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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耶利米两种形象的今日启示


孙琪


 为了纪念中国最早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我们延续端午节的传统,正如犹太民族纪念耶路撒冷沦陷时,定要吟唱耶利米的哀歌。为什么要在今日提起屈原与耶利米?二者有何相似之处?会给我们今日的基督教会和信徒生活带来何种启示?
   
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人,出身贵族,才华横溢,深受怀王信任,后遭陷害,被怀王疏远。屈原上疏主张联齐抗秦,但怀王不纳忠谏,以致客死于秦。顷襄王继位后,又信谗言将屈原放逐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在遭疏远和流放期间创作《离骚》、  《哀郢》等著名诗篇,借香草美人塑造了自己内外修美,决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清高形象,表明为国为民,希望楚君能任人以德,以尧舜禹为典范的政治理想,虽然被流放,但仍心系故土,“伤余心之忧忧,览民尤以自镇”(《哀郢》),为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伤怀。司马迁被屈原对故土的热忱、对信仰的坚守所感动,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劳伦斯·A·施耐德说:“每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自己所需要、所解释的屈原。”

在汉代,人们发现了屈原诗歌中的怨怼(dui)情绪和忠贞精神,贾谊作《吊屈原赋》: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借屈原哀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

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忿怼(dui)沉江”;王逸则认为屈原是“杀身成仁”,虽其诗歌中有刺上之言,但绝无怨君之意。唐代文人侧重以屈原抒写心中的不平,他被视为骚人迁客的知己。

宋代儒学复兴,朱熹调和屈原个性中“怨怼(dui)”与“忠贞”的张力,以儒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标准重写屈原,使之成为具有抗争精神的忠君爱国者。

明清之际,奸佞当道、政权鼎革,文人再造屈原形象以表自己的忠贞,屈原不再“怨怼(dui)”,  “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

为了塑造“屈原”完美的儒家中庸形象,学者汪瑗甚至提出屈原绝非投江而死。

进入二十世纪,屈原完美的儒家形象遭到了挑战,屈原成为了敢言的斗士,卓尔不群的反抗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代表了“知识分子肯定自我与社会,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普遍精神状态。”
   
屈原形象的多面性体现了不同时代社会价值观的自然多样性,但是历史积淀下来经久不变的屈原文化价值则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高唱着“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肯随波逐流,坚守“道义”的品质。
   
对基督徒来讲,耶利米的故事并不陌生。他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屈原300多年。公元前627年耶利米蒙召,奉神的差遣传达信息,但因为逆耳忠言被同胞痛恨,一再忍受鞭打、囚禁等逼迫。虽然耶利米也曾为此抱怨,但仍坚定耶和华与自己同在、必将拯救自己的信心。因犹太人对耶和华的背叛,他做出巴比伦军队攻破耶路撒冷,打败埃及的预言,并主张犹太人应顺服巴比伦人,接受他们必定长达70年的统治。巴比伦大军攻陷耶路撒冷时,耶利米受到巴比伦王优待,可以一同前往巴比伦,但为了实践承诺,他选择留在耶路撒冷与贫穷的同胞一同面对劫难。此后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背叛了巴比伦,耶利米被迫同他们逃亡埃及,在埃及殉道。

《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为坚守信仰,甘于寂寞、忠于所托的爱国者形象。耶利米在哀歌中描绘耶路撒冷被攻陷的凄惨景象,为被杀的百姓昼夜哭泣,因此被后世誉为“流泪的先知”、耶稣的预像。作为犹太人的一分子,他反思、谴责这个民族所犯的过错和对耶和华的背叛,但仍满怀希望祈求神予以民族复兴。因此,虽然犹太民族漂泊于世界各地,但他们通过吟唱《耶利米哀歌》,表现其精神纽带依然存在。这就是屈原和耶利米的共同性,也是儒家与基督教文化所共同认可的主流价值观。
   
当然,屈原与耶利米也有不同之处。屈原曾感叹宇宙与历史的奥妙神奇,也曾思考“遂古之初,谁道传之”(《天问》)的问题,他相信有序的宇宙建立是因为人格神“天”的存在。“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天问》)“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这个“天”被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解释为圣经中的“上帝”。但深受楚地巫文化影响,屈原的信仰世界是以皇天上帝为主宰,充满浪漫、瑰丽色彩的湘妃、河君、山鬼等神灵错杂其间。屈原有关宇宙和历史的疑问没有得到“天”的回应,他不需要回应,他最终要宣泄的是个人内心的苦闷,质疑的是自己忠心耿耿却不为国君所用——楚国终将灭亡,这难道也是天命的必然?
   
初蒙召时,耶利米也曾因个人苦闷,产生了疑惑,求问于耶和华:“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耶12:1)耶和华提醒他:侍奉神的人所走的并不是普通道路,为了迎接他的国度要有更大的努力和勇气,更不能因此而抱怨、怀疑。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12:5)

因为对神的信,坚定了耶利米,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参耶1:18),使他完全忘记小我,做神与人民信息的传递者。
   
这就是耶利米与屈原的区别。一个在神的帮助下不断成长,坚持希望的爱国主义者耶利米;一个自始至终哀怨的爱国主义者屈原。
   
我们将二者比较,不是为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一较高下。个人的地位、性格和遭际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我们要以宽容来面对差异。各案的孰优孰劣,更无法代表整个文明。但是无论何种文明,其传承下来的永恒价值观是相同的:即屈原和耶利米的“爱国爱民”、“为道义而坚守”。

当牛奶里出现了三聚氰胺、胶囊里出现了旧皮鞋……当我们面对“恶人的道路亨通”时,我们要坚守的是作为公民对祖国的支持和热爱、对正义的坚持、不同流合污的勇气,更要有不被消费大众思潮的舆论左右的明智,这是我们今日重读屈原与耶利米的意义。当然,作为基督徒,则应更进一步,以耶利米为生活的典范,在磨难之中成就自己,对希望和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要相信,耶稣所立下的原则,就是要透过个人(典范)接触和影响,传播他的教导和信息,而这种透过个人层面传递高尚和理想的手法,就必然要历经较漫长的时间才有成效,是不可一蹴而就的。


 

本文原刊于《天风》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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