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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现代汉语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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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再认识
——作家韩少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提要: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一、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很边缘。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国家也坚持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大家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另一个是片假名,是英语computer的音译。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我曾到过蒙古,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从上述四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质财富数量。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二、来自文言的汉语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中国的造纸技术。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翻动起来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如果没有纸,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
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就更没法懂了。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缩写?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宋代以前,白话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这个时候,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鲁迅是亦土亦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当然,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打土匪,只能叫“荡”。“征”、“伐”、“讨”、“平”,“荡”,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用的是粤语文,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两者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三、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使用“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弥补了汉语逻辑规制的不足。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
还有成语典故,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汉语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和发展自己。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
我有一个朋友,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大哭一场,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本文是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文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暑期研讨班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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