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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赵紫宸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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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先生小传

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赵紫宸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是中国处境化神学的早期缔造者,也是“中国系统神学”的最早倡导者。他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同时,赵紫宸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热情的诗人,他的诗歌集、文学作品、神学作品、剧本、圣歌都体现了较高的文学水准和欣赏价值,他曾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开设过陶渊明、杜甫的诗歌鉴赏课程,甚至还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授过中国的诗词,他所撰写的多首圣歌至今仍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广为传唱。赵紫宸也是一位出色的宗教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先后担任过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等职,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分别于1928年、1938年、1947年三次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参加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印度马德里斯(Madras)和加拿大惠特比(Whitby)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Meeting)。在194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在此前一年,他到美国讲学,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解放初期,赵紫宸曾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并当选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赵紫宸一生著述甚丰,涉及到神学、教育、文学、诗词等多个领域。仅目前搜集到的赵紫宸的专著就达二十几部之多。此外,他还在《真理与生命》、《青年进步》、《生命月刊》、《真光杂志》以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50篇左右。这些神学、宗教哲学、诗歌、文学方面的著述在当今中国的基督教思想界、华人教会、宗教学界乃至文学领域仍备受推崇,颇具影响力,值得后人进一步品读、研究。

 

一、少年及求学时代的赵紫宸(1888-1917)

 

赵紫宸于1888年12月14日出生在浙江省德清镇一个商人家庭,此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各种不平等条约蹂躏着中国的主权及国人的心灵,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屡屡将中华民族推向危亡的边缘,外欺内乱中的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之中无足轻重的“边缘分子”。赵紫宸的祖父祖母曾靠着经营粮米和衣织使家业渐显殷实,只可惜这种生活充裕的状况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并不能维持很久,到了赵紫宸父亲的年代,已是生意萧条,入不敷出,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勉强维持生计。赵紫宸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贫穷潦倒、“面有饥色”中度过的。然而,国家民族的危亡格局、家境的贫寒并没有使这个少年人意志消沉,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赵紫宸在15岁时毅然放弃了接受传统教育的机会,选择入读具有新式教学体制、传授先进文化及科学知识的西式学堂——萃英书院学习,同年他又转入由美南监理会开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求学,并在几年后顺利考入东吴大学。1907年,赵紫宸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以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L.Anderson)的影响下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东吴求学的时光对于年轻的赵紫宸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学阶段,家里靠着典当首饰、变卖田地才能勉强支付他的学费,但进入大学,父母再也无力维持他的学业了,失去家里经济援助的赵紫宸不得不在学校通过每天承担一定的印刷工作赚取学费。大学毕业后,赵紫宸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教授英语、算术和圣经等科目。直到1914年秋天,他偶然间获得一个到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神学,同时研究社会学和哲学的机会,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梵德贝尔特大学“创校者奖章”。在美求学期间,赵紫宸受到当时美国许多著名思想家,比如自由派神学的代表人物利奇尔、人格主义的创始人鲍恩、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等人思想的熏陶,这为他早期宗教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青年时代的赵紫宸已经表现出了超人的思想及文学才华,他的本科毕业演讲在师生中间获得很大反响,同时他还在东吴大学毕业初期,发表了《杂说(四篇)》、《论教会自立之人才》、《最近世之进步》等多篇文采熠熠的文章。

 

二、建构本色化理论时期的赵紫宸(1917-1937)

 

