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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的宗教人格论

        肖安平

中国扬名国内外的资深哲学家和神学家赵紫宸先生在谈论人格时,非常注重人的一种意识、体验理解和心灵境界及伦理道德,并且常涉及圣经,结合宗教教义,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因此他的宗教人格论成为其人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他思考和阐述人格的一个重要特色。它对我们全面深入地探研赵紫宸先生的宗教神学思想,开掘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释放人性,尊重、建立、健全、塑造人格,净化心灵,寻找人生意义,实现自我价值,丰富和发展中国伦理学和基督教伦理学,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神学家来说,从宗教层面来系统地谈论人格,这是少见的,但中西哲学功底深厚的赵紫宸先生跨越东西方文化,将中国伦理、哲学与西方基督教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富有创见的人格观。本文主要就他从宗教上对人格的论述来探索和解析其人格思想,以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的人来研究他的哲学、宗教思想,承传精华,拓展未来,并不断探求如何更好地塑造人格,完善人格。

一、 赵紫宸人格观念所受的影响

赵紫宸博士很注重人,他努力探求人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他的人观是将其用在道德伦理上。人格这个观念,它的根源出自西方的现代思潮,被赵紫宸用到他的上帝观上。他认为“为一位人格神打开通道,是基督教对中国人世界观所作的一种特殊贡献。”[1]因为人格神从前在中国宗教里是没有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比较新颖的。而这一人格神的哲学观念就是源自鲍痕(Bordon Parker Bowne)。赵紫宸先生吸纳了鲍痕的人格观。

有趣的是鲍痕的哲学系统其初衷是为要克服美国的实证主义和感觉论,却出人意料地几乎可以直接为中国天人一体的哲学学说提供补充。鲍痕认为,人有他的自我存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支配的能力,但如果要和宇宙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就能透过原先的人——上帝——相接触了。[2]然而赵紫宸发现鲍痕的概念对于天地间的力量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排除那种非人格的思想。赵紫宸强调人本主义从人道去了解上帝和世界。这符合中国的思想。他觉得,人格论一方面体现了基督教的上帝观,另一方面也使得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早已存在的思想能贯彻到底,达到完美之境。自然他的人格观念也受到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的影响。

如果把人身上的化学元素提取出来加工成日常用品,也只值十来块钱。比如人体的石灰可粉刷一间小房间,磷可制造2200根火柴等,我们仅仅用这些来衡量人的价值,那人不值什么。但人的价值不在于躯壳,而在于他有良知、人格、思维、智慧等。我们发现,人有很多方面不同于一般动物,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是有思想的,有道德的,人有人格、品格、自我意识,他会思考,他会判断,他会理解,他会追求,他会创造……

谈及人格,人格有不同的意义,如人、个性、品格等。什么是人格?在赵紫宸看来,人格是意识、自我体验、对当前生活的直接理解、抉择的自由和自我创新的努力。他在《基督教哲学》中讲到:“所谓人格,必有与我们的人格有根本上相同之点,须要从人的进演而认识,不能够从物的广延而察见。”他把宇宙起源结合到人格的观点上。创造过程的基础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运动,而这运动不是匿名的,乃是根据上帝的人格。“上帝之为人格,还表现

他的创造活动。”[3]他又说:“人格是前进的涌起。”[4]可见人格与运动、活动、涌起、前进、发展相关联。在这个创造的范畴中谈运动、涌起,是和伯格森(H. Bergson)的“生命动力”很接近的。[5]同时这也和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神学相似。在此不难看出,赵紫宸先生对人格的理解不是简单肤浅的,也不是抽象玄妙的,而是深入的,充满活力的,对人生有一种关目和情怀的解答。他结合了哲学和宗教,将哲学的范畴,术语、思维、方法运用到基督教经典、教义和信仰上进行探索和思考,发展了他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他不同于别人的具有宗教性的人格观。他在谈论人格时,有两大论题是不能忽略的:上帝的人格、基督完善的人格。

二、上帝的人格

赵紫宸在神学上尝试符合中国的人本主义,就把人观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核心问题是人同上帝的关系,他拒绝用玄学来谈论上帝。他主张,要认识上帝,就只能透过对人的认识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要想从人这个方面来理解明白上帝,他所用的钥字就是人格。上帝既然是人格,“就不是同人‘完全不同者’,乃是在本质上与人直接相连的。”[6]赵紫宸宣称,从人格方面去了解上帝,并不表示上帝不能超越人格,乃表示上帝为人所明白。因此,赵紫宸觉得,上帝是人格,是人得以进到上帝面前的一把钥匙,是人得以更好明白上帝的一个重要途径。

