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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不可以继续暴殄天物了——智商研究呼唤中国的文化改造和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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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的种族差异:汉字圈华人和Ashkenazi犹太人(德裔犹太人)的智商最高

  
  
   
 原名:《种族是一个有效的分类构建吗?》
  
  原资料作者:加拿大西安大略湖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拉什顿(J.Philippe Rushton)
    翻译: HYDONG
  

    对於题目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种族”这个概念不存在,科学是不会发明它的。种族是一个有效的分类构建,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群体的水平上预测人类的行为模式。
  在科学中,如果一个概念可以将事实分类而且可以总结出一般性规律和结论,那么这个概念 就应该是有用的。种族分类学是可以用来进行预测的。总体来说,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比较类似,但却不同与美国白人、德国人以及俄罗斯人,然而这些人之间比较相似,但却又不同于美国黑人、海地人以及撒哈拉黑人。
  下面我将说明种族具有很高的预测性。
  我过去2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要种族之间的差异,这三个种族是东方人(东亚人),白人(欧洲人)以及黑人(非洲人)。在这篇论文中我集中讨论这三个种族。
  在通过对於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研究,东方人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整体上,东方人显示了较慢的成熟期,较低的繁殖率,较低性活动率,较大的脑体积以及较高的智商。黑人则完全相反。白人在中间(但更靠近东方人)。
  (表一)(选自种族、进化和行为一书,第5页)
  黑人,白人,东方人的平均差异:
  脑体积
  头颅容积: 黑人(1267)、白人(1347)、 东方人(1364)
  CORTICAL神经元(单位百万):黑人(13185),白人(13665)、东方人(13767)
  智力
  智商:黑人(85)、白人(100)、东亚(106)
  文化成就:黑人(低)、白人(高)、东亚(高)
  繁殖
  双胞胎( 每1000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4)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性格
  侵略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谨慎度: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高)
  冲动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自我概念: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交际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低)
  成熟
  怀孕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长)
  头颅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较晚)
  运动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较晚)
  牙齿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较晚)
  第一次性交:黑人(早)、白人(中)、东亚(较晚)
  第一次怀孕:黑人(早)、白人(中)、东亚(较晚)
  生命周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最长)
  社会组织
  婚姻稳定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高)
  守法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高)
  心智健康: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高)
  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平均水平。个人是个人。(译者加:当然象赖丝,鲍威尔这样的黑人就比绝大多数白人以及东亚人聪明。)然而,我也发现不论时间与地点,这种差异模式非常一致。这种差异表现在60多种不同的生物与行为模式上,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这也显示了种族差异不仅仅是之在於皮肤。这些数据来自于WHO、UN 以及 INTERPOL。最近,我去南非收集到了最新的IQ数据。
  让我们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体育说起。JOHN ENTINE在他的新书(禁忌:为什么黑人运动员DOMINATE 体育项目以及为什么我们不敢讨论?)中指出“白人跳不高”这个老的说法几乎可以改成“东亚人更差”了。他还指出黑人可以跳得象飞一样。然而数据也显示出西非黑人善於短跑,东非黑人善於长跑(如:肯尼亚)。东、西非的差异显示出观察平均水平可以更好的解释差异。当然,不论东、西非,黑人非常善於跑步。在运动上,黑人的确有基因优势。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实际上从生命在早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黑人婴儿比白人婴儿平均早出生一个星期,但是从骨骼上来讲却较早成熟。在5到6岁时,黑人儿童就已经很善於短跑、跳高跳远了。10几岁时,就已经产生很强的足以支持膝跳作用的反射力量。同时,黑人的性贺尔蒙大约高于白人或者东亚人3%到19%。这就意味着黑人有着更好的爆发力,所以更加擅长拳击、橄榄球、篮球以及奔跑。为什么忌讳说黑人在体育上有更好的表现呢?因为贺尔蒙给了他们更多的优势以及更加强壮一些。在学校,他们在生理上也更加活跃,有时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以至於常被诊断为多动症。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人以及白人有比黑人宽的髋骨,因此也使他们不太善於奔跑。答案是他们需要生产脑体积更大的婴儿。在进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生儿的头颅体积的增大,妇女需要更宽的骨盆。东亚人头盖骨容积平均比白人宽1立方寸,白人比黑人平均宽5立方寸。
  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惊奇,当他们听到种族差异也显示在大脑的体积上。他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显示脑体积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很多的研究,包括STATE -OF-ART磁共振影像,都显示了脑体积与智力之间的关系。
  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方法用于研究在脑体积上的种族差异:磁共振影像、验尸时检测脑重量、内分泌脑颅容积以及外部头颅测量。这些数据是:
  东亚(1364CM3)、白人(1347)、黑人(1267)。这些数据是通过以上四种测量方式得来的平均数据,在必要的地方,也根据身体尺寸进行了修正。当然平均数据也会根据个体的不同而变化,不同的种族也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所有研究得来的数据显示了很强的模式,这些数据也是基於不同的个体以及长时期(1840-1990)的测量所得。
  在脑体积上的种族差异在刚出生时就显示出来了。我个人的一个研究论文发表在1997年的INTELLIGENCE杂志上。我的数据来源于马里兰州的国家神经逻辑以及交流市场以及中风研究院。在这篇论文中,我分析了合作PERINATAL项目中的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50,000个儿童从出生到7岁之间的头颅周长以及IQ。东亚儿童在出生、一岁、以及7岁都具有比白人更大的脑周长,白人也有比黑人更大的脑周长。
  (表二) 顺序为黑白东,出生(315,332,335);4个月(557,578,586);一岁(801,806,819);7岁(1134,1154,1167);成人(1362,1378,1392)。
  在九0年代我也在INTELLIGENCE 上发表了其他一些研究来确认了在脑体积上的种族差异。在1991年的研究中, 我分析了来自国家太空航空管理局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东亚人的头盖骨容积为1460CM3,欧洲白人1446CM3。同时在美国军方随即取样的研究中显示东亚1416CM3,白人1380,黑人1359。我同样也发现普通军官的数据为1393CM3。同样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编辑的数据中也显示了同样的差异:东亚1308,欧洲1297,非洲1241。我和TRAVIS OSBORONE 共同出版的有关脑体积的论文显示了50%得遗传性,这些数据来自GEORGIA TWIN 的研究,他研究了236对黑人以及白人青少年双胞胎。当然我也再一次正是了白人显示了比黑人更大的头盖骨容积。
