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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上帝中国行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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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中国行带来的思考
刘自立

上帝到中国来,看怎么说。如果是说佛教,大约是在秦朝的时候,就是印度阿育王时代,他们就有来过之痕迹。按照陈寅恪的看法,他们和中国的准宗教摩宕了五百年,即中国化了——这里主要是说小乘佛教的禅宗化,普世化。中国人现在香火旺盛,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的。

那么,耶稣到中国来的情形如何,是否中国之现代化和他(这个大写的他/HE)有关系,抑或正好相反,是一个近来人们很关心的话题。现在主要的看法是,上帝和现代政治的良性互动,是促成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内在动因,甚至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个基督教文明显然是西方文明。

对这个看法,笔者大致持赞成态度,但是应该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因为,如果将基督教不加限制地加以肯定和移用,不加历史辨析地,不加批判地移用至我们的现实政治,则可能会误导人们对于宗教历史的清醒之认知,而将历史上愚昧和野蛮之教皇政治混为一谈,而忘记了自由主义者,甚至某些有过良知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如费尔巴哈,考茨基等对于宗教的批判。而忽视这个批判,就是将偌大的宗教文本背景和宗教历史,囫囵吞枣地生吞活剥,并不利于人们建立一种有限度接受上帝的理性心怀。虽然对于理性,人们的看法也是有争议的(如哈耶克对于所谓“惟理主义”的批判)。

这个争议就是一,理性还还原上帝的批判和上帝本身非理性化的悖论;二,抑或中国的事情刚好相反,是理性的缺失大于理性的泛滥如何在鼓吹科学(非科技)的前提下,关照科学以外广泛的未知领域。三,如果人们将后现代观念,过分地应用在前现代之中国,就有首鼠两端,心怀不轨之疑;也就是说,以自由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为借口,抨击和取消关乎于此的思考。

上帝是谁?

上帝有几个,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复杂的问题,几乎就像1+1是几,这个问题一样简单而复杂。关键是要把1之涵义定准确,其前提搞准确。如果是数学之1,而非文学,神学,哲学和史学之1等等,就好计算。耶稣是一个何样之1,就是问题。说他是三,也是一个说法;虽然,此说法在耶稣去世后几百年,莫衷一是,为此争论,大多数非议者,成了死鬼,没有受神眷顾,被烧死,或者被边缘化。

于是,上帝之N种存在和到来,就成为一个模糊哲学。关于他和他的故事,也成为1以外的所谓象征主义诗歌。就是说,他的文本涵义是模糊的,其中的文本是诗歌,不是叙述,更不是记载。就是说,约翰的鱼,金币,耶稣的饼,酒和羊,是其是,也不是其是,是一个传说,历史,也不是传说,历史,是耶稣的历史和非时间性的记述。尼采说,耶稣那里没有历史的时间概念。因为,他基督之几度来临,除了他知,无人知道。虽然有人做时间计算,说他N年,是二度来临,等等,但是他来了吗?在我们人类的意义上说,他来了吗?据说,他是来过,在复调的意义上来过,就是到了天上(这等于是啥也没说)。

他的生和死,也是复调(记得巴赫和巴赫金的复调就是如此)。他没有人类意义上的生死吗?说他生,他是为死而生,是来为人类受难的;说他死,死,是为了生,也可以不死,复活;死,为了所谓新世纪;几次屠戮犹太人,毁灭耶路撒冷,就是为了新生。在希特勒屠戮犹太人的时候,也有人跑出来说,是为了新世纪(见《倾向》杂志)。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怪怪的,很有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像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的词体不对位说。这个密码,今天的作用还有,就是,他的改变以后的宽容性,和现代社会的宽容性,取得了一致。但是,请注意,这个宽容性是历史的产物,不是耶稣本人在其门徒之《罗马书》等文本里出现的独断论。那里,耶稣说,要杀尽犹太人含孕妇和婴儿(伏尔泰曾经为此做过一剧:《扫罗》。在此剧中,撒姆尔对亚甲说,“(对扫罗)前犹太王扫罗啊,上帝不是派我传命于你,教你杀尽亚麻利人,不得宽留妇人或婴孩吗?”)其宽容性,其实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渐次到来的宽容性。在其从耶和华转变为耶稣,再转变为其门徒和学者如圣·阿奎纳,圣·奥古斯丁的时候,他们主张杀戮之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还为此发生争论。