人格是人观的一个术语。若把人格放到上帝身上,就需要预先假设上帝和人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赵紫宸认为,上帝和人的本质是相同的,并以之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他解释神人同性,人就可以直接与上帝心灵相通。这种神人关系从圣经创世纪就传承下来。上帝和人同性,赵紫宸所想到的就是本质方面,不是一种灵性化的关系。他指出:“人神是一样的,不过量有差别。”[7]因此,他发现,在神人相通的关系上,虽然人的人格与上帝的人格都各自独立存在,但是他指出上帝和人之间的分别只是程度上不同,在质的方面是同性的。他指出人与上帝有相似之处,并用传统的术语将之描述为宇宙、自然的统一体。他进一步认为,上帝和人同性,这表示人有可能认识上帝,并因此得以确立人生的目标。此乃在中国传统中早就形成的见解,是人自己要完成的道德使命。

在这里,他结合中国哲学来进行思索。中国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过程。他发现,生生不息这种思想同现代的进化论非常接近。两者都看出,自然界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他强调“生命动力”作为上帝人格的构成部分,倒是以人为目标。《易经》中早已完成这一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的《乾象》)。自然生生不息和创造力量拥有支配权,是针对人及他的行为而发的。我们由此发觉,他的神学人观的前提正是上帝人格这个概念,及与之结合的向前涌进的创造活动。他认为人和上帝同性,是套用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如“天人之贯”所表明的。在其神学中,他很好地吸收了中国的人观、人性内容。“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是人的本性;自然与人浑然同体,不过人能尽力实现其道罢了。”[8]所以人不会消失在自然中。自然借其预设的秩序为人定下目标,又施己力于人身上,使之达到目的。中国宋儒理性哲学也如此说。它把自然界看成驾驭一切的终极原则。自然既是超越的,又是内蕴的,可以在人性中作工。不过赵紫宸把上帝的人格和创造的大能取代了自然或最高原则的位置。人在本质上是和上帝结合在一起。他从上帝那里领了召命,又蒙赐完成这个召命的能力。

人可以从自己是人的经验推断上帝的人格。人在自己这个小宇宙里认识到大宇宙的奥秘,看出上帝是他的中心点。上帝以其独存的人格而包涵每一个单独的我。赵紫宸说:“人与宇宙的大我有心灵上的往还。宇宙是上帝的,我在宇宙之内,也是属于上帝的;若我与上帝要有彼此的了解交谊,那么上帝必有些象我,我有些象上帝,……我个性中带有神性。”[9]虽然同性并不表示完全一模一样,比如量的区别,但它乃有助于人和上帝之间的交往。在此方面赵紫宸引用了孟子所说:“浩然之气,”以显示出人的特殊气质。对赵紫宸来说,创造活动的涌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上帝独存的人格既是以本质的所定为基础的,又涌现出创造的活动。假如这种涌现停止了,人格便熄灭了。他依据约517指出,上帝的创造活动是永远向前不停的,所以人同样有责任不停地创造和活动,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责任之中。由于上帝创造原动力是在爱中作工,使人获救,并与上帝彼此相交,因此,人相应地在行动上一样也以爱为基准,用爱来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这种向前涌现的运动起初只在人的身上发生,上帝自己的新创造系在一切其他创造之先。但这个向前进化的运动借着人的行动继续下去,并越来越成全人。上帝的荣耀也借着人的行动得以彰显。人逐渐向前成长,从禽兽的阶段演进为人格。他最高的标准就是上帝,他必向着这个完全的人格奋进。正如赵紫宸在《耶稣的人生哲学》中说:“进化的最高点是人格;比人格更高更美的成绩尚未实现,我人尚不知其为何物。为人类计,舍以上帝为标准,向之直趋而进行,则更无路可走,除非退而为禽兽而已。” 这里面蕴含着基督教信仰的高峰,正如赵紫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所认为的:“耶稣教人乃以人信仰中所组织所显示的高峰——人格——为高点,所以说‘你们应当纯全象你在天的父一样完全’”。

