而在人生理想的“垂直运动”和人生现实创造的“水平运动”之间保持和谐统一,使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现实创造与永恒超验的神圣追求趋于完美统一。

    正如圣·托马斯将德性分为“神学德性”和“自然德性”一样,马里坦也将人类所能拥有的知识或科学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科学”,一类是神学。在马里坦看来,如果把哲学视为人类科学的科学,那么,神学就是哲学的科学。但是,马里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因为神学高于哲学和科学而将所有人类科学的方法和理论都完全受制于神学。恰恰相反,他认为神学高于人类科学仅仅在于人类的精神信仰领域,换句话说,也就是马里坦所说的信仰以及道德领域方面。

    马里坦认为,在哲学与神学之间联系的纽带是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沉思,亦即关于一般或普遍存在的追寻。从存在中寻求人和事物本性的“终极基础”是形而上学的神圣使命,从根本上来说,马里坦的托马斯主义是一种由存在直觉和理智趋向实践哲学或伦理学的直觉运动,其最终目的不是一般的理智真理,而是存在真理,是从外在表面王国进入人的内在深刻主体性王国,从自然宇宙进入精神伦理世界,从“动物人”(animal man)上升到“精神人”(spiritual man)和“圣灵”(pneuma)的目的性运动过程。也就是说,伦理学应当以存在的形而上学为先决前提,从实践行为的意义上看,伦理学即是“自由之使用的理性化——以作为其必要之先决要求的形而上学为先决条件。只有当伦理学作者首先能够回答人是什么?为什么他是被创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才可以构成一种伦理学体系。”[2]人的行为目的或人的目的性追求,决定了“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种给其生活提供超验之物的滋养的动物。人不同于任何动物,就在于他必须设计他人生的目的和道路,必须作出一种“目的选择”,而这种“目的选择”正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开始”。

    那么,什么是“人道主义”呢?通常来说,人道主义就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人道主义问题是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是现在西方宗教伦理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宗教神学和伦理学有过曾经遭受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猛烈冲击的沉重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现实的矛盾状态促使宗教伦理学寻找新的道德解释来确保它的人道性质和现实参与能力。

在马里坦看来,西方人道主义历来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历史渊源,一种是基督教的,一种是非基督教的或世俗的。人道主义的原始本质就是给人以更真实的人性。它一开始就曾与非基督教的古老的人类智慧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荷马、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启蒙思想家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然而,西方人道主义并不是与宗教相抵触的。相反,它同样也源于各种宗教的和“超验的”来源,而且从人本身、人类文明或文化的发展和人的概念演化等三个方面来看,基督教的人道主义都要比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更为真实,更为彻底。

    近代伊始,理性主义(首先是笛卡尔,然后是卢梭和康德)曾经建立了一种值得自豪的和辉煌的人的人格图像、关于人的内在性和他的自律,最后是关于其本质善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又令人忌妒的图像。但是,一个多世纪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格图像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致迅速消亡。这种打击来自两个方面或两次科学的冲击。第一次是生物学界所发生的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起源于类人猿,因而人仅仅被视为动物类漫长进化的产物,于是,“人的精神从何而来”便成了问题,最后人们不得不归于一个“万物之主”的创造,以人为中心的人格概念便不攻自破。第二次打击来自心理学方面,这就是19世纪末期弗洛伊德所发起的对人的伟大和精神尊严的一次无情打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人成了纯自然本能的存在而变得毫无人格和尊严。

    这种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由于它固执于物质性人类个体而疏忽乃至否认人的整体性和个人的精神人格,致使它颠倒了人的真正目的,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代替他对人格完善的追求,作为至上目的和完善人格之化身的上帝成了手段;歪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对自然的无情的帝国主义式的掠夺和对科学技术的外在崇拜取代了对人类内在生活的追求,上帝由一种工具进而蜕变为观念的假设;神化了科学技术力量,使人类自我对自然的僭犯恶化为对物资技术的狂迷和对神圣的蔑视,人由自然和科学的主人变成了从属于它们的奴隶,上帝也因之而成为空无。总之,自16世纪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神的关系都逐渐扭曲了、颠倒了、恶化了。从人与物之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颠倒,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进而发展成为人与物或技术之主奴关系的交换,以及使上帝由绝对的目的蜕变为手段、观念乃至于空无。这一系列的退化,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所为,其实质是使人物化、使人格异化、使神虚无化。因此,马里坦把它斥之为“非人的人道主义”。