1917年,赵紫宸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但回国后等待他的并不是舒适的讲学生活、也不是安稳的传道生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企图、国内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此起彼伏的思想运动以及此间凸显的种种对基督教的置疑与非议,使他不得不努力调和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社会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关系。面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理性思潮,以及 “非基运动”和北伐战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赵紫宸开始了其建构本色基督教和本色教会的历程。在这段时期,赵紫宸在其主编的《真理与生命》和《文社月刊》中辟专栏探讨基督教本色化问题、宣传基督教本色化的必要性及途径。他认为基督教要摆脱“洋教”的称号,就不得不建构一套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相脱离的中国的“本色基督教”。这一方面要求基督教信仰适应中国的新思潮运动,调整其与科学、理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努力使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汇、互为贯通。而要建立“一个能使中国人在中国的风俗习惯中过基督徒生活”的本色教会,就要脱离教会宗派主义而统一,要能达到教会的自养、自治、自传,并在适合中华民族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中西教会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期,赵紫宸积极倡导农村运动,主张基督徒应该深入民间,将宗教带入农村,用宗教的精神重建农村社会,使农民获得新觉悟、新生命。此时,赵紫宸明确提出了“救世的进化的宗教”这一概念,主张基督教徒和教会要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建设,要使社会秩序基督化。这样的话,基督教不但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反而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不可低估的道德力量、精神力量。赵紫宸从其信仰立场出发对当时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并试图从理论上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努力,突出体现了一位基督徒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在这二十年间,赵紫宸发表了近百篇有关本色神学建设的论文,并出版了《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学仁》、《耶稣传》等多部具有代表性的神学、文学著作。其中被赵紫宸自称为“中国人自著的第一本宗教哲学书”的《基督教哲学》和“发明耶稣的人格主义”的《耶稣的人生哲学》是其早期思想的代表作。而《耶稣传》至今仍以其俊秀的文风、美丽的辞藻、深刻的寓意享誉学界。

 

三、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时期的赵紫宸(1937-1949)

 

30年代初期日本发动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开始,赵紫宸就对这种“违逆公理,蔑视人道”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抨击,他认为此时基督徒应当积极参加救国运动,以同心的智慧,对付国家当前的危难;应当加紧信众人格的训练,以备国家的需要。同时他还深入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能够“成全”中国文化,而文化不亡,中国总有希望;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及华中等地相继沦陷,北京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起初的几年,由于燕京大学是一所由美国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其正常的教学秩序并未受到干扰。此时身处沦陷区的赵紫宸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寻求一条可能的出路以及如何让备受屈辱的中国民众寻得心灵上的慰藉。虽然由于战争原因,赵紫宸此时的文章不能在国内付梓,但他在国外及国际会议上发表的几篇英文论文却能清楚地反映出此时的思想。在这些论述中,赵紫宸一方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教会大力推行救济慈善工作,同时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提供的十字架信息正是苦难无助的国人需要的一种心理安慰,面对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和国人的悲惨境地,赵紫宸已逐渐放弃早期神学思想中的部分乐观主义倾向,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人类本性与社会问题。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美国与日本作为交战国而关系恶化,燕京大学也因此受到了冲击。1941年12月,赵紫宸因被怀疑具有抗日倾向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赵紫宸不但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还要经受日本侵略者的屡次审问,但在困难与恐怖面前,赵紫宸始终表现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1942年6月,日本侵略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释放了赵紫宸。至今人们仍可以从赵紫宸的《系狱记》中体会到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及困境中表现出的浩然正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赵紫宸收录在《系狱记》中的一百七十多首诗是他在监狱里没有纸笔的情况下构思、然后默记下来,并在出狱后凭记忆在一天半的时间内背诵出来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并没有因抗战胜利而有所好转,通货膨胀、贪污腐败、贫穷失业充斥着整个战后的中国社会,国民政府已经无力挽回人心,紧接着历时三年的国共内战又爆发了。而此时,中国的基督教界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牧人才匮乏、物力财力相对短缺、信徒纷纷离弃教会。面对国家和教会如此凋敝的景象,赵紫宸重新调整了他的神学立场,对上帝的本性、人的本性以及救赎的内涵等基督教神学问题重新做出了诠释。这段时期,他相继出版了《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基督教进解》、《耶稣小传》、《圣保罗传》、《系狱记》、《基督教的伦理》、《神学四讲》等几部作品,它们在当今基督教思想界、宗教学界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脱出西人传述之窠臼,树立汉家独立之旗旌”的《基督教进解》及作为“中国人在神学上的试作”的《神学四讲》是赵紫宸后期思想的代表作。

 

四、解放后的赵紫宸(1949-1979)

 