我们可以看出,赵紫宸的人观在形式上采用西方的模式,把鲍痕的人格论和伯格森的生命动力运用到基督教神学的架构上,并引伸到人观上,但在内容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人格的建立和奋力向上的路径,符合儒家自我实现的理想。这清楚表明:赵紫宸要追求和建立的人格实质上讲的就是一种自我实现。如现代概念“建立人格”或“实现人格”就用中国古文“尽性”来解释。同时他用儒家《中庸》中的“诚”来阐述“生命的动力”和创新运动的关系。“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他说:“人……能自尽其性,发展其人格。”[10]《中庸》说:“唯天下至诫,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赵紫宸的人观。他还分析说:“至诚的心有动,动则变,变则化,……即是生命扩大的创造。”他把尽性与建立、发展人格关联起来,把人格的建立与创新向前联系起来,把向前的鼓动与创造行动连结在一起。他采纳了中国人观的基本要素,其人观是积极的、乐观的、有为的、向前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神人协作的观点,起初是用来提醒人在上帝面前所负的责任。人虽有自由,可选择善或恶,但他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赵紫宸的另一主张是,“自救之道是会有很多人获得的。”[11]他指出:象孔子那样,永远

知其不可而为之,“努力做人”,也就“虽不中亦不远矣。”[12]人只要努力去实现不可能的事,就会达到目标。因为“上帝是与人同工的,最可亲近人的。”[13]所以人有责任全力以赴。他用蜡烛与光作比喻,阐释到:“人的光是有道德的光,人格的光。然而光自烛,灯自煎,竭人自己的能力,奔赴高标,像蜡烛自己消融,灯油的自己枯涸,然后人格始能昭然,无所隐藏。”人的目标就是达到自我的实现,并因此而他人实现自己,以致天国得到实现。[14]为了这,人就需要宗教了。但“宗教不是魔术,……宗教的指示是人自能,……苟有不能,人与上帝同行必能之,人与同胞合作必敬之。”[15]

赵紫宸讲论上帝的人格的时候,很具体地结合了中国儒家思想,将儒家对自然哲学对观念所作的伦理注释和人格概念融合起来,把人格放入基督教的脉络中,突出了人的个性。这是其思想感情理解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他强调人的努力和自我实现,人通力合作和全力行进是不可忽略的,正如耶稣留下的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已”(可1230-31)。这充分说明人遵守、奉行和活出生命来在信仰中是不可缺少的,《圣经》也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各217)。这也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潜力和全力的发挥。赵紫宸认为人与上帝同性,从觉悟与上帝有同一生命,人觉悟自己人格里力量能“自创”、“自治”、“自制”,这也是耶稣的教训。耶稣常鼓励人要努力去实行,去行善,去爱人。爱神就是通过爱人来体现。中国伦理、文化也强调做人和行为。由此我们发现,耶稣关于人的教训与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训并不矛盾。

三、基督完善的人格

上帝在基督里,“道成肉身”。上帝既入人生,就完完全全地做人,经历人所经历的,承受人所承受的,一点也不推辞。“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完全是人,无有任何超乎人的特殊权利。”[16]他彻底地担当人生的痛苦,并承受得非常深刻。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来415)。他还舍己,甘心献上自己。正如《圣经》所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8)。

耶稣完全地做人,满有人性和优美的品德。赵紫宸认为,圣经中最伟大、最崇高的人格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经训,都集于此为归宿为极致。”[17]上帝将耶稣 “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名之名,……”(腓2911)他有健全的体格,有热烈丰富的感情,有各方面的交际朋友,有庄严和博大的胸襟,有坚强不屈的意志,有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上帝的同在,有虔敬的祈祷,有慈爱,有正义感。他的知与言,言与行,无不一致。赵紫宸在讲论“成身”时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止,都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他成为肉身,完全是人。赵紫宸说:“耶稣之所以吸引我,不是他是上帝或上帝的儿子;倒不如说,他支配了人的注意力和兴趣,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我一听到耶稣宣称自己是人子,我就不管这个名词是否还有别的意义,我是高兴的,因为在这里我获得了保证,有理由相信他所教导的是真的,因为他有人性。”[18]赵紫宸的基督论的基础,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人性的看法,这是他的人观所根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中国的思想方面去认识耶稣的人性。“相应地,他早期的基督论,不过是人观的一部分罢了。”[19]

