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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与适应

陈建明(《宗教学研究》,2000年4期) 

提要:

本文论述新中国成立前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冲突的原因及相适应的几个方面。 认为,尽管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但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基督 教是能够不断调整自己,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回顾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冲突与适应的历史, 可以为探讨中国基督教如何更好地与中国当前社会相适应提供借鉴。

 陈建明,男,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题词:基督教 中国社会基督教①与其他宗教一样,既是一种社会意识,也是一种有组织、有活动的社会实体。

基督教与所处社会之间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皆由教会和教徒的活动表现出来。基督教传
入中国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冲突,曾发生过
数起教案。在近代,自1856年广西西林发生地方当局处死非法潜入的法国传教士马神父案
(即西林教案)始,至1899年山东肥城教案止,民教冲突历40余载,达300多起。几乎年
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较大的有天津教案(1870)、巨野教案(1897)、大足教案(1890 )。除此之外,与基督教有关的著名事件还有中国礼仪之争(18世纪初)、义和团运动(19 00)、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等。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
1.基督教神本论与儒家人本论的冲突
基督教宣扬以神为本,宣扬“天堂”和“上帝”。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上
帝全在、全知、全能、全善,具有理性和意志。根据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生来就是有罪
的,人要想摆脱痛苦,跳出黑暗的深渊,只有笃信上帝,靠虔诚的信仰方能得救。上帝让其
独生子耶稣降临人世,把上帝之国(即生命、永生)带给现世。但只有等到世界末日,上帝
之国才能实现。在此期间,人唯有专心事主,信奉基督,在他死后他的灵魂才能升入天堂。
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则主张以人为本。儒家经典中虽谈到“天”、“上帝”,但
只是在十分抽象而又不占重要位置的层次上谈到“天”和“上帝”。孔子不言“怪、力、乱 、
神”,“敬鬼神而远之”。在孔子以后,“天”的神秘色彩在儒家思想中进一步淡化,到宋 明时
已经与“理”合而为一了。中国儒家也没有所谓的原罪说。儒家基本上持性善说,认为人生
来就具有向善倾向。儒家学说强调个人的情感与理性的结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可以
通过教育,主要是自我修养,达到与天的融合。人可以通过“立功、立德、立言”,达到人
格的升华,而且这一切都是现世的,切实可行的。人可以通过现世的修养达到至善,不需要
外在的宗教神灵,也不追求超世的拯救②。性善、求善的儒家学说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占有
主导地位,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极大障碍。
2.基督教一神论与中国等级秩序和传统信仰的冲突
按基督教教义,教徒除了崇拜独一真神上帝以外,不得再有任何其他的崇拜对象。基督
教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敬祖宗及其它神灵。儒家伦理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等级
秩序,视三纲五常为不可违背的伦理规范。并且中国人从帝王到百姓皆重视敬天祭祖,认为
祖先崇拜关系到封建宗法制度是否能长期维系,被视为天下之通义,决不能放弃。在宗教信
仰方面则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崇奉佛教、道教及各类神仙精灵。传教士企图改变中国等级
秩序和礼俗,反对敬祖祀天、迎神赛会,把已经深入群众生活的佛教和道教说成“邪教”,
必然遭到士大夫和平民的反对。中国有人曾批驳基督教道:“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
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③
3.教会权威与中国世俗王权的冲突
在西方国家,基督教会经常扮演着世俗组织的角色,干涉社会事务。在教会势力强大的
地方,教会拥有巨大的资产,宗教法庭具有法律机构的职能,对世俗王权有很大的影响。中
国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则是以王权为核心,具有严格规范的封建等级制和以家族为表征的一整
套意识形态观念。王权、族权始终支配着神权,是从来不受宗教势力控制的。在中国影响最
大的佛、道二教总是声称自己“有助王化”,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各国基督教差会凭
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中国以后,俨然以地方行政机构自居,与清政府地方官吏分庭抗礼 ,
甚至擅称巡抚、知府。在法律上,传教士包揽词讼,干涉司法审判,在民教冲突中袒护教民 。
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④。少数奉教者 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
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外国教会肆意干涉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权,必然遭
到各级官绅的抵制,并激起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
4.教会经济活动与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冲突
一些外国传教士借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关于“还堂”规定,在各地妄指庙宇、会
馆、官衙和民宅为旧置教堂,逼令归还。同时利用擅自添加的“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
的条文,霸占公产,强买民田,硬立契约,并利用灾荒,以极低的价钱购地或永租。特别是
天主教各修会,大肆掠夺土地,对教民和非教民进行封建的租佃剥削。英国人宓克说:“教
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蕃息,川至云兴。”⑤ 德国
侵华头目瓦德西也指出:传教士“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⑥。此外, 部分民
众加入教会,使原有的地方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成员形成了教民和非教民两大类,教民
在信仰、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特权。教徒与非教徒发生纠纷或争殴,最后受罚的往往是非
教徒。传教士和教徒的上述行为,激起中国百姓的不满,导致各类教案的频频发生。
5.宗教侵略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冲突
