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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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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

徐志啸

内容提要 作为一位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与作家,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有着不解的缘分,他出身基督教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却在成年后信仰发生转变,崇奉人文主义,而又在晚年重新回归基督教。林语堂的这一曲折变化有其独特具体的原因。在他的经历与转变中,孕育着符合人生哲理的主体辩证法。由林语堂的亲身经历而牵涉的关于宗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林语堂 基督教 变化

  林语堂一生与宗教显然有着不解之缘,这从他专门撰写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与《林语堂自传》两部带有自传性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前者书名虽无传略类的字词,却显然是记叙了他一生与宗教结下的关系及其曲折的经历,书中写道:“本书是个人探求宗教的记录,记载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和迷惘”[1]7,“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险路;我觉得没有其它的路是更妥帖的。因为宗教本身是个人自始至终面对那个令人惊悸的天,纯属自身与上帝之间的事;它自个人内心生出,不能由他人‘赐予’。”[1]8该书第五章还专门论述了佛教,题为“澄清佛教的迷雾”,第六章更重点阐述了“理性在宗教”的话题,具体涉及了“方法在宗教”、“现在的姿态”、“可理解的止境”、“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等内容,应该说,这些内容的阐发绝对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即兴发挥,而是他毕生濡染宗教、信奉宗教、研究宗教的具体反映;后者则明确是“自传”,其中第二章“乡村的基督教”和第五章“宗教”,清楚地记录了作者童年时代和之后成人阶段与宗教的关系——当然主要是基督教。可以看出,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从小受基督教濡染,且几乎终身探求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广义的宗教,他从宗教信仰和理念出发,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其间不乏宗教的影子相伴随),且最终又回归了宗教——基督教。可以说,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伴随了林语堂的一生——自他在乡村的童年时代起直至晚年的渐入垂垂老境。

        本文的论述拟着重围绕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予以展开,先看他与基督教的“三阶段”关系:濡染——背离——重归,而后分析探讨之所以造成“三阶段”的原因,尤其是第二阶段“背离”后到第三阶段又“重归”的原因所在。

        先看第一阶段——“濡染”。林语堂出身于一个基督教氛围极为浓郁而又严格的家庭——他的祖母是第一代基督徒,他的父亲是第二代基督徒同时还是基督教的长老会牧师,常在乡村间传道,深受漳州老家的基督徒们爱戴,他常为建教堂奔波,“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看见他建筑在坂仔的新教堂”[1]13。他们全家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大家轮流读《圣经》,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家庭成员上上下下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又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加上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在闽南一个偏僻的山村,那里山水风光很美,山峰、行云、草原、溪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使他很早就萌生了这些全是上帝的伟大创造的念头,觉得他们与上帝离得很近。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家庭条件,使林语堂很早便有了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机会,那时有一对西方传教士曾住在他家,他父亲与他们是好朋友,这对传教士回国后给他父亲寄来了不少有着基督教内容的小册子,这使年幼的林语堂很小就接触到了西方的基督教。不仅如此,林语堂在他的文章中甚至说,有个传道士曾经在他的生命中影响绝大,是个决定他命运的人(可惜具体人物与情况他没有交代),其著作对他们全家影响也极大——对此,这个传道士本人或许并不知晓。[1]189此外,作为传道的牧师,父亲要他的儿子也去讲道——像父亲一样在乡村传道,于是,林语堂便在一次暑假从学校回家乡度假时,遵父亲之命,也去给乡亲们讲道了(据他后来记述,这种事他在十多岁时做过好多次),他选择要讲的题目是“把《圣经》当文学来读”,虽然对农民来说,这样的题目毫无意义,但他还是讲了。[1]19他对农民称,应当将旧约《圣经》当作各种文学来读——《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样的宣教辞似乎有些对《圣经》不敬,没有从基督教的神圣教义高度作阐发,把他父亲吓得惊慌无措。[1]195不仅如此,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的勉励关怀,也沾染了基督教的成分,例如他的二姐,在出嫁前与他分手时对他说了一番话,意思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名人。林语堂承认,二姐的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终身难忘,不幸的是二姐出嫁二年后即因瘟疫去世了,这对他的精神打击很大,他与二姐的感情从小一直很好。由此可知,林语堂完全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他童年时代所受到的基督教教育可以说非常浓厚且几近完美。正由于此,他的父亲专门为他选择了到上海读圣约翰大学的道路,这所大学是当时国内一所正宗的基督教大学,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选择,某种程度上是怕他走上无神主义的道路(他父亲自己完全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死去安葬时,《圣经》伴着遗体下葬)

