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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弃石头房角奠基 

(The Stone Rejected Became the Corner Stone)

 

 

加拿大  陈慰中 博士

Wee-chong Tan, Ph.D.

 

此作品献给加拿大挚友

莫丽逊女士和她的父亲,

他们尊敬中国

Dedicated to Helen Morrison and Her father David Morrison, both friends of China

 

 

加拿大中华学院出版

庆祝2007年春节

      “上帝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上帝所要的献祭就是忧伤的灵魂。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诗篇五十一十七节)

 

      “匠人所蔑视的石块,后来变成了墙角的奠基石头。”(诗篇一百一十八二十二节)

 

      汉武帝派张骞两次探险西域,这是有史以来中西贯、通丝绸之路的开始。唐宋以后,中国已经与西域的国家开始来往。明清朝代,西方的传教士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8401845,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就大量涌进中国各地传教。两世纪以来,我们平心静气的评估西方的传教士们和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确做了不少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西方的传教士们和学者们同时也承认他们一开始对中国的文化没有做预先的学习和了解,对中国传统和价值观曾经犯了藐视和置之不理的错误态度,并故意误会和恶意解释中国的价值观。

 

      笔者1945年离开了祖国,在海外特别是欧美一带已经居住了六十几年的时间了。亲身经历并体会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敌意态度和不合理的解释。这么多年来,使笔者崇洋,对自己文化失去信心。但是日久之后,越研究中西文化的比较就越认识到西方的最高峰的价值观的破产,而中国传统的文化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笔者几代人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在宗教上的接触是对基督教比较熟悉,并且对其他世界主流宗教也稍有兴趣和研究。现在笔者就拿出自己具有代表性的经历来举例说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和区别。

 

被放弃的石头

 

     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3年,西方的传教士就开始离开中国。有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归英途中1955年经过美国,沿途在美国不同教堂做演讲。那个时候笔者在美国大学读本科,有人邀请我去听她的报告。我怀着好奇的心态去听她的演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传教士说中国整个民族不是一个快乐的民族,是一个凄惨痛苦的民族。因为在中国经典里面没有爱这个字。那个时候,我轻易相信了她的话。这可能是真的。爱这个字和概念是后来西方传给我们的。该女传教士又举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人家里有人去世,他们的致哀是凄惨地哭哭啼啼,是非常绝望的伤心,这就是缺少爱的表现。这时笔者就对她的话产生了反感。家人去世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哪能不伤心致哀呢。但是后来,我对中国经典开始学习的时候,撰写了《中庸系统神学》,这本书于2000年被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书里有两章《爱》,把中国传统经典提出共一千多次的“爱“系统性的列出来,并和圣经里的爱对照,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笔者对该传教士的说法是非常有意见的,认为她不但是在破坏中国的文化并且是撒谎。

 

      不单单洋人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违背基督教的。最遗憾的是中国人瞧不起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信教的中国人瞧不起自己的文化。一次我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华人的基督教改革教堂的讲道,讲员是一位大陆来的女传道。她公开宣布中国很多民情风俗是属于邪门歪道的,都是魔鬼的作为。于是我很好奇的问她一个问题“中国人很喜欢打太极拳健身,你对太极拳有什么看法?”她回答说,严格的追究起来,太极拳是来自寺庙的,寺庙的来源都是非基督教,凡是非基督教的,都是属于魔鬼的。笔者亲身经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城市太极拳刚刚引进到维多利亚的时候,青年会有老师教太极拳,一位加拿大的老太太学习太极拳,并在她家住宅的后院打拳练习。隔壁邻居从窗口看下来,看见老太太空手在空中好似抓魔鬼一样,马上拿起电话报告警察,说隔壁老太太神经失常,单独一个人在空中抓魔鬼。结果警察就逮捕这位老太太到警察局去审问,经过某些调查之后才把她释放出来。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太极拳已经在西方流行起来,人们也成批成群的在公园里,在音乐的伴奏下练习太极拳,再也没有被逮捕的危险了。

 

      这是2007年初的事情,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也有家长们反对他们的儿女在学校学习印度传统瑜伽(Yoga)运动,说瑜伽运动中有一些膜拜姿势,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反基督教的。学校解释瑜伽是健身保健的运动,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1973年,笔者被邀请到加拿大维多利亚皮尔逊国际学院任创办人之一。维多利亚这个城市一向被称为北美洲的小英国,因为此地的居民多数是来自英国或英国的后裔,人情和风俗都富有英国传统,连气候都和英国大同小异。这里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城市,很多人到这里退休养老。教堂多数是英国传统的圣公会。当地有几位英国的知名人士邀请我与他们共同创办一个亚洲艺术协会(Asian Arts Society of Victoria)。该会的创始人一共有四位,笔者是唯一的华裔。组织的过程中有一位英国太太,曾经居住过北京,退休到维多利亚的时候拥有很多中国的古董。因此她是维多利亚英国古董界最权威的人士之一。笔者对中国古董一窍不通,唯一的资格是黄皮肤而已,还有我的博士学历。第一次开创办会的时候,这位英国太太,她事先向美国国家地理协会请教何为亚洲。协会通知她,亚洲包括以下这些国家,于是她就把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念出来。她也念到中东的几个国家,比如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当她念到以色列的时候,其他两个英国绅士就强烈提出抗议,英国太太说她已经请教过国家地理协会,是他们告诉她的。这些英国人说不可以,不可以,不能有以色列。这时候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英国绅士突然无礼抗议起来?我客气的叫其中名叫亚历山大的绅士,“您为什么特别对以色列有意见,原因何在?”他回答说:不行,不行,以色列绝对不能属于亚洲国家之一。我就责问:“那是又怎样?”他就凶巴巴的盯着我说:“假如以色列是亚洲国家之一,那么耶稣就是亚洲人了。”于是我又回答说:“就算耶稣是亚洲人又怎样?”他说“绝对不行,绝对不行,耶稣不能是亚洲人。耶稣是欧洲的白人。”我提高嗓音责问他:“你凭什么说耶稣是白人呢?”他就质问我说:“难道陈博士没有上过教堂么?难道你没有看到教堂里彩色的玻璃窗上都有耶稣的形象,耶稣有金色的长头发,蓝色的眼睛。耶稣与北欧的白人一样。不可能是亚洲人的。”那个时候我就假装恍然大悟的向他大喊:“啊呀,原来耶稣是瑞典人啊!”