赵紫宸在构思基督论时,是要重新夺回那个未经篡改的、历史的耶稣,那个可以直接同人倾谈的耶稣。他说:“耶稣的基督上帝的色彩愈浓,他就离人生愈远。我们今日还能认识耶稣,与他薰习,是幸亏那三福音书的存在。我们做基督徒,许多平信徒做基督徒的原故,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并不是因为认识了基督。所谓玄妙的基督也者,在千千万万的信徒,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名罢了。”[20]这表明他十分看重历史的耶稣,不太强调“基督”之名。

但赵紫宸是不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尝试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重组耶稣自孩童时代以来的发展。耶稣12岁在耶路撒冷开始清楚认识到自己和上帝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上帝,同时也是真正的人,因此赵紫宸说:“在那个片刻,由于他的爱心洋溢,而他对上帝的委身是无限的,也是真挚的,……明白到一个真正充满着爱的人,一个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人性,竟是上帝的儿子,……上天对健全的人性是非常喜悦的。上帝是高兴的,因为耶稣看明白了:他,这个人,因此而成为上帝。”[21]在此用中国思想来证明,就是:“发现真正的人性就是发现真正的神性。”人认识了自己真正的本质,就得到了属神的禀性。人一旦完成了自己为人的身份,便达到了目的。他的本性即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要在人里面实现自己的本质。赵紫宸设法尽量突显耶稣真正的人性。他是真人,如常人一样。他是在自己的现实中“感觉到”上帝的现实。[22]不过,他也说过这样的话:“福音书作者没有记录多一点耶稣有关男女之间的教训,有时令我不解。”[23]

赵紫宸强调耶稣的人性,与中国人的人观衔接起来。“人性就是神性,耶稣在他为人的本质中,清楚显露出上帝的本质。在他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上,人生的责任和目标变得切合实际。不像佛教,佛陀永远只能藉如来(Tathagata)那种‘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说不准的状态中现身。但耶稣的人性却是确确实实的。在他里面,神性变得具体。佛教只能用相对的认识来谈论绝对的真如(Bhutatathata),基督教的上帝却在一个历史的人物身上成全自己,所以赵紫宸对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的兴趣,主要是出于神学上的动机。”[24]而赵紫宸的救赎论的前提就是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在尘世中为人类闯开一条拯救的道路。可见,赵紫宸讲人,不是简单地来讲,而是从多方面,有多种原因,并且很细致地、实际地、深入地、全面地来阐明。他认为耶稣是人,跟其他人一样,只是没有罪。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地方,也只是在于他实现自己的人性上,比他们更加卓越。而这种分别并不是质的分别,只是量的分别。

耶稣是完善的君子,具有完善的人格。君子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含义。赵紫宸把耶稣当作君子,他这样理解具有中国文化的解读意义,对人颇有启发。耶稣既然是君子,就与中国的精神世界发生紧密的关系。赵紫宸认为,耶稣是孔子、孟子、墨子以及所有圣贤当中最伟大的,他们的追求都要在他的里面得到成全。耶稣之所以独特,在于他在一生中把宗教

经验的整个深度总结起来,并把它转化为道德的意志力量。[25]对赵氏来讲,人格是基督论的中心观点。如此,他心目中耶稣对人类救恩所作的贡献与他的神学人观就毫无冲突了。而他的神学人观中,基督教人格是其重要内容。他的人格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人观中,而且“辐射”到他的基督论中,并且成为其中关键概念,成为基督论的基础。这也是他的独到之处。他的人观出于中国人自我实现的思想,这借着人格的概念规范了他的基督论。他指出,要形容耶稣,只能用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是最美备,最切人生,最有理解,最有能力,最能引导我们的前行。”[26]耶稣因履行道德上的愿望,能彻底顺服上帝的诫命。他是完善的儿子。他坚持行善,受试探,并被钉十字架,从而为上帝的国立下根基。赵紫宸认为,耶稣的为人,正是自我努力的最高表达,因为他“日日努力,息息自新。”[27]他以创新的行动面对世界,又以负责任的态度维护人类,所以他得以立足于上帝自己的存在之中。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把上帝的本质向世人启露。上帝亲自在耶稣里做工,耶稣的为人正好与上帝的人格相符。“耶稣对人之为人所作最大的贡献,是他彻底成全了自己的品格。”[28]他的生命和父神的生命相连。父神通过圣子耶稣完成他的旨意。1938年赵紫宸在坦巴林的世界宣教大会上,讲述耶稣的独特性,仍以其道德上的完整人格来总结:“耶稣把属灵传统的最佳要素集结一身。……不是说这些要素是崭新的,乃在于将之集结于一身的这个人。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属于上帝的一切都住在他里面,形成他之所以为他的主要性格,充满圣洁和爱心。……他意识到他那个性格绝不亏欠上帝的荣耀。……上帝住在他里面,但上帝这样的下降尘世,并不比一个人之达到完全的生命更重要。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很可能藏有上帝的火花,有机会燃烧起来而在道德上发出光芒万丈的灿丽。千千万万圣贤和先知的天赋,若不成为达致完善的品格,是丝毫没有意义的。”