杀,无赦!是他们基督教和十字军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延续,由于文明本身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改变,一,是圣徒们,教会势力,教皇和世俗社会的互动和牵制,带来的改变,二,是教会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三,是政治势力本身的改变。政客们从听从诸如马基雅佛利和伊拉斯谟等人的,不要触动人们的宗教利益之劝告,产生过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发展到拿破仑之自我加冕希特勒之挟制教皇,教会势力日渐式微,以至在自由主义者回顾宗教势力的时候,就会有伯林和哈耶克等人,出来抨击之,否定之。连比较温和的穆勒也这样说道:

“父亲教导我说,‘谁创造了我?’,是无法解答的难题,因为接着人们必然要问,‘谁又创造了上帝?’”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句极端简单的话,指出了最初起因这一论点的荒谬。”(见《约翰·穆勒自传》笔者不久前看到郭大力先生三十年代的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很少关注此一课题,或者是将基督教持拿来主义者之态度,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前辈,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刚好相反(我不得不提起一些值得尊敬的先生们都持有此观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深层次的观念,就是反对宗教的积极自由用心。柏林关于积极自由之说法,一个主要的论据,就是他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及的:

“在伟大的历史理想之祭坛上,诸如正义,进步,未来子孙的幸福或某一国家种族阶级的神圣使命或解放要求个人为社会的自由而牺牲。在这些理想的祭坛上,有许多人遭到了屠杀。这主要是肇因于某一种信仰,那就是,人们相信从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或许是在过去,或许是在未来,或许是在神的启示之中,或许是在某个思想家的心灵之中”

人,个体,现实存在,对于耶稣而言,是你的有限相对于无限之存在,你的个体相对于他(大写)的存在,是最高的存在,你跪在他面前,而你的现实很短暂,顺乎即逝,他的很长远,你在死后,可以体会于此。。。。。。

这和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此在”(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是个人主义本体论)至上,人(大写的人)的现实主义诉求,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之。这个和中国儒教的大小高下,轻重缓急说,异曲同工,是值得深思的。

何以现在自由主义国家和基督教并存无悖,互补互动,还有个教皇时时跑出来帮腔呢?实在是,因为我们看到,柏林们的,哈耶克的,更早的大,小穆勒的,边沁的,甚至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已经将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提及社会世人,而对教会势力敬而远之了。这个历史的演变,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常识;更不要说,他们的发展,尚可以容纳像尼采那样,将基督教说成是上帝死亡之墓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使得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耶稣,变得不那么权威,不那么“凡是”派,不那么真理化,不那么至高无上了。你看,等待戈多,不就是一个嘲讽老耶稣的“拿小说戏剧反党”的例子吗?

这个历史过程持续了几百年。现在的西方人,没有必要担心因为“相信未来”而丧失今天。耶稣为了未来,毁灭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历史,好像已经成为历史之终结。但是,他们保留了西方的“上帝之鞭”作为一种宗教遗产,就像华盛顿犹太纪念馆里,他们保存了无数双未幸存者幸存下来的鞋!这个悲剧,以示后人,说明,上帝的眷顾,摩西的法律[1],被西方人自己的命运嘲弄过。希特勒和上帝的关系这个课题,像幽灵一样困惑着他们。

他们现在要区别,并且已经区别了,曾经有过,现在依然存在的两个上帝,一个是在今天社会里,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的宗教存在,而另一个,是历史上全能全权的,无所不包,类似我们文革时期的,红宝书那样的“至高”存在。而所幸是,历史被今天取代了。

上帝是一个1,前此,我们已经说过;而我们还说过,他不是1,是N。因为,作为耶和华,他是反罗马的,(见旧约);作为耶稣,作为圣·保罗,圣·约翰,他们是不反罗马的,虽然他们违背了原教旨。反罗马人,还是被罗马人杀死了。但是圣经研究者中,含许多自由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指出,耶稣教的一个令人咋舌的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者,向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者的身份之转化;低俗而言,就是耶稣,从一个犹太人对于罗马统治者的造反派形象,向着保守派和代言者的形象之转变。这个转变,被尼采痛斥为病态,奴性和白痴心理,白痴行径。他连康德祈望于上帝之道德先验律令,也骂成是白痴之想法。尼采说道:

“最深刻的自我保存和生长法则正与此相反:每个人编造他自己的德性,他自己的绝对命令。

“还有什么东西会比自动自觉的义务更快地毁灭我们呢?这是一条笔直通向颓废,甚至笔直通向白痴的道路……康德变成了一个白痴。”(见其《反基督》一书)。

在尼采看来,一千年来,基督教造就了一所千年疯人院,使得人格存在转变为非人格的奴才性格之存在,而我们中国的鲁迅,则在痛补了尼采之阅读后,大叫阿Q来了,革命年,阿Q还在!他看到了尼采说的疯人院在中国,成了白痴院,奴才院。这个东西和基督教倡导的服从,驯化,当然有关。西方类似伊拉斯谟,和前此言及之马基雅佛利的基督教皇帝教育说,也许在历史上起到一些驯化皇上仪轨耶稣之作用(当然,奥古斯丁之“上帝之城”,更是对此所述周全),但是,那都是和我们中国人之不可知之,只可由之的教育一脉相承。清官论,天授皇权论,也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说教,即所谓内圣外王,很像新托马斯主义的耶稣“在心里”这个说法。

这个过程堪称有趣。一个被甚至是被希腊罗马神话召唤出来的耶稣,确实是一个心怀大志,天降大任于之的超人(柏拉图等人就说,耶稣这个单一神,会来!)。他的革命过程,就是他的传道过程。他被发行吟泽畔,历经世界苦难,以至有狂热之赴死精神。说,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悲伤……他生发奇迹,演说动人,行为可敬……他遇山开道,逢凶化吉,手到病除……以至他说,要死,要新世纪(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气概;见卡赞扎基的《基督最后的诱惑》一书。)

于是,上帝,他,只是耶稣吗?不。他是耶和华(一个涵义:反对罗马人和犹太上层),他是约书亚(一个跟随摩西制造法治观念,也许是法制观念者,当然也是造反派),他又是弥赛亚(犹太人之领袖之一,很像毛,列宁,卡斯特罗……),他是基督,是希腊化的异邦传道者(耶稣的希腊译名为基督);他是耶稣(一个西化领袖,被罗马的圣·彼得和圣·马可包围,主张上帝的西化和罗马化,死后被大异其趣,成为君士坦丁大帝的代言人)……

他们是谁?他,是谁?

我们也许不必要详尽地罗列前人写过的,关于圣经前后矛盾,史记有误,而又被一会儿历史化,一会儿诗歌化,象征化的那些文本,我们只要看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堡在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上,制定三位一体,耶稣神性的人为投票此一情形即可——就是说,耶稣的圣性,神性,是“多数票”决定的。其他文本的争议,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反对即是被屠戮,而以身试法者,就果真被屠戮了。这时候,造反派耶稣的影子,已经挥之即去也!剩下来的,就是对教皇和皇帝叩头下跪了,含思想信念之下跪。(当然,这个服从,是有限度的,在中世纪的服从运动里,大量的艺术和哲学典籍,赖上帝而生,教皇和君主之间也产生了积极意义上的紧张关系。)这个偶像崇拜,也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和现代、后现代派之病诟,留下伏笔。因为,前此说过,上帝之1,本来就是后现代和未来之象,起码,至少是三位一体!?于是,在伟大的中世纪,由此紧张关系带来的思考,产生了忽也上帝,忽也人格的二元艺术。据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需,人们只能完成其责,时代之责,而不能超越。服从之下,也带来旷世之举,之创造和发现,就像最悲观的佛教徒所具有的极大能量一样。但是,服从,不是窒息,也许有好的服从,或者不服从(运动)。我们要辨析的是,基督教的服从之负面影响,在其他小意识形态领袖人物中的再生。他们确实把服从变成了窒息。

