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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袖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
  
   成都草堂读书会 周钰樵
  
   中国现有基督徒的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近十年中国基督徒确实数量猛增,家庭教会几乎无处不在。
2005 年10 月20 日由全国 17 个省市所属教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

我曾以慕道友身份参加过几个家庭教会的团契活动。我的很多朋友都被上帝拣选,成了神的选民。但我至今尚未“受洗”。我无法确定,在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公理宗、浸礼宗和卫斯理宗这六大教派里,我该归属哪支哪脉?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加尔文宗要与我发生心灵感应,我会拒绝。不为别的,只为教主约翰 ·加尔文。

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

提到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约翰 ·加尔文这个镀金名字总会叠印在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脑电屏上。他和马丁 ·路德双峰并峙,共同开拓了新教的思维路径,为众多教徒指出精神领域的通达之路,促使浸润人文精神的基督新教在全球传播……

直到今天,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教义问答》都还是新教徒的信仰指南针,52 卷《加尔文全集》被各国神职人员和基督徒反复研读、揣摩、传播。

加尔文于 1559 年创办日内瓦学院。它培养的牧师被派往世界各地。加尔文宗的信徒,保守估计有四千多万,亦有超过一亿的说法。

加尔文 1509 年生于法国北部的努瓦营, 12 岁成为一名修士, 14 岁就读马尔什学院和蒙太古学院。 1532 年4月,发表处女作《评塞温卡仁慈论》,该文被公认为“典型人文主义作品”。此时的加尔文,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人文主义者。

1533 年,加尔文从天主教改信基督新教。他认真研究神学,积极参加巴黎改革教派组织的活动;他强烈攻击专制主义,暴虐政治,受到迫害后流亡国外,先后到过昂古莱姆、巴塞尔、斯特拉宾堡和日内瓦。

加尔文生逢其时。他所在的时代,人文主义已经从意大利波及到欧洲各国,以人为中心,以“人性”、“人道”、“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文艺作品正在开创历史新纪元;与此同时,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在各国兴起;比加尔文大 26 岁的马丁 ·路德的《关于赎罪卷功能的辩论》(又称《九十五条论纲》)、《论基督徒的自由》、《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致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等文章已经风靡欧洲;1520 年12 月10 日,路德当众烧毁天主教教皇的通谕; 1521 年罗马教廷开除路德出教。 12 年后( 1533 年)加尔文宣布,放弃罗马公教(天主教)改信基督新教。

这段时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新教教徒以路德“因信称义”的神学理论(认为人的灵魂得救全靠个人的虔诚信仰)为武器,向一统天下的天主教会发起全面进攻。 1936 年,加尔文适时推出他的神学名著《基督教原理》;不断再版不断修改,最后修订版比初版篇幅扩充五倍之多。这部称之为加尔文宗的《圣经》集中体现了加尔文的宗教思想:

一、上帝以自己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拣选,被选中者即是上帝的选民,这是神的恩惠;否

则就是弃民,必受神谴;

二、信徒所做的一切只是荣耀上帝和证明自己是选民;

三、教会应监督国家与家庭,应以新教思想改造社会,使世界基督教化。

四、提倡且推行禁欲主义,培养清教徒……

加尔文不仅向人类贡献了一本新教百科全书《基督教原理》,而且还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宗教思想付诸实施:他两次在日内瓦搞宗教改革(第一次 1536 年8月~1538 年初;第二次 1541 年9月到 1564 年),树立新教统治的样版。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加尔文都是成功者。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日内瓦,更不止于 16 世纪。

直到今天,加尔文作为宗教改革最重要领袖,还受到众多清教徒、神职人员和基督徒的顶礼膜拜,如暗夜之仰望北斗……

以宗教的名义夺人自由

就象适履忘脚一样,一个常识性的事实往往被忽略:说出真理、制定信条的领袖未必是坚持真理、执行信条的信徒。更何况,精神自由既是人文主义的核心,也是基督思想安身立命之所在,还是宪政民主国家制定律条不言而喻的凭托。早年醉心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加尔文,一旦把世俗特权和宗教神权集于一身,立刻用他一个人的“自由”剥夺所有其它人的自由,这和其它专制独裁者的作派毫无区别。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首先就从泯灭人性开始。

1536 年9月5日,经宗教狂热分子法里尔推荐,日内瓦行政任命加尔文为“圣经朗读教士”。

加尔文决不仅仅满足于《圣经》朗读。他要把日内瓦这个民主共和国变成神权——说穿了就是加尔文一个人——专政的教政合一国家。他走的第一步棋就是公开宣布如他一样的教士的权力:“他们既被任命为上帝旨意的管理者和宣示者,就必敢做一切事情,必准备迫使权贵俯首在上帝面前,供上帝役使。他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他们必在世上推行上帝的旨意,摧毁撒旦的王国,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他们必规劝训导顺从者,谴责消灭执拗者。他们可以强梗,亦可以宽松;他们可以挥闪电,振惊雷,而这一切全依《圣经》为则。”

