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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改革宗神学论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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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宗神学论文化使命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神学原理讲义》
            
            信仰是文化的根基,文化是信仰的外显,学术是文化的精华。基督徒当立足圣经中所启示的信仰真道,积极地把信仰贯穿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学术方面更要精益求进,为万民树立真理的大旗。
            “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学术。”此语出自中国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先生,反映了新儒家的洞见。对于基督徒而言,更是如此。基督教要在中国扎根立足,既要落实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也要体现在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上。
            历史证明,基督徒最终只有学术上占有领先地位,使学术领域也归于基督的王权之下,才能全方位地影响、祝福所在文化和社会。基督徒对文化和学术的忽视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梅钦在二十世纪初就严肃地指出:“即使我们用改革者的热情传道,如果我们任凭整个国家或世界众人的思想被所谓的逻辑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驱策,仅仅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无害的幻想,那么我们的成功之处不过是零零散散地赢得落伍的人……今日学术上的思辨,也许明天就开始驱动大军,推翻帝国。”[1]诺勒在反思福音派对思想和文化的忽略时指出:“在教会历史的各个高峰时期,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深远的基督教影响,都是与深刻的基督教思想联系一起的。同时,在教会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严肃持重的人,他们的灵命发展并没有思想上的自觉性。但是,无论如何,通向危险的道路并不一样,但忽视思想的培养却导致一样的结果:基督教信仰蜕化变质,陷落在粗俗的谬误之中,甚至完全消失。”[2]本文主要从文化使命的角度谈谈自己对基督徒的使命以及恩福基金会文化宣教异象的认识。
            
            一.文化使命的重要性
            上帝所赐给人的使命就是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创1:28;9:1-2;诗8:5-8)。亨利·弥特指出:“罪并没有使上帝赋予人的这一文化的使命成为多余。罪既没有使上帝的吩咐成为多余,也决不会推翻上帝的目的。尽管因为罪的捆绑,我们今天无法完全持守上帝的律法,但我们仍然像当初的亚当一样,有责任如此行。上帝吩咐说:治理这地,开发这地,完成你的文化使命。今天这一吩咐仍然有效,正如当初上帝赐下这一吩咐时一样。”[3]
            其实,文化使命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使命,关键是建造敬畏上帝、尊重人权的神本主义文化,还是建造自高自大、欺天灭人的人本主义文化。我们都生活的一定的文化之中,每个特定的文化都处于转化的过程中。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使命和天职就是以身作则,传讲上帝公义的律法,见证基督恩惠的福音,不断转化周围的异教文化,拓展敬畏上帝的文化。假如基督徒在文化使命上消极被动,不仅会被边缘化,而且还会成为异教文化专政和压制的对象。
            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对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持乐观的态度。正统信仰之父亚他那修,曾经为真道多次被放逐到沙漠之中。然而,在其著作中,他仍然因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复活得胜而充满信心地宣告:“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黑暗就不会继续横行了。任何残留的黑暗都会被驱散。同样,现在,上帝之道已经显现,偶像崇拜的黑暗也不会再肆虐了,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被他的教导照亮。”[4]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腓德深信:上帝给基督徒的呼召就是“按上帝的蓝图改革整个社会,使其逐渐转化进入上帝的国度,在其中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5]
            荷兰神学家斯丘德博士在反思“基督与文化”的时候指出,“对于告白基督教信仰的人而言,最糟糕的是一遇到文化问题的时候就卑躬屈膝,小心翼翼地瞧着隔壁不信主的文化哲学家的脸色:他们会不会好心地点头赞同呢?基督教思想家和神学家逐渐屈服于非基督教的文士哲人,越来越妨碍为基督教信仰作出一直的毫不含糊的辩护。”[6]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面对文化的挑战,否则耶路撒冷就会一直处于雅典和罗马的阴影的笼罩之下
            在今日中国,由于基督徒不注重文化上的栽培,甚至放弃文化阵地,结果使基督教成为“愚昧”的代名词。更有一部分不晓得基督教基本教义,不敬畏上帝,不追求圣洁,没有合乎圣经的教会生活的人,却以“文化基督徒”自居,到处散播把世俗哲学与新派神学混杂在一起的所谓的基督教文化,把其他的基督徒都打入“无文化基督徒”行列。因此,真心渴慕荣耀上帝的人更当积极地投入文化征战,“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6)。因此,我们不仅要相信圣经启示的无谬性,更要相信圣经真理对时代的相关性,勇敢地面对周围的异教文化,从上帝的特殊启示出发,对异教文化予以了解,予以转化,予以更新。我们当发挥先知的职分,警告那些悖逆上帝的文化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和解体,那些在偶像崇拜种执迷不悟的个人必然走向地狱;我们当发挥祭司的作用,为周围沉迷于异教文化的人代祷,求主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识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独一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17:3);我们更当发挥君王的作用,当仁不让,敢为天下先,从攻克己身做起,奋发有为,带领自己所在的家庭、社区不断地改革,更加接近上帝的心意,使上帝圣洁、公义的国度不断在地上扩展。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既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一味夸大撒旦的影响,消极悲观,任凭这个世界腐烂衰败;也不要固步自封,闭门造车,不晓得当今时代的特色和精神,与真实的世界脱离联系;更不要骄傲愚顽,一味否定上帝在各个文化和时代中以普通启示为特色的工作。我们当以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为绝对的至高的标准,靠着圣灵所赐的大能大力,积极地主动地勇敢地全方位地在异教文化中做更新与成全的功夫,直到“世上的万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度”(启11:15)。
            在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奥古斯丁、阿奎纳、路德、加尔文这样的神学巨臂,达芬奇、米开郎基罗这样杰出艺术家,也曾经出现过布莱克斯通、格老修斯、孟德斯鸠这样的法学家,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过罗克菲勒、福特、卡奈基这样的超级商业巨贾。今日上帝的膀臂仍然没有缩短,他必在他的教会中不断地兴起真理的明灯来,不仅是教会得益处,更是要照亮整个世界(太5:14-16。
            