考茨基在他著名的《基督教基础》里揭示道,在基督教罗马化的过程里,一个曾经是弥赛亚的耶稣,已经转变为所谓异邦化,罗马化的保罗和彼得;关于这些个伟大人物,考茨基以为,罗马人是用逮捕之的做法,为他的传道服务。。。。。。;而尼采说,保罗是一个虚伪之徒,伪币制造者;而笔者以为,保罗,戏言之,就是马克思,列宁而言的修正主义者,是那个时代的考茨基,只不过意义刚好相反。

考茨基说道——

“我们从门徒买刀和宣传对于富人及权贵憎恨的耶稣,现在却忽然转到这种上述的教理,其变动是怎样的巨大啊!从最严厉地诅咒罗马及其同盟诸王的约翰启事录时代之基督教,现在却忽然转到宣传服从罗马教义,其变迁是如何的厉害啊!”

他指的是新、旧两约,对于罗马人态度的判然相左的转变,是犹太人和罗马人,相对于其主子的两种不同的效忠,是反叛和服从,两个截然不同的引导或误导,是原教旨和现教旨的本质区别。我们很少请教今天的犹太教原教旨遵循者,对于耶稣和其老上帝耶和华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在罗马,只有圣·彼得、圣·保罗教堂,没有耶稣大教堂。这是耐人寻味的。

于是,自那个历史开端以降,也就是在保罗的教义,转变了耶和华的教义以后,宗教学者和一般信众关怀的,只是“凡是”派式的服从和信仰,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叶出现的质疑浪潮之发生。我们极有兴趣地提到美国作家的文本和电影。一个,是将耶稣还原成为人的、并非中性而生的人子的小说《达·芬奇密码》。那里说,耶稣和抹大拉是夫妻,且有子嗣。再就是,为罗马人张目,贬斥犹太人的『耶稣受难』。角度截然相反,但是,反思之潮再度涌起。

伊拉斯谟曾经和路德有过反思上帝全部历史的严重争论。但是他说过,如果我们公诸世教会的分裂态势,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见《文明》一书,K..CLARK)。所以,我们也同样产生此虑,如果将耶稣的身份真实化,世俗化,西方文明的后果,亦不堪设想。但是,我们还是要从神秘主义的臼穴里超脱出来。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宗教或者说伪宗教历史轨迹的线索:

由不满产生反抗和信仰,由信仰而赴死抗争,由抗争而夺得权威权势,由权势而停止和制止反抗,由制止反抗而转为服从,由服从而转为新的迷信,由新迷信而转为愚昧和白痴心态,以及疯癫状态的奴性。。。。。。

这个过程,是值得玩味,值得思索和痛加反省的。因为,这个过程,被时间证明,是我们东西方人类共同的迷失。找回迷失,西方是用了怀疑论的办法。如穆勒和后来的罗素们对第一存在的置疑。而东方的方法,是祭上无神论的大蠹。而无神论之变异,则从另一端,偷换进伪上帝说。这个过程里,所谓理性和理想主义,确实起到很大作用。吊诡的是,社会主义者们的无神论说教,没有取消某种形式的信仰,而信仰,是可以改头换面的一种偶像,就像旧约和新约,可以互相改头换面。这个换头术,则为社会主义最极端的个人迷信的内容和形式,打开门径。

如果说,社会形态和自然形态,是人们区别是否进入政治社会的两种形态,那么,契约,则是这两种形态过渡时期的产物。如果说,民主宪政起源于圣经,严格说,是摩西的律法精神,-,那么,耶稣前后成为悖论的言说,刚好为违法,违宪,提供了最初的开端;二,我们一向所说法制和法治的区别,不只是制定法律,而重在执行之的建构和人选及其监督机制。所以,三,中国人的儒法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基于讨论如何负起对天之责任之事,也是世俗要对天负责;可是,老天爷和上帝往往是视而不见,唤之不灵的。

