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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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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张 斌(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二十世纪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美国 儒学 传教士 现代新儒家

 

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便开始了对儒家文化的介绍、传播和研究。十九世纪承担此项工作的主要是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的儒学研究建成体系,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学者和机构。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日渐重要,加上在美国的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作用,使美国的儒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取代传统的西欧成为海外儒学研究的中心。百年来的美国儒学研究对儒学的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对百年来美国儒学研究的各不同时期加以叙述和探讨,以期理清其发展脉络。

一、早期传教士的儒学研究

最早承担儒学研究任务的是十九世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述及近代来华的传教士的作用时,一直将其定位为为列强进行文化侵略服务的帮凶。如“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与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已有所不同,他们完全是本国统治阶级放逐来华的鹰犬。”[1]并由此彻底否定其进行儒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但实际上,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与英法不同,他们来华的目的大多是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福音,并兼而从事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以之作为传教的载体。“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传教士对中国实施军事和政治侵略活动,这不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而是被利用,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文化方面的贡献。” [2]来华传播并进行研究的传教士主要有稗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卫斐烈等人。1830年,第一个美国传教士稗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来华,1832年他创办《澳门月报》,开始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等状况。这是传教士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的肇始。同年,他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刊载研究中国文章达20年,具有很高的价值。1842年,美国的第一所汉学研究机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由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创立,它以“传布东方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学研究”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等刊物,并成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从而形成了初步的研究规模。1848年,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21-1884)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此书曾被美国各大学采用为中国史课本几乎长达百年之久。在书中,卫三畏盛赞孔子,称其著作“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 [3]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十九世纪70年代起,美国大学也开始设立研究中国的机构,并出版了一些著作。如1876年,在卫三畏在耶鲁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之后,许多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设立了类似的机构。主要著作有《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及其与基督教的比较》(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 New York, Scribner’s sons,1881),《东方宗教》(Oriental religions, New York, J. Fitzgerald, 1882 ),《龙,偶像,鬼神》(The dragon, image, and demon; New York, A. C. Armstrong & Son, 1887)等。美国传教士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多受到过高等教育。如据统计,1855年前来华的110名美国传教士之中,获博士学位的达23人,占20%多。[4]十九世纪末,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中来华的传教士水平更高。“1888年后,各地区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组织的秘书们在全国各地的数十所大学校园里找到了理想的志愿者。” [5] “神职人员是美国社会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之一。” [6] 因此他们对中国儒教文化具有较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为美国儒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传教士都对儒学进行研究。在对待中国儒家文化问题上,美国传教士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基要派和自由派。[7]基要派认为要传播上帝福音必须让中国人彻底抛弃儒家的“异端”思想,他们对儒家文化一无所知,力图以基督教取代儒学的地位。自由派认为传播基督教必须先在士人阶层中进行,因而必须对儒学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由此入手弘扬基督教文化。他们主张“耶儒合流”,力求使两者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吸引一批士大夫容忍甚至接受基督教,也可以使中国教徒感到基督教教义是更为完善的体系。” [8]从事儒学研究的主要是自由派传教士。传教士为儒学的开创性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传教活动,其儒学研究活动也是为此而服务的,因而其研究难免会有一些偏颇和不完善之处。而且其研究大多是从儒学与基督教的比较出发,以儒学概念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从而无法形成一套完善的哲学认识体系。在传教士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和社会也开始重视对儒家文化的研究。1869年,美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以种子交换清朝文献的要求。18696月,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捐赠了《皇清经解》、《五礼通考》、《性理大全》等10130函书籍,由此开始了美国图书馆对中文资料的收集活动,这批书成为美国图书馆中的第一批中文古籍藏书。1878年留美学生的赠书也为美国的儒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9]这就为二十世纪美国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做好了准备。