 

      笔者在国际学院教了六年书之后,第七年是学假年,被三个大学邀请去当访问教授,其中之一是以色列国立(Ben Gurion University) 本固大学。在学期期间,我趁机在以色列和埃及各地朝圣,发现以色列的居民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欧洲归回以色列的,从人种角度来讲是白人;从美加回来的也是白人;从中东各地回来的犹太人,与没有离开过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一样,是中东人;从西非和埃塞俄比亚回来的以色列人从人种来说是黑人。所以两千年前耶稣的长像绝对可能是像现代的中东人阿拉伯人,不可能是瑞典的白人。就算耶稣当时长像是瑞典的白人,那又怎么样呢?现代的传教士们也不该把基督教当作一个白人的宗教来瞧不起其他种族和其他文化的国家和人民,应该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要抱怨以德,爱人如己,不能利用基督教而称霸,占领其他弱小国家,施行殖民地主义。否定有色民族的努力,驱逐当地的原始居民,永远占领他们的土地。看到这种情况,就是金发碧眼的救世主也会有慈心的。

 

      2000年,我回国访问一年,路过美国宾州的一个县城。有机会住在当地中古世纪宗教改革时候的一个传统教会里,称为Amish教会。信徒们都是穿着中古时代的服装,他们做礼拜还是讲德语的。有一家人住在小乡村,小乡村还有一个向中国传教的工作站,里面有中文的圣经,中国传福音的资料等等。他们就给我一些资料还送我一本中文的圣经。但是我是去中国的,带这些东西很不方便,就想留下来,送给Amish家庭,希望他们愿意当作纪念品留下。但是这批Amish家庭与外界是不来往的,连与讲英语的世界都不大来往,更何况是讲中文的世界。他们一生没有和中国人接触过,笔者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们更没有见识过中国的文化,没有看过中国的书籍。他们一看到中国的文字就害怕起来,他们说中国的文字好像虫一样,看起来还是在纸上爬,很可怕。他说中国文字没有字母也没有拼音,那么你们彼此之间怎么样来往呢?怎么样彼此了解呢?因为要了解必须要有字母,没有字母就不是语言了。这种文化是属于魔鬼的文化。我就回答:“我说是的,中国文字是没有字母也没有拼音,所以交往起来是有点困难,连中国人都说中文是难读的。但是我们也勉强来往。勉强彼此了解,也过了五千年了。”我要把中文的圣经送给他们,他们不敢要,连摸也不敢摸,认为中国文化的东西是不干净的,是属于魔鬼的,就连圣经也包括在内。他们不过是代表一种特殊的人群而已。一般的西方人就是接触过中国文化的,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化抱着不安的态度。西方人对中国的人种和文化一般带有某种的态度,是无知和偏见。他们对中国总是从坏的方面想,他们总是希望中国不幸、遭殃。

 

      2002年笔者到美国Gettysburg观光,这个城市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是美国内战最大战役的一个战场。在三天的战役,双方的死伤达到五万人。特别是战役第二天在大草原上的会战是最凄惨的。听说当地很多建筑物,晚上还能听到过去伤亡人员的凄惨呼喊的声音。从美国各地来参观的学生据说回家之后把照片洗出来,有些照片底片上有过去战马冲锋的影子。在Gettysburg城堡里居住的睡房里,有游客在那里居住拍照,带回家,发现照片房间的到处都浮着球形的东西(orbs)。有一天我在古城散步,碰见一个身穿中世纪服装的妇女,对我很客气的交谈。于是邀请到附近的参观喝茶吃点心。他们保持中古世纪服饰是为了吸引游客,增添气氛。我们谈的很投机,彼此透露身份。她还问我离开中国这么久,还会说中国话么?我回答说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说家乡方言闽南话。她问我如何保持方言习惯。我说我天天都在讲。她问你天天和谁讲。我说我天天睡觉前做祷告是用闽南话来说这个祷告的。她就问,为什么要用家乡的方言做祷告呢?我幽默的说:上帝只懂得厦门话。她听了以后忧虑的说:你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上帝呢?她又说用中国话,无论是中国什么方言,向上帝做祷告是会得罪上帝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不文明的文化,凡是非基督教文化的都会得罪上帝的。于是我问她怎么向上帝祷告呢?她说要用英语,因为英语是基督教国家文化的语言。我无意中又发现西方的民间还存在这种藐视中国文化的态度。

 