            二.堕落之后真假文化的对立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堕落后真假文化的对立性,否则我们就会只讲形式上的合一,不讲真理上的相异;只在表面上求同,却忽视在实质上存异。结果就会丧失基督教真理独特的“盐味”,最终被上帝抛弃,被世人践踏(太5:13)。
            人犯罪之后,上帝对撒但宣判:“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创3:15)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神本文化与人本文化的对立。使徒保罗指出:“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林后6:14-15)此处所指的不仅是婚姻方面,而是指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有着根本性的对立。
            在救赎历史上,以色列人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不明白上帝所赐给的启示的宝贵性,不积极去发展上帝所赐给的创造的大能,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去追求卓越,反倒羡慕异教文化,不仅随同外邦人一同邪淫,甚至把异教的偶像带进了上帝的圣殿。他们与异教文化同流合污,随波逐流,最终受到了上帝严峻的审判。
            目前在基督教世界内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文化的问题,但是因为没有在纯正的教义上扎稳根基,并没有用圣经中所启示的文化概念来更新、取代头脑中积染已久的各种传统思想,就缺乏来自圣经的旗帜鲜明的原则和战斗精神,只是不痛不痒地与世人一起谈论文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我们此处所说的文化宣教的真精神。谢文郁先生在考察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状况的时候指出:“我们考察了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三大思潮,即实践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后,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缺乏信仰。我们需要正确无误的和终极意义的信仰的引导。”[7]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缺乏信仰的问题,二是缺乏合乎圣经的信仰的问题。因此,在文化宣教的过程中,我们自身必须在真道上有充分的装备,在立场上有明确的抉择。
            
               三.耶稣基督是真文化的元首
            惟有耶稣基督是真文化的元首。在我们完成文化使命的过程中,我们万万不可为了迎合异教和异教文化,放弃、淡化“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林前2:2)。基督徒图的文化使命并不是一般性的文化使命,绝不是为文化而文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宣教而学术”,“为了见证基督而学术。”[8]
            基督就是真文化的元首。“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1:1)。“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来1:3)。“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2:3)。虽然我们周围都是异教文化,但我们仍当“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耶31:16),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后12:9)。“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赛33:16)。虽然上帝因着我们的过犯责罚我们,“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都取去”,“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结24:16,25),我们仍然需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正如当初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时所作的那样:“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但9:4-19)今日教会在文化争战中需要但以理式的祷告!
            关于如何在基督里看待文化,斯丘德有精粹的论述,引证如下:
            1.不存在所谓的“纯粹文化”,只有敬畏上帝的文化和抵挡上帝的文化,文化总是有一定的导向;
            2.不存在所谓的“抽象文化”,或者是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或者以人的恶俗为标准,文化总是有一定的标准;
            3.基督徒不是文化的“太监”,必须在敬虔的文化上“生养众多”,取代那些抵挡上帝真道的文化;一味追求偏离圣经的个人性的圣洁,回避上帝的文化使命就是犯罪;
            4.基督徒要正确地看待异教文化中普遍启示的成分,既不要盲目地崇拜,也不要盲目排斥或拒绝;
            5.基督是万有的主宰,也是文化的元首,上帝的旨意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
            6.惟有跟随基督,我们的一切文化活动才有真正的价值;
            7.每个人都当明白上帝对自己的呼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完成上帝所赐予的文化使命。[9]
            