    马里坦认为,要拯救人类退化的败局,拯救神圣的上帝,就必须建立一种“新人道主义”,这就是他的“完整的人道主义”或“基督教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它与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传统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认为,“人的中心是上帝”。上帝既代表着人的最高目的和希望,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完善的象征。基督教虽然认为人是有罪的,但这种原始观念也预制了人的内在精神和人格完善追求这一真正具有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目标。同时,它与基督教的“救赎”和“自我拯救”观念相联系而给予人类以解放的希望。一方面,它揭示了人现实的不完善性和理想的完善性;现实人的不完善意味着完善理想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指明了追求完善和救赎的必要和可能,不完善的人只有通过艰苦的自救和奋斗才能至于完善,这无疑是给人以充分主体性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它揭示人类不完善性所包含的自由与尊严之丧失的可能,给人类以持久的忧患和反省动力;另一方面,它又给人指明了自由和尊严之所在,并力图引导人类不断超越现有、趋向更高精神生活和自由境界,以升华人格。这些正是基督教深刻的人性意义。因此,它的人的概念是一种充满真诚和希望的人道主义,是最终能还人以人性、以目的、自由和尊严的人道主义。因此,在马里坦看来,完整的人道主义首先必须彻底地改变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重新唤起基本的宗教信仰的力量,惟有如此,人类才能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拯救和进步,才能让人类真正进入“人的本性”(人格)的深层。

    在马里坦的理论里,“完整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本义的真正体现。他认为,不论任何解释,人道主义都必须基于“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人道主义要求人通过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来实现自我人性。因此,它不盲动地主宰自然,更不背叛上帝。相反,它自由地利用一切自然物质条件来实现自己、丰富自己、完善人性,最终走进上帝。马里坦首先分析了“个人”、“个体”、“人格”等概念,在他看来,“个人”(person)是一个本体性存在意义上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单个人的人格或“人格实体”。“个体”(individual)则是相对于社会或团体而言的,它表明个人作为某一团体成员的身份,亦即作为“社会实体”的身份。个人的人格本质在于其精神存在,个体性的根基则在于物质。人格的形而上学根基是精神的生存;而在所有肉体存在之中,个体性的根基则在于物质。相比之下,“自我”既不同于“个人”或“人格”,也不同于“个体”,因为它包含着“质料”(肉体),也包含着“形式”(精神)。尽管精神是人的实体的本质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不能构成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并不是一种“灵”与“肉”的集合,更不是两者的并列,而是一个“自然的整体,一个单个的存在,一个单个的实体。”

    虽然马里坦把人视为灵肉统一的存在实体,但却认为,在人的存在构成中,灵魂(精神)才是最重要的。首先,人的灵魂乃是其理智的的“实质性根基”,它具有永恒的精神性,内在地独立于而又支撑着人的“质料”(肉体)。换句话说,它并不靠肉体而活着,而肉体则靠它而活着。人的灵魂是一种精神实体,是一种通过其与物质的实质性统一、并给肉体以存在和面目的精神实体。进而言之,一个人是怎样的?或者他是怎样生存的?并不取决于他的肉体,而取决于他的灵魂。其次,人的灵魂使他能够为自己负责,使人能够自我选择并按照他自己的目的和命运来作出决定。因为人的灵魂使他“能够有精神的和超感觉的爱、欲望和快乐。”最后,有人的灵魂的精神存在可以进一步推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肉体可以致于枯竭和死亡,但灵魂却可以在其本性和存在上内在地独立于质料之外,它无法停止存在。马里坦批判性地指出,现代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已经使人的灵魂和精神破碎不堪,虽然它们(如实证主义)促使许多人思考人的某些现实生活基础和“知识社会学问题”,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们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抹煞了人的精神生活的不朽和崇高,使人生丧失了永恒崇高的价值理想。和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不同,马里坦关于人的理论是一种特殊的人格主义,这种人格主义强调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人格(personality)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区别,强调人格的整体性,强调精神人格的超越性。

