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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朝:略论汉语神学研究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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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语神学研究三特质

王晓朝 (2005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人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鼎力推动的汉语基督教神学研究(以下简称汉语神学)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它对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学术在内)的影响虽然尚未充分显露(时间毕竟还短),但学术成果斐然(这已是事实)。无论人们从哪个角度进行评价,都无法否认汉语神学研究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为中国社会奉献了一大批精神食粮,这是众多汉语基督教学者(以汉语为母语的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的心血凝聚,值得我们对之进行反思,也有必要展望它的未来。


  共性为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特质为某一事物所专有。共性可以揭示某一类事物的相同之处,特质才能标明某一事物与同类别其他事物的差异。汉语神学是一面旗帜。汉语神学发起之初,倡导者们力图阐明甚 是汉语神学。而经过多年讨论,「汉语神学」一词的所指在学者们的论述中得到较为充分的阐发,所以我们可以将「甚 是汉语神学」这一问题转化为「汉语神学具有哪些特质?」,1以进一步明确「汉语神学」一词在当前中国处境中的所指。


  「非教会性」(跨教派性)是汉语神学研究的首要特质。早在「汉语神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倡导者们已经指出过这种特质。他们考虑的是:「汉语基督神学的神学基础不受传统教派或宗派的规约,是教派或宗派中立(但却非信仰中立)的神学,决定其样式的,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语境。」2后来发生的「文化基督徒」论争为汉语神学研究的「非教会性」做了佐证。从这十年来汉语神学的发展来看,这一特质至今仍旧保留着。


  汉语神学研究的另一特质是「人文性」(学术性)。汉语神学研究的倡导者一开始就在思考:「教会性的神学与这种人文性基督教学术研究如何促进相互的理解及合作。」3也有学者指出:人文性神学建制与教会性神学「虽然两者存在着典范间的不可共量,但并不表示它们是相分离的,也不排斥交流互动。」4换言之,促进二者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既有利于汉语神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利于教会性神学的进步。


  「跨文化性」(对话性、开放性)是汉语神学的第三条特质。5汉语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特质。这也是汉语神学研究发展自身的需要。「闻道无先后,述道有先后,西方和东方的基督神学思想历史就是汉语神学自己的思想史前史,汉语神学必须进入这一历史,传承其多端的统绪。」6「由于伴随汉语文化的悠久和古老而来的僵化现象,需要外来新鲜活力的冲击刺激,更由于伴随汉语神学的年轻和挫折而来的贫弱现状,需要外来成熟思想的启发丰富,所以汉语神学既需要创作,更需要引进,既需要着述更需要翻译,既需要发展,更需要继承,既需要持守,更需要开放。」7十馀年来的汉语神学的进展表明,跨文化性(对话性、开放性)是其特质,是汉语文化圈中其他类型的神学无法比拟的。


  汉语基督教神学具有上述特质,它在概念的外延上与中国内地的「基督教学术研究」虽有差别,但就中国内地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际情况而言,它们基本上是一回事。如果要细究,那 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汉语基督教神学研究是基督教学术研究的核心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在以往的学术探讨中经常有人提起:即基督教应当由谁去研究,或甚 人有权研究基督教?有些研究者是基督徒,有些研究者不是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学者的研究就是从内部进行研究,非基督徒学者的研究就是从外部进行的研究。何谓「从内部进行研究」?何谓「从外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说白了实际上是一个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的身份问题,但进一步深究,情况又并非仅仅如此。有些信仰基督教的学者出于对自己所信仰的这种宗教的虔敬感,潜心研究基督教思想,维护基督教的尊严,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由此把基督教研究变成单纯的护教学,并进而指责那些本身不是基督徒的学者的研究是不纯正的,甚至是对基督教的歪曲和误解,那就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本义,也缺乏宽容的精神。基督教文化能够滋养人,基督教文化也会束缚人。身在基督教之内,从内部进入研究确实能够比较准确地体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层面,但是这样的处境也会束缚某些学者的思想发展。其实,从外部进行的研究和从内部进行的研究二者的关係应当是相互促进的。「无论对谁而言,基督教研究都是最吸引人、最鼓舞人心、在智力和精神上回报最为丰厚的研究项目之一。」8是基督徒的学者可以研究,不是基督徒的学者也可以研究。极而言之,甚 人有权研究基督教的问题是不成立的,任何人都有权研究基督教。


  已有的各种类型的基督教神学家基本上都同意基督教神学要「出自教会」、「为着教会」和「面向教会」,9而我们看到,汉语神学研究从原先的设想到后来的实践,它的服务对像是包括教会在内的整个社会。它要从精神上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无论这个具体的人是甚 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汉语神学「不完全出自教会」、「不完全为着教会」,但要「面向教内和教外」。简言之,它要面向所有人。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谈论汉语神学研究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定位可以说得比较准确一些。■


 


注释:
 1. 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推动「汉语神学研究」时,本人试图理解其特质。笔者曾撰文说:「综合刘小枫的论述可知,现代性、人文性、生存性实为刘小枫构想的新汉语基督神学应具有的特点,『从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维框架中走出来,直接面对基督事件』则是新神学与以往汉语基督神学的根本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汉语基督神学定义?:一种新的以反对本色化或中国化的思维框架,直接面对基督事件为特质的,具有现代性、人文性、生存性等特点的神学。」王晓朝,〈理解和疑问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载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137。
 2. 刘小枫,〈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载《道风:汉语神学学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2),页36。
 3. 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序,页viii。
 4. 曾庆豹,〈华人神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诠释的冲突〉,载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文化基督徒》(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页195。
 5. 郭鸿标已经指出过:「何光沪提出的汉语神学,在形式上是以汉语思考及写作,在内容上是一种跨文化的神学(Intercultural Theology)。」但他没有详细展开论述。见郭鸿标,〈对何光沪教授的《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及《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两篇文章的回应〉,载杨熙楠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164。
 6. 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91。
 7. 何光沪,〈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载杨熙楠主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42。
 8. 麦格拉斯着,马树林、孙毅译,《基督教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2。
 9. 赖品超,〈汉语神学的类型与发展路向〉,载杨熙楠主编:《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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