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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
陈伟华

引言


人们常称客观现实的形象为“物象”,称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为“意象”。“物象”经过艺术家的改造,艺术地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即是“意象”①,意象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既指艺术家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心物相契、虚实统一,令人回味无穷的审美鉴赏范畴里的艺术形象,又指在审美感兴中,“意”(心、情)与“象”(物、景)交融合一、升华所成的艺术构思范畴内的艺术表象。②“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同特质的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影响着中国作家和他们的创作,并逐渐渗入中国小说之中,促使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系统发生重构。
1 中国传统较多以香草美人、花鸟鱼虫以及石头星宿为意象,其特色非常鲜明。如《楚辞》中《九章·涉江》有“鸾鸟凤凰,日益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④《诗经》中的《关雎·周南》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⑤《诗经》中的《伯兮》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⑥。曹操的《短歌行》中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古代小说中常可见香草美人的插图。如岳麓书社1993年出版的《三言三拍(足本)》封面以花草和美人为图,程乙本《红楼梦》卷首的插图是石头和花草等。
日月星辰以及土石山川也是中国叙事文中的常见意象。人们常称文人为文曲星,称武人为武曲星。《红楼梦》和《西游记》都不约而同地将石头作为小说的重要意象。《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男主人公贾宝玉即为石头化身而来。其开头是这样: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⑦
《西游记》也以石头为意象,其首章这般叙述孙悟空出世: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进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⑧
《红楼梦》为个人创作之作品,《西游记》为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之作品。两书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石头化人”的叙事模型,都不约而同地赋予非生物的石头以灵气,且将其与万物之灵的人结合起来,这种现象,当然不能归结于“纯属巧合”。
《三国演义》以蛇、冰雹、地震、海水、虹、鸡等物象为意象。它以青蛇惊扰皇殿作为全书的开头,并将其视为不祥之兆:
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方欲升座,殿角狂风大作,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下来,蟠于椅上。灵帝惊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拥,倒于丹墀者无数。须臾,不见。片时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东都城中坏却房屋数千余间。⑨
《三国演义》集合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它在百姓之中口传若干年之后由文人加工而成,体现着典型的中国传统叙事意象的特点。
《水浒传》以日月星辰为意象。小说这般叙述:“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⑩《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江湖豪客传》。施耐庵根据有关宋金元时期宋江起义的话本、民间故事和戏曲写成。
无庸置疑,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代表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叙事意象的总体风格。
形象地表述,可以将“意象”说成是心理印象的回音。不同的心理印象自然有不同的回音,也就是说,不同时空的意象带有各自的特色,特定文化氛围里的意象染有特定的文化特色。中国文化孕育的叙事意象自然也就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正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里所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形成意象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中国语言是一种时态非原生性的、没有名词数量和主宾词格变化的语言,能够超越时空限制。中国语言中可以带上许多宇宙信息;中国诗歌长于意象抒情,可以便利地向其它文体渗透;中国文字历史悠长,可以为一些重复使用的表象层累上新的意义,使之转化为意象。(11)的确,这些有利条件给中国叙事意象系统提供了许多便利,但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叙事意象会是中国的文学叙事意象系统的子集,它也仅是世界文学叙事意象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叙事意象有中国地域的特色,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它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长期在中原一带,小农经济、平原、丘陵等特色自然印染其中。从文化方面看,它虽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但基本上属于陆地文化。这些色彩都自然而然地渗入到中国文学的叙事意象中去。由中国传统叙事文观之,可以看到,中国文学里的叙事意象与地里的收成密切相联系,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关于人的起源方面,中国会有“女娲造人”和“盘古开天”之说。