对耶稣人格之理解和解释,赵紫宸是大胆而有新意的。尤其妙趣横生的是,他在耶稣身上发现许多中国人的特征。耶稣有对世界职责的积极态度,且不逃避生活上的种种要求。他赞同婚姻、家庭、国家。不像佛陀,他不主张彻底的出世。赵紫宸以儒家为基础来诠译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自然会把耶稣变为一个恪守中国传统伦理的良儒。”[29]对赵紫宸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德都集于耶稣一身,甚至他领受洗礼,也是因为他要守礼。[30]耶稣并没有回避生活,他完全生活在此岸世界,世界成为他的家,他有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者。他虽然要为百姓服务,但他没有把精力耗尽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他的胸怀是广阔的,不仅想到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还及于整个人类。他的民族意识是由他的宗教思想所塑造。他拒绝对日常事务作直接的政治干预。他的行动纲领是“从自己建立人格起,直到解放同胞,救祖国,救人类为止。”[31]因此赵紫宸指出,人格的建立是耶稣解决一切难题、拯救人类的方法。

耶稣的受苦和受死,在赵紫宸看来,是一种美德,表现出一种完美人格, 是一种英雄式的舍己,并因此达到最终的复和。赵紫宸从儒家的范畴来思索耶稣的受苦,具有一种中国化、本色化的思路,易于被中国人所理解。耶稣的受苦,如他整个生命一样,是要对父亲尽孝。他选择受苦的道路,是因为只有藉他的死,才可以克服世上的罪。因上帝爱世人,世人又不领情,他就用舍己来显明上帝的爱。在他的死里他的人格达致顶点,而他的牺牲却没有止境。赵紫宸说:“要有权势,有人格的人拯救弱而堕落的人,而不侵犯其自由。……此种和要求英雄豪杰为软弱委顿的同胞舍生,要求苏格拉底饮毒药,孔丘绝粮,墨翟胼手胝足,摩顶放踵,耶稣救主,睁着双眼走到骼髅地的十字架上去!然而圣贤不败,救主不死,人类因他们却得到了光明。”[32]耶稣在此位列中国哲学家的圣品中,以自己的生命照亮人生的意义,他所达到的无人能及。耶稣所实现了的人格,不仅仅限于伦理化的教训,还表现于宗教的现实,使人类在此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他的死具有普遍意义以及属灵意义。他的死彰显了上帝,证明了自己是救赎主。“我们因耶稣的死得了生命的了解,人格的统一。若非他死,我们决不会知道上帝的全善与全能;若非这样的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决不能得获一个统一的真在做生活的根基;若非有这样的生活根基,我们做人就没有满意的意义。”[33]耶稣是完完全全活出一个人来。他能够向人类指出生命的道路。