      2006年秋,我参加本地一个维多利亚大学传教士募捐的晚间茶会。这个传教士就像我们做工作报告。说最近有一位日本女留学生信教,这位女教徒最近发现惊讶的事情,她有两次向上帝做祷告,两次的祷告是用日语作的。祷告之后,她平安无事,上帝没有震怒而处罚她。因为她一向以为用日语向上帝祷告会得罪上帝。对她来说,过去都是用英语,这次敢用日语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就在这个时候,我打断传教士的报告,问他:为什么这个日本女孩子用日语向上帝做祷告会害怕呢?为什么会怕,除非你们传教士有意或无意的让她有一个印象,说上帝是一个白人特别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是讲牛津腔英文的,因此使这个女孩子不敢用她的本国语言向上帝祷告。这位传教士和在座所有来宾都很惊讶的反应并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就要开始想到这个问题了,向外族传教的时候不要给他人有意或者无意留下一个印象说上帝是讲英语的白人。

 

      1980年学校给笔者一年学假,笔者被三个大学邀请访问。旅程的开始是乘波兰的客轮从加拿大直航到波兰克丹斯克,然后从波兰再到莱茵河的斯注斯堡大学,之后抵达英国剑桥大学,然后到以色列的本固大学。想不到刚抵达波兰海港就碰到波兰团结工会船坞工人罢工。波兰当时还是东欧苏联领导的国家之一,马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苏联红军坦克部队已经把波兰罢工的城市包围起来。美国的卡特总统警告苏联不要攻打波兰,以避免世界大战。这时是冷战期间最危险的阶段。笔者那天晚上很碰巧是被一位当地波兰教授接船,邀请我住在他的家里。那天晚上,刚好在他家举行秘密会议。有三方面的人士参加,有天主教教会的代表,有团结工会的代表,也有共产党代表政府。该教授的住宅很窄小,我无路可退,只好坐在客厅观察他们开会。他们在吵吵闹闹,大喊大叫,我很不耐烦,并且他们谈论都是用波兰语,我对语言一窍不通。突然间,我失去控制,站起来用德语教训他们一通,说波兰就要亡国了,你们还在吵什么架?他们问我,应该怎么做?我回答说你们应该为波兰的生存而合作。天主教反驳我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合作,这批无神论的人是不值得合作的。共产党代表当场反驳:这些教徒们都是迷信的。我们是有理论的,我们也不可能和他们合作。我插嘴说:“按照中国的中庸道理,唯物和唯心的两边都可以合作。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反的阴和阳,可以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和宗教信仰也可以合作来提供人性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我讲的时候,有人马上打了电话给波兰天主教大学报告说现在就在此地有一位中国哲学家讲一套道理有利于波兰的生存,请大学明天马上派人请他作报告。我第二天被送到这个大学,这是一个在俄国边境上鲁波林大学(Lublin),是天主教教会的大学,我在那里作了一个星期的交流访问,介绍了后来成为一个系统的中庸辩证法,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好评。后来我又访问了东德马克思大学六次,提供了更有系统性的演讲,马克思大学的一大批人士接受我的理论。

 

      当我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我把在东欧一段的经历告诉了他们。牛津大学有一个科学和神学的联合论坛,也请我去作演讲报告,参加的人满座会堂。一次我被邀请到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吃晚饭。牛津每个学院都有教堂,教堂里都有一位牧师。我把东欧经历告诉学院的牧师,学院的牧师听完我的经历之后,就向我大发脾气,连他的太太都感到莫名其妙。牧师发脾气的原因是我应该用基督教的神学来解决东欧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不应该用中国的中庸哲学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中国中庸哲学无论多么好,还不算有基督教的神学性质。而我是一个诚恳的基督教徒,为什么用非基督教的文化来介绍给东欧呢。这个神父有一句话嘴上没有说出来,但是我能猜出来,西欧的文化才是有价值的,中国的文化是非基督教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向我无礼的大发脾气。事后他太太向我道歉说她先生发脾气是无礼的。类似的事情在牛津大学发生了不止一次,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没有真理,因此没有价值,不能和基督教的文化相提并论。

 

      2000年我的书《中庸系统神学》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以后,当时基督教会特别是神学院的学生们有很多人反对这本书,他们认为中国经典里所提到的上帝是假的上帝,只有西方传教士传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中国的经典里面尽管有真理,都没有传教士传给我们的真理有价值。有些人还认为我那本书是魔鬼的作品,竟然还有人在餐厅大喊打倒中国文化。因此我有很深的感想:中国的经典是古老中国的祖宗们直接从上帝传给我们后代的,可以和基督教福音的神学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成为一个中国本土化的基督教的神学系统。不必以西方的逻辑来分哪一边是善,哪一边是恶,东方和西方可以算是一阴一阳共同相辅相成。

 

      还有一次,我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海法附近有一个教会,是路德教会。当他们知道我在访问波兰华沙科学院演讲的事情,他们让我预先把演讲的报告作给他们听。我那时候在波兰演讲的题目是辨证法异化的否定与中庸的相辅相成的不同之处。这篇文章不但在华沙科学院讲过,后来在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刊物登载过。当我在海法教堂演讲的时候,那里的信徒们怒发冲冠,反对我所讲的内容,认为我所讲的都是错误的,因为我是用中国文化讲的,没有依赖圣经的神学来解释。简单的说,他们又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反感。因此使我更深刻的反思,不但是西方人反对中国的文化,连很多我们自己中国人也是一样。

 

      1919年五月四日,伟大的五四运动,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举行示威,那次举世闻名的运动简单的说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国耻和被列强的欺负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行,所以当时的风潮是要“弃旧”要尽量吸收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当时的“德先生”和“赛先生”。2000年到2001年在北大和清华演讲过与中庸辩证法有关的题目、历史哲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庸辩证法和五行生态的神学。(这些文章都被登在我们的网页上,请读者参考阅读。)那一年我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神学院都尽量提倡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般来说,都受到国内的学者们的欢迎和好评。