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儒学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后,在美国介绍、传播儒学的任务由传教士转到教会内或教会外的学者手中。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一是因为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传教士们可以深入中国内地发展传教事业,因而无暇顾及儒学研究。其二是因为1899年美国在东亚提出了建立“门户开放”体系的构想,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到来需要更高层次的中美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需要有专门的学者对儒教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学者对儒学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儒家文化是劣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弱势文化,其自身的惰性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这一思想深受当时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观点的影响。韦伯认为,儒教是一种停滞和保守文化的代表,与近代积极进取的基督教新教文明完全不同。“在儒家伦理中,自然和神祗、伦理要求与人之缺陷、原罪意识与救赎需要、现实需要与来世补偿、宗教责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关系,都付之阙如。因此,这里没有通过内在力量影响行为使之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杠杆。” [10]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凋敝,而统治者又借儒家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成分愚弄人民,因而使得许多美国的汉学家倾向于信奉韦伯的这种观点。如美国著名的教育史专家孟录(Paul Monroe)就认为儒家的教育制度“比‘西方民族’的奴隶制社会的文化教育还落后。”[11]此外,一些传教士对中国的歪曲、片面地介绍也为这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种以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兰雅(H. G. Greel)等人为代表,对儒家文化持一种肯定和欣赏的态度。顾兰雅认为“在很多人类群体中,孔子都被认为是许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近代西方的某些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孔子的思想发挥过作用。” [12]顾兰雅所指的,是儒学传入欧洲后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孔子及其学派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法、德两国。1718世纪欧洲思想界为反对宗教而主张哲学,故对宗教所以为异端的孔子、异端的理学,热烈的加以欢迎和提倡,但是由于法、德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这两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大体来说,同在孔子哲学的影响之下,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哲学当作唯物论和无神论来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则把它当作辩证法和观念论来接受。” [13]他还出版了许多研究儒家文化的著作,如《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中国的起源》(Birth of China, 1936)等等。尽管存在着种种分歧,但此时美国已开始培养出一支能与欧洲的汉学家相比美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如拉铁摩尔、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兰雅、卜德、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来资助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都曾大力资助过对中国的研究。[14]大笔研究资金的投入使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显著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已达九十个,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 [15]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也在此时出版发行。如1928年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1931年美国三藩市孔教月刊出版的《孔教杂志》,以及《亚洲研究杂志》、《哈佛亚洲研究丛刊》等。一些学术专著也在此时相继得以出版。如《东亚宗教》(The religions of eastern Asi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0 ,《儒学经济原则及其学校》(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1911),《中国宗教;世界主义,研究道教和儒教的关键》(Religion in China; universism, a key to the study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2)《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认识论》(Ethical realism in neo-Confucian thought, New York, 1933)等。儒学研究开始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对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初步探讨,形成了儒学研究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第一波冲击。“在大学方面,从事中国研究的有哈佛、哥伦比亚、柏克莱、加利福尼亚、芝加哥、宾西法尼亚五所大学。这些大学的研究内容都有关于儒学的课题。” [16]在研究资料方面,由于近代中美交往日益广泛和密切,中文资料大量流入美国。如1907年至1910年间,美国汉学家劳福在到中国考察之时为美国图书馆搜集到中文书籍三万余册。1904年至1908年,清政府又第二次向美国赠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得。美国还注重在中国民间搜集图书。如1929年在天津购得善本书两万2千多册。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战火,中国将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书两万1千种运至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了善本资料两万8千种,两万零五百卷,包括宋版书156种,元版书100种,明版书两千种,墨印碑文拓片七千种。192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设立中文部。到三十年代中期,中文图书已有十三万五千册。[17]此外,哈佛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书。“总计美国图书馆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三零年十二个藏书单位如藏中文书已达三十五万五千册,供研究儒学的资料大为丰富。” [18] 再加上美国学者所撰写的英文著作,美国已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尽管此时美国学者所开展的儒学研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但由于美国与东亚地区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中美之间文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对中国儒家文化研究的工作十分重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的儒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儒学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儒学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得到更广泛的发展。世界海外儒学研究中心在这一时期由西欧转移到了美国。其原因在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重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1年的朝鲜战争,使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空前提高,这就促使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上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来到美国,如君劢、贺麟等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如陈荣捷、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刘述先等人,在美国开辟了儒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们不仅将前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方东美、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传播到美国,而且自身也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从而使美国儒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这一时期美国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美国中国学奠基人”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的中国学。” [19]“试图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儒学,为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历史依据,这是费正清儒学研究的显著特征。