    马里坦认为,所谓个体性,“与事物精神上的普遍性状态是相反的。它指称统一的和无区分的具体状态,为存在所需要,凭借它,每一实际的或可能的现存在着的自然才能在存在中安置它与其它存在不同的自身”[3]。这是对个体性的一般界定。具体就人而言,个体性即是指个人的肉体相联系的“狭隘性”或非普遍性,个体性的“本体论基础”是构成人存在的质料(肉体)。单从个体性而言,人乃是一种特殊的“肉体存在物”。与之相反,人格则是一种更为深奥的存在。马里坦说,“与肉体物的个体性概念不同,人格的概念不是与质料相联系的,而是与最深刻的和最高的存在尺度相联系。由于精神本身的存在和丰富的存在,它的根基便根植于精神之中。从形而上学的意义来考察,诚如托马斯主义者正确断言的那样,人格是存在,是最终的成就……人格是与人的合成体相沟通的精神灵魂的存在……在我们的本体论结构的秘密深处,它是一种动态统一和内在统一的源泉。”[4]在这里,马里坦试图从形而上本体论层次上来规定人格的内涵,强调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存在的人格与作为人的物质性特殊存在的个体性之间的根本区别,并给予人格以最高的存在纬度,这一纬度便是人的内在性品质和灵魂,由于人的精神的深刻和不朽,决定了人格作为人的存在核心的不可穷尽性,并以人格的内在性确证自我的精神存在的内在性和崇高性。

    因此,马里坦赋予人格以内在超越的形而上意义,并进而把人格作为与上帝相联系的依据,一方面,由于人格的内在精神特性,使人具有某种超现存的存在特性,人格不仅能构成人的独立性和超越感,而且也使我们从人身上发现了“类似于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格也使我们从人身上发现了上帝,又从上帝身上发现了某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因为上帝就是精神,人类个体也从他那里才开始拥有作为生活原则的精神灵魂,这种精神灵魂才能认识爱,并为参与上帝生活本身这一荣耀而提高,以至于最终他可以像上帝认识和爱他本人那样来认识和爱上帝。”[5]

    马里坦构建“完整人道主义”的理论绝不止于一种理论上的构架,而更多关注的是其现实的可行性,这也其社会模式和归宿——“新基督教世界秩序”。“人民高于国家,人民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6]马里坦认为,完整的人道主义要求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要求有真正的民主秩序,在他眼里,现代民主只是一种“流产的民主”,它是“流产的人道主义”的直接产物。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危机”。他批判了包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内的一切已有的人道学说,把古典世俗人道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物论视为“不符合基督教的力量”,它们共同的倾向是无神论、非理性和教条化。而“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和一种有机的民主是以一种真实的方式尊重人的尊严,而不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尊重非尘世的和不存在的个体。它不是以忽视一切历史的条件和差异为无政府的或国家专制主义的神话而牺牲人类实体来尊重人的尊严,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以他存在于他与团体的实际关系和存在于他生活情景之中的这一事实来尊重人的尊严。它们的目的是为个人扩大自由。……它们知道在价值的等级秩序中,精神生活的发展、智慧和爱是第一位的。对它们来说,政治工作中的原则性的东西不在于满足贪欲,也不在于对物质自然的外部支配或对其他民族的外部支配,相反是在于趋向在为至高幸福而造就出来的一个不幸物类的受伤儿童中间的博爱友谊这一历史理想而进行的缓慢而又艰难的行军之中。最后,这种民主和人道主义也认识到,而且首先认识到家庭的权利和人类个人的权利,正如它们认识到政治团体的权利和政治共同善的权利一样。”[7]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基督教文化观念的使命恰恰在于努力保存现代世界,为给现代世界所包含的丰富生活提供一种精神秩序。马里坦认为,现代文明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秩序,它自身无法建立而必须求助于基督教文明才有可能,他进而强调:“和存在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善”。虽然它并不具备绝对善的价值,但却是一种必要的善。就秩序而论,又可以分为:“外在可见的秩序”和“内在的不可见的秩序”两类,前者由后者规定。所以,秩序的观念和统一的观念密切相连,并意味着超验的领域。或者说,人类生活的内在精神秩序更为重要。马里坦将这种内在精神秩序称之为“博爱的秩序”或“自由的秩序”,亦即“新基督教世界”的秩序。新基督教世界的秩序是对现代世界旧秩序的一种变革和改造。它的实质是作为不可见的内在的精神秩序和道德秩序。它的根本目的是努力“将真正的完整人道主义的精神——即福音精神——注入现世秩序和文化秩序”之中。

