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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藩:古代器物上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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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器物上的十字架


(2007年11月9日)

汪维藩
 


中国古代成熟彩绘瓷器之制成,考古界原定为唐代,但近廿余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瓷器之制成,乃在三国孙吴晚期。据王志高先生报导(《文物》2005年5期),在南京出土的文物中,除1983年的“盘口壶”外,2002至2004年的“带盖双领罐”等,均烧制于三国孙吴与西晋之间,即公元三世纪初至四世纪初。


颇具意味的,是“带盖双领罐”上花纹中的十字架。王文有这样几句描述:“领口内有‘十’字形纹……肩绘一周覆莲瓣纹,内有‘十’字形纹”(图一);“腹部下层内绘变体龙纹,其间隙还绘有‘十’字形纹”(图二a.b.c)。


对这些大大小小的“十”字形纹的确切喻义,作者虽未弄清,但“颇怀疑它有异域文化背景”(同上)。“怀疑”的直接原因,是临沂西晋墓一件瓷器胡人身上也有‘十’字形纹。今年10月初,笔者去了临沂,在王羲之故居洗砚池旁参观了两座西晋(约公元220-266)古墓。据介绍一号墓安葬的是三个孩子,两个仅一至三岁,另一女孩七岁。为三个孩儿如此厚葬,颇异于中国传统礼仪风俗。二号墓所安葬的是一对夫妇,其中文物已被盗空。“胡人骑兽”(图三a.b)的水注,发现于一号墓中。“水注”,是写字磨墨时向砚台里注水用的一种器物,加上几只仅二、三公分大小的玉兽,分明均为孩子陪葬之用。


古时泛称外国人为“胡人”。但此一胡人从脸型看,是来自西域的中亚人。长裤上的象征符号,无疑是东方教会的十字架。加之手捧经卷,很可能是一位波斯地区基督教教士,正骑着牲口赶路。它和南京出土的那个“带盖双领罐”上的“‘十’字纹”,均来自同一“异域文化背景”,即波斯帝国广阔疆土内、以巴比伦为中心的东方教会。


西晋瓷水注上的十字架,孙吴带盖双领瓷罐上的十字架,乃至三国孙吴赤乌年间铸造的铁十字架,都说明这样一点:三国至西晋期间,东方基督教在长江流域已传播甚广。其源,则在西汉时早已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泉州湾、杭州湾、海州湾等,均有东汉时福音进入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的口岸。


就笔者所见到过的有限资料看,中国古代基督教十字架的造型,多为横竖相等的正十字形。孙吴时“带盖双领瓷罐”上,是十分工整、精致的正十字形。西晋时“胡人骑兽”裤腿上的十字,基本上也是正十字形,但不够工整,个别的有点变形。更早的沂南东汉墓里、挂在一个门阙上的,也是正十字架(图四)。另两个门阙顶上的正十字架,更是采用了平面三维技法,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一个被高举的十字架(图五a.b)。其后为唐代景教所采用的,仍旧是正十字架(图六)。正十字架是东方教会的特色,也是古代中国基督教的特色,景教只是加上了一点中国色彩而已。


 


 


 
古代器物上的十字架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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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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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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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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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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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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