        但是,事与愿违,正因为进了圣约翰大学,才导致林语堂开始了背弃基督教,进而成为了一个异教徒——这开始了他与基督教关系的第二个阶段“背离”。其实,一开始进入圣约翰大学时,在神学院注册,学习神学,并指望将来当一个牧师,倒是他自己的选择,并非父亲的强迫,那时他还同时喜欢上了英语。然而,实际的学习过程却使他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神学上许多“花枪”令他厌烦,他虽然相信上帝,却反抗教条,原来的学习兴趣渐渐失去了,连学校的监督也认为他不适宜做牧师,于是他便离开了神学院,成了一个异教徒。这其中原因何在?首先,是学校的中文课程,林语堂说,是中文课程造成了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很大反动,上中文民法课,中国老师是位老秀才,他只读1015行教材,以后便让学生自己活动,这使林语堂内心的空虚难以自抑,而更坏的是,即便连续几年中文考试不及格,依然可以得到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说明圣约翰大学根本不重视对中国事情的研究,这让林语堂的内心滋生了逆反心理。其次,在求学期间,他一方面抛弃了原来有兴趣的中国的东西,如中国历史,而喜欢上了英语,另一方面,也同时抛弃了他原先信仰的基督教,他说,自己这种抛弃的过程是“走一条曲线返回中国学术的研究”,“一切神学的不真,对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无法忠实地去履行。”[1]20再次,他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北京浓厚的中国古老传统的氛围给了他一种满足与舒适的感觉,他感到,“人何求于上帝?”“北京,连同它黄色的宫殿,褐赤色的庙墙,蒙古的骆驼以及衔近长城、明冢,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无神论的,有无神论者的快乐和满足。”“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麽意义?”“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断绝关系。”[1]21历史的古都和真实的中国社会,使他从此决心埋头于中国文学与哲学的研究之中,而不再与基督教发生密切的联系了。由此,林语堂开始了他的灵性大旅行,并从此摆脱了他从小受濡染并密切接触的基督教,走上了他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其时,孔子的传统哲学成了他服膺的信条,他满足于这种哲学。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识超过了对西方基督教的热爱与认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西方强行输入中国的鸦片,导致中国人有了一种深厚的屈辱感和对西方的厌恶感,同时也使中国的基督徒有一种被剥夺国籍的感觉,鸦片是西方传教士用枪炮逼迫中国人接受的东西,他为此对坚决禁鸦片的林则徐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是伟大的无畏者,是自己同宗的著名先贤,他以自己有这样的同宗先贤而深感自豪。与此同时,林语堂还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表现中国人传统个性特点的基本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理由不参加祖先崇拜活动,更不应自屏于这个传统民族文化活动之外,“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看来,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联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而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进、求在社会上成功的准则。”[1]24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话:“对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我是在全国英文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那又有什麽了不起?”“广大的异教智慧的世界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1]27这个时候,应该说是林语堂真正进入“背离”阶段了,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他的实际行为,都已表明,他开始了一种崭新的人生生活,完全摆脱幼年时期准基督徒般的生活境界。这时期,他完全浸淫于中国文学与哲学的研究之中,也因而对当时中国的两位著名人士——胡适与陈独秀,有了接触,并受到了他们难以磨灭的影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段“背离”阶段的生活,也并非单纯划一,林语堂自己说,在这段日子里,他也有过短暂的动摇,在失去对信仰的确信时也还会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1]29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一时的,而非占主导地位的。正由于此,这段历史阶段中,他成了一位无神主义者、非宗教主义者,一个名符其实的异教徒。

        但是,生活有时确实会给人开玩笑,一个已经背离宗教、弃绝基督教的人,居然会在晚年,在他愈益成熟、愈益走向人生至高点时,却幡然悔悟,又重新回归到了人生的起点——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重归”——重新恢复了对基督教的信仰,重又回归到了基督教,这是个颇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林语堂自己对这个现象说了一些实在话——

       我转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惊讶,且觉得难以相信我会放弃对现世及现实主义的接 受,而去换取较为可疑、较为形而上学的基督教“信仰”。[1]45

   我之回到基督教会,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讯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经过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不轻易改变一直崇信的道理。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美丽的山豆;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   云上有阳光的世界。[1]45

