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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看基督教对当代中国的可能贡献[①]

 

田童心

 

 

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历史都很久远,基督教、犹太教、佛教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伊斯兰教有1300多年的历史,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有1800多年的历史。宗教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同样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中。据最近的统计,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85%,约三分之一(22亿)是基督徒。[②]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在最近一次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依然有92%的人相信上帝。

    那么,一个马上涌出的问题是:活在这个据说已经拥有高度文明的世界上的人类为何还需要宗教?在中国的最近半个世纪,对于宗教的评价,简单的“幻想论”、“鸦片论”和“落后论”曾长期流行,这种局面的打破是从“宗教是文化”的宗教观开始的。[③]从这个理论缺口入手,中国学术界对于宗教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近年曾经在一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里认为宗教的存在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如侧重于社会角度,有政治、经济、教育、道德、文化等功能、作用;若侧重于个人角度,则有信仰、认识、调适、慰藉等功能。[④]

综合学术界近年来对宗教的存在价值的种种的评价,我们可以把宗教的存在价值归纳概括表述为宗教的三大功能:文化承载、社会整合、回答终极关怀。

1、文化承载。

考察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见,在古代社会,宗教在各个民族的存在状态往往既是特别居于一个民族的文化金字塔顶端,又常常笼罩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金字塔的整个全身。在人类文化金字塔上,政治的位置是较高的,政治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而处于人类文化金字塔顶端的宗教对于社会的笼罩影响力却少有人注意。很少有人意识到,任何国家的政治悲剧,任何政党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悲剧,准确地说,源于这个民族的信仰悲剧。由于宗教依托于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在塑造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方面具有其他文化成分不可比拟的深刻作用。在某个宗教长期笼罩的地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个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教化”,事实上这个宗教就成为了接受其传播的民族在一段历史时空里民族文化的承载体,在这个宗教里可以装入哲学世界观、政治法典和权力合法性解释、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的无形规范、个体人心的盼望和寄托、各类艺术(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的内容和风格、自然科学的经验积累和朴素解释等等。这种局面到政教分离时期开始改观,但是宗教对一个文化体系影响的惯性,直到各大宗教的世俗化比较充分地展开后的历史时期才可以不用“笼罩”一词来描述。虽然这种“宗教笼罩社会”的局面当今仅仅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面对各大传统文化体系的时候,实际上不能不说一定意义上就是面对各大传统宗教。诚如在《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⑤]“总序”中作者所指出的:“人类的一切宗教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历史、思想史证明了的普遍原理。” 著名新儒家梁漱溟先生说:“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我们知道,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之统一,却每都有赖一个大宗教。”并指出:“为了维持社会,发展文化,尤其少不了宗教。”[⑥]

2、社会整合

宗教的第二个显而易见的作用是不同层面的人群整合。今天,从个体民族部落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地区乃至到全人类,在这些不同层面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作为人群互相认同的宗教宣讲以及相应的宗教性质的社会团体。除了在全人类这个层面上的宗教宣讲外,其他层面上的宗教宣讲对于各自层面上的人群整合的作用,目前仍然无法避免理论上的排他性。很多学者也已经认识到,宗教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民族团结的粘合剂,也可以成为制造民族冲突的祸水。如何既发扬宗教的社会整合之利,又避免宗教在社会部分整合部分排他方面之弊,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涉及了宗教间关系究竟何种模式可取的问题。依笔者之见,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一个缓慢的伴随着各大宗教的世俗化或信仰非体制化过程的过程,在这个全人类视野遍及人心的过程中,非传统教会体制化的耶稣信仰可能具有独特价值[⑦]。即使是具有普世眼界的几个世界性大宗教的整合全人类的一些宗教宣讲,也仍然需要解决一个“教内和教外”或“信与不信”的问题。