从取材上看,中国的叙事意象多取材于自然景观,如前面所述香草石头、日月星辰等等,这也跟中国的农耕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因为农业经济的好坏,收成的多寡,需“看天看地”,也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力和地力。人们知道天相能为人们判断风雨的调顺提供比较准确的依据,所以,较多关注“月晕而楚”、“日晕而雨”等天象,较多关注星相的位置。所以,《水浒传》里面会出现天罡星、地煞星、文曲星、武曲星,《红楼梦》里面会出现女娲补天。另外,地质的好坏也与地里的收成直接相联系,倘若地理位置好,可以旱涝保收。石头上长不出谷子,要想收成好,土壤必须有足够的肥力。因此,石头、土壤、河流、水源、地貌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他们设土地庙来敬神,想方设法把顽石点化成金,或化为土壤。故此,在《红楼梦》里可以看到,贾宝玉的本身是一块补天石。而在《西游记》里可以看到,齐天大圣乃从石头里蹦出。
从人文方面来看,由于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和主流,以释、道相补充,因此,儒道佛经典以及相关的人和事也成为叙事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如中国经典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天道”、“人心”等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如“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12)如“世事番腾似转轮,眼前凶吉未为真。请看久久分明应,天道何曾负善人?”(13)在中国的叙事文当中,经常可见到诸如“无为而治”、“大音希声”、“大智若愚”、“普度众生”、“大慈大悲”之类的话语。老子、庄子、佛祖、观音等也成为叙事作品中的常见形象。
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式的思维:重视写意传神,尚“意会”和“表现”;重视整体概观;重视以古观今。如中国的山水画,寥寥几笔使物象跃然纸上。文学理论中多“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语言。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往往在篇首以带有“预兆”意味的“诗词歌赋”领之。而《圣经》文学表现出来的思维特点是:尚写实,尚描摹,尚具体而微。如《圣经》中运用数字不像中国叙事文常用“万千”“上百”“不计其数”等概数,它往往采用具体的数字,如《旧约·利未记》在阐述各种祭司条例时,在需要用到数字时,大都用具体数字。在讲叙故事时往往以具体时空、具体事物开头,如《旧约·创世纪》中,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上帝开天辟地的事迹。《圣经》中,较多见到光、狮子、鹿、风暴等意象,这些无疑跟叙事者的生长环境是丛林、草原以及海洋有关。《圣经》文学的叙事方法和模式随着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被中国的作家学习和借鉴,从而慢慢地整合到中国叙事文中。在这方面,沈从文是一个典型例子,阅读他的《龙朱》、《月下小景》、《边城》、《篁君日记》等作品,可见大量的狮子、鹿、光等《圣经》文学意象。其抒情方式和叙事技巧也带有很浓的《圣经》文学味道。
2 随着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化的整合,它开始渗入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系统。以1917到1949年间的中国小说为例,该时期的著名作家都创作出了有基督教文化意象的作品。如巴金的《爱的十字架》、《爱情三部曲》等,郭沫若的《落叶》、《双簧》、《圣者》、《歧路》、《炼狱》、《十字架》等,胡也频的《圣徒》等,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黑白李》、《柳屯的》、《四世同堂》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庐隐的《余泪》、《或人的悲哀》、《一个情妇的日记》、《曼丽》等,茅盾的《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沈从文的《冬的空间》、《篁君日记》等,苏雪林的《棘心》,滕固的《石像的复活》,萧红的《马伯乐》,萧乾的《蚕》、《皈依》、《鹏程》、《昙》、《参商》等,徐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禁果》等,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商人妇》、《玉官》、《春桃》、《东野先生》等,叶灵凤的《拿撒勒人》、《神迹》、《摩伽的试探》、《未完的忏悔录》等,郁达夫的《南迁》、《迷羊》、《风铃》等,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爱之焦点》、《跳跃着的人们》、《脱了轨迹的星球》、《上帝的儿女们》、《晒禾滩畔的月夜》、《冲积期化石》、《梅岭之春》、《圣诞节前夜》、《蔻拉梭》、《约伯之泪》等。上述作者,有的属于文学研究会,如茅盾、冰心、庐隐等;有的属于创造社,如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有京派作家,如沈从文、萧乾、老舍等;也有海派作家,如穆时英。有内地作家,如李劼人;也有沿海作家,如许地山、张资平等。这些情况表明,基督教的人物和事物进入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系统,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叙事意象一道,承担着叙事功能。
基督教文化更新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库,它为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提供了丰富的新型素材。归纳起来,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主要类型如下:
1、基督教人物:如上帝、耶稣、牧师、圣女。如张资平的《上帝的儿女们》以“上帝”作为意象,叶灵凤的《拿撒勒人》以“耶稣”为意象,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以“圣女”作为意象。