  因为一立方英寸的大脑包含了百万的脑细胞以及上十亿的神经节,所以脑体积解释了种族在IQ上的差异。在标准的IQ测试中,上百的研究相识了同样的差异模式。东亚人比白人大约高出6分,白人比黑人高出15分。大多数的IQ测试平均100分,正常范围为85---115。在全世界范围内,东亚104,白人100,黑人85(在英国、加勒比海以及美国的黑人)。在撒哈拉沙漠的黑人中,我们发现了最低的平均值70分。类似的数据可以在我的(种族、进化以及 行为)一书中查到,以及RICHARD LYNN和TATUVANHANEN的《国家的IQ以及财富》。
  (表4)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
  东亚(106);白人(100);美国黑人(85);非洲黑人(70)
  很多人非常难以接受撒哈拉黑人的70分这样低的分数。为了数据的精确性,我在南非的WITWATERSRAND大学(最好的南非大学)重新作了相关的研究。在第一个研究中,我用RAVEN进矩阵对173名心理系一年纪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平均分为84,只相当遇14%的美国正常水平。在第二次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个体,平均分仍然是84。
  在进行了关于如何解答IQ测试的培训后,他们的平均分上升到了96。在握的第三个研究中,我对经过特殊挑选的理工科学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他们的IQ在97分左右。
  所有的这些数据来自于精英大学,他们的IQ在83至97之间。在全世界的各类大学中,非洲学生的平均IQ大约低于其他种族15到30分。表现在脑体积、IQ以及性激素等方面的种族差异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美国的东亚裔可以认为是一个“模范少数族群”。他们有比白人较低的离婚率、较少的婚外出生儿童以及较少的儿童虐待。更多的东亚人毕业于大学以及学院,很少比例犯罪率。但是,黑人却正好相反。
  黑人犯罪率高并不仅仅是因为白人的歧视与偏见。在我们将近20年的关于犯罪率的研究中显示东亚的暴力犯罪(凶杀、强奸以及严重暴力侵害)低于非洲地区的三倍。欧洲的暴力犯罪率在两者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在INTERPOL YEARBOOKS中查到。1996年对于暴力犯罪率的统计为(每10万人):东亚(35);欧洲(4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49);1984年的数据为:东亚(49);欧洲(7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32);
  1990年数据为:东亚(32);欧洲(75);非洲以及加勒比海(240)。
  东亚人显示了最低的性活跃度,不管是第一次性交的年龄,性交的频率还是性伴侣的数量。黑人却有最高的性活跃度。白人的性活跃度在两者之间。当然较高的性活跃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性病率。英美黑人的性病率师白人的数倍,包括AIDS。
  当然亚洲人(包括北美以及住在亚洲)有最低的性病率。2001年AIDS感染率为:非洲(8.4%); 加勒比海(2.2%);美国黑人(2%);拉丁美洲(0.5%);美国白人(0.4%);欧洲白人(0.4%);东亚(0.1%);北美东亚(0.05%).。
  重要的是种族差异也显示在排卵率上。不是所有的妇女在经期之产生一个卵子。当产生2个或者更多的卵子时,就非常可能生产出双卵子的双胞胎。具体数据为(每1000个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4或者更低)。黑人妇女也有比白人妇女较短的经期。所有的这些数据显示出在繁殖行为上的种族差异是有生物根据的。
  对于双胞胎和领养儿童的研究显示基因的确解释了运动天性、脑体积、IQ以及性格的种族差异。不同种族的领养是指被领养孩子的父母与养父母属於不同的种族。
  对这些数据的研究更加让人兴奋。被领养的东亚儿童,即使在最初有营养不良现象,在白人中产阶级的家庭中生活,最后都显示出了高于白人平均值的IQ。然而同样情况下的黑人儿童却仍然在IQ平均值上低于白人的平均水平。具体数据如下(被白人中产阶级领养的儿童的IQ平均值):非洲裔(93);黑白混血(104);白人(109);东亚(112)。
  在回到表一,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多项的研究中,白人的数据处於非洲与东亚之间。
  可是为什么有最大脑体积的种族有最低的双胞胎率呢?答案仍然在於进化。没有任何纯粹的文化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些现象。然而基因的解释也在繁殖(双胞胎率)
  与大脑体积之间有一些权衡作用。这些模式构成了“生命的历史”。他们一同进化一同接受生命的考验---生存、成长以及繁殖。
  在我前面所讲述的在脑体积、智力以及其他方面的种族差异,我用了一个基於基因的生命历史理论,进化生物学家们称它为:R-K繁殖策略模式。R策略在於高繁殖率;K策略在于父母的呵护。这样的模式被科学家们广泛的用于对各种动物的研究。同样也被用来解释人类种族的差异。
  一方面,东亚人比白人更加趋於K策略,白人比黑人更加K策略。高K策略的父母产生较低少的卵子,但是较大的脑体积。同样,在孩子出生后,K策略的父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来照看他们的孩子,并且他们会有越来越的的经理去追求性生活的愉跃。他们是“父亲”而不是“牲口”。
  在人类的进化上页显示了种族的差异。现代人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非洲人与非非洲人大约在11万年前分开。东亚人与白人大约在4万年前分开。通过对DNA序列、化石以及考古的研究,都是显示了表一中的模式。住在约偏北部的人在走出非洲后,他们却发现得到食物,衣服,房子越来越困难。这些人进化成了今天的白人以及东亚人,他们需要更大的脑体积,更加稳定的家庭以及更长的生命周期。(译者加:翻译到这里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中国人民的优秀,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主张全盘西化,真是荒谬之极。)他们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经理照看他们的家庭,因此他们较低水平的性活跃度,较低的侵略性甚至较低水平的性和睦。(读者可以再一次阅读表一)。
  所有的这些研究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族的确是有效的分类构件。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发现同样的模式。事实上,非洲儿童平均比白人以及东亚人较小的脑体积,我们更可以对他们的未来以及成就作出相对正确的估计。同样,黑人有比白人较高的性需求,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黑人有较高性病感染率,东亚人的性病感染率甚至更加低于白人。
  第二,黑人在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白人的歧视,也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在美国,白人对中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歧视,却使他们有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以及成就。因此,这些问题也有赖于基因的成分。我再强调一次,所有数据都是就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个体是个体。但是科学也需要我们说出这些的确存在的种族差异。
  另外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这些种族差异,需要接受生物进化的多样性。有一些人反驳说99%人类基因是相同的,因此没有种族差异。这是很愚蠢的。人类有98%的基因与黑猩猩相似,但是没有人认为人类的智力水平与黑猩猩一样,有与猩猩一样的社会行为。事实上人类与鼠类共同分享90%的基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鼠类进行药物的测试。同样尽管男人与女人有99%相同的基因,没有人认为性别只是一个社会构件。当然在基因的测量上有一些令人疑惑的东西。其中最好的最现实的理论是研究有31亿基础对构成的3万个基因。随着个体的不同,每100对基因对有1对不同。每一对不同基础对改变一个基因。在技术上,基础对的不同被称作SNPS。因此基础对的差异就非常重要,SNPS聚集在一起就句成了不同种族。在一个血红素细胞上的不同就可以导致SICKLE细胞贫血症,很多黑人患有这种疾病。其他的基础对变化影响IQ,侵略性,以及心智健康。这31亿对基础对为种族差异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综上所述,如果种族仅仅是一个社会构件,就不会有那些不同时间地点却一致的模式。如果它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社会构件,它也不会有如此准确的预测现象,包括脑体积,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其他的证据也现实了种族差异有生物上的原因。例如:验尸官在犯罪实验室了可以从头颅体积以及估价中预测罪犯的种族,他们甚至可以从血液、头发以及精液判断罪犯的种族。如果种族仅是一个社会构件,我们是不可能作到这些的。这些科学证据现实了政治正确的“种族的不同仅仅是皮肤”在科学并不正确了。(完)