      1984年,我准备提早退休把余下的年日弘扬中国文化,在原来居住的维多利亚注册了一个加拿大中华学院。向当地的华人中加友好协会借用他们的地方,我一时束手无策,不清楚学校应该举办哪些活动。有人提议先设立一个国语科目,于是登了广告,共有几十个人报名,分成两个班上课,于1984年秋天正式开始。一天一个电话,一位德国人想报名学习,让我到他的办公地点登记取学费,我自然十分高兴到场。报名登记学费处理完毕之后,我抬头一看,他的墙上挂着一张中医针灸的文凭,是北京发的。我好奇问他如何得到这张文凭。他说他在北京学习了六个月以后就得到这张证明,然后同时问我,新开的加拿大中华学院有没有开设中医的课程?我当时无意地回答说有。虽然无意但听者有意。我后来才知道,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以后,他当场就打长途电话给温哥华,告诉全省针灸协会的会长玛丽瓦特森太太(Mary Watterson),说陈博士刚刚离开这里,并告诉他新学院会开设中医课程。我刚回到学校,这位玛丽太太就来一个长途电话,邀请我当天下午到温哥华和她的十几位董事们一起在唐人街聚餐并召开紧急会议。我立刻答应并当天到场。

 

      宴席在场的有十几个人,中外人士各半。玛丽太太很严肃的再次问我,陈博士请告诉我,你们新的学院真的要开中医的课程么?我也板起脸来一本正经的回答肯定是。宴席之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广州中山医院的女教授,她告诉她在国内教过将近二十年的解剖学,问我在新中医学校是否能有一个职位教解剖学。我马上回答她说:您是我们的教授之一啦。坐在对面的有一位厦大中医学院的,他自我介绍是教中医本草的,问是否也有岗位可以教?同时有一位印度的兽医,在印度是教生理学的。说他会教兽医的针灸学和生理学。他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说:您也是我们学校教授之一了。还有一位上海的女中医,我也同样的聘请她教营养学。在座懂得针灸的老师太多了,饭还没有吃完,会议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学校的教师力量已经齐备了。剩下几位教西医的病理学、诊断学、医德、生化等课目的老师都是我后来回到维多利亚以后很容易的邀请剑桥和牛津来的西医们任教。不到一年之内,这个加拿大中华学院中医学院已经成立了,并且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医学院。

 

      但是当时的加拿大中医是非法的,执行中医也是非法的,开中医的课程更是非法的。省的针灸协会是民间组织,没有得到官方合法的承认,协会的会员不能公开挂牌行业,而我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办中医班的。当时华人社会里面,有人偷偷摸摸执行中医,加拿大皇家骑警们调查逮捕他们,温哥华有一位中医得到逮捕消息就躲到美国几年,一直不敢回来。当时被逮捕的非法中医是被加拿大西医协会代表政府的指控官指控,被定罪以后要罚款、坐牢,以后再被驱逐出境。因此,西医协会的西医们全部控制了所有的医疗组织,中医是没有插手的余地。这些我是完全不知情的。假如我知道这些危险性的话,我是不会创办这所中医学院。当时创办这所学校,完全是因为我无知所致。直到现在,旁观者和朋友们都说我为人天真,是精神贵族活在乌托邦世界中。我就这样傻傻的成立了加拿大第一所中医学院,所教的中医课程完全模仿国内中医学院的课程。

 

      除了主办中医学院,我还邀请国内的学生和学者来到加拿大培训。这两个项目对我来说都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在继续说中医方面的事情。结果我正式在1985年退休,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在主办加拿大中华学院的业务上。同时也在加拿大省卫生部大楼的隔壁买了三栋楼房,正式广告招生培训。二十名左右的中医学生,学习中医的全部是加拿大白人,有几位是西医而来的,有律师、工程师、皇家警官、护士、渔夫,大学生。学校除了上课以外还有门诊,由学生执行老师监督的方式。老师之中,中外老师都有。在学生门诊期间,有好多人求医,并且病人得到有效的诊断与治疗,连这些洋学生都惊讶中医这么好使,比西医都有效。这件事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注意。西方的反应比较强烈,很多西医就开始公开攻击中医说中医是迷信的、是催眠术、是巫医的。民间反对最厉害的是教堂方面。他们的反对原因是中医违反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中医的理论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中医的诊病是违反圣经的教训的。总而言之,中医是违背基督教的。

 

      当时我同样受到华人社会的反对,说我是读科学出身的,有基督教背景,不懂中医还敢开中医学院,说我班门弄斧,并且我虽然是开针灸的课程,我自己怕针而不大吃中药,连洋学生也笑话我,说我不像一个创办者。我开玩笑的回答说你们都错了,我是喜欢中医的,特别是有女同学给我推拿。这些当年毕业的学生们现在有的在非洲,有的在北美地区比如美国、欧洲、埃及等等一些国家,他们遍地全世界各个国家,为弘扬中国中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创办以后,加拿大西医工会享有控告权的主任给我传令,我按时到西医协会面谈。传令官让我把加拿大中华学院的活动向他公开。于是我把学校宣传手册摆在他的面前,一个是语言班,一个是国画班,一个是中医班,还有一个是中加经济贸易交流班。这个传令官就先拿起中加经济贸易交流手册来阅读,阅读以后就告诉我说,陈博士,您的活动能够促进两国未来的经济,你是替加拿大做一件好事。我就回答是么?传令官接下来说:你们开中医班的事情政府就不追究了。只要你们能够保证师资和课程的水平和质量,有利于加拿大人民的健康,我们西医协会就不干涉了。今后,你就负责中医这方面的事务,我们就管我们自己西医的事务了。这次不到五分钟的面谈就这样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简单的结束了。后来加拿大省卫生局局长又到我们学校来访问,因此我们好像从非法的过程安全度过到非非法的地位了。现在我们所差的只是获到合法的地位。因此政府就要求这位莫丽逊女士(Helen Morrison)起稿中医合法的题案,准备让议会通过。结果议会没有讨论就通过,然后省督代表女王签名。1999年,中医在加拿大正式完成了它的合法程序。