接着,他向行政会提交了二十一项条款的《教义问答》手册(又称“新教会十诫);再接着,他要求行政会正式强迫日内瓦城的全部自由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他的信仰声明。谁拒绝宣誓,开除教籍加上驱逐出城。

1937 年7月,在加尔文坚持下,日内瓦大议会决定:所有市民必须接受加尔文新教理论。任何人只要有信仰天主教的苗头,如持念珠、保存圣物等必严惩,妇女不准穿奇装异服,赌博者戴镣铐,通奸者游街后流放……

加尔文的意志统治了一切,日内瓦再也没有自由了。

加尔文的宗教冒险引来争取自由的人们的激烈对抗,角力的结果是: 1538 年4月23 日,日内瓦公民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免去加尔文及其同党传教士职务,限令他们三天内离开。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度过三年。 1541 年9月重回日内瓦,立刻主持制定《日内瓦法规》,强调日常生活宗教化,谴责散漫、轻浮,强制取缔赌博、跳舞、酗酒、奇装异服、卖淫等,并且严禁教徒自由选择教会和自由研究教义,公开支持教会与国家共同镇压异端。从 1541 年至 1564 年间,仅仅 1.6 万人的日内瓦居民,被放逐者 76 人,被处死者 58 人——所有这些,全是在捍卫基督教新教纯洁性的借口下进行的。任何人,不管他的宗教信念如何真纯,倘若以神的名义干涉别人的精神自由,甚至用非正常手段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人们就有权利站出来保卫“人”的权利。加尔文用一人的“自由”,剥夺其它全体自由民的自由,甚至不惜用火刑来消灭所谓“异端”,他是宗教领袖还是宗教独裁者?我们不妨再思索一番。

以宗教名义夺人生命

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生命是人权的核心。无论什么宗教、什么主义,如果用夺人生命的方式来“捍卫”,那么它短暂得到一定不是“人”所需要的,更非神所期许的。失去生命的精灵将持之以恒地向历史宣布杀人犯不能赦免的罪行。

加尔文就是以宗教名义进行杀戮的杀人犯。

加尔文执政期间夺去 58 条鲜活生命。其中把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自然科学家

塞尔维特医生活活用火烧死就印证了宗教独裁的恐怖决不啻于世俗独裁的残酷。

塞尔维特是加尔文的朋友,也是虔诚的新教基督徒。唯其虔诚,才在“加尔文的《圣经》”——《基督教原理》的空白出密密麻麻写上批语,然后送给加尔文。希望与加尔文进行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平等研讨。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一部分书稿抄一份送给加尔文。这书稿叫《基督教补正》。补什么?补《基督教原理》之不足呀。火冒三丈的加尔文通知中间人让 ·弗莱隆,说自己太忙,不愿再与塞尔维特通信,他甚至发出威胁:“若他竟来此地,则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当塞尔维特预感到灾难将至的时候,只好请求加尔文退还自己加盖了私章的手稿。而加尔文杀机已露,怎么会退还足以置对手于死地的证据呢。

塞尔维特不再与加尔文研讨,他用几年时间夜以继日发愤写作并修改《基督教补正》,又倾其行医所得的全部积蓄,秘密印刷出版这本足有七百页厚的著作。

塞尔维特的著作刚出,加尔文运用他的谍报网便得到一册。这位宗教领袖使用最下三烂的手段来诛杀“异端”:他指使自己的亲信纪尧姆 ·特里向里昂天主教当局告密——塞尔维特立刻受到控告。此时的加尔文,连道德的底线都置之度外了。

加尔文没有料到的是,恐怖的天主教当局并没有用火烤炙塞尔维特,理由是“指控查无实据”。加尔文该收手了吧?塞尔维特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啊。加尔文才不呢,他把塞尔维特因信任而寄给他的信件和手稿托人转交给“教皇党”。你们要证据我就给证据,按天主教规,总该把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柱了吧。事隔四百年以后,如果还有人使用加尔文的伎俩,坟茔里的宗教独裁者不坏笑才怪。

加尔文更没有料到,“根据记载,当屠侬红衣主教与奥里长老看到,提请他们关注塞尔维特罪行的铁证,竟然来自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不禁哄然大笑。”借助敌人之手,烧烤自己营垒的异见战友,这多滑稽啊。那好吧,偏不让你加尔文如愿——于是,塞尔维特轻轻松松从监狱逃脱了。

