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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教运动中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及其评析(论点摘要)

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陈永涛

基督教是一个差传的宗教。当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到一个新的地方时,就面对着处理基督教与被传播地的文化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基督教与被传播地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传教士同样需要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当新教传教士在 19 世纪的传教运动的大背景下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时候,他们习惯于将基督与西方基督教、甚至西方文化相等同。在他们的理解和解读中,基督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是如何在中国当时的处境中用中国文化去阐释基督福音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中国人明白福音接受福音的问题,也不是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基督教“占领”中国“征服”中国或改造中国的问题。因此,当时的传教士所关心的大多不是传扬基督和好的福音,而是传播基督教,特别是已经西方化了的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他们最关心的甚至不是中国人是否成为基督徒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是否成为某一差会的信徒,或是否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基督徒的问题。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要成为某一宗派传统的信徒,而不是基督的门徒。

  尽管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宗派背景,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首先,传教士认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的西方化的基督教是神圣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唯一的救法。其次,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优越的,并非其他文化可以相比。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甚至可以取代其他的文化。这样的理解决定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因此,虽然也有一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欣赏的态度,但“从整体上说,面对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近代传教士的态度是惟我独尊,排斥异端。近代的传教精神更多地体现出西方列强的殖民精神。”(孙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第 82 页)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这样说似乎并非太过夸大。

  在近代传教运动中,传教士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大体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势不两立,中国人要想成为基督徒,二者只能选一。要么孔子,要么耶稣。另一类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非水火不容。中国文化并不是完全邪恶的,其中也有好的东西,可以为基督所成全。本文尝试对这两种基本态度加以粗线条的勾勒,并对这两种态度作出简要的分析。

  无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对当时的传教士来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耶稣与孔子,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时候,传教士过于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使他们对中国文化不可能看得合乎中道。在他们的预设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就不是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因此,文化交流也是不对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近代传教运动中,传教士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会有“文化侵略”的嫌疑。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史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在论述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时,认为文化侵略或者“文化帝国主义”是存在的。他认为,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文化有目的地反对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侵略。”但他同时指出这种侵略必须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压力同时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36 反思近代传教运动,由于传教士所持守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心态,使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时候,难以有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结果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教士与中国士绅之间引起了不少的抵牾。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和好的福音。基督教所传讲的应是这一和好的福音。但由于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主张“孔子或耶稣”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不但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成为“未完成的相遇”,而且在近代中国社会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加以反思并引以为戒的。当我们在反思传教运动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历史地去看待问题。一方面,传教运动的确将基督教带入中国,这是一个事实。但另一方面,传教运动带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形象,是相当负面的,它阻碍了中国人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也是为什么从 19 世纪末开始,中国基督教有识之士相继倡导自立运动、本色化运动,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通过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使在中国的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基督教,逐渐改变传教运动所传入的基督教的负面形象。

  今天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更好地见证基督,传扬福音,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合宜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我们具有双重的身份。这种双重的身份要求我们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中国文化不是基督教非此即彼的对头,如那些主张“孔子或耶稣”的传教士所认为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基督教可以容忍的对象,如那些主张“孔子加耶稣”的传教士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我们在中国的处境中阐释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资源。没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真正相遇,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因此,我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的内容之一。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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