在赵紫宸的早期思想感情中,他比较欣赏自由主义神学所称的基督人格精神,把耶稣看作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把其神性看作人性之延伸来缩短神人之间的距离,求得神人之间的灵性交通与归一。他把以“我——你”为特征的神人关系作为最高境界伦理关系。他找到了在人格重塑方面中西神学的契合点,即以耶稣为榜样、模范的观念来与中国文化中崇尚圣人、争为尧舜的心态相吻合,他将中西神学结合起来,在它们结合中有互补和趋同。他说;“人与耶稣的灵相感通,他必要成一个清洁、诚实、谦卑、喜乐、忘却了自己,遗弃了恐怖、勇敢地服侍人服侍社会的人。我们中国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合作,才能团结,才能改造社会,不怕强权,不屈不挠,百折不挠,百折不回,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存于宇宙的永久真实中的。”[34]这种“舍小我”而“为大我”的追求,也使赵紫宸不愿局限于“独善其身”的个人福音,而推荐那种与“兼善天下”相似的基督教社会福音。赵紫宸指出,基督教的独特吸引力,是它“在解释方面最重伦理的方式;在奥妙方面最重灵修的幽潜。”而这种“外重道德的行为,内重潜养的幽独,正足对于中国有伟大的贡献。”[35]赵紫宸对中西神学结合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卓新平指出:“他虽以中国文化为根,却广泛吸收外来的营养。他深受西方各种哲学和神学流派的影响,同时以其独特的体认和整体的把握来有所取舍,充分理解并包容这些神学发展的新动向、新思潮。”[36]

耶稣是救赎路上的模范。在基督教救赎论中,耶稣的意义在于他是完人的模范。他是人类的标准。他的救恩是以基督为模范,导致与上帝合而为一,而成为完完全全的人。对赵紫宸而言,这种救恩要在实际生活中发生。谁跟随基督,就得到救恩。而跟随主就是效法主,是完成上帝的旨意,跟随主的具体表达就是爱上帝,尤其是无条件地为他人牺牲。这便是效法耶稣的意思了。在赵紫宸的基督教论和救赎论中,重点是在同上帝的关系基础上在道德

上所达到的自我实现和世界责任:“我的愿望向来是和天地间那股创新的道德驱策力打成一片;从开始,籍着耶稣而运作的灵一直在创造我们,使我们得以不朽,可以自由参与实现宇宙道德意向的工作。这要求我按我所了解的,根据耶稣的启示和我对世界的认识,绝对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中。”[37]人的生命升华关健在于“与耶稣一块做耶稣”。[38]赵紫宸心里觉得,耶稣具有儒家个别特点,且是一位向人指明救赎之道的老师。他是站在中国伟大的教育传统中。他教导人顺服上帝,并亲自在前面带领人走这条路。他的人格感染着众人。因此跟随主就是效法君子,效法完人。他就是一个完人的楷模。教父奥古斯丁也以耶稣为“老师,效法他可以塑造优美的道德品格。”赵紫宸的基督论是一种人格的基督论,一种效法的基督论。他将之置于一个特别中国化的架构中,使耶稣在其中不仅是一位老师,而且他自己也就是完善的化身。赵紫宸是把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合的一位中国神学家,儒家的思想对于他的基督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他的基督论在他思索的历程中是有发展和变化的。1927年,他指出:“西方所理解的神——人基督,会成为中国人的人——神耶稣;中国人会透过他们的祖宗早已发现的真理,来了解他和他的教训。”[39]在他这个大胆的中国基督论的初稿中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并且耶稣是一种和西方自由派神学融合在一起的“儒家”。

四、建立人格

赵紫宸从神学出发,由人观而基督论,人格是其中十分重要的观念,其实际果效也是以基督教的道德行为为目的,在于建立完善的人格,“同时集合个人的力量来塑造社会和政治的生活。”[40]在赵紫宸的伦理中,他特别看重发展人格和建立品德。他称提出“人格救国”的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是把人格建立这种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个特殊人物,并把自己写的《耶稣的人生哲学》献给他。该书就以建立人格就是跟随耶稣为主题。

尽管人格这个名词原来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但其组成部分“人”是可过渡到中国的人本主义。要实现人格,可找到中国的说法。虽然不能把基督教和儒家的伦理混为一谈,但赵紫宸强调“人”(humanum)是耶稣和孔子相会的地方,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在所实施的伦理生活上,他觉得儒家的伦理学和耶稣的道理是一致的。儒家的人本主义与他所构思的人观和基督论相一致,他可以从中汲取材料,为他的基督教伦理加上中国的说法,使之中国化。如儒家的“仁者人也”,泛指人性和人类,讲的是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要发挥其社会功能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中国伦理的一切美德全总结在“仁”中,如孝、忠、恕、义、礼、智、信、廉、让、勇、耻等。赵紫宸综合了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伦理,把中国对人性的这种看法加在建立人格的要求上,并以建立人格为跟随基督的内容。他要求建立人格,并不是要鼓吹个人主义。他是要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他用中国人对人性看法的方式和道德伦理生活的要求来解释、看待耶稣的伦理教训,使得耶稣的伦理更好地被中国人破解、接受和实