解放初期,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新政权的建立,赵紫宸始终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写信给在国外求学或工作的子女、学生,要求他们尽快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长子赵景心、三子赵景伦、学生蔡咏春就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回国的。同时由于他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作为一名爱国的公民,他于1950年4月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递交了辞呈。此时,赵紫宸相信基督教信仰所特有的精神建设功能可以协助新政府重建社会、服务人民。北平解放后,赵紫宸主动带领宗教学院师生到教会宣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并在1949年9月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建国初期的教会革新运动中,他也曾一度起过引领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教会革新的构想;此后他还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的发起工作,并在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在这段日子里,如何来革新教会?如何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使教会得以生存,并让教会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它特有的道德、精神和实践作用?如何来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理论?这些是解放初期的赵紫宸始终关注并进行过深入探讨的问题,只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没有让赵紫宸完成这些颇具意义的思考。他在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中,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这些打击并没有彻底阻止这位基督徒站在信仰的立场上为教会的前途殚精竭虑,也没有磨灭这名共和国的公民对新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赵紫宸始终不肯偏离寻求真理、守护真理的道路,这决定了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能不是一位独行者,一位孤独的人。他这位爱国者,直到1979年11月21日去世都没有机会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五、作为文学家的赵紫宸

 

赵紫宸先生拥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广博的文学素养,加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观察能力,热情奔放的情感体验,在文学方面同样表现出令人叹服的超人才华,成就了多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宗教文学作品。赵先生是文学家,这不但体现在他数百篇诗词、文学著述中,也体现于他对宗教与文学进行的比较研究的努力中,同时在其浩瀚的神学著述中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赵先生对中国的古典诗词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曾经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开设过陶渊明、杜甫诗词方面的选修课,更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讲授过中国的古典诗词。赵先生本人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他生前出版过《玻璃声》、《南冠集》、《打鱼宗教诗集》等多部诗集和为圣歌写作的歌词《团契圣歌集》、《民众圣歌集》等;在他的神学作品中也多有一些灵感熠熠的诗歌点缀其中,仅在《系狱记》中,就有一百七十多首;同时,在《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等杂志上,他还发表了《桃花》、《客西马尼》、《雨》、《莫忘》等近百首诗词作品。至今,赵先生仍有多部诗词手稿尚未出版,其中包括赵先生花费大量心血绘制的璇玑图及据此撰写的“纵横反复,皆为章句”的璇玑诗集——《璇玑诗衡—附拾残》。另外,赵先生还曾经在晚年撰写过两部越剧剧本,但因作品散佚,已无从考证其题目。

赵先生是一位宗教界知名人士,他有较深的宗教体验及情感,同时他又对中国文学有极深的造诣。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这可能是任何一位纯粹的文学家、宗教学者都无法进行尝试的。赵先生一方面对基督教的文字写作及宣传事工提出自己的建议、设想,同时还探讨基督教信仰中蕴涵的文学以及对中国文学中涵纳的宗教思想进行考察,其中《我对于中华基督教文字问题的感想》、《我翻译赞美诗的经验》、《圣经与想象》、《基督教文学情况(Christian Literature Situation)》、《陶诗中的宗教》、《研究儒教属于宗教部分的材料》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应该说赵先生是较早将中国文学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写作的开拓者之一。

赵先生的神学作品同样体现出他深湛的文学造诣,年轻的赵紫宸在本科毕业时所作的题为《尽性》的演讲,以其华丽的文采、丰富的情感、深刻的哲理在师生中引起较大反响;更值得一提的是,赵先生在1926年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撰写的“国人第一部宗教哲学书”——《基督教哲学》是以对话体的剧本形式完成的,这在国内外众多的宗教哲学著作中实属罕见。在这部作品中,赵紫宸着意刻画的几个人物:我的朋友、西国先生、华语教员、天文教授及其女朋友,均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分别代表了活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一次次出场、谈话,赵先生将深刻的宗教哲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烘托出来,实属宗教哲学著作之奇葩。这种以对话体形式撰成的宗教著述还有《当今教会问题之商榷与建议》、《现代信仰的学说与实践——一条窄而且长的路》等多部作品。另外,赵先生所作的《学仁》既是一部用中国人的心灵语言撰写的帮助中国人建立道德人格的灵修书籍,同时也因为其中圣经语言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巧妙结合及其合理的文章布局而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此外,赵先生在三十年代“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所作的《耶稣传》更是一部享誉基督教界的宗教文学作品,他通过史实内的考究、史实外的想象,加以生动的诠释向人们展示了历史中的耶稣的一生。书中,圣与俗的融合、史与实的胶结、叙与论的统一、华丽与深刻的兼顾、圣经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会通,足以使《耶稣传》成为一部出色的宗教文学巨著。