 

      合法以后,华人有一些中医师们就过来讥笑我说,“陈博士,你不要以为中医合法了,你就了不起了。在你还没有开办中医学校以前,我们老早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要主办加拿大第一所中医学院。你别以为你是第一个人想到的。我们比你早好多年呢。”我就很平静的答复:是,你们比我早很多年想到这个创办学院的概念,差的是你们没有做,我虽然比你们迟一些,但是我付出了行动。关键在于行动不在于嘴巴讲讲而已。

 

      当中医上了轨道以后,人数不断增加之中,稳定的趋势之下,我就把中医事业整个移交出去,由另外一批人来接班进行。在成功趋势之下而移交就有人肯来接班,在困难和失败的时候,就不容易移交出去。人生的事业要趁着还没有达到高峰之前就退让,就能够享受被尊敬的地位。现在的中医学院事业已经蒸蒸日上,名声在外,也有了新的校址。毕业的学生多数官方考试及格以后就取得了执照而经营,临床效果一向众口界碑的。学校办公走廊上挂着创办人我自己的照片,使我享受荣誉地位。我最近得到维多利亚市政府颁发荣誉公民奖,其中一项评估条件也是对中医的事业的贡献。并且该校毕业的中医也已经把中国医术介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英国、德国、埃及、非洲、印度都有我们学校学生的足迹。学校每年春节或者毕业典礼上都有尊重我为创办人而让作演讲。他们都说做人要饮水思源,所以我现在所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愉快,这是金钱难买的享受。我常常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向毕业生家长们、来宾们和老师们说这样的话,中医的长处不是仅仅表现医术而已,医德更为重要。治病之前更重要的是提供人体的健康,而不是治病而已。有的人称中医为预防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治病的时候要治本而不是治标。中医最有意义的是对人治病的概念有一个价值观,治疗不单单是为人体的局部而针对,是对全人的灵魂体都要有全面的观察与注意。中医的《黄帝内经》五行提到:全人的系统不单是脏腑体而已,还有五轻、五气、五味、五色、五声。很多时候的疾病不是脏腑五体开始的,是从气、情、色而产生的,比如怒就伤肝;忧就伤肺、恐就伤肾。

 

      以下举个例子,85年开学以后,新华社驻渥太华的社长一位姓蔡的女士到学院访问一个礼拜,她认为老外来学中医是一件不可能并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她过来访问调查。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洋学生叫做 Grant Wallace也与中国的学者们一起居住。一天晚饭后,蔡女士就把这位老外学生叫过来,把手伸出去,叫他来诊脉诊病。这么一来,我就开始担忧,这位洋学生才第一年学习而已,怎么能替这位女士切脉呢?如果要是诊断错误,那我们学校的名誉扫地。但是洋学生坦然无惧的集中精神仔细诊脉,过一会,洋学生忧愁地说,您的肠胃有毛病。太太说,是啊,有胃溃疡, 于是问原因何在。学生回答说:您有木火,你常常发怒。怒就伤肝,肝也是属于木的木是克土的,因此就伤到胃,胃就伤到大肠了。大姐说是,我容易发脾气,常常责骂同事们。那么请问应该如何治疗?学生回答:您有没有照常吃早餐?每天生活把胃先安定下来。蔡女士说: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等到傍晚才大吃一顿,这样对肠胃不好。学生回答说把肠胃安定下来就不会反击肝和胆,就不容易发脾气了。所以身体的毛病常常是生活的方式失调,而产生情感失去控制,然后伤害丈夫。所以中医是注重全面性的五行相生和相克,使其产生人体的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因此在哲学上来说,五行的相生和相克是对人的健康的中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在毕业典礼上常常提到,中医的治疗和西医不同,中医是注重全面的,是治本的,西医是注重局部的,而是治标的。

 

      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抚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了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血漏的这位女人被治疗好了,这不过是治标而已。但是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就痊愈了。”信心是治本的,痊愈就是全人健康的。所以中医的治病道理是符合基督福音教训的。我告诉学生们,中医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全人健康的概念,是全面生活方式的道德而不是单面或者是片面的局部治疗而已。这就是一开始被藐视放弃而后被接纳为人类文明奠基石头的一部分。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乃缦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至三十节)

 