近代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
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
的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基督教是属于帝国主义一边的。1840年以后,基督教被帝国主
义所利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工具。由于各国教会也希望依靠帝国主义的武力
在中国传播“福音”,从而使传教事业在事实上从属于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在中英《南京
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传教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如《南京条约》的起草人为马礼逊之子、传教士马儒翰和传教士郭实腊。在八国联军镇压义
和团的行动中,也有一批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和情报官。
在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一对主要矛盾中,教会在某些时候也站在封建主义一边与人民
大众为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遭到失败,一些国外在华教会势力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 。
有的传教士在土地革命时期,敌视红色政权,拥蒋反共;在抗日战争时期,赞助伪满,训令
在华教徒实行中日亲善;在解放战争中,配合蒋介石,采取各种形式,包括组织教会武装,
反对人民解放事业。传教士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奴化教育和宣传,麻醉和愚弄中国人民的
精神。
综上所述,基督教作为具有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宗教,蕴含着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
不同的价值观,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之基督教在鸦片
战争以后依靠西方列强的武力才得以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因而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意识、社会
结构发生了长期的、复杂的冲突,激起了中国各个阶层强烈的反抗。
世界上任何宗教想要存在与发展,都要解决一个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宗教传播到其他 国家的过程,也是适应这些国家国情的过程。尽管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
矛盾和冲突,但它仍然在中国社会中扎下根来,得到生存与发展,这是与它不断地努力寻找
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方式分不开的。
基督教曾四度传入中国。在唐朝和元朝时期传入的基督教活动规模和影响不大。直到明
清之际,基督教才在中国有较大规模的传播,后又因礼仪之争,于清初遭到禁止,转入秘密
活动。19世纪初,基督教开始了所谓“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这是指以基督教新教各派来
华为起点,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在内的对华传教活动。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碰撞和融合,经历了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本色化
运动,逐渐适应了中国社会,在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寻求王权的保护
在中国,王权是从来不受神权控制的,各种宗教反而需仰赖王权的保护才能生存和发展。
唐太宗贞观年间,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传入中国,称为景教。唐代统治稳定、国力强盛,对外
来宗教采取宽容和欢迎的态度。太宗迎景教阿罗本主教时,即令“翻经书殿”。波斯教士景
净翻译了基督教经典30部,并和佛教高僧合作,翻译梵文佛经多部。为了讨好唐皇,维护
帝王的世俗统治,景教徒通过译经活动,鼓吹“圣上皆是神生”、“一切众生皆取圣上进止 ”
等说教。他们还充当皇室的顾问、翻译和医生,甚至在朝廷和军队中担任要职。由于景教与
唐王朝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发展比较顺利⑦。据载,与阿罗本同时及 后来的传教者就有名僧
65人,景教布道的情况被描述为:“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⑧。此 说
恐有夸大之嫌,但可见当时景教的发展已达一定规模。
元时入华的基督教分为两支:一支是原流行于中亚、蒙古地区的景教,另一支是罗马天
主教会派遣来华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蒙古人统称为“也里可温”。元代基督教与统治阶级 保
持良好的关系,其社会地位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和道教,始终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和优待,衣食
费用皆由朝廷供给。1330年,仅景教徒全国就有3万多人。
天主教所属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明末(1582)来到中国,他认识到必须争取获得皇帝
的支持,才能使中国接受天主教。经过数次努力,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初进入北京,面见
明神宗,献上天主图像、天主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报时自鸣钟、雅琴、万国图志
等礼品,博得了皇帝的好感。利玛窦被朝廷授予官职,获准开堂传教。传教事业取得了合法
地位。1644年,清兵攻陷北京。汤若望为保全历书书版、天文仪器、传教经典、历法书籍、
供像礼器等,上疏摄政王多尔衮给予保护,获得批准。1651年,顺治亲政,常召汤若望进
宫咨询,呼其为“玛法”(满语:亲爱的神父)。8月,诰封为通议大夫。1653年又赐号“ 通
玄教师”,以为褒奖。时汤若望为耶稣会北京会长,他凭藉自己较高的政治地位,推动传教
活动的开展。顺治皇帝曾两次为他建造的教堂题写匾额。
2.与儒家文化相妥协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本来是想“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但在实践中却发现如果不与儒
家文化相妥协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于是推出了“耶儒合流论”。利玛窦在广州居住多年,认
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节习俗,知道中国人崇奉儒家学说。他深感僧侣的地位不及儒生 ,
于是向耶稣会建议,传教士改称“西儒”,留须蓄发,穿儒服谒见官绅。这种传教方法在15 94
年获准施行。利玛窦等人遵照使徒保罗“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导,刻苦研习中国经
籍,以此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教义。利玛窦还注重顺应中国社会习俗,不强求信徒放弃祭
祀祖先的习俗。他将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合于教义之中,在《天学实义》中宣称,中国 古籍中的“天”或“上帝”,就是西方崇奉的“天主”。他公开攻击佛教崇拜偶像,但听 任教徒祭天、祀祖、拜孔,并不视为偶像崇拜。利玛窦的说教深受当时儒生官员的欢迎。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也认识到只有实行“孔子加耶稣”的方针,才有可能在中国开展传