  译者加:各项相关研究都显示出了中国人以及Ashkenazi犹太人(源于东欧)的智商是最高的(Ashkenazi犹太人平均在117,中国人106-110)。不管是生活在本土的还是在海外的东亚人都显示了较高于白人的平均智商。多数研究显示日本人以及朝鲜人的智商略微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国人,但是平均水平应该大致相同。绝大多数的研究数据都支持这样的结果。(这些研究包含了各个地区的华人)。
  通常的IQ测试包括语言以及数理两部分。东亚人在数理部分的平均得分比语言部分高10-15分左右(特别是空间想象力)。然而,Ashkenazi犹太人在语言部分则有更好的表现。相对于白人(包括美国和欧洲的白人),东亚人在语言部分的得分没有显示明显的优势,有时甚至略低于白人。
  优生学被每个社会广泛的采纳。RICHARD LYNN在他的(优生学再评价)一书中就说10年后(他指200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第一批从优生学中产生的中国成年人,20年以后,50%的中国劳动力是经过优生学的,5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其实,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13亿保守智慧的人民(这是他们的原话)。因此他们拼了命的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那些不争气的右派学者们宣扬错误的个人主义以及荒唐的全盘西化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中华民族的历史,世界历史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智慧、勤劳、节俭、谦虚、保守的性观念以及对家庭的忠实。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我们也将被真正的打败。尽管在近代,中国的确落后了,但是我们的优势却是我们重新站在世界前的保证。

