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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评价- -

                                      

伯特兰·罗素(1872—1970)



□张利华

近日,拜读伯兰特·罗素在80年前写的《中国问题》一书,细细地品位这位“世纪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分。

罗素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有军阀混战,外遭列强欺侮的时代。在结束了9个月的中国讲学回到英国之后,罗素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在此书中,罗素一反当时西方人普遍藐视中国的立场,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他说:“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

罗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深了解。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极有价值的成分。

罗素对中国的儒教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孔子的思想对于社会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几乎与一些宗教创始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相同。但孔子与其他宗教奠基者的最大不同是他灌输给人们严格的伦理道德准则,永为后世尊崇,这些准则却无半点宗教上的武断意味。孔子不是宗教家,他是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所讨论的都是治国之策,他所追求和培养的美德,不是个人的得道升天或者企求来世的幸福,而是希望造就繁荣昌盛的社会。在罗素看来,儒教使中国人避免了历史上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因宗教偏执所造成的恶果。由于儒家体系是一种纯属道德而非宗教教条的体系,它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它却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所以,罗素认为,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典型的中国人欣赏“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儒教所倡导的宽容、仁义等伦理道德使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并与佛教和谐相处。孔、佛两教并存的结果,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趋于孔教。所以,中国人的宽容是欧洲人无法想像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

罗素对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也是情有独钟。他认为,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残暴人生更文雅、更宽容,更多反省。中国人与人谈话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的言论。这种性格实在是无上的美德,在西方世界绝少见到。

罗素非常赞赏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他说:“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那么文学性的、非迷信的制度比如孔教恐怕就无法维持这么久。”历史上,“科举制度比起任人唯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要优越得多,它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奋者。”⑥在罗素看来,虽有异族用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这与长期实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

罗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点做了鞭辟入里的批评。他说,孝道和族权是孔子伦理中的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他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中国文化把它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孝道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它变成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就成问题了。中国人浓重的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因为当官的必须供养他的亲属,如果要为官清廉,肯定要放弃孝道。所以,中国人的血缘家族意识和宗法关系不能产生廉洁干练的政府官员。

在肯定中国科举制度优点的同时,罗素也剖析了科举制度的缺陷,他说,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如果以八股作为一种现代体制,那严重弊端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科学。在他看来,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使欧洲人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欧洲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

罗素还指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缺点:贪婪、怯懦、冷漠。贪婪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尤其是那些官员们,很少有人能挡住贿赂的诱惑。罗素认为,这个缺点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多年来生计艰难,挣钱不易,诚实生活难以为计,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好转以及制度和法律的加强,这种状况会有改变。怯懦是指中国人缺乏主动的勇敢而被动的忍耐力极强。这也阻碍了中国人创新进取精神的发展。对于中国人的冷漠,罗素做出了这样的分析,他说:中国人的冷漠主要是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中国人既无置人于死地的力量,也不会有慈善的赈灾之举。这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

罗素虽然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专制主义制度的一面,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点的批评还是一针见血的。他对中国人性格的揭示也许不那么全面准确,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明到近代就不那么进步了?罗素认为,这不是由于人种的退步,而是由于缺乏新的素材和新的刺激。

如何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罗素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既要向西方学习,又不要成为其奴隶。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而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实行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许多好处。国家借款比私人容易;国家比私人更易于聘请外国技师;国家可使重要产业不为外国人管理和控制。国家从一开始就经营工业,可以免除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西方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以至资本家权势过大,各国人民备受其压制和误导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但是,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目前所欠缺的活跃和进取的精神也应当增加。中国要真正实行民主,还必须普及教育。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罗素预言道:向来重视学问的中国人会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武装自己,迅速将中国人的面貌现代化。目前中国还远不是个工业化国家,但这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非常大。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将会有迅速的发展。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如果能使其文化精华大放异彩,建立先进的制度,中国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本书的结尾,罗素用充满乐观的情怀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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