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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信教文士对我们的意义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讲座教授)

 

 

 

 

 

 

  在中西文化互动交往的历史上,明末万历一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后,以基督教普世主义观念为基础,尽量寻求中国文化与基督教间沟通的可能,在明末中国士大夫中间,竟然取得不小的成功。这种「适应策略」与十六世纪基督教在美洲新大陆实行的传教方式全然不同,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所谓「适应策略」,即学习中国语言、尽量以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宣传教义,这与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所见到而且认识到的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采取「适应策略」,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亚洲国家文明发展水准较高,意识到不可能把亚洲人都变成西方人,于是表示愿意适应当地的文化。」

[1]换言之,耶稣会的「适应策略」是东西文化传统相遇之后,在互相大致平等的情形下产生出来的结果。不同文化要相互了解和沟通,就必不可免对与自己不同的异质成分采取宽容的态度,寻求共同点而避免夸大二者的差异。不同文化相遇,后果并非必然是所谓「文明冲突」,明末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时互相理解和沟通的努力,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例证。

 

  在利玛窦之前,很多传教士曾想进入中国而不能,利玛窦却独能成功,并使一些朝廷大臣皈依基督教。当中原因除了耶稣会「适应」策略的灵活应变,利玛窦声称基督教教义和儒家传统有相通之处,以较能符合中国文人思想习惯的方法传教之外,当然还有当时中国本身的思想文化环境提供的条件。在儒家传统中,本来就有把人心和宇宙相连一种颇为宏大的眼光。如果我们追溯这一思想的渊源,就可以发现在儒家思想传统里,在强调「夷夏」之辨的同时,又还有一种天下一家的普世主义观念。对于明末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西学虽然是前所未见的新知,但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将这种新知与自己的传统相融合的问题,而不是取代中国本身的传统,当时中国社会成熟发展的程度与西方相比,也各有短长而毫不逊色,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在文化等各方面,和清末民初以来的情形都有很重要的区别。这就是说,明末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取得一定成功,是当时中国本身的社会思潮与利玛窦所代表的耶稣会的「适应策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产生的结果。而基督教或西学与中国文化相遇时,如何相互理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在诠释学上极有意义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并不是唯一外来的宗教。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没有排他性一神论信仰独占主导地位,所以在对待外来宗教方面,尤其和其它一些以宗教信仰主导社会的民族比较起来,能够取较宽容的态度。

[2]因此,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时,往往比较能够与中国本身的传统相融合。印度传来的佛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汉代已经传入中土,而受佛教影响的中国士人往往以中国传统中的儒和道来理解和解释外来的新观念。经过长期的接触和融合,当然也包括冲突和排斥,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保留着外来宗教的本质。中国文化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收融合各种成分,包括外来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才得以发展出一个如此丰富宏大的传统。对于我们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士人并不是从一个弱势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明代的中国相对于当时的欧洲,也不是甚 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强权之间的关系,或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不平衡的关系。

 

  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来,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和思想传统并非完全没有契合之可能。儒家经典是中国士人安身立命之本,历代儒者都熟读经典,作出各种注疏和解释。在西方,基督教也以《圣经》为信仰的根本,各时代有对《圣经》经文的各种评注和解释。经典和评注正是形成诠释学传统的基本条件,所以无论中国的经学或西方的神学,都在诠释学上有重要意义,也都可以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相互参照、相互沟通。

 

  现代诠释学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充分承认任何理解都不是从完全无知到知,从事先没有任何概念到充分的理解。其实我们在理解任何事物之前,必定先有一定准备,有一定预期,用诠释学术语说来,就是有理解的「先结构」,有伽达默尔所谓的「先见」。

[3]伽达默尔在谈到理解和应用时,认为过去把诠释过程分为理解、解释和应用三要素并不恰当,因为这三者实在不可分,理解就已经是解释,也总有应用的因素。在回答阐释《圣经》是否可能完全不带任何先见这一问题时,德国神学家布尔特曼(Bultmann)首先说,如果不带「先见」指不预设诠释的结果,那 诠释不仅可能不带偏见,而且必须消除先入为主的偏见。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任何诠释可以不带先见,因为诠释者不可能是白板(tabula

rasa)一块,恰恰相反,诠释者总是带着特别的问题去扣问经文,或者说以一种特别的提问方式去读经文,因而对经文的内容已经有某种概念。」[4]这就是说,《圣经》的诠释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都和信徒所处时代和所面对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圣经》经文和基督教教义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 在明末的中国,在一个与欧洲很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里,当时皈依天主教的文士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不正是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提问方式去探讨得出的结果吗?这种提问方式,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希望在儒家思想和天主教神学中找到相通之处,同时也为他们新接受的信仰找到依据,建立合理性。

 

 

  这种希望和努力在明末清初尚有展开的空间,但在利玛窦死后不久,教廷内部掀起所谓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最后否定了利玛窦所代表的耶稣会「适应策略」的传教方式,使调和天主教和儒家的企图落空了。无论出于历史的必然,还是由于众多偶然因素的积累而造成历史的轨迹转向,总而言之,后来的历史不再为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与调和提供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人曾经有过的条件和机会。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又出现了与明末信教文士相似的情况,以比较平等的态度来重新看待西方文化的机缘。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历史,而且有助于了解后来历史走过的路程。

 

 

[1]Bonnie Oh,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E. Ronan and Bonnie B. C. Oh e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xix-xx.

[2]我曾以中国的犹太人为例讨论相关问题,参“Toleration, Accommodation, and the East-West Dialogue,

in John Christian Laursen ed., Religious Toleration: “The Variety of Rites” from

Cyrus to Defoe (NY: St. Martin’s Press, 1999), 37-57.

[3]「先见」德文是Vorurteil,英译prejudice,一般是「偏见」的意思。伽达默尔故意用这个词论证我们理解事物之前,必定已先有自己的预见,即海德格尔所谓理解的「先结构」。参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 trans. & rev. by Joel Weinsheimer &

Donald G. Marshall (NY: Crossroad, 1989), 265-85.

[4]Rudolf Bultmann, “Is Exegesis Without Presuppositions Possible?”, in Kurt

Mueller-Vollmer ed., The Hermeneutics Reader: Texts of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 (NY: Continuum, 199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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