教事业。1869年12月-1870年1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教会新报》上连续发表文章,
系统地阐述“孔子加耶稣”的理论。1884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著作《自西徂东》出版,
提出“此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他将基督教某些教义同中国封建的旧
礼教结合起来进行说教。李提摩太、李佳白、丁韪良等一手举圣经,一手捧四书,大力鼓吹
耶儒“互相合和”,认为“孔子加耶稣”的公式,有利于宣教传道⑨,有利于融化中国人 “反教仇外之势”,有利于防止“社会骚动兴起”⑩。从19世纪80年 代以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大多是按此思想来进行传教活动。民国时期,传教士司徒雷登仍然提出教会的教规和仪式,
应尽可能地适应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其敬祖的习惯 ,否则就会使他们感到为难。”B11 3.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科学和宗教从本质上说是对立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宗教活动却在客观上对
科学的发展具有派生的促进作用。一些来华传教士为达到传教目的曾长期宣传科学知识。
利玛窦和罗明坚在广东时,为了结交各级官员和文人,向他们展示西方的科技成果,如
《山海舆地图》、地球仪、日晷、自鸣钟、三棱镜等,深得尊重。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
也因为推算历法准确而屡得清朝廷的信任。康熙时,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张诚、李明、刘应 、
洪若翰来华,五人均精通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知识。明、清传教士翻译了西方许多物理 、
天文、地理、地质、数学、机械及兵器等方面的著作,如利玛窦编的《坤舆万国全图》、汤
若望编的《崇祯历书》、南怀任编的《康熙永年历法》、《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等 。通
过译介西方科技知识,他们取得了皇帝和那些主张实学、反对空谈心性的官员的支持与合作 。一些有名的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皈依了天主教。
1840年后,各国基督教会又通过办报刊、办出版社、办医院、办学校,将西方近代资
本主义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特别是1900年—1920年的20年间,在华传教事业出现了
迅速发展的局面。新教传教士更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使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而不是仅
仅转变个人的信仰。他们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教育、医疗和卫生事业,他们的主观目
的本是为了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吸收更多的信徒,但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文化,培养了一批中国新式知识分子。
4.举办社会慈善事业
举办社会慈善事业是教会争取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教会在华慈善事业集中在医疗、慈
幼、救济三个方面。
1834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到中国来活动之前,基督教差会就确认要把医疗
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当时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医生的哥利支在向英美发出的呼吁书中说 :
“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的和社会的状况,……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
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B12据统计,到1937年为止,属于法国系统 的天主教
会在华开办的医院共约70余所,病床约5000张;英美在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共有300
所,病床共约2.1万张,另有小型诊所约600处。早期开设的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进入
20世纪以后,一般教会医院都收费,只对少数贫病者施医给药,但必须以信教为条件B1 3。基
督教在华医疗事业达到了争取中国人民的好感、吸收部分教徒的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西方近代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了中国社
会风俗的改良。
教会慈幼事业包括兴办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其主要者为
育婴堂和孤儿院。天主教会比新教教会更注重开办这类机构。据王志心统计,1930年,全
国有孤儿院306所,收养孤儿21858名,圣婴会收养婴儿52894名B14。虽然孤儿院、育 婴堂
的死亡率很高,但在旧中国,许多贫苦的家庭无力抚养子女,送往孤儿院或育婴堂也算是一
个或可求生的选择。养老院收留生活困难的老年人。1920年全国10个省中建有37所养老
院,平均每所收容35人。献身于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女修会穷人姐妹会(Little Sistersof
the Poor)等妇女组织。1930年,全国天主教养老院发展到232所B15。
19世纪70年代,在华教会开始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1876-1879年期间,
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害,各教会团体
参加了赈灾活动。先后派到灾区的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传教士有
30余人。1878年1月26日,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
员会”,总部设在上海。以传教士为主体,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等工作。进入
20世纪以后,在中国每次发生的较大灾荒中,都有传教士前往灾区活动。李提摩太认为救
济工作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
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B17
5.开展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中国教会常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外国,教权由外国传教士把握,故被国人斥为“洋教”。
中国教徒并不愿长期维持这样的局面。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新教)
进行了一场主张独立自办教会、不依恃外国的自立运动。19世纪70年代,广东教徒陈梦南
提倡中国教徒应当自行传教,以免被讥为洋教。1872年,他在部分广州教徒和美洲华侨的资
助下,首先自行租屋传教,次年成立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为华人自办教会之先河。到1897