自己人整自己人(仅因见解不同)不择手段,不自加尔文始,不至加尔文终,这历史承接线真该有人研究,也该因普世价值的落地而适时中止了。

塞尔维特逃离监狱后,不知是信任加尔文还是想找加尔文继续研讨,总之,他鬼使神差于 1553 年8月13 日到达加尔文正在布道的日内瓦圣皮埃尔大教堂。目光如电的加尔文毫不费力地认出他。结果毋庸置疑,立刻被捕囚禁,镣铐加身。茨威格说: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此事,加尔文之拘押塞尔维特,都只能是野蛮行使其独裁权力,这样的行径公然无视法律条约,惟有拿破仑逮捕杀害当甘公爵才能相提并论。两桩事件当中情况相同——逮捕之后的步骤绝非正当合法的审判,而是非法的谋杀。

加尔文指派自己的秘书做原告,他本人介入到被告与法官之间,向塞尔维特发出连珠炮的问题……经过加尔文极其无耻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的操作,塞尔维特被判决活活烧死。

塞尔维特临上火刑堆前,向加尔文的助手法里尔表示,宁可忍受最坏结局也决不改变信念。最后一刻,加尔文企盼对手在精神上投降的愿望完全落空了!茨威格描叙了塞尔维特遭受火刑的实况:“当火焰在塞尔维特周围腾起,他发出的叫声骇人之极,许多旁观者转过脸去,不忍看那可怜的场面。浓烟立时笼罩那扭曲的身体,然而极度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一声尖声的哀求:‘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与死亡的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

四百年前宗教领袖加尔文亲自指挥了这场“虔诚的谋杀”。四百年后准宗教领袖又接过加尔文的思维利剑,开始另一场“虔诚的谋杀”——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以消灭肉体以捍卫信仰,后者以消灭精神以谄媚并无真正信仰的“掌权者”——

是耶非耶?

两相对比,真无可比性吗?

宗教宽容宣言:信念是自由的

所有独裁者都宣称自己握有真理,代表历史进展的正确方向,他们会巧妙利用社群心理,煽起轰轰烈烈的暴民活动,轻而易举地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异端”(仅因信念不同的人)拖往刑场,烧杀、斩首、绞死、溺毙;或者关进牢狱、判刑、劳改;再或者戴上这样那样“帽子”,批斗、游街、管制、监督劳动……消灭肉体、折磨肉体的深层原因是强行灌输自以为是的理念,以巩固独裁专制。从这点出发分析,宗教独裁者加尔文与世俗独裁者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相信有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宗教能涵盖全部真理,因为真理具有多种面貌,更不相信哪一个世俗的人是完美无缺的化身。凡是以夺人生命来证明某种信念的人,决不能予以宽宥,正如不能以发现基督真理而原谅加尔文屠杀。对杀人罪犯不可功罪相抵,因为,生命才是真理的载体。要将保护生命与追求真理等量齐观。

加尔文卑鄙至极地杀害塞尔维特以后,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塞巴斯蒂安 ·卡斯特利奥——沉稳而坚定地站出来,一方面揭露加尔文在遭受迫害时,反对残酷使用利剑烈火,加尔文亲笔写下这段文字:“动用武力对待被逐出教会的人,不承认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权利,这绝不符合基督教义。”另一方面,写出《论异端》一书,提出宗教宽容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卡斯特利奥写道:“惟有抑制住我们的不宽容,我们方能和平共处。在达成信仰的统一之前,即便时时出现意见分歧,我们至少还能普遍理解,相亲相爱,和平结合。”

杀人犯加尔文自然又想方设计迫害卡斯特利奥。在加尔文卡断这伟大人文主义的喉咙之前,卡斯特利奥贫病交迫去世了。苍蝇战胜了大象的标志是,宗教宽容宣言穿过时光隧道,直到今天乃至永远将使专制黑暗无所遁形。

既然世俗的真理、神圣的真理,都具有多重面貌,那么,掌权的人有什么权利杀害观点不同的人。卡斯特利奥指出:“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卡斯特利奥提出将人类从野蛮中拯救出来的要义是:宗教宽容。

经过四百年的演变,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道教……诸多宗教都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宗教宽容思想。据说仅台湾就有各种宗教一百多种——包括信仰猪八戒的宗教。

季羡林先生有种说法颇有趣:唐玄藏的法相宗后来为什么衰落,就是因为他定下的进天国的入门券的价格太高;而只要念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和提倡“顿悟”、宣扬可以“立地成佛”的禅宗,则由于较容易进天堂,所以信徒较多。由是我想起远志明的“七千万”与余杰的“八千万”之说,不知能否类比?

其实,在人权、民主、法制已成普世价值的今天,宽容早已不局限在宗教领域。想想美国宪法吧,从人权角度讲,它也是宽容的产物。

中国正处在宪政转型的瓶项时代。民主化进程需要宽容,无论是掌权者还是一芥平民。即便对加尔文式的人物,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只要他们能忏悔,也不妨宽恕乃至宽容。愿我们象卡斯特利奥一样言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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