       林语堂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专门谈到了他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他承认,自己在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从童年到老年之间的青年和中年的30多年时间中,“唯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2]66但是,他观察了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后,开始认为,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他回归基督教的理由,他说,他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布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2]66,这个转变似乎有些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甚至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如若联系本文上述林语堂的家庭背景、他的童年时代生活环境和家庭氛围、他的大学生活经历,以及他对东方佛教和中国道教的看法,也许能够理解他这种转变的原由和道理。林语堂的家庭背景是浓郁的基督教传统,他的童年时代几乎完全沉浸在基督教的氛围中,他求学的大学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这些都为他先天或后天的接受基督教提供了先决条件。他的背离基督教虽然在情理上自然可信,并非故作姿态,但它毕竟还不够彻底,一旦实际生活让他看到,人的理性还难以足够让其能改善自己、进而改善世界,他就会产生动摇和怀疑,于是乎,人文主义的东西在他心中便逐渐减少了,宗教的东西则逐渐占了上风。然而,东方的佛教以慈悲为本,认为感觉世界不过幻景而已,人生的一切都是至堪悲悯的,它只是宣扬对来世的盼望和对今世的逃避;中国的道教提倡对虚幻、无名、不可捉摸又无处不在的“道”的崇敬,这“道”是主宰天地和宇宙的一切之源,但它回复自然和拒绝进步的本质,对现代人问题的解决起不了作用;[2]68于是,林语堂便开始不知不觉地倾向于自己童年的基督教信仰了,这看上去似乎难以理解,其实仔细想想还是能解释的,这当中主要还是实际的人生经历中所遇到的困惑和迷惘在中间起作用。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本身一直一帆风顺,他恐怕很难产生迷惘和困惑,这便难以导致他对宗教产生依赖和信仰,而如果一旦现实生活变得严酷异常,而人自身对它又难以做出正确的解释,那他一定会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宗教或其他的精神依托上,从而给自己寻找理想的出路或做出可以令自己信服的解释。林语堂大约就因为现实世界的诸种现象难以令他满意,又寻找不到理想的释词,于是早年潜在于内心的因素便“故土复萌”了,加上一个偶然的机会,陪太太去教堂做礼拜时,他听到了牧师的宣讲,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启示,成了他信仰转变的最佳良机,他开始恢复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他寻找到了能使像自己那样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满足的宗教,为此,他写下了下面这样的话——

       上帝已不再是虚幻的,它已从耶稣基督身上具体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宗教,完整而 纯粹,绝对不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给予这种从上帝而来的亲切感力。 建立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乃是基督教的无比贡献。

          耶稣为我们清除了这一切,把纯朴真理的核心指示我们,命令我们爱上帝和爱邻舍。    [2]69

       可见,林语堂在宗教问题上的经历与转变,看似奇怪——居然会从早年的信仰变成青年和中年阶段的背离,却又在晚年重新回归信仰,然就其实,应该说实在也不奇怪,这当中孕育着符合人生哲理的辩证法。首先,早年的经历与家庭环境熏染的条件,决不可忽视,这是十分重要的先决因素,很多人,虽然在他成年后会做出许多背叛其早先家庭的行为,但骨子里,深潜于他内心中的家庭影响因子,有时候是一辈子也难以消除的,一旦气候或环境条件允许,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故态复萌,这是已被古今中外许多客观事实所证明了的。其次,生活的实践乃是检验真理的课堂,人们的认识,有时其实是很幼稚的,很多时候,更能说明真理的乃是在经历了诸多生活沧桑以后才认识的,我们不能说,林语堂是否真正体验了人生的甘苦,但至少在他看来,人文主义对人世的许多现象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尤其对经过现代教育的人士而言,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倒反而更能使他明晓人生的真谛,懂得如何去认识上帝和相信上帝,这就使得林语堂又重新回归到了基督教的行列,并与他的太太一起虔诚而又高兴地去参加教堂的礼拜活动了。

        应该承认,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确有其独特殊异之处,通过对他这种独特经历与过程的探讨,我们从中看到了作为文人与学者的林语堂与众不同之处,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与把握林语堂的个性特点不无益处。由此而涉及的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由林语堂的亲身经历而牵涉的关于宗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问题:为何从基督教的圈子里摆脱出来,对人文主义感兴趣并在人文主义方面有所探讨和思考且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却居然最终会脱离人文主义而最终又回归到宗教(基督教)?这说明了什麽?难道欧洲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最终还是战胜不了中世纪黑暗愚昧的宗教?难道人文主义到了20世纪的现代也还不具有战胜宗教教义的力量?这些疑问带给我们的思考,恐怕已不仅是浅层面上普通的人生现象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哲学命题了,这或许是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深入思考的方面,本文因论题范围所限,无法在此作展开性阐述,只能留待另文详论了。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林语堂·林语堂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徐志啸(1948-),男,浙江镇海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外比较文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5卷第2期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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