2、基督教文化中的常见物件:如圣经、十字架、火等。如许地山的《玉官》中将《圣经》作为小说的意象,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以十字架为意象,巴金的《火》以“火”作为意象。
3、圣经典故:如迷羊、约伯的故事、约檀河之水、伊甸园的故事等。如郁达夫的《迷羊》以“迷途的羔羊”为意象,张资平的《约伯之泪》以“约伯的故事”为意象、《约檀河之水》以“约檀河之水”为意象,徐的《禁果》以伊甸园的故事为意象等。
4、基督教仪式:如施洗、忏悔等。如北村的《施洗的河》以“施洗”为意象,庐隐的《蓝田的忏悔录》以“忏悔录”为意象等。
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4)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5)为检索库,题目中含有“上帝”、“羊”、“十字架”、“忏悔”、“神”、“复活”词语的小说篇目总计101篇。仅从数量上看,小说的篇目似乎是少了一点,但跟1919年全国仅出三部作品(16)的光景相比,显然,它们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上述意象的分布情况是:“忏悔”51篇;“十字架”10篇;“羊”14;“上帝及耶稣”17篇;“复活”9篇。
由于上述结果是人工检索而得,所以不可避免在篇目统计上会有些许误差,但也大体反映出一种情况。在所有基督教影响因素之中,“忏悔”占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忏悔观,并非基督教文化所特有,限于研究资源,笔者未能将所有的作品都作深入阅读,因此,上述篇目的忏悔可能并不全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但因为上述作品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因而,此结果大致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为数据库检索几个意义相近词语,其结果是:“忏悔”一词出现214次,“悔过”一词出现2419次,“思过”出现1432次,“自省”3091次。由此可以推断,“忏悔”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常用。它的频繁出现,应该是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确切地说应该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与该观念相联系的是罪恶、赎罪和得救。这也反映出人们的求生欲望,同时,也反映伦理道德在人们心目中占有相当的地位。“羊”,在基督教文化中多指向柔弱和无助,它在小说中具有较高的出镜率,折射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估量上的焦虑。上帝及耶稣在小说题目中出现率较高,在文本中的出现率更高。可以这样说,只要该作家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其创作中就会有“上帝”的影子。
3 一个物象要成为意象,其必要条件是复现。只有当物象重复到一定的次数,并积累相当的文化意义,它才可能成为叙事意象。因为每一个叙事者都有其叙事策略,每一个叙事者都想以极少的成本,来换取极大的表现力。与基督教的“赎罪”、“救赎”的思想关系密切的“忏悔”(当然,这里不排除一些来自其它文化,如佛教的悔过意识)、“上帝”和“耶稣”等词成为中国叙事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基督教文化已在中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叙事文学中并成为叙事意象,从一个侧面表明,基督教文化在当时的中国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为大众所熟识。
无论基督教文化如何带有世俗的色彩,都不会彻底脱离其宗教的意味。而宗教作为一种能深刻影响人的精神和意识的文化,它似乎有一种魔力作用于宗教信徒和接触这种宗教的作家。因此,在信教者或者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作家的作品里,“上帝”、“圣经”、“十字架”等与基督教密切相关的符号成为他们意识中的常现物。张资平第一篇小说是《约檀河之水》,作品讲述了中国留学生与当地的女子的恋爱悲剧,作者希望借此展现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的悲惨遭遇。但实际上,基督教的忏悔、救赎思想也是小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基督教文化中,约檀河是一条施洗的河,人们经约檀河之水的洗礼之后,就可以得到重生。张资平的其他一系列作品中也有诸多凝聚着基督教文化因子的叙事意象,如《上帝的女儿们》、《约伯之泪》、《她怅望祖国的明天》、《末日的审判》等。
庐隐曾求学于教会学校,尽管她在她的自传里自称并非彻底的基督教徒,但基督教文化对她的影响却不浅。她认为《圣经》不过是文学家的一种想象,是用来发挥耶稣的伟大精神的,并非史实的记载。那一班刻舟求剑的教徒,每每断章取义地大说其教,结果只使她生出对宗教极厌恨的反感。(17)她说:“在童年的时候,我皈依了耶稣。等到我离开那所教会学校后,我本来不彻底的信仰,便渐渐地趋入破产。当然,以耶稣那种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能够得上人们的崇拜,我就以他为人生的模范,也不算坏。”(18)她的作品中时常可见基督教文化意象。如《余泪》以“羊”为意象,《蓝田的忏悔录》将《忏悔录》作为叙事意象。
对文化本身而言,她通常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19)文化具有强烈的自尊性,因此,她总是将她的特色渗入到她的领地之中的事物上。当异质文化相遇时,排斥和碰撞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小说里出现带有基督教文化含义的叙事意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中国人对这种外来文化的接受。正如费尔巴哈所指出:“人的信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亦即人所依靠并且人也自己感觉到依靠的那个东西,本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20)笔者很认同这种看法:“普遍的人既然可以将他的普遍的本质当作上帝崇拜,那么,那些肉体和灵魂都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将自己的本质限制在自己民族和氏族的特质中而不放在人性之中的古代闭塞的民族,当然有同样的充分理由把他们国度中的一些山岳、树木、动物、河川泉源当作神来崇拜,因为他们的整个存在、整个本质确乎只是寄托在他们的国度、他们的自然的特质上面。”(21)中国小说也是如此,一直固守着自己的那一片天地,基督教文化一旦融入其中,必将打破旧平衡形成新平衡,其秩序的重整,结构重排也就不可避免。从宗教共性的层面上看,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小说叙事的影响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影响并无不同。同别的宗教一样,它也是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影响叙事意象的表现方式和文化负载。但就基督教的特性而言,她对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影响有其特别的地方。