      会堂里的犹太人听到耶稣的这些话以后,都怒气满胸,把他撵到城外,并且企图把耶稣推到山下,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他们对耶稣会发怒呢?因为耶稣在讲道里面,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还有一位是叙利亚国的一个大麻风,叫乃缦。当时的犹太人是排外的,认为非犹太的外国人都是坏人,不能受到上帝的祝福,而耶稣偏偏推荐两个外国人,一个是黎巴嫩西顿的寡妇,另外一位是叙利亚国的乃缦。这两个人反而被上帝蒙恩祝福。对以色列人来说耶稣的这种说法是反犹太的宣传而是不爱国的。这正如在加拿大的白人们认为非白人都是不能受到上帝祝福的,好像加拿大原住民印第安人,白人一直认为他们是野蛮而没有开化的,是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因此白人就抢占了他们地盘,驱逐他们到一个约束性的保留地,在文化上想消灭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从生存上否认了他们生活的条件。这种是种族歧视和不尊敬外族的野蛮行动。

 

      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移民的国家。但是在几百年来,加拿大大多数居民是从英国和欧洲搬移到此地来居住的。尽管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同外地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但是都得到歧视和不尊敬。在非白人的少数民族里面,人数最多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到加拿大来也有两百年左右。一来以后就在法律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这些不平等的法律被取消掉,但是加拿大白人社会里对中国人难免还保留着不良的态度和不公平的舆论报道,并且专门挑选登载对中国人不利事件,或者在舆论上捏造一些不利于华人的标题,制造反中国,反华人的情绪。有很多时候,他们是已经习惯了,而不知不觉的做出这样的事情,不去纠正他们,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笔者在写此文章的时候,已经在加拿大快三十五年了。美国人过去也是如此对待华人,美国人最近比较务实一些,对中国停止敌视和注意自己舆论了。但是加拿大社会还盲目的继续他们的不良政策和态度。希望中国有一天能让官方和海外华人用中国传统“抱怨以德”的精神感化他们。我们应该回想当初的两千年以前的犹太人对待耶稣也是无礼的,对外族也是歧视的。直到今天不单单犹太人对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有意见,西方美国和加拿大对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也是有意见的。

 

      笔者在2000年到2001年中国做了一年的访问,跑遍了27个省和行政区。在五十个高校做了交流和演讲。其中包括北大清华和很多名牌大学。在神学的方面,在很多三字爱国基督教会的神学院和爱国天主教神学院都做过报告,并且参加了宗教仪式,都获得了热烈的欢迎。也到过很多自治区去访问。其中包括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然后出国途径尼泊尔、印度中东的国家和欧洲,一直归回到加拿大。学习到很多的经历,获得到很多的见闻。回到加拿大以后,就有一些教堂学校社团邀请我去作报告。分享我这一年来在中国的见闻和经历。当然我是实事求是的,按照我在中国所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坦白的讲出来,我从不做虚假的宣传。好就说好,坏就说坏。尽量很忠实的与加拿大的社区群众分享。

 

      但是后来过了不久,我就发现原来这两百多年来,加拿大的广大群众心里面对中国已经有定性的印象了。这些印象是不良的印象,是有史以来从敌对中国的媒介而得到的宣传,这些宣传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已经事实化了,根深蒂固的无法改变。他们对一般中国的价值观已经有定型的评判了。当我在报告中国地理环境、人文风俗,宗教教育和经济交通的时候,常常不符合他们脑袋里面对中国的定性评估和他们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他们就公开控告我,说我在撒谎,和共产党一起捏造事实宣传,背叛了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说我应该回中国去,住在中国,不许回到加拿大来拘留,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

 

      有一次,我在维多利亚郊外一个商人的团体做演讲。到会的商人有几十个人。当我在报告我在神学院的活动的时候,有人就打岔我的演讲,说我在骗他们。中国政府是迫害宗教的,怎么说可以在教堂里自由作礼拜。中国政府是不断逮捕信教的人,违反人权,中国没有宗教自由,还直呼我尽管撒谎吧!当我演讲到访问西藏,在西藏拉萨与各地观光的时候,主席台上副主席大声喊我,你还敢在这里公开讨论西藏。现在拉萨街上还流着藏民的血。西藏拉萨的警察就像过去希特勒纳粹警察一样,见一个藏人就杀一个藏人。你还敢在这里讲西藏的情形。听众之中又有一个人朝着我大喊说:你不过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加拿大国籍的人,你一直为中国法西斯屠杀的政策辩护。就在那个时候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就站起来拿起来我坐下的椅子狠狠的朝地上摔下去,然后拿起我带来的皮包离开场地。开车送我去演讲的是一个洋人朋友,名叫道格拉斯,他鸦雀无声的和我走出来,送我离开场所。他也是加拿大白人,那个时候我是怒发冲冠的,他一路闭口无声不敢讲话,或是同情或是反对我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我与他回顾那天场面的时候,他总是低声回答说:“你把椅子摔在地上,这个精神我很佩服。”

     