 

 

二、“完整人道主义”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我们看到马里坦的“完整人道主义”理论与其是理论的,毋宁说是现实的,在马里坦这里,上帝的至高信仰从中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怀疑浪潮中复苏,在尘世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中上帝重新闪耀出她永恒的无可比拟的人格光辉,而通过自然法、新基督教世界秩序的论述,上帝重回人间,成为“一切中的一切”。

马里坦“完整人道主义”理论的切中现实性无疑对于现代基督教的复兴和对现代人的精神拯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马里坦的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传统,它既注重伦理学自身的理论建构,也注重伦理学与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外部理论联系。因而,马里坦不单给我们提出了他一整套宗教道德理论,而且也对人类道德的社会理想及其模式设计、道德的社会学意蕴和政治哲学意蕴等等都作了独特的分析和探讨,从而大大增强了他的伦理学的理论内涵和现世渗透力。

    在马里坦看来,现代世界或文明只创造了一种物质文明,而失之于无序和非人性。就此而言,“基督教的观念与现代世界的观念是相对立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日益丰饶的物质财富和随之而来的优裕生活。但由于人们在社会逐渐工业化、商品化的同时,未能全面把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征服自然与保护自然等关系,造成了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异化,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文明的轨道。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发达的西方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被异化了的生活,“人成为了商品的奴隶”,与此相关,色情、暴力、赌博、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比比解释。这种社会工业化、商品化所带来的危机与冲突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从人与自然的方面看,人类把自我欲望的无限性扩张为向自然索取的无限性,从而使科学变成了毁灭自身的武器,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共同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所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

    从人与人的方面来看,现代社会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个人主义极端发展,处处事事有我无他。为了一己的私利和享乐,一些人以邻为壑,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惟利是图,甚至发展到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程度,连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师生之间也相互算计、欺骗和伤害,什么良知、人性、天理、人情,全部都被践踏了。人际之间的冷漠、隔膜、猜忌和仇视,人心灵上的孤寂和失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儿童问题、青年问题、老年问题、妇女问题等,层出不穷。从个人与社会的方面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同生同死、共同发展的关系。但在现代社会中,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高度膨胀,一些人置国家、民族、人民的集体利益于不顾,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要权利,不履行义务和责任。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折手段,不思道义,不讲廉耻,不顾国格人格,损人利己,化公为私,令人痛心疾首。从民族与国家的方面看,人类应该是一个大家庭,各国、各民族之间应当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然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却一天也没有安宁过。或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或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或由于种族之间的偏见,不同地域、不同语言肤色、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民族之间一直是冲突不息,战争不止,流血不断。从个人身心健康方面看,在商业化社会中,由于人际疏离、家庭解体、老少失养,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观刺激,加之竞争激烈,生活紧迫,许多人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焦虑、孤独、烦闷等,使酗酒、吸毒、赌博、凶杀、精神失常等现象不断上升,不仅毁灭了精神失衡者个人,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倘若事情长此以往,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世界似乎将会成为只能是野兽或神居住的地方。”[8]

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一颗宗教拯救现实的热诚之心,马里坦深刻地批判了历史上存在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以“神”(信仰)为中心的“完整人道主义”。和中世纪基督教理论不同的是,马里坦的理论绝不是封闭保守的,相反,而是基于活生生的现实的。马里坦不仅深究了几乎所有的基本道德问题,而且也广泛触及到道德与宗教、道德与政治、道德与法律、道德与社会学等一系列宏观的外部联系问题。虽然,马里坦和他所效仿的导师托马斯·阿奎那一样,其理论形式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内容是宗教的或宗教化的(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伦理学在本质上并没有超出宗教伦理的范畴),但是,马里坦所作的是尽量将他的理论现代化、世俗化。所以说,马里坦的理论并不是中世纪传统的基督教理论,甚至也不同于近代初期出现的各种改革式的宗教伦理,他的道德理论是现代的。