行。他通过比较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伦理,发现它们的相同点。他在《耶稣的人生哲学》中说:“耶稣伦理学的要纲,只有一点,就是尊重人格。将这一点推移到人人的关系上,则人对于同胞当尊敬,当和睦;男女之间当有忠贞;……当爱国,爱人类,爱仇敌,当希圣,希贤,希上帝”;“耶稣看人生是真的,看此世是真的。因为人生今世,事事是真的,所以要努力实现真人生,发展真自由,创造真人格。”他发现比一切都重要的是人心要“正”。他又说到:“创造天国,既是人类创造人格。人类创造人格,是人类创造社会,创造文化。没有人格,

则万事不得有;没有善良强毅的人格,则社会不得调剂,国家不得独立,文化不得开展,人生不得飞扬腾达,自立于天地之间。”[41]他感到,效法耶稣完善的人格就是人类和谐共处的基础。他也很关心中国和世界和平。

他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行动,对世界的积极责任,对人生、生命的美好态度及为进步服务。他把其所构思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一般前提特别运用到基督徒的道德行为方面。他通过对“登山宝训”(太53-10)的诠释,尝试为当时的中国找出基督徒要过积极的人生应具备的基本原则。作为包罗万象的人生哲学,“登山宝训”成为一系统,规范人生极为重要的领域。赵紫宸的诠释所根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基督教和儒家伦理之间无分彼此为前提,所以他可以把“登山宝训”的说话,随意投射到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上,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耶稣对全世界的爱成全了,也同时拔高了中国人的理想,如孔子所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登山宝训”的要求一般人明白,也不难遵行。“努力发展我与人人格的人,得扩大无止境,息息涌起,刻刻创新的生命。路要人自走,法含蕴在人心里,开展人心,人物各得其所,而生命实现了。”[42]赵紫宸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因素,并在自己的成全神学中加以发挥。他是用真正中国的方式,结合中国的环境和处境,来表达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的行为,如他借用中国古典名词、见解,还创作圣诗来描绘刻画。他融贯了基督教伦理和中国伦理,尝试构思了“中国神学”。古爱华博士在《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这样说到:“从他到1927年为止所写的文章看来,脉络化的起点是人格的改变,从而达致社会的改变。人格是赵紫宸贯通上帝观、人观、基督论和伦理学的概念。他是按儒家人人可以自我实现的看法来解释这个概念。人人竭力仿效君子的完善,得以自我升华,而达致人性当有的目标。耶稣便是那个‘完人’了。跟随他是效法他,这会使个人达到完善,更同时促成一个完善的社会——地上的天国——的实现。”足见建立人格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可看出赵紫宸通过人格建立、自我实现和道德行为实践,初步构思了中国处境下的基督教伦理学。

五、结 

以上针对赵紫宸先生对上帝、基督的人格和建立人格的理解和阐述来重点论述他独特的人格观,从中展显他丰富、深邃的人生哲学。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人格观念,影响到他的人观、上帝观和基督论,并成为其中的中心观念。虽然在以后他因神学的立足点变换,但他对人的兴趣和基督教信仰重于道德行动的观念等还是得以继续发挥,尤其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都没有忘记他所追求的基督教本色化、处境化的意义。

他在中国基督教史及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努力探索了本色化神学,尝试了中国神学的构思。他的神学起点深受自由派和社会福音派的影响,使他得以和中国文化进行融合。但在融合过程中,“由于中国的因素过于强大,他亦不免为中国的思想所禁锢。”[43]他所强调的知识和行动的合一是对的,而且重视人格,强调道德行动也不乏道理。一直到大约1927年为止,他在神学上的基本论题是:基督教信仰是人自我实现的指引。他的神学系统构思严谨,观察敏锐,论述细致,观点深刻,新颖别致,曾受到赞赏,“然而却未自成一派”。[44]他的神学人格论,受到了中西哲学家的影响,是西方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融合,是中西神学的互补,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特别贡献。它对赵紫宸整个神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神学体系的建立以及现在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导意义,尤其在道德滑坡的今天它强调建立人格,注重道德行为对人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它对西方神学乃至西方关于人格方面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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