      西方的人士们一直对中国抱着一种不公平的态度,尽管中国如何改革,人权如何改善,门户如何开放,宗教和言论的自由不断的发展,洋人总是不肯承认,一直坚持中国还是没有改变,一成不变。就是到过中国访问观光的人,看到中国有进步,也承认,但是回到加拿大的时候也不会替中国讲好话。因为替中国讲好话会被人当地群众怀疑为亲共,影响他们的事业地位。笔者在维多利亚英国圣公会圣约翰教堂当名誉牧师,实际上也不断地为该教堂服务。常常招待来自中国教会的牧师们和神学代表团到该教堂做礼拜。但是当地人还是半信半疑,以为这些人是选派出来的,是不能代表中国实情的。有一次,一位女教徒无意地问我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一个信教的人一定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生活很困难吧。这个话有个假设那就是在中国信教是没有自由的,会受到政府各种压力的。我当时就客观的回答她的问题,和她解释中国有多少神学院,多少教堂,信教人数总数有几百万。只要正常的合法的宗教活动不影响社会的治安或者参加政治的阴谋,其信仰自由和西方是一样的。原来我发现她要我回答的是符合她对中国固有的偏见。可是我回答的并不符合她对中国恶意和误会,她心里就不舒服,当场在教堂不断的流泪。她一流泪我就害怕了,我怕旁观者对她打抱不平,说我怎么会让一个良善的女教友流泪呢,一定是我有不良善的行动或讲了一些伤害她无礼的话,逼的我当时一直道歉。当天晚上她的儿女和媳妇们就打电话骂我,说我身为一名教师,但不是一位良善的老师,使他们的妈妈在公开场合不断流泪,这个是我为人的不足。有一天我上天的话,一定会承受上帝的处罚。可见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印象和偏见如何深刻,我怎么抱歉都不能使他们平心静气。这件事使我深刻体会到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如此的恶劣,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根深蒂固没有办法改变。尽管我在西方六十年有余,还有加拿大人当面我问:你守圣诞节么?我一时生气不知道如何回答。

 

      笔者横贯加拿大、美国几次。国人比较熟悉,横贯美国是从西雅图、旧金山到东部的波士顿。但是国人比较陌生的加拿大是从维多利亚温哥华一直到东部的Halifax圣约翰,路途比美国更遥远。有一次在加拿大Halifax东部参加当地的观光,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当地的墓地。1912年,英国的海洋巨轮泰坦尼克号碰到冰山就下沉到Halifax附近的海洋上。有一大批的死尸就飘到Halifax的海滩上来。Halifax的公园就有几个坟场埋葬这批的尸体,一个是为改革基督教的信徒而成立的,一个是为天主教教徒成立的,还有一个是为犹太教乘客成立的。我花了整天参观这些坟地的时候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想:虽然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信仰不同的宗教,这些人为的分裂,死后应该在上帝的面前是一视同仁的,为什么又分开埋葬在不同的坟地呢?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在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在一个本地的圣公会教堂米迦勒大天使教堂,有一位牧师召见。我见他的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该堂的牧师问我: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香港会怎么样?我回答:香港会回归中国版图属于中国的。他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回归以后,港人会受到什么的影响。我就回答说:港人就在一种五十年制度不变的制度下,继续谋生,做生意。他又说不是这个问题,我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简单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军队接收主权,中国军队会杀多少港人。我肯定的回答他说不会,港人继续活着,但是他却一直让我证实他的猜测。我一直不肯证实他恶意的想法,他就翻脸不认人,他站起来,说你和我到教堂的后院去。教堂的后院是一个坟地,埋葬在坟地的都是这一百多年来英国在维多利亚的殖民。在一棵树下,有一个写有中文的墓碑,不知道是哪个人破坏中国人的坟墓把墓碑搬了过来,他说我们这里收容的都是英国人,请你把这块中国的墓碑拿走!当时我又想起,人间的时候有种族歧视,去世的时候大家都不是上天了么,有生离就不必有死别,那把这个墓碑留在这里也可以啊。但是他却说:这个墓碑是一个中国人的,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要想办法拿走安置。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因为我与他香港归国的意见不同。结果我把这个墓碑拿走。

 

      后来,我把墓碑拿回家里,树立在我后院的树下,我仔细一看,原来墓碑上的这位先生是姓孔的,原籍是广东中山县。我到唐人街广东中山县的同乡会找一位姓林的会长。他们同意收回并安置这个墓碑,但是开会开了一年没有结果。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没有诚意的而不肯收回这块墓碑,但是很奇怪这一年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总作很悲伤凄惨的怪梦。有一次在梦中醒过来我就恍然大悟,我就向大天使麦迦勒祷告,请天使长在天上寻找这位中山县的孔君,替我告诉他:我欢迎他的墓碑和他的英魂安息在我的后院。我并没有意思要驱逐他到一个偏僻的野地去。我是非常欢迎他的,也请圣母和救主安慰他,使他得安息。我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从那天起就不再做这些怪梦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中医学院在这几栋房子上课。每天中午都有一批老外女学生们在后院吃午饭。她们看到这块中国的墓碑在树边,有一点想不通,一天他们在我的屋内的餐厅用午饭,很客气的问我,这个中文的墓碑的来历。我把这个故事头尾讲给他们听。有些女孩子听了之后留下眼泪,并告诉我:他们也欢迎姓孔的这位先生和他的墓碑安息在我们的后院。

 

      2003年我在欧洲,这是欧洲最热的那一年。我在欧洲考察有机农业。归途从荷兰做火车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再到英国回归美加。在火车上,我坐在身穿着土族服装的非洲人旁边。他的态度有点严肃,我不敢轻易向他打招呼。但是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我一看他的样子不像是佛教徒,可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教徒也会拿着念珠向圣母玛丽亚祷告。我就用这个为借口和他打招呼。我说你一定是一位诚恳的天主教徒,用念珠向圣母祷告,他说不是,我是一个伊斯兰教教徒。我就问他是哪国来的,他说他是尼日利亚来的。于是我说伊斯兰教也有念珠,他说念珠给我们纪律,不分心来做祷告。然后我也自我介绍,我说我祖籍是中国,现籍是美加公民,我是信奉基督教圣公会的,他就很点头的表示尊敬我。我说请问先生您是非洲的伊斯兰教信徒,您对西方的基督教有何态度和见解?他不肯说。我说别怕,我不是西方的信徒,算我是中国人吧,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朋友,你一定要信任我。你不要怕得罪我,就坦白的告诉我对西方的基督教有何看法。后来他说:我们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是很神圣的,不能任意改变或解释的。他说好像基督教不断的改变圣经的翻译,并且在信仰上也这样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变迁为着要应付消费的经济社会。我又问为什么基督教这样做?他说帝国主义跨国的资本家大企业不断的提供经费支持科学界和学术界包括神学的研究经费,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们要讨好这些经费支持来源而发表适应经济发展的潮流。那么我就说现在伊斯兰教是不是有反抗整个西方世界的趋势和潮流,其最大原因何在?他说,说实话,整个伊斯兰教的世界最惧怕的乃是被西方消费潮流的文化而影响,而失去我们传统上固有的价值观。在英国时候我把这事告诉我剑桥大学一个学院的好朋友,他也是基督教教徒。他很吃惊的说这位非洲的伊斯兰信徒所说的话是一阵见血。我认为这位非洲人能说这种话是因为旁观者清。西方的一般基督教信徒们包括神学家和学者们看不出自己的毛病。