  附录相关采访资料:    
 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2006-04-14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本文看点:
  1、“种族之间智力上有差异,那不就是种族主义的基本立论吗?”
  2、“抽样式智商测试能准确描绘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总体智力状况吗?”
  3、“过分强调中国人智商的优越,是否会导致决策者和国民沾沾自喜,进而忽视制度建设、文化改造、管理完善、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

  背景:最近,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传媒都报道了一条新闻,标题做得颇为抓人眼球:《专访英国学者: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

  报道中提到的“英国学者”是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不过,他并没有单独宣称“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而是试图用调查数据证明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最聪明,并力图说明种族的智商水平与其富裕程度和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

  我在网上查到了林恩教授的个人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给他发了一份邮件,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林恩教授是智商领域的资深研究者,今年已有76岁,我本不指望他能马上回函,电邮联系纯属心存侥幸,“有枣没枣打两竿”。不料,他很快回复,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

  种族之间智力上有差异,那不就是种族主义的基本立论吗?

  然而,为准备提问而进行的一番网上搜寻,却几乎使我放弃了采访的初衷。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如今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之一,就是不同国家悬殊的贫富程度。造物主为何厚此薄彼?分析其中原因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近些年来,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就有三本书让我印象深刻:英国学者约翰。凯(John Kay)的《市场的真相》、秘鲁学者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资本的奥秘》和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谈的都是国家贫富和文明兴衰。

  《市场的真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各国贫富的原因,副标题就叫“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资本的奥秘》从法学角度分析资本“死”、“活”对财富再生的影响,副标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取胜,而在其它地区失败?”;《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野心更大,视野更广,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也是副标题)。

  所有这类的书提供的解释似乎都言之成理,但似乎都有点儿缺失:如果说经济体制是决定各国贫富的原因,那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却难以走出贫困的泥沼?如果说明晰的产权法律制度是区分“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的标准,那为什么有些完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却总是摘不掉“发展中”这顶帽子?如果说文明兴衰最终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那为什么历史上强国弱邦的更替变换有时也在同一纬度的舞台上开演?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菲利普。鲁什顿(Philippe Rushton)在评论林恩的研究成果时称,林恩找到了当代 “国富论”因果链条上的“丢失的环节”── 智商。