3、回答终极关怀

在汉语语义上“宗教”之“教”也就是教化之“教”。在汉语里“宗教”一词的含义就是“以对超越者的信仰名义对于世人的教化”。故一个文化系统能够被称为“宗教”的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乃是对于超越者的信仰追求而不是体制,而超越者的“超越”也主要是指对于此岸世界有限生命的人格化的超越而非无生命的超越,追求生命的永恒乃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主题。德裔美国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广为世人熟知的一个命题,就是认为信仰是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终极关怀何以会发生呢?人在世界上的存在,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人和其他物种不一样的是,只有人才有思想,才会思考生死存亡这一根本问题,只有人才有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也只有人才需要给予人生实践以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根据,只有人才思考生命乃至宇宙的“阿拉法、俄梅戛”问题(《启示录》22章13节)。这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经验,《圣经》也曾明确宣告: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章11节)也就是说,人类的神性生命天然地追求永恒,人生天然地追求永生,终极关怀本质上就是对于个体生命如何超越有限的关怀。鲁迅早年曾经肯定地说:“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⑧]鲁迅所肯定的人心必有所凭依的内容无疑地也只能是终极关怀。在终极关怀问题上获得了解答和信仰,人心就可以获得安息和安慰,特别在现代社会,知识的无限爆炸使得人类越发感到自身的渺小有限,感到未知领域的广阔茫然,似乎人们为避免自我异化和生活的机械化,更加需要生命关怀和灵性超越。在当今世界,进化论在学术界存在的争议,一定意义上也对终极关怀话题的被重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下寻索,我们可以看见,能够彻底解决人生涉及永恒的价值烦恼的,不是酒色财权,不是死亡和睡眠,不是目前单纯和工具性挂钩的自然科学,也不是民主政治,惟有饱经人类历史风霜的各大传统宗教资源可以承当这样的价值维护使命。回答终极关怀以维护人类社会价值,这是宗教信仰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现代存在价值所在。倘若没有这一点,宗教信仰的文化承载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也就基本丧失了核心依据。

宗教的三大功能,可以从三个层次观看:最深层的是回答终极关怀,最表层的功能是社会整合,处于中间的环节就是文化承载功能。终极关怀通过文化承载而达成社会整合。

 

 

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有三种类型:1、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例如基督教);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例如道教);3、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例如儒教)[⑨]这些终极关怀类型我们姑且认为都能够带给人们心灵一定的安慰,都是有效的终极关怀类型。既然我们相信,回答终极关怀是现代社会宗教存在的最核心价值,宗教信仰的文化承载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都实质上有赖于它,那么,当我们考察基督教能够对当代中国提供何种贡献的时候,就不能不从考察基督教如何回答终极关怀入手。基督教面对诸多的终极关怀类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独特之处,使之区别于其他终极关怀类型甚至区别于第一类终极关怀类型中的其他有神论宗教信仰,那就是:以神圣者耶稣的亲自死而复活作为回答人类终极关怀的一个有力凭据,同时也自证了耶稣基督的神圣性,使耶稣能够承载万民的信仰。在人类历史上能够类似于耶稣那样宣告“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2章12—14节)的不足为奇,但是逻辑上能够自证神圣性的却在耶稣之外难寻。

由于耶稣信仰很妥当地回答了终极关怀,我们就可以从耶稣生平与教训里放胆地继续开出中国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处境下文化承载、社会整合的可能贡献方向。

在文化承载方面,基督教可以做出的贡献,其实是多方面的:

1、促使敬天爱人古老信仰的复活

基督信仰自从唐代开始来到中华大地,一千多年来几经反复,今天终于在中国民众中传播开来。其间有一条线索一千多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而且日益成长,那就是始自利玛窦的儒家基督徒信仰路线和儒家神学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就是重新唤醒中国人上古就有的上帝信仰以呼应基督信仰的传播。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振兴也被逐渐意识到。一批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建儒教的愿望。反省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坎坷运途,我们不得不提醒中国文化界明智之士,若要使得此次儒家文化的复兴能够避免宋明儒学导致的明亡清辱之后果,必须解决儒学价值体系的神圣依据问题。由于耶稣信仰空前绝后地妥当地回答了终极关怀,我们有理由认为儒家基督徒路线是一个值得在中国文化界鼓励的文化选择。耶稣在世时曾将一切古典律法概括为敬天爱人。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的道德律令。但是,由于在古代祭天长期被君王垄断而“敬天”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就长期被国人淡漠和遗忘,然而一个民族怎么能够长期没有一个终极价值依据呢?仅仅是向先秦敬天时代的复古当然是不现实也是不足够的,中华民族的终极价值依据必须更新,才能够获得复活。如何更新呢?保罗的一段讲论或许能够启发我们: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使徒行传》17章22、23节)

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都有或明或隐的寻根意识。一旦我们借助于耶稣信仰而明确地把从华夏民族古老典籍里梳理出来的宝贵神学教训肯定为关乎生命的真理,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天”就不再是“未识之神”了。作为中国文化主体之儒家的“天”信仰就会获得更新,中华民族现代的精神支柱就可能重新竖立起来,并且获得新面貌。

2、充实人文主义与纠正科学迷途

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马里坦(Jacques Martin,1882—1973)提出过有神论的“完整的人文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人文主义视野如果仅仅有“人”无“神”那是不完整的人文主义,必然会导致过分强调科学理性也就必然带来人的异化等现象。