首先,他大量吸收了现代西方世俗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成果,在肯定接受和否定批判两个方面对一些现代哲学、伦理学流派和思想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学派和思想家的理论成就进行了引进综合。从对萨特、基尔凯戈尔等存在主义者的批判中,马里坦有意地选择了人的存在和主体性作为其伦理学的哲学铺垫,从自我存在的形而上学反省切入人格、道德价值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从各种人格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说中,他又吸收了人学伦理学的方法,提出了神人统一、宗教神学与世俗人学、教会和世俗国家共有的人格化宗教伦理思想。其次,马里坦的伦理学方法和风格也是现代的。他摈弃了传统宗教伦理的自封性绝对主义和先验主义的简单方法,主张尊重人类生活的经验事实,坚持以动态的开放性的理论态度面对人类的道德现实和宗教现实,同时又力图调和神学与科学、道德目的性价值和技术工具性价值、理想与现实等多种矛盾,尽量避免传统宗教伦理学的武断和片面。再次,马里坦和许多现代神学家一样,放弃了以神斥人、以神学排斥科学、以天国贬低现世的愚蠢作法,在不牺牲上帝作为一种完善的善型理论的前提下,极大地抬高人、科学和现实生活的价值地位。因而,他批判现代科学技术的消极危害但不否认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对于人类生活的基础和条件意义;他反对狭隘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却并不丢弃人道主义的口号,而是企图在宗教的框架内建立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而且,他还尝试着把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政治概念(如民主、自由、公正、法律等)与宗教的社会理想观念揉和起来,设置一种“新基督教世界”和“新基督教秩序”。

在具体论述中,马里坦对人格理论、自然法理论等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对人的权利与义务及其人性和社会性(自然法和国家法)基础也有许多不乏精辟的论述。在这些问题上,马里坦的一些见解是可取的、值得注意的。例如,他指出,在个人与社会或个体善与共同善的关系上,既要反对尼采式的集权主义,也要反对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既要反对国家专制主义,也要反对任意的个人主义。他甚至还公开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及其实际危害,主张把尊重个人和尊重社会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使个人的内在目的和社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统一。应该说,这些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亦不乏理论的真诚。此外,马里坦主张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平衡,反对片面的权力论和义务论,也包含着积极可取的成分。他关于人格或精神人格高于个体性或物质性人格的观点,虽然与人格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并无特异之处,但在一般意义上也是有合理因素的。

    正如马里坦所说,“一种新人道主义必须承担古典时期的全部工作,并上升到一种纯化的氛围之中。它必须重建人学,它必须不再在一种孤立的、因而将自身封闭于该物类内部的物类中,而是在一种使该物类面对神圣而又超理性的宇宙开放着的开放性中,来发现该物类的复兴与尊严。而事实上,这种使命也就是一种人类个人之尊严的更深刻更真实的意义。结果,人会在重新发现的上帝身上重新发现他自己,并可能将社会工作指向一种博爱的英雄式的理想,但这种博爱理想不能设想为是一种对某虚幻的原始状态的感情的自发复归,而只能设想为是一种优雅而富有美德的工作。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在人的自然存在和超自然存在中来考察人,并且不给从神圣降到人的过程设置任何先验的限制,人们可以把它称为具体化的人道主义。”[9]也就是说,“在这种完整的人道主义的视境中,趋向永恒生活的垂直运动与赖以在进步意义上显露人的历史中的实体和创造力的水平运动之间必须无任何冲动,相互间也不存在任何排斥,因为这两个方面必须同时追求。而且,后者,即历史进步的水平运动只有在它有力地加入前者即趋向永恒生活的垂直运动时,才能很好地获得;或者说,才能免于转向人的毁灭。因为当这种水平运动拥有其合宜和暂时目的、且自身倾向于人在人类历史内的更好状态——尽管它为上帝王国、为每个个人和所有人类准备了这条道路时,它才是某种超出历史之外的东西。”[10]