年,中国有100多所经济自立的教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
丑条约》,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基督教徒受到很大刺激。1903年,上海教徒俞国桢反对将“ 保
教一款,列入不平等条约”,创办了自立长老会堂。1906年,他倡议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不受西教会管辖”。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
上首次提出的“三自”思想。同年该会成立,并通过简章,阐明爱教爱国、自立自治之宗旨 。
此后,天津、北京、山东各地都有自立教会产生B18。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爱国教徒也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纷纷脱离外国差
会,成立自立教会。1925年南京王治心等发起废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
约促进会,各地教徒纷纷响应,成立分会。五卅惨案后,各地教会,尤其是受英国差会管辖的
教会,纷纷宣告自立。他们表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提
倡中华自立教会,“以与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英(国差)会脱离”。至1927年,直立运动达
到高潮,全国城乡各地兴起600多处自立教会B19。1927年大革命失败,基督教内的爱 国力量
受到打击,自立运动也遭到很大挫折。但自立运动毕竟是中国基督教反对外国控制,使自身
适应中国社会的一次尝试,其结果导致了真正的中国教会的产生。这是值得肯定的。
6.开展本色教会运动
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20年代以后,中国教会本身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
面是各国在华教会中,中国信徒和神职人员势力和影响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城市和乡村中自
立教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1922年-1927年在中国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一批知识分子和
政府官员运用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理论武器 ,
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场理性化的以世俗人文化反对宗教神文化的运动,同时
又是一场以民族主义为内涵的反帝爱国运动B20。
时代要求教会对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挑战做出回应。面临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国教徒的自立教会运动,一部分外籍传教士和中国的教牧人员开始
认真考虑基督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一场促进中国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相结
合的本色教会运动。与自立运动不同的是,本色教会运动主张仍应与外国差会合作,逐步实
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旨在使华人担负责任,消除“洋教”称呼。
1922年,中国基督教(新教)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一些中国信徒正式提出本色教会
的口号。他们主张本色教会“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固有文明,使基督
教消除洋教之丑号”B21,从形式上、人事上、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在具体贯彻 中表现出
三个特点:1.强调教会应由中国基督徒负责管理、传教和经费使用权,西方传教士退居辅助
地位,但经济上仍接受西方差会的援助。2.提倡中国基督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包括以
中国的文化观念表达与理解教义,在礼仪中吸收中国的风俗习惯,如礼拜时点燃香烛,吟唱
国乐曲调的赞美诗。3.同宗派教会实现大联合。长老会早已与公理会合组成“中华基督教联
合会”,1922年后,信义会、圣公会及卫斯理宗各会相继组建了全国性组织B22。他 们主张建
造中国殿宇式的教堂,采用中国人创作的赞美诗和民族曲调,遵守中国的传统节令,编订适
合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教会的领袖人才等。这些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
1919年,天津、上海等地天主教爱国教徒提出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
主张由中国主教主持教区教务,反对修会教育中轻视中国文化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以后,
中国天主教会内也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罗马教廷也开始注意培养和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
1922年,意大利人刚恒毅受罗马教廷之命任宗座代表来到中国。他于1924年5、6月间在
上海召集了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一次主教会议,会议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
的天主教会。他还提倡经文、隐修院和供品等的本土化。1927年,罗马教廷首次任命6名
中国籍主教。1946年,在高级神职人员中,有中国籍总主教3人,主教17人B23。
7.支持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虽然基督教在思想上宣扬对统治者逆来顺受,甚至有的外国传教士阻碍中国人民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斗争,但中外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正直善良的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抱同
情和支持的态度。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外传教士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中国基督信徒中大部分都是爱国的,不少教徒亲自投身武装反清斗争。在革命团体兴中会、
同盟会中,有不少骨干分子是基督教徒。美国传教士喜嘉理曾记述道:“当是时,先生(孙
中山)始昌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
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B24孙中山在民国建立时多次发表演讲,赞扬传教士在 宣传革命思
想方面所做的贡献,甚至提出:“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B2 5直到晚
年,他仍表示:“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B26
1919年,教会领袖诚静怡曾撰写《中国基督教会和全国运动》一文,称颂五四运
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的爱国知识青年以这样突出而又有序的方式,表明他们对
国家的热爱。”对于参加这次运动的基督徒学生,他表示“为他们的英勇和牺牲精神感到骄