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在付出生存环境的破坏甚至损失劳工生命等一系列沉重代价之后,中国的管理层终于向全社会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呼吁。事实上,中国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一直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国民在驱动科技力量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度忽略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生命幸福。近来,我们分明能够从中国的管理层向全社会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呼吁声音背后听到更新更丰富的“和谐发展、人文发展、绿色GDP、社会保障”等解释。对此声音,中国的基督徒应当坚决鼓励。耶稣在福音书里反复教训众人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马可福音》8章36节;《路加福音》9章25节)

基督教信仰不仅可以支持一切关爱民生的政治决策,作为信仰资源构成了对于一切奴役民众的政治行径的批判,基督信仰还在更多时候可以充实人文主义内涵,有助于促进社会形成人人互相尊重的和谐氛围。在基督教的《圣经》里,认为个体生命在人间具有无上宝贵的价值。因为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创世记》1章26节)。这“形像”与“样式”,在新约里更具体指明,是“真理、仁义和圣洁”,这是使人与所有受造物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新约福音书里耶稣用“光”这个词汇来表述人类生命里的神性形象。(《约翰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6章23节;7章12节;18章5节;22章37—40节;25章37—40节;《路加福音》6章31节)在耶稣的语境里我们理解到,人“里头的光”,并不会因为人类祖先的过犯而在人“里头”失去,人类的“罪”并不是人完全败坏以至于根本没有了“光”,“罪”实质上只是这“光”的被遮蔽,应当发光而没有发光。这光来自天父,爱人如己,爱人就是爱神的落实。这光是人类对于创造主奉行大孝义务对人类同胞平等亲爱的客观逻辑基础。与建立在相信人性彻底败坏的原罪论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相比,建立在对人性本质肯定基础上的人人平等更加积极,这里并不需要担心个人的自我膨胀自我神化和个人专制问题。因为神性生命人人皆有,不是某个人独有。产生个人自我膨胀和个人专制问题的真正源头恰恰可能在于个人并不相信神性生命人人皆有,并不真正尊重他人生命,也是并不真正觉醒自己的神性生命。

3、高扬经济诚信和积极财富观

基督教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上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衍生出一套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马克斯·韦伯把它和“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无疑成为了西方近代乃至今天的社会持续良性发展的精神资源。中国当今的自由经济正在日益展开,如果没有诚信和积极的财富观,单单追求眼前的财富暴利一定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在这个“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时代基督教的经济讲论应当被更多的中国民众重视起来,我们从福音书里或许能够领受更丰富的亮光:

经济活动应当首先讲究公开的诚信约定,经济活动非由任何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想当然来主导。(《马太福音》20章)

赚钱有理。做买卖赚钱是神圣的而非羞耻的。上帝鼓励按着才干索求责任以及适度合理的经济增长。(《马太福音》25章)那个“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和“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的仆人都被主人夸赞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善取钱财。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光明正当的。“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马太福音》6章24节)这里寓含着的教训,不仅是不可贪财,不可过分依赖钱财,还需要注意不可为了金钱而采取罪恶的途径从而得罪上帝。即使是有万国荣华的诱惑也决不可俯伏拜从魔鬼的道路。(《马太福音》4章8—10节)

善用钱财。懂得钱财是用来施舍的道理,生命是最大的财富,永远不能够把金钱作为敬拜的对象而把自己沦为金钱的奴隶。《圣经》教导人们,“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书》27章23-24节)“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申命记》8章18节)要善用钱财尊荣神,“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箴言书》3章9-10节)“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马可福音》14章3—7节)不可浪费,(《约翰福音》6章12节)要善用钱财去爱他人,(《路加福音》16章9节)“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6章20节;19章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马太福音》6章21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马可福音》8章36节;《路加福音》9章25节)决不能把财富看得高于真理和正义(《马太福音》13章22节),天国的进入根本上是不可以依赖财富的(《马太福音》19章23节;《马可福音》10章24节),应当把永恒的生命置于一切之上,把永生看为最大的财富。

4、肯定公仆政治和民本政治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路加福音》22章25、26节)

在福音书里耶稣并不质疑“君权神授”,但是他更期望跟从他的基督徒的公众管理模式能够真正实践“公仆政治”、“民本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学的神圣精髓不是“操权管束”而是“服事”。(《马太福音》20章25—28节;《马可福音》10章42—45节;《路加福音》22章25、26节)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历来也在努力追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民本政治,但是不可讳言,由于市场经济的背景,反腐败和避免权力失控一直是严峻的政治任务。法律和纪律仅仅能够约束国家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而能够约束他们内心的,能够把国家公务员的贪腐之心转化为勤政爱民之主动意志的,只有他们对终极关怀的认真思考。如果更多的手握权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言行和终极关怀挂钩,我们相信民本政治的深入实践一定会更加自觉努力和持续不懈,民众就会获得更真实的尊重和服务(能够对政治乱象说“不”是他们最起码的权力),中国的社会和谐理念就会更加深入人心。在这方面,基督教的资源值得全社会的重视。