最后,英国的宪章运动,也有一条走向现代化之路,而非古代化之路。在边沁们多少更动过的自由主义的功利原则之中,圣西门社会主义学说之精神,产生了对于老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毕竟,自由主义者那里发生的情况,不只是效忠上帝的问题有了改变,而且是人们,人类自己,发现了制约和制衡自己的法律,而这和怀疑上帝的反思相辅相成。一如前言,我们没有否定摩西造法的精神因素,但是我们相信,人类以后的作为,才是固定法治现代化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权力制衡的法治精神,在孟德斯鸠那里,已经说清楚了。而孟德斯鸠,据说,是在英国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才有此一大发现,即蒙塔古说的,“当英国人民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冲突中止以后,政府的权限和反抗的权限等问题大大失去他们以往的重要性。由于孟德斯鸠提出主权者的权力划分,以后及划分会带来好处的学说,一系列关于主权性质的专题论文纷纷发表。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一章第六节里,孟德斯鸠宣称,主权职能的划分在英国已经做到了,而且这就是英国自由的秘密所在。”

这就是说,主权和权力划分,是在阶层和解的时代做到的。而且,法治的关键,是权力的划分,也是施行自由的秘密。这是法中之法。摩西,也许不太可能看到这一点,耶稣没有,苏格拉底和西赛罗,也没有看到,他们只是主张一种抽象法制,抽象的道德呼吁。这个呼吁,在哈德良和奥勒留那里,也是可以说说的。(这好像我们小时候读到列宁的话,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学说之关键,关键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在人类社会分享权利,制衡权力和实现人格的法治尊严的社会形态里,上帝有无其应有的位置呢?有,也没有。因为,最终,其实是大写的人,规定了上帝的位置,而非相反。也许,话要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权利的分治,则最高权利(领袖)和制度(一般而言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上帝化,神圣化,迷信化,取代人化,即人格化的自由主义。无神论,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则是把上述“几化”偷换为新的迷信,就是赫鲁晓夫最早批判的,那个无神论化的个人迷信。

我们是在隔了近半个多世纪,才看到他的那份著名的报告。这类迷信,中国人很熟悉。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们,主要是在思考,在那个迷信神话里,人性曾经堕落到何种的程度;就像以后几个时代的人们,看到我们的愚昧,会感到好笑一样,我们现在看到宗教历史里,异教徒受到的迫害,如古老的圣巴托罗缪之夜时,也感到莫明难解。其中的缘由之一,就是有N种伪基督之降临!

基督“二次降临”之说法,除了在类似叶芝们的诗歌里有所描述外,更加可信的是,上帝没有真的降临,是希特勒们的降临。他们屠杀“异教徒”,再现宗教黑暗时期的故事……

只是,我们还是要区别前述所谓“服从”的精神内涵中,有着如何的区别。在中世纪,服从,带来痛苦,但是,也带来那个时代的文明、道德和智慧。这个服从,和对于希特勒们的服从,大相径庭。因为,上帝有文化的内涵,而希特勒们,则是要灭绝文化;而中国人,常常只是看到所谓中世纪的黑暗。

一部叙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信仰基督的著作《论基督的大与小》(雷立柏著)说,他们(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思索何以西方的宗教信仰,会为他们的中世纪文明,带来如此规模的收获。雷立柏说,他指的是冯友兰——

“……可以看出冯友兰对基督教的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暗示’了现代科学,因为上帝的‘全智’成了科学的理想。另外,他强调,西欧中世纪上帝的外在性对于科学思想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经院哲学和科学观察有一个大家认同的明确方向与目的:证明上帝。

“他还认为,西欧中世纪的人只向天堂看,却不说中世纪‘入世’的一面。他不提西欧十二三世纪早已建立的隐修院图书馆,大学,大教堂,美术馆等:十二世纪的西欧已经进行了一种教育革命,法律文化的建立,政教分开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信仰的个体化,哲学与科学技术一步一步的革新。”

这个陈述很重要,也见出年轻一代西方学者(雷氏是1967年出生)的见解之到位,因为,毕竟那是他们的文明。当然,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以基督教文明,会超越古希腊民主文明而占领西欧。这个问题,也就是柏拉图对于耶稣降临之预言问题(有学者如朱维之就说,是中世纪的隐修院,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最终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可以以此文化为基础,来抗衡基督教精神)。

可是,在同样记述这一段历史的西方人数不清的著作里,我们还是看到了中世纪宗教窒息的记载。全部宗教迫害在J.B柏里看来,起源于圣·奥古斯丁援引之圣经里的一句话,“强迫他们进来”!