            四.文化宣教与学术交流
            文化的动力来自宗教性的信仰,同时文化本身既是信仰的载体,也是信仰的外展。因此,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就是借助文化传讲福音,同时借助福音改变文化。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乃是文化发展与传递的重要形式。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使命的展开首先是个人的层面。每个基督徒都当把文化使命和文化宣教视为个人的呼召,“信仰圣经化”--将信仰完完全全扎根于旧新约圣经;“思想神学化”--用圣经中所启示的教义架构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情感国度化”--以上帝的国度为中心,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生活基督化”--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须自觉地效法基督,攻克己身。
            同时,文化使命的达成也包括机构性的层面,也要发挥团队作战的精神。恩福基金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宣教机构,去异象在于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形式向中国知识界传福音。这一异象绝不尽仅局限于中国的知识界,而是从知识界入手,直接影响整个的中国文化和社会。这恰恰是目前中国教会所缺乏的。基督教在西方两千年,整合希腊哲学和罗马政治,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观,关于基督教神学的书籍汗牛充栋,基督教神学渗透到各个学科,成为欧美各国的文化根基。中国文化的福音化在程度上要到达这样深刻,在范围上这样全面,可能需要不止一千年的时间。中华福音神学院戴绍曾院长(戴德生之曾孙)曾说:“要基督教在中国生根,中国人非有自己的著作不可”,“如果中国人没有著述的话,基督教只是‘洋教’,中国教会永远接不了领导世界福音的火把!”[10]。在为章力生先生《总体辩道学》所写的序言中,他敏锐地指出:“今日福音传入中国已百七十四年,仍未深深扎入中国社会。因着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成了世上最需要,也最难辩道的地方――除非在中国人中能有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又亲尝福音大能的辩道士兴起。”[11]因此,文化宣教不仅要破除传统文化对福音的拦阻,更是直接造就见证基督的文化精兵,彻底转化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历史性的神圣托付是华人基督徒不能回避的。
            德国神学家莫特曼曾经回忆他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捷克展开的文化交流:“我有机会向他们讲述基督教的信仰为何,基督赐给我们什么力量得以面对死亡,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内容无法提供任何解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后来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12]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莫特曼所谓的新正统信仰,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自以为真正热爱上帝,持守正统信仰的人,不去积极地走向世界,道化世界呢?!唯愿上帝怜悯中国,唯愿上帝感动更多的华人教会认识文化宣教的重要性。
            
            


            [1] J.Gresham Mache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 11,1913,p.7.
            [2] Mark A.Noll,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Grand
            Rapids:Eeramans,1995),43-44.
            [3] H.Henry Meeter: The Basic Ideas of Calvinism, Fifth Edition,
            (Grand Rapids:Kregel Publications,1967),p.85.
            [4] 亚他那修:《论道成肉身》。
            [5] B.B.Warfield: Short Writings,2:108.转引自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p.67.
            [6] Klaas Schilder: Christ and Culture,translated by G van Rongen
            and W. Helder, 1977.p.6.
            [7] 谢文郁:《失魂与还魂-中国文化的困惑与出路》,温伟耀、陈荣毅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从书”,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35页。
            [8] 陈宗清牧师:“文化宣教与十字架”,《恩福通讯》,第010期,2005年8月23日。
            [9] 参考Klaas Schilder: Christ and Culture,p.42-55.
            [10]参阅中华福音神学院院讯第二十五期。
            [11] 《总体辩道学》,第四卷“文化篇”,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87年,8页。
            [12]曾念粤:“专访莫特曼”,
http://www.godoor.net/text/shenxue/motem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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