5、移风易俗

当代中国基督徒可以做的移风易俗的事情很多。这里仅举一例。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大城市里,逢年过节也难免在大街小巷看见祭祀祖先的众多的烧纸景象,这个风俗严重污染了城市环境,毫无疑问应当革新。但是风俗又是政府所不愿以强制性手段干预革新的。这时,民众内心自觉的革新动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了。而基督教就可以提供这种移风易俗的内在动力。当今即使保守的儒家基督徒阵营也多赞同对于传统的祭祖风俗予以革新,更不用说那些激进的基督徒了。在逻辑上,如果明白华夏祖先的祭祖其实是祭祀那依旧活在上帝身边的祖先以祷告祈福,那么,在道成肉身的耶稣除去了人神之间的幔子,使得全人类每一分子都可以藉着祷告直接亲近上帝的时代,还有多少理由沿用旧礼仪记念祖先呢?

6、拓展艺术新境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感恩、悔改、自我牺牲、永恒、罪等等主题,是很少见于文艺作品之中的。一百年来,中国的音乐、文学、美术等艺术领域,基督信仰的主题犹如一股新鲜的清流从山涧到大河的奔走一样,日益成长日益澎湃起来。这个现象其实无疑是和中国百年来基督徒人口的成长有关。这个文化现象所带给我们的创造性的远景值得我们更加期待。基督信仰进入中国的文艺创作中,是基督教正在承载着更新中的中国新文化的最活泼的明证。

在社会整合方面,事情并不像我们一般学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以为基督教的社会整合价值单单就是巩固社会道德的宣讲,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化仇恨为宽恕,以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上起到扶危济困的作用。在社会整合这方面,具有建设性的神学思想所起到的作用可能对于人类未来更加深刻。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与宗教的社会整合行动相比,宗教的社会整合理论更加匮乏也更加急需,由于理论的匮乏,行动也往往难以深化开来。

放眼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唯有世界性的宗教值得我们正面评价其社会整合功能。但是,即使具有普世眼界的几个世界性大宗教的整合全人类的一些宗教宣讲,我们也清楚地看见其实也面临着一些困惑,即,如何既发扬宗教的社会整合之利又避免宗教时常呈现的排他性之弊,这个困惑集中在如何解决一个“教内和教外”或“信与不信”的问题。

在中国基督教方面,丁光训主教较早地意识到了此问题的亟待解决,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倡导“神学思想建设”,倡导解放思想的同时,亲自宣传了“宇宙的基督”的基督论。他认为,本质为慈爱的上帝所关怀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教会内部而是遍及宇宙。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宇宙的基督”的基督论:耶稣自己曾亲口宣告他“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翰福音》18章37节)。在这种“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视角下,耶稣的一生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万民万国所努力探求的真理本体展示和见证,深入的理论展开可见,这样的理解较好地弥合了基督教内部创造论与救赎论的神学矛盾,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教内和教外”或“信与不信”的矛盾问题。这样的理解,对于基督徒而言,一切的教外人士不再是“不信者”而是“未信者”。

只有在神学思想上愈来愈多的基督徒能够既坚持自己的信仰又能够开放胸襟,既肯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又友好地对待其他世界性大宗教,基督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正面实现。基督徒在讲坛上的道德教化效果和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所确立的正面形象就不会被排他论基督徒所抵消。

由于基督教在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上具有妥当的有力的回答,因而基督教在中国所呈现出的文化承载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就可能同样的有力。在未来时空内,超越了体制束缚的耶稣信仰还有可能会对人类各大宗教和而不同地整合全人类,产生重大和关键的影响。任何文化眼光不至于太昏暗的人,都不应当漠视广义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传播和在未来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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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为2009年南京宗教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

[②] 转引自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32页。

[③] 赵朴初居士曾经较早地在多次会议上和多种场合,反复阐明宗教是文化。

[④]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⑤]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共四卷),余敦康、吕大吉、牟钟鉴、张践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⑥]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97—99页。

[⑦] 参见拙作《不同文化传统的联结点》一文,载《基督教思想评论》2008年第一期。

[⑧] 鲁迅《破恶声论》。

[⑨]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三期第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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