于是,柏里依次介绍了起自十二世纪末,教皇英诺森第三统治以来的大规模宗教迫害。而十四世纪,由于欧洲瘟疫遍地,遂出现耶教毁灭所谓巫术之运动。对于黑死病的恐惧,致使大规模的屠戮成为可能。“由是审判巫术的案件日多一日,自后三百年中,搜索巫术,刑戮巫人(大多是妇女)就成了欧洲文化显著的一个特征。其说法与逼害都是圣书上拥护的。‘你不得容忍着巫人而生存于世’,这是最高权威的明白告诫。”这是英诺森第八所发的敕令。而祈望终结于兹的文艺复兴运动,则诉诸回到古代,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这是对于柏拉图预言耶稣的一个否定之否定(人们也注意到蒙田等人关于复兴古代之说,他祈望追回一系列罗马哲学家的观念之回声,回到非基督世纪的思考生活里……)。

而宗教改革的人们,按照柏里的看法,也是在非自由主义,非正统神学的领域里打转转。他们的不宽容精神(如加尔文),没有给出自由之余地。所有的改变,正在等待一个宽容的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于出版《论宽容》的时代……

所以,理性对于宗教,自由对于民主,成为历史和现实思考的两个座标。理性的启蒙,在呼吁宽容的同时,可以产生对理性本身的怀疑;而对于理性的怀疑,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这涉及到语言学上的词/体辨析);而科学之理性,不可以反过来重复宗教的不宽容。这个莫大的嘲讽,在那些制造伪基督的小意识形态领袖身上,成为硬币之两面:他们制造伪理性,来“教育”人们,说,只有“这个”,“不是巫术”,上下古今的一切文化遗产,可以统统归咎于巫术文化,牛鬼蛇神。于是,在一百多年前,人们提出的科学口号,由于没有其宗教宽容的补充,而最终成就为一个假理性,或者是工具理性。它相对于本体理性,就是重复手段高于目的,历史的教训则是,甲午战争中船坚炮利、奇技淫巧之政策的失败。

总之,在辨析基督教文明正、负两方面的历史遗产时,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的,及苏联的集权时代,是耶稣罗马化后一段时间里,排除异己,惟“耶”独尊时代的重复;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确实在小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那些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演,他们汲取的,只是那个小之又小的游戏规则,奥维尔动物园里的游戏规则,古拉格群岛的游戏规则。我们只是说,耶稣有可被利用的地方,因为,他可以被利用,如此而已。

上帝来中国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他以为,佛大,道次之,耶小。

耶稣在中国有作大之可能吗?利马窦是在明万历年间到中国,而汤若望,则是和那个朝代几乎同时寿终正寝,他逃过了朝廷对他的陵迟处死。他们前后,还有一些传教士来过。他们在中国“有如登月”,险象环生,也有不乏受到皇宠之经历。

其实,与其说是上帝来过中国,还不如说是欧几里德来过。因为,无论是利马窦,还是白晋,他们对于这个被皇权统治,且有着自身信仰的民族,有用其“奇技淫巧”来敲开其文明之门的心计。没有看见任何一本传教士的书,把类似“上帝之城”的政治内涵介绍于国人。此为他们遮蔽上帝的证据之一。

之二,他们很少就基督教世界的种种真相,在传其真经时告诉中国人;就是说,他们没有介绍在西方发生的,种种对于上帝的怀疑之举。这就牵涉到他们自己如何看待上帝之问题。中国人为何要在佛陀,神仙和孔孟之间,择异地之教而放弃自身的宗教呢?

三,传教士们知道,在权衡上帝之旅的时候,不可以操之过急地,直接向华人讲到上帝的种种情形,因为上帝之诞生,发展和灭亡(复活),对于有着自己之神祗的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相信上帝救苦救难,和相信菩萨和老道救苦救难,有何不同?用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之批评者的话说,就是,“利马窦将自己只限于教授自然神论……不讲三位一体,也不讲道成肉身,更不讲救赎……中国朋友可能会认为天主教只是佛教里特别的一种。”还说,利马窦把天主教解释为孔夫子主义。

但是,此书还是受到来自佛教的猛烈攻击。我们看到,三淮和尚和利马窦之间的那场著名的、不欢而散的争论。

“利马窦很快发现,和佛教徒争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见《从利马窦到汤若望》)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我们无法展开之课题。