  然而,林恩的研究在西方却极具争议,他探讨的话题甚至颇具爆炸性:种族之间智力上有差异,那不就是种族主义的基本立论吗?上网搜寻一番后,我才发现,林恩的新书问世后,西方主流媒体或是冷眼相视,根本不报道,或是冷言相讥,报道中充满质疑。当然,引起争议之处并不在于林恩所说的 “东亚人比欧裔白人更聪明”,而在于他宣称的“白人比黑人智商更高”。

  用鲁什顿的话来说,林恩是在“雷区”探行,随时会踩上“地雷”。

  谁说学术无禁区?即使在号称崇尚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西方,学术其实也有禁区:研究种族智力差异就是一个禁区。但问题是,林恩的研究是纯学术吗?就算是纯学术,如果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如导致更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如今种族构成日趋混杂、文化色谱日趋多元的西方能够承受得起吗?前几年,一本同样探讨种族智商差异的书《金钟曲线(The Bell Curve)》在美国也遭到类似争议或冷遇,就是西方社会的学术自由与种族和谐两大目标之间存在张力的另一个例证。

  如何斟酌提问的措辞?怎么把握写作的分寸?我一度很想借故推掉这次颇难拿捏的采访。

  但我最终还是拨通了林恩教授的家中电话。

  采访实录:

  电话中,我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智商测试是一个人智力的准确、全面的反映吗?”

  林恩似乎不加思索:“是的。”

  我继续追问:“抽样式的智商测试能够准确描绘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总体智力状况吗?”

  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总的来说,误差率在四到五个智商点之内。”

  “那么,你认为智商是解释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因素、最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次要因素之一呢?”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也颇为重要。”

  我把话题转向了中国:“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你说的中国人的高智商有关?”

  林恩教授虽然年逾古稀,却言锋甚健:“几乎完全相关。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我对他的“几乎完全相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大多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均属欧裔移民的定居点,为何贫富程度却有很大差别?”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欧裔移民都是少数族裔,而欧裔移民占人口多数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国,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一直管理不善。”

  在林恩教授的另一本专著《智商与国富论》中,他仅仅列出了决定国家贫富的三个因素(根据重要性大小排列):国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次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似乎在无意中承认:除了他过去说的三个因素外,还有一个经济管理好坏的问题。

  我又把话题转回了中国:“你在新书中说,中国人智商高于欧洲人,你又说,智商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远远不如西方呢?”

  林恩语速放慢、字斟句酌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不鼓励创新,甚至扼杀新思想、新创意,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输已有的知识和培养循规蹈矩的听话者,而非标新立异的创新者。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虽然基督教历史上也扼杀新思维,但新思想、新创意总能在互相竞争的国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无意之中,他又说出了文化问题、制度问题和创意竞争机制问题。

  猜谜需要更高的“智商”?

  结束采访后,我又仔细阅读了一些林恩的文章,但下笔时却颇为踌躇。

  毋庸置疑,国民智商高低,在历史上的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肯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当今的所谓“知识经济”中,智商的作用也许更为重要。大概无人否认日本人的高智商在日本经济迅速起飞、日本高科技产品畅销全球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心照不宣,但在任何社会,父母都不敢忽视子女的智力开发;尽管种族智力差异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触及了种族关系的敏感神经,但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并不会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丝毫减弱。

  然而,问题的实质更在于,智商在国家贫富、民族强弱的变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近三十年来,某些中国人经历了从民族自卑、到民族自信、再到民族自大的心态历程,在这种心理环境下,像本文开端所提到的那些传媒报道那样,过分强调中国人智商的优越,是否会导致决策者和国民沾沾自喜,进而忽视制度建设、文化改造、管理完善、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文明兴衰、种族强弱、国家贫富的原因,像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古之谜,不知激发了古今中外多少哲人智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相应的学说、理论也层出不穷。据鲁什顿的概括,其中主要的学说便包括:气候决定论(温带被视为最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域)、地理决定论(东西轴线的地理环境据称最利于文明发展)、文化决定论(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现代化理论(城市化和劳动分工被称为国家致富的必经阶段)、依附理论(认为国家贫富取决于各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新自由主义理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等。

  各派学者大概都因为过于偏爱自己的发现,而把它称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林恩教授似乎也不例外。也许,林恩找到了(或者说出了别人不敢明说的)“丢失的环节”,但并非他自认为的最关键的“环节”;也许,国家贫富这一复杂现象需要更为复杂的解释,需要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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