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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学相融于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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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学相融于普世价值

 

王子仪

优秀的文化精神,是人类历史中起推动作用的构件;反之,则起着阻滞真理和腐蚀社会肌体的消极影响。在文化开放的新时代里,能否发挥古代文化长期繁荣的优势,发展其中无论对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带有普遍性的因素,以振作民族优秀精神,以推进有益于人类的历史前进进程,如此,则中华文化幸甚!

儒家仁学是“前现代文化观念”,不适合于“现代化”和仅对“后现代化”有借鉴价值。这曾经是有相当市场的观点。但它跟“二千年封建文化论”一顶帽子一样,盖不住中华文化优秀成分的辉光,反而冒出众所周知的文化浩劫。一次又一次拒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割裂儒学中“和而不同”的多样性和“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普世性,是非道德主义盛行,拜金主义猖獗,既不能反映儒学文化圈内有的已经“现代化”的现实,又阻滞着优秀的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并不排斥共识,儒家仁学作为其中一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中华民族追求仁义的优秀精神不可抹煞性。古典“敬天保民”儒学与春秋东周末期“私天下”的法家极权暴政思想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是基于“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的文化精神和“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对真理、对人类爱心的追求。而非道德主义倾向和极端利已主义私利的混合,追求超越法度的权力无限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正是周代东方大帝国的解体,春秋时期出现的原因,如果说,这还是“小春秋”的话,当今世界则呈现“大春秋”的迹象。违背国际道德的强权政治“魔鬼的旋涡”,在践踏人道、违背公义,而对被它们所荼毒的人民的同情,既是儒家“爱人”仁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固有精神,又是“爱上帝”“又爱人”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体现。这便是无论东方、西方人类在优秀的精神传统中建立共识的原因。它证明着“仁”的“泛爱众”的精神方向,不仅是儒家优秀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因素,而且也是人类优秀精神传统的一部分。

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复杂的有机体。就西方文化而言,也有希腊哲学文化与希伯莱信仰上帝文化的区别。西方拒斥基督教精神的典型代表,是作为法西斯哲学基础的尼采“超人”哲学。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以人为“神”的“唯意志论”的影响,强调所谓超人的“恶劣的情欲和权势欲”的历史作用,对恶的宣扬则是对基督教“圣洁”“仁爱”传统精神的反动。由于哲学上的错误,军国主义、法西斯哲学造成的人类惨剧,人们记忆犹新,但国际上受其迷惑的余毒的至今尚存。毫无疑义,儒学精神拒斥西方文化中的尼采哲学。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历史上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文化精神内因的,而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相融。

就文化精神比较而言,基督教精神就是“爱”的精神,爱上帝和“爱人如已”的精神,不但不是科学的对立物,而且是给科学以灵感,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旦、爱迪生等科学家发明家的信仰,显然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科学领域的攀登。儒学的核心,或儒学精神是“仁”,《尚书》的“敬天(德)保民”,孔子的“仁者爱人”。儒学与基督教精神具有一致性,所以能够沟通。西学东渐二百多年以来,徐光启、孙中山等不少中国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接受过基督教文化的洗礼;而西方文化亦能研究儒学思想,吸收其中的养分,二三百年前是这样,如今仍然如此。可见儒家不是脆弱的封闭型文化,单向传播,不能交流,本身不存在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障碍,而具有开放性和受容性。而“道之本原出于天”,儒学的起源与中华民族先民的“敬天”“畏上帝”原始宗教有联系,关于“上帝”的概念,三千年前的中华文化中已经存在。《尚书》的政治思维,即政治思维过程中的最高范畴和最终决定力量是“上帝”以及体现上帝的公理的“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论,仰望上帝最终决定历史方向的思想,比基督公元纪年还早。明清一些封建专制皇帝,拒斥与基督教文化沟通对话,于儒学本身无关,“儒学拒斥西方基督教精神”说不能成立。这点德国古典哲学先导、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在论述古中国哲学的“理”“气”关系时指出:“由于从第一本原,或从原始形式,从纯粹行动,从上帝的行动,而产生原始物质,那么中国哲学比古希腊人的哲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又说:“利玛窦神父主张中国古代哲学家承认并且尊崇一个叫做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他的使者们,因而他们有了对真正的上帝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错。”“中国人关于天,天上的神灵,天的规律等说了一些伟大的、美好的话,都符合于真正的上帝,例如,天的规律是至上的仁之本体,它是不可见的······这个天之规律被称为‘天道’”。(〈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因此,无论从历史的,从西方著名哲学家对儒学的认识角度来看,还是从儒学在向外延伸,影响人家或被人家所影响的现实角度来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是与基督教文化对话最适宜的介体。所谓中西文化交流,发轫于基督教的传播,而扩大于儒学的吸纳。儒学不但不因“五四”以还一直存在一股批孔贬儒非道德主义的影响,失去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价值而陷于“绝学”的危机,而且儒学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沟通中,必将焕发更新的生机。因为,上帝,不仅是希伯莱的上帝,也是“外邦”的上帝,儒学的上帝。所谓儒学“没有民主精神、民主传统”实在是无稽之谈;因而作为压制民主的借口,和反以传统文化相标榜,那是对儒学本质的歪曲和篡改。

优秀的民族文化,能融于人类文化传递延续和发展的大范畴之中。因为人类的追求仁爱、公义、和平的基本价值观是相通的。相传姜子牙著有《六韬》一书,指导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编年史上一场规模宏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果说,这是第一部儒学兵书的话,那么《孙子兵法》是儒学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为什么《孙子兵法》是儒学兵书?根据是它的以“仁”为基础的战略原则,这是儒学军事思想的特征。为了贪利目的,还是伸张公义,“禁暴去害”,为“生民之司命”,这是战争非正义还是正义性质的区别。所谓孔子“不议兵”,也就无法解释他指挥“堕三都”的军事实践。“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其中“仁”具有方向性、本质性意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③《荀子·议兵》也指出义兵能使民众建立共识,“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也显见《孙子兵法》与儒家“仁”的思想的联系。“二战”以后,越四十余年的冷战体制已经结束,世界的变化一日千里,而不义战争和暴行的根源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掩盖侵略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屠杀罪行,公然为法西斯张目的并未敛迹,“热点”有增无已。世界处在大变局的时代转化中,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④只是“善之善者也”的特殊规律,不是一般规律。从《孙子兵法》“仁”与“不仁”涵盖性更广的一对矛盾中,从“上帝爱世人”,“敬天保民”,爱人民是爱真理的标准的认识论原理出发,来认识世界局势和历史的走向,在与《圣经》相协调的原则下儒学和基督教可以作出同样的判断。

注释: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3-4期,1982年第一期

②③《孙子兵法·计篇》

④《孙子兵法·谋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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