在进行外国宗教之人类学对比中,除去上述佛、耶之争外,尚有孔、耶之争,道、耶之争等。在处理孔子死后可否进天堂的问题上,他们的神学,遇到了前所未有之难题。孔子之生死观,是很艺术,很真实的生死观:“未知生,焉之死”;和耶稣既知生,又知死,何其不同!所以,他们只能说,如果孔子也敬畏上帝,死后可以进天堂。这个说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些大言不惭的味道;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们说,这是不可知论。殊不知,苏格拉底,也是述而不作的。无知,是其知也!所以,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有些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知道入乡随俗,入乡随道。他们也在搞,将耶稣基督的基本道理,和中国传教之实践相结合;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懂,是耶教传教道路上的王明,博古了。

汤若望一度批评了那些操之过急之辈。

那么,带着上帝或者心怀上帝而来者,如何估价中国的政治体制呢?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因应上帝之文明及其政治架构呢?带着这些疑虑,传教士们果然开始考察,或者说感觉和领会中国的政治架构。一些传教士,并不同意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制约和制衡的结构和因素。他们写道:

“然而对于耶稣会士幸运的是,中国在理论上常被人说成是东方的独裁主义,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并不完全如此。在理论上,天子掌握所有的权力,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是在实际上,他的权力是打了折扣的,既来自好的一方的制约,也来自坏的一方的制约。宦官们就是这种制约中坏的一方,他们可以控制诸多与皇上接触的渠道……好的一方的制约来自遍布全国的正直的官吏,是他们负责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们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是有灵活处置的余地的,由此也制约了皇上的独裁。”“西方人对中国在中央集权的现象下存在着大量的分散的责任制和非集权的权力这一点缺乏了解”,(同上书——那本书?)是导致后来中西冲突之原因。

这个说法说明:第一,西方的学者和传教士已经了解了分权制在西方的位置和作用,他们的分权,其实包含了政教分离和上帝观念下的人人平等;第二,他们觉得,对于中国人,没有必要强调于此,因为,他们有他们分权的方式;第三,何以没有了解分权之中国,成为西方与之发生冲突的原因?如果分权了,西方就不与之冲突吗?这很令人费解。

正因为如此,利马窦,汤若望们,当然不可能向我们的老祖宗一丝一毫地介绍上帝之国之自由主义政治;介绍与他们几乎一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学说之概貌。他们在其国内,体制内,是否在思想上具备某种自由之精神,也不好说。至少,他们在中国,是依附在士大夫,甚至皇权身上,以传播不无开明,不触动体制的欧几里德西学等,帮助成就我们的祖先改革开放业绩。这就为几个世纪后,愚昧的中国朝廷,战败于日本和列强先进的政治制度,打下了伏笔。

对于中国人而言,不是缺少了神仙和上帝,而是缺少了摆平上帝和人的位置的艺术,缺少政治艺术里人文主义的形而上精神,而非形而下的宗教入世艺术。穆勒在强调新旧意识形态交替,出现新强权代替旧强权的情形的时候,告诫人们,不要对此放松警惕。(见《约翰。穆勒自传》)

事实告诉后来的中国信徒,如马相伯,英敛之,朱维之等人,上帝之中国行,应该和自由之中国行并道而行。而马相伯之基督观里,就开始出现议论现代政治的话题。他说,

“圣经为万法之根源故。无法律,非国家,……乃中国人劫有治人无治法,是说无治人则法不能行……故中国至今以不守法律为容。”(见马相伯《“圣经”与人群之关系》)。

这里,马相伯之法治之呼吁,也许已经一百年了,但是和者盖寡,屡试屡败。但是,将圣经和律法相提并论,在今天的文坛上屡屡出现,可见马氏等前辈之先见可察。

当然,耶稣的社会主义要素,在英敛之那里,是有回应的。他的大公报,虽然是严复的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而非穆勒严格的自由主义,但是,那毕竟是来自基督的一种大公无私之称谓。虽然,严复之倡导自由,首先是公,其后是私,是个人,这有悖于穆勒之原版(当然,公与私的界定很非口舌,有私之前提之公,也有公之前提之私,也有公私之私与公私之公——见『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导言)。