 

      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个启蒙时代,启蒙时代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宗教改革是强调信心和感性的,而启蒙时代是强调理性和科学。因为科学是和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的生产有连带的关系。理性是科学的灵魂,支持科学的事实。这么一来启蒙时代对西方的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是强调科学的实验。所以这个时代在英国被称为实验的时代,这是经验主义,是观察或实验方法的运用。因此启蒙时代理性的实验主义就影响到神学家,使他们对圣经做一种科学的观察和实用的分析。这些要有证据来证明的,实验是需要证据来证明真理的。圣经许多神迹和信仰的故事是无法由理性来分析的,也无法用科学的实验来拿到证据的。因此,神学家们开始对圣经的信心就有了摇动了。理性和分析是逻辑的,是一边倒的,这边是真理,那边就是谬论;这边是白,那边是黑;这边是对,那边是错。他们认为这个是科学方法,因此他们对基督耶稣本人的存在就产生怀疑了,对耶稣本人的诞生也产生怀疑。耶稣的母亲是一位处女怎么会被圣灵怀孕而诞出耶稣的呢?这是不科学不可能的。那么耶稣的生平传教的故事怎么医病如何赶鬼,如何在水上走路,怎么样把五个饼和两条鱼喂养五千个群众,这些都是不科学的。那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怎么会第三天复活呢?这是非科学的,也没有证据。今天耶稣并没有在地上走路,让人家看见他是两千年前复活的,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神学家们在欧洲开始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理性分析的科学实验,证明他不存在,神迹也是不可靠的。这种神学也传到美国来,在美国组织一个很出名的耶稣论坛Jesus Seminar。美国是自称民主的国家,他们召集一大批学者和神学家们就用民主的方法来投票决定耶稣和他福音的可靠性。结果新约前面四个福音每一章都有开会的学者们来投票,看那一章里面的话哪些是可靠的,而哪些是不可靠的,以投票来决定。结果,投票的人有的时候把整章都否定掉。只剩下两节是可靠的。所以整个改革后的基督教有一半以上都产生了摇动了。保持传统的信仰只有东正教,还有一部分的天主教。圣公会是一半一半。改革后的基督教参次不齐。一半已经失去了信仰,另外一半已经变成了无理论断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越学习中国传统经典,越发现中国传统的经典能够保护基督教的信仰和历史的可靠性,并且中国的传统经典的道理能够解决西方神学上无法解决的冲突。所以过去被西方人认为是迷信的中国经典在今世变成基督教传统信仰的根据和磐石。

 

      1981年在英国一个伯明翰区一个圣弗兰西斯圣公会教堂做主日的讲道,该教堂的主任牧师对我很不客气,礼拜前就先给我一个警告说,被邀请来讲道的客座牧师常常讲道太长,使教友们疲倦,希望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当时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事先对我有偏见了,以为我是一个长篇大论的人。我就向他说,主任牧师,请您放心,我在十五分钟之内一定会结束。他说好。结果当我讲道的时候,我就是应用中国传统的中庸辩证法来解决西方神学上的矛盾。西方的神学有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就是以使徒保罗为主的神学,他认为一个人的得救只要靠信心就够了。这种神学被称为“因信称义”的得救神学。这个根据是来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但是,圣经的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也有记载:“人若有信心而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整个基督教就有得救神学的两派,一派坚持人的得救乃靠信心。另外一派坚持,人的得救乃靠行为行善。这个是一种西方的逻辑,一边是对,另外一边是错。但是按照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两边都是正确的。信心和行善应该相辅相成,促进得救的完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也讨论过有一天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对那些有慈悲行善的人说:“你们这蒙我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讲道。礼拜结束后在会客厅喝茶的时候,英国的教友们都跑过来和我握手都表示感激,他们说他们一生都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他们习惯听的这边对,那边不对,没有听过中庸相辅相成的道理,所以我心里面有数,原来中国古代的传统经典有道理,可以解决西方神学上历来的矛盾冲突。这就是我越来越有信心,放心研究中国的经典的价值观。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说过: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有,而别人没有。这就是中庸的道理,能够对世界做出很巨大的贡献。

 


所弃石头成房角奠基(上)

 


(The Stone Rejected Became the Corner Stone)


 


 


加拿大  陈慰中 博士


Wee-chong Tan, Ph.D.


 


此作品献给加拿大挚友


莫丽逊女士和她的父亲,


他们尊敬中国


Dedicated to Helen Morrison and Her father David Morrison, both friends of China


 


 


加拿大中华学院出版


庆祝2007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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