赵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因其超凡的文学素养而瑰丽、因其脱俗的思想体验而深刻,因其真实的情感而丰富,因其对理想人生及社会的关注,而有了灵魂。

 

六、作为宗教教育家的赵紫宸

 

人们可以很容易从赵紫宸浩如烟海的神学著述以及颇具深度的文学作品中体会到他作为神学家和文学家的风范。当我们回顾到赵紫宸一生所做的社会工作时,我们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宗教教育家,除了短期担任东吴大学教务长一职外,赵紫宸于1928年到1952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达24年之久。这期间他所主张的宗教教育理念、提出的宗教教育构想、亲身进行的教育实践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逐步发展壮大,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神学教育的重镇。

在赵紫宸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之前,虽然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规划了宗教学院的发展蓝图;第一任院长刘廷芳网罗了洪煨莲、简又文、陈垣等一大批颇有名气的中国教员。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鼎盛期却是随着赵紫宸的加盟而到来的[1]。在到宗教学院的短短十年时间里,赵紫宸不但继承和发扬了刘廷芳所倡导的教牧训练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办学宗旨,力图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办成一所“宗教研究的机构”,而且他力图用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诠释基督教的教育理念,并最终将这种倡导落实到比较完善的教学体制中。在招生方面,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成为全国首家只招收大学毕业生的神学院,从而保证学生具有进行神学研究的基本条件;[2]此外,宗教学院开设了众多人文学及宗教学课程,比如宗教心理学、宗教历史、宗教哲学、宗教文学、宗教艺术等课程,并教授原始宗教、道教、回教、儒教等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今中国大学宗教学教育的先驱。

说赵紫宸是宗教教育家,一方面在于他在刘廷芳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会大学办学宗旨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在国内独树一帜。另一方面,说他是宗教教育家,是与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神学教育主张分不开的,这些主张涵纳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神学教育的文章中,比如《基督教教育可能使学生得内心得制裁否?》、《宗教教育者应如何应付国难》、《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等。其中包括基督教育应该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论断、神学教育应该西方神学与本国处境并重的主张、神学教育应该思想、理论与行为同时强调的观点、神学教育应该与家庭教育、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相结合的理论等,这些神学教育思想既符合中国本色神学建设的需要,同时也反映出神学教育所应该具有的普遍的属性。此外,赵紫宸作为宗教教育家,还体现在他为人师表、身体力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中,至今赵先生的同事与学生在回忆当年赵先生的言行时,感激与崇敬之情仍溢于言表,学生张士充回忆说,赵先生经常征求学生关于教学的意见,与学生进行研讨经常到深夜,毕业时,赵先生总要赠宗教学院每位毕业生一首诗词,以鼓励、鞭策其日后成长发展。另外,作为宗教学院的领导,赵先生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游行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韩宗饶在“赵紫宸宗教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除了讲述赵先生帮助李荣芳以及美国音乐教员范天祥的故事外,还详细回忆了他与学生蔡咏春之间深厚的师生情意以及赵先生的教育理念对他的众多学生的影响。这些回忆和纪念文章一方面是对师长、朋友的缅怀、追忆,同时,也正体现了一位宗教教育家流芳百世的崇高人格以及深刻与朴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解放后的赵紫宸先生虽然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去世的前几个月,赵紫宸得到了平反,他的思想和著述因其无法遮蔽的光芒在被悬置多年以后,再次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这种关注既是对历史的回眸,也是对现实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的期许。赵紫宸思想之深刻、学识之广博、人格之美丽足以让每一位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后人驻足、欣赏、叹服,并将他对人性、道德、终极价值的反思进行下去、拓展开来,最终让赵先生思想中含纳的花苞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1] 参阅徐以骅:《刘廷芳、赵紫宸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载《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第5774页。

[2] 张士充:《宗教教育家赵紫宸先生》,见《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当时赵先生鼓励作者学好物理学课程,因为赵先生认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素养是学习和研究神学的智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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