而贺麟,则引用拉斯基的话说,耶教,很像布尔什维克,是很真诚地传播其学说,严谨的信条,铁一般的纪律,对主义的热诚,……但是贺麟知道,也许过了半个世纪不到,他就明白了何谓布尔什维克之耶稣式理想社会。然而,无论是拉斯基还是贺麟,他们看到的最初的耶稣,造反派的耶稣和布尔什维克的耶稣,其行其迹大约是一致的。

这个线索,也就是,耶稣布尔什维克化于中国的轨迹。现在有人二度制造此轨迹,以求再次上路,是一个值得思索之事。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拉斯基不同了。

但是,进入上帝之城,还是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很大,很深刻,也有有志之士屡屡阐发,但还是应者为寡。这个阐发就是,耶教之良性部分的宣扬,和人性中恶之部分的斗争的永恒性问题。这个问题是,耶稣的道德化育人方针,有着其本身的矛盾。你救赎于人和人性,如果一,人性不恶,就无可救之(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救治之,不如说是限制之);二,如果人性救赎之后不恶,耶稣也将无事可作,耶稣不会容忍无事可作;三,如果人性本善,也无事可作(自由主义也不认为人性本善,而认为政府更不善。。。。。。)。这样看来,耶稣之救赎本身,就是建立在恶之前提上的。救赎之,与不救之,皆恶(历史证明,耶稣是大撒手的,洪水本来滔滔,他老人家是隔岸观火/水的。。。。。。)。这个理论和佛教之人人皆佛,皆善,皆空,不同。所以,自由主义要规束人性之恶,以造公共之善,也是把理论建立在恶上。

这个线索还指出,在规定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贺麟说,这是耶稣代替希腊罗马时代之原因)的诉求中,除了忏悔室,大教堂等基础设施外,谁能保证这种平等?是社会机构,政治制度,还是教会的宽容?

张东荪的有关讨论也是妙趣横生的。他说,“……怀特海以为科学是从神学中注重理性的一方面出来的,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是我认为西方宗教上的神学之所以能注重理性乃是由于将希腊哲学吸收到宗教内去了。”(理性和神学并行,大概还是要算圣·阿奎那之主倡。这里早就有了一个悖论,就是,上帝对人类而言是不可理喻的,要不理解也相信,也执行的;但是,宇宙和世界却是和谐的,美丽的,非非理性的。宇宙真的是和谐的吗?)

张氏也和贺氏一样,主张法律,法学之精神源自上帝之理性。

张东荪在阐述了“中国没有个体哲学”以后,转到对于东西政体的对比。他的大意是说,西方有赖于教会对于暴政,暴君之牵制,有政教对峙抗衡之法则(或者说是内在法则);而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就失去了这种对峙和平衡。在西方政治中,教会势力如何控制甚至超越政治势力,成为一元化,也是值得考虑的历史现象。

张说,耶教是对社会之软心肠之改造,社会主义是硬心肠之改造。但是,耶教何尝只是软心肠?所以,有学者指出,张的说法简单化了。

其实,刚刚讲过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之不可知论,很有些允许讨论,允许不同异见,给人说话之权利的素朴自由主义味道;而耶稣之全知全能,则很有点知识权力和专制权力之味道。这是认识论,也是本体论,总之,是一种精神考察上的分野。而且,希腊悲剧和耶稣的悲剧,取向不同。一个是放任之法,一个是拯救之术,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希腊人是恶之化身,没有绝对正确之概念。这个正确,来自耶稣,因为一切以他为准绳。希腊神话里的人的命运,七情六欲,光芒四射;而耶稣之悲剧,是信天理,灭人欲,是为了“正确”可以行一切无法无天之事,作为观念之树,压倒生命之树。

最后,乌托邦和耶稣之天国,是否永远变成“欲上天堂,实下地狱”之结局?

在实现了自由主义之各种诉求的国度,人们如何进天堂?

这些问题,也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是中国人离之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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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已经证明,『摩西五经』并非摩西本人的作品,而是各个时代的杂凑;尤其是关于法律的『利未记』,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产物。见『思想自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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