正是基于此,它简单的讨论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对政治的影响、儒学的变革以及许多西方中国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等方面,并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描绘中国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20]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是美国研究中国的最重要著作。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这一机构在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此外,1956年,他还与芮沃寿、雷德菲尔德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中国思想委员会,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著作。这一时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进行儒学研究的学者出版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著作,主要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1950),《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ese Coast,1954,《中国对西方的反映: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37,1954),《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1965),《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7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Revolution, 1800-1985,1986),《观察中国》(China watch,1987),以及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顾兰雅的《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Tse-tung,1959,《中国战略技术的起源,第一卷:西周帝国》(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1,The Western Chou Empire,1970,《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一个中国政治家》(Shen Pu-hai,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1974,芮沃寿的《中国思想研究》(1957),尼文森的《行动中的儒教》(1959),《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1956),威尔﹒杜兰的《中国与远东》(1978)等。而且,英美合编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列出了“儒学”条目,美国学者编著的《美利坚百科全书》中列出了“孔子”条目。但是,此时美国一些学者仍未摆脱传统观点的影响,认为儒家文化中虽有完备的伦理道德思想,但在中国向近代转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列文森(Jososeph . p. Levenson)。如他说:“他们凭借威胁(官僚的榨取)和引诱(这种不公平的考试制度能使社会上下流通)相结合的手段,仍然有能力是任何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革命性冲动流产。在这个官僚社会里,儒家学问不具有任何实用性,但它又特别有用,而且绝对需要。” [2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中国观的烙记。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和美国国内华人社团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美国的儒学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从研究经费上看,1933-1945年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投资是74万多美元,1946-1957年增至347万美元,1958-1970年则高达7千万美元。而且图书资料也日益丰富,到1980年美国的中文藏书已达750万册。[22]美国的数十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均积极从事中国学研究。一批对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体系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活跃在舞台上。比较著名的有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郝大维(Hall, David L)、安乐哲(Ames Roger T)、施华慈(Benjamin Schwartz)、蒙罗(Donald Jacques Munro)、柯雄文(Antonio S. Cua)、艾尔曼(Elman)、张灏、秦家懿等人。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对儒学进行一般性的了解和介绍,或对儒学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儒家文化千年发展史的分析研究,探讨儒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而且,其眼光也不再局限于对儒学的现代性阐述问题上,而是要对传统儒学进行超越性研究以探求儒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对儒学的宗教性进行研究和阐发的取向也越来越明显。认为“儒学在东亚更新的历史,将为21世纪提供多项学术研究的课题。” [23]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更加注重对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启发问题的研究。而且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对儒学的宗教性阐释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问题上。一些著作就反映了这一点。如《儒学和新儒学哲学的新维度》(New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y,1991),《波士顿儒教:后现代世界的传统》(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modern world, 2001)就反映了这一点。如今,美国对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集中就典型的英语文献而言,多数当代儒学研究的著作可以大致分成三类:制度性研究、生活-时代性的研究以及伦理-宗教性研究。” [24]这三方面的研究均出现了大量成果,代表着当今世界儒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四、结语

美国的儒学研究虽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经过传教士介绍传播时期和学者专门研究这两个阶段,业已发展成熟。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儒学,对于儒学在现代的发展和现代性的阐释上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精通西方哲学的美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优势,探索中国哲学的奥义,可以开阔中国哲学的视野,能弥补中国大陆、港台学者的不足,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开辟一条重要途径。” [25]另外,美国的儒学研究也可以使美国能够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从而更好的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这为中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融会搭建了一座桥梁,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3]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一卷663-664页。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7页。

[4]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5] Valentin H. Rabe, “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5.

[6]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7] 同上,第26-27页。

[8] 同上,第43页。

[9] 胡国强《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中国藏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Hans H. Gerh,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235-236.

[11] 陈景磐《西方学者孟录、顾立雅等论孔子的教育思想》,《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41页。

[12] 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3]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4]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15] 同上,第207页。

[16] 同上,第208页。

[17]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部》,《光明日报》1984424

[18]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

[19] 侯且岸《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8页。

[20] 张立文、李甦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21]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22]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页。

[23] 白诗朗《儒家宗教性研究的趋向》,《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第30页。

[24] 同上,第30页。

[25] 施忠连《现代新儒家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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