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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用儒家思想解救西方科学危机
石华宁
李约瑟,英国大科学家。带着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满腔热情,写出了七卷本34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是不朽的宏篇巨著。中国的历史学家、科学家,没有人能写出如此宏伟和深刻的著作。
他娶了一个中国妻子,终年九十三岁。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家的学说十分倾心。李约瑟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
 1985年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李约瑟文集》所作序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李约瑟于东方文明中特别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属于中国"。
首先,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持有自己独特的洞见。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欧洲人所知道的任何制度都不相同,"中国传统官僚封建制度确实是从古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并且,这种制度"对于保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他强调在这种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制度两千年来收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凭这最后一点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来"(18)。
他对孔子提出并为后世中国所实践的"学而优则仕"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士阶层是中国两千年来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的官僚机构是从"文士贵族"中经过考试择优录用的非世袭的官僚系统,这与西方贵族世袭原则迥然不同,"‘学而优则仕‘这个概念,首先提出来的是中国,而不是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确凿的证据说明文官的公开考试制度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有意识地从中国学习来的"(19)。正因这种迥然的差异,"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当社会上最聪明能干的人才不走教会统治集团的捷径,而从事商务贸易或者成为皇室顾问时,西方的封建制度就濒临末日了。
在中国则不然。因为行政官吏都是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中选拔出来的,就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由于贵族后裔的懦弱无能而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是导致西方封建制度崩溃最重要的一个因?(20)。
其次,李约瑟剖析了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儒家与道家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思想深处"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24),"儒教和道家的基本思想却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背景,无论他受过多少世界主义的教育和环境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有许多最优良的传统都是从这两个思想体系中汲取来"(25)。
在李约瑟看来,儒道二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观及道家的社会抗议思想)都是永恒的,只是二者的地位与作用力不同。"古代的道家哲学家们都是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强有力的抗议者。他们拒绝和封建统治者合作" ( 26)。基于对道家思想与中国科学技术密切关系的认识,他对道家学说极为推崇,"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27),道家的"道"是指宇宙的运行之道。
 
 
 李约瑟对儒家的态度则要复杂的多。他意识到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儒家的"道"主要是指人世社会里道德的理想境界,宇宙亦以道德为经纬。他对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极为尊崇,"儒家的学说是最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域的哲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
儒家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的道义准则(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家庭与国家,等等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所认识的具有神圣色彩的各种体系中.可能儒教含有超自然主义的成分最少"(28)。他认为儒学是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孔子儒家思想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伦理观,它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也具有某种恒常的延续性,这是它能够一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的原因?quot;从本质上说,儒家学说并不是一个哲学体系,而是代表着一种伦理观点。那是在孔夫子时代(纪元前6世纪)的封建社会范围内所能设想的一套社会正义的标准。
儒家学说之所以具有保守性,是因为孔夫子将君臣或主仆的关系列在他奉为神圣的五伦之中。但是,儒家认为社会上每一个成员和其他成员之间有一种特定的功能上的关系,这个道理却是可以不断更新而永远施行的"(29),如"孝"的观念、强调义务而非权力的理念、"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等等,李约瑟认为即使是现代社会也应得到普遍承认。
问题在于如何评价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及贡献。从总体方向上,李约瑟认为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消极的,其过分的人文主义传统阻抑了科学的发展,儒家学说对科学发展贡献甚微,"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30)。然而,李约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于科学技术实际存有的两种根本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它助长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因为就前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的宗教";"就后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只研究‘事‘(affairs),而不研究‘物‘(things)",所以,李约瑟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对科学的贡献而言,儒家不如道家,"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唯理主义反而不如神秘主义更为有利"(31)。
然而,在具体的层面上,在具体剖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李约瑟实际对一些儒学思想家、一些儒学重要理念对于科学的影响和贡献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一,他认为宋代理学对中国科学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道家。他指出,"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32),"新儒学派最深奥的思想包含在‘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话中,意思就是说,把整个字宙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是单一的有机体的概念"(33)。
他认为宋儒的理气学说是一种有机主义的自然观,并予以高度评价,"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34),因此,他认为宋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理学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35)。
李约瑟认为,
其二,李约瑟肯定儒学含有怀疑的理性主义因素,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怀疑主义传统,而这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对汉代儒家学者王充颇为推崇,称之为"中国任何时代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的怀疑论哲学、离心的宇宙生成论、对谶纬迷信的抨击批判等等,都促进、推动了科学思维的发展,"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功绩已受到近代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高度评价"(38)。
李约瑟认为,在王充之后,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极富批判精神的儒家学者,形成儒家的怀疑主义流派,如南北朝的范缜,唐朝的傅奕、吕才、柳宗元、韩愈,宋朝的石介、胡安国,元朝的刘基、谢应芳,明清的曹端、王夫之等,而这个以王充为代表的儒家怀疑主义传统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另外,李约瑟对儒家学者对于中国科学思想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等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贡献也予以了肯定。他认为对于阴阳、五行的"关联式思考方式"解释得最好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强调对董仲舒"天人感应"、"同类相动"等思想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迷信,其实这正是中国独特的思想方式,即关联式思考方法。他认为这种关联式思考方式对现代科学启蒙时的科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在批评儒学过分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他也注意到儒学的科学人道主义立场,认为这种科学人道主义应当被发掘出来,以解救西方的科学危机及人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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