傲B27。在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领袖人物吴耀宗和吴雷川 认为中国
除了需要物质的改造之外,还需要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吴耀宗提出,教会虽然做了一点救
灾、济贫、识字、医药、拒毒等社会慈善工作,在帮助个人时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这些做
法往往使人忽略了造成这种痛苦的社会根源。只有对社会作整体的、根本的改造,才是中国
唯一的出路B28。吴雷川在30年代后期甚至提出以暴力和流血的方式实行社会革命。 他们的思
想虽然不代表当时教会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倾向,但说明中国基督教会中确有人顺应历史的潮
流,同情人民革命。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基督徒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吴耀宗、刘良模等,或参加
各界人士组成的爱国会,或撰文谱曲进行救亡宣传。马相伯是清末民初天主教学者、政治活
动家,他不但译著了大量天主教书籍,而且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和
国难会等,鼓励同胞共赴国难,人称爱国老人。广大信徒为国祈祷,缝衣捐钱犒劳前线将士
和收容难民。一些教会领袖发表文告呼吁外国教会支援中国抗战。
周恩来在关于基督教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B29这里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情 形,但其精
神也符合整个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
在旧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基督教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不断地与中国社会相
协调,终于得到一定的发展。到1949年,全国天主教有教区140个,教徒328万人;新教
有教徒70多万人,分属130多个差会,其中美国差会约占一半。东正教教徒人数很少。当
时中国人口有4亿人左右,基督徒约占1%。虽然基督徒从数量上看不多,但毕竟说明基督
教已经被一部分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社会中立住了脚跟。
基督教同其它世界性宗教一样,具有“入乡随俗”、“与时俱变”的特性。使徒保罗提倡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B30回顾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是能够不断调整自己,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要求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变和宗教制度的重
大改革,中国的宗教状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
为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50年来,中国基督教发生了巨大变
化,中国特色更加明显。在当前,中国基督教只要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办教会
的方向,坚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就能够获得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够
正常地生存和发展。



 ①本文提到的基督教一般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个派别;易混淆时 ,特注明天主教或新教。
②参见孙江著《十字架与龙》第19-2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17-18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④《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484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⑤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第58页。
⑥王光祁译《瓦德西拳乱笔记》第118页,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⑦曹琦、彭耀编著《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⑨参见丁韪良《震旦论丛》第247-248页。
B10参见《国际公报》第五卷,第45-46号合刊。
B11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B12《中国丛报》1835年12月,第386-389页。
B13B16B2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78-279页、第289页、第43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B14B15[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260-261页、第261页,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1998年版。
B17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第105页,纽约,1916年。转引顾长声书第292页。
B18《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547页。
B19B23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第143-144页、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
B20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B21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25周年纪念特刊。
B22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第294-295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B2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4-15页。
B2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1、447页。
B26陆丹林《革命史谭》,载《近代稗海》第1辑,第569-57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 5年版。
B27Chinese Recorder. 1919年7月号,第456-460页。译文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 代中国社会》第422页。
B2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B30《新约·哥林多前书》9章22节。保罗还说:“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 犹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 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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