通观马里坦的全部道德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其人道主义理论的重心有两个:一个是神圣化的人,这是直接的或作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支撑点;一个是人性化的上帝,这是间接的也是最后的理论支撑点。在具体展开其伦理学理论的时候,前一个支撑点的论述显得更为翔实和重要。我们看到,马里坦首先从人的存在(直觉)和人的主体性着手,深入地剖析了人格的内在构成和价值意义,他辨析了“人”、“个人”、“个体”、“个体性”和“人格”等一系列重要范畴,提出了精神人(格)高于物质人(格)的基本主张,并由此批判了现代西方人的物化和异化等现代文明病,由此提出了重建人学,建立“完整人道主义”的口号。随后,马里坦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谈论了人道主义问题,尽管他的两种人道主义划分并不科学,甚至带有明显的神学功利目的,但他关于西方人道主义历史变化的动态考察,关于“完整人道主义”的具体论述,关于人性及异化问题的详实分析,不仅切中了近代西方人道主义的各种理论弊端,比较深刻地评判了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近代文明不同时期的功过是非,为我们较为客观准确地认识西方人道主义及其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而且更有意义的是,马里坦第一次如此全面系统地探索了作为人类近代文明史上一种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观念思潮的流变和本质,真正从历史和伦理的结合部开始了一种人学的重建事业。他对真正人道主义的理论设想和重建原则也包含有不少值得借鉴的成就。这一切都集中反映了马里坦力图使神人一统、从而追求宗教与人学的整合的敏锐思维和大胆设想,也使其伦理学带有鲜明的人学色彩。而且,马里坦的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目的论伦理。他以人的内在目的性来解释人格和人的精神理想,从而确立了以灵统肉、以内制外的人格完善模式。同样,他强调社会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理想目的性,提出了以人性化改造物化、以人的价值存在统辖人的物质拥有、以精神自由和尊严规定人的品格和社会文明进步标准的社会价值理想模式。这中间固然不乏宗教精神和先验唯心的成分,但他所追求的道德理想目的却洋溢着一种现代理想主义精神。尤其是,马里坦并没有止步于对道德理想的一般伦理预设,而是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情景来展现之,并由此推出其社会理想学说,试图建立一个新基督教世界秩序。

总的来说,马里坦认为,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社会道德危机都是由于人和上帝分离、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分离,宣扬以经济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其出路只有靠“完整人道主义”来拯救世界,只有这种人和上帝相结合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才能恢复人的地位,改良现代西方社会,克服现代社会弊病。当然,尽管马里坦为现代科学理性至上、个人至上并由此带来种种弊端的社会开出了“完整人道主义”的药方,但他的理论正如信仰一样:上帝是人心之中的应然,而在这个世俗功利至上的社会,却难以成为现实社会之中的实然,然而,即便如此,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应然”的重要性呢,正如康德的“星空”和“道德律”,有谁能否认人类这种最本己的对神圣精神(信仰)的追求呢?!

 

 

 

 

【参考文献】

1Integral Human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

2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

3Humanisme Intégral: Problèmes Temporels et Spirituels d'Une Nouvelle Chrétienté. Paris: Fernand Aubier, 1936.

4The Twiligh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46.P

5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6.

6Existence and The Exist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48.

7()马利坦(Maritaim, J.)著,尹今黎,王平译,《科学与智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马里坦著,霍宗彦译,《人和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雅克·马里坦著,刘有元,罗选民等译,《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

10陈麟书,田海华,神圣使命:重读马里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Integral Humanism of Jacques Maritain

XU Ji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Jacques Maritain created the Integral Humanism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ecularism and moder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 analysis of shortcomings of modern society, Maritain considered only establish new humanism which takes the God as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can retrieval the soul of the man., and he also thought that theology is beyond philosoph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s Metaphysics of Being which is also the search of common exist that is the premise of the Integral Humanism. The center of Maritain's theory is not only to create a sacred man who can take full good of his capacity both of his body and of his spirit, but also to establish the holy God who can pilot the man to be a fully-developed human.

  Keywords: Integral Humanism,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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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1976.10. 湖北蕲春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伦理学专业博士生

邮政编码:430072

联系电话:027-6241269913647131888  godder@126.com



徐瑾(1976 ),男,湖北蕲春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 关于Jacques Maritain的中文译名目前见有雅克·马里坦、马利坦、马里丹三种。

[2]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6.P14

[3]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P24

[4]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P31

[5]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P32

[6] 马里坦,《人和国家》,第12页,霍宗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7] The Twiligh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46.P60

[8] Integral Human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P24

[9] The Twiligh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46.P1213

[10] The Twiligh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46.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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