环境的不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意象也就不一样。佛教和基督教都可以称得上是苦难的宗教。但二者又有不同。佛教宣扬人生本苦,菩萨普度众生,但强调人们可以通过救人而自救。而基督教主张人类有原罪,只要信仰上帝,上帝就可以把人们的苦难都承担了过去。在佛教系统里,有因果报应,而在基督教系统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裁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则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个体的生存哲学方面看,佛家是出世哲学,主张“看破红尘”、“六根清净”,最后成仙成佛。而儒家是入世哲学,以内圣外王为最高修为,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以自然为得道法则,主张“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力图在人与自然的融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总的说来,人在儒、释、道等诸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在某种意义可视为以人为本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则不一样,它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以神为本的文化。在基督教文化里,人由上帝所创造,人皆为上帝子民,一切以上帝的旨意为准,人们因信称义,基督教教义成为人们的生存之道。
结语
概言之,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系统之后,扩大了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载体和符号,使其不但具有香草美人等富有阴柔美的意象,也具有了虎豹狮兽等富有阳刚之气的意象。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小说叙事系统,意味着草原文化、海洋文化的渗入,打破了中国小说叙事意象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格局。基督教宗教的标志物象以及核心理念化为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丰富了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文化意蕴,增强了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表现力,使其表现出崭新的美学风貌。作为西方近代文化和文学的基因的基督教文化带给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符号、构成以及功能意义等全方位层面的变化,促使了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系统的现代转型。
基督教文化浸润于西方文化之中,也体现在西方小说的叙事意象系统之中。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小说的叙事意象系统之后,无疑为中西小说增添了共同的元素,为消除中西小说乃至中西文学的隔膜提供了有利条件。
注释:
①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②韩林德:《境生象处——华夏审美艺术与审美特征考察》,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1页。
③[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4页。
④⑤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13页。
⑦曹雪芹:《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⑧吴承恩:《西游记》(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⑨罗贯中:《三国演义》,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页。
⑩施耐庵:《水浒传》,黄山书社,1998年第2版,第8页。
(11)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268页。
(12)(13)冯梦龙编撰:《喻世明言》(足本),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31页。
(14)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5)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此三部作品是《香囊》(前度刘郎著,志成书局1919年7月出版,长篇)、《爱个丝光》(张枕绿著,上海枕华出版部1919年9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和《桃花扇演义》(江荫香著,上海广文书局1919年初版,长篇)。
(17)(18)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3、603页。
(1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20)(21)费尔巴哈著,王太庆译:《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3页。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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