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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遥: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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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

陈梦遥 
【摘要】: 韩国基督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约30%,远远高于其他东亚国家,为什么一个曾经的儒教国家会盛行基督教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文章认为,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基督教不同时期都有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将从四个方面对此问题做出解释: 1.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传统宗教的衰落导致信仰真空,韩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自强而引入基督教,为其传播提供了生存空间。 2.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韩国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教会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 3.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二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之下,韩国人民将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对基督教的信仰之上,提升了基督教在韩国社会的影响。 4.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韩国教会基层组织严密,并致力于教义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之上还积极从事海外传教活动,建立了一整套基督教扩张机制,推动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 文章采取案例分析与历史回顾相结合的办法。
【关键词】:
韩国 基督教 信仰危机 民族危亡 民族振兴 扩张机制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8
【分类号】:B978
【目录】:
摘要2-3
Abstract3-7
第一节 序言7-15
一、问题的提出及解释7-10
1. 提出问题7-9
2. 本文的解释9-10
3. 文章的结构10
二、本文的研究意义10-11
1. 文化扩张问题的理论意义10-11
2. 提供深入了解韩国社会的知识11
3. 传教问题的国际化11
4. 国内缺少该专题的研究11
三、文献回顾11-15
第二节 韩国传统宗教衰落与基督教的进入15-26
一、韩国传统宗教及其衰落15-17
1. 巫教:传统信仰源泉及其衰落15
2. 佛教:传统宗教中心及其衰落15-16
3. 儒教:传统社会支柱及其衰落16-17
二、基督教与韩国传统的契合17-18
1. 开国神话与基督教17-18
2. 巫教与基督教18
三、基督教填补信仰真空18-24
1. 西学与天主教传入19-20
2. 民族开化与基督新教的传播20-22
3. 新教快速传播的原因22-24
四、与日本基督教比较24-26
第三节 反抗日本与基督教的传播26-35
一、日据初期基督教的心灵安抚作用26-29
1. 日本侵略者对韩国人民的严酷统治27-28
2. 基督教带给韩国人民精神安慰28-29
二、1919 年后基督教会积极参与抗日活动29-32
1. “三·一运动”中的旗帜作用29-30
2. 对独立协会的配合作用30-31
3. 西式教育的推广作用31-32
三、与台湾教会情况的比较32-35
1. 台湾基督教在日据时期没能发挥积极作用32-33
2. 台湾基督教始终处于主流意识之外33-35
第四节 民族振兴与基督教的发展35-44
一、美国的榜样作用35-39
1. 二战后美国的对韩援助35-37
2. 美国教会的慈善活动37-38
3. 榜样作用转化基督教优越论38-39
二、教会教育及民主观念的扩张39-42
1. 教会学校在社会的影响39-40
2. 民主斗争中的精神支柱作用40-42
三、与朝鲜基督教的比较42-44
第五节 教会扩张机制与基督教的盛行44-54
一、教会严密的基层传教体系44-51
1. 家庭信仰与血缘影响44-45
2. 学校教育与团契活动(fellowship)45-46
3. 家庭教会与集聚效应46-47
4. 海外传教与扩散效应47-51
二、本土化的教会与教义51-54
1. 祈福信仰51-52
2. 纯福音教会—三拍子的祝福52-53
3. 韩国特色的祷告53-54
第六节 结论54-58
一、结论54-55
二、对韩国基督教未来的展望55-56
三、对我国的启示56-58
参考文献58-63
中文文献58-61
外文文献61-62
网站62-63
后记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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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共58页第一节序言一、问题的提出及解释1.提出问题韩国是一个拥有儒教传统的东亚国家,但是据世界基督教数据库的统计,国内基督教徒人数达1700万,约占总人口的30%,此比例位列东亚国家之首,(见图表1)。本文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在韩国如此盛行?图表1:东亚地区基督教占总人口比例2005年05101520253035中国日本蒙古北朝鲜韩国台湾东亚地区基督教占总人口比例数据来源:U.S.Census Bureau,World Christian Database,International Database,2005.(1)韩国国内基督教盛行基督教在韩国盛行,表现在四个方面:(1)教徒的比例高。韩国政府2005年社会统计调查报告书(KNSO)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总人口中佛教徒占22.8%,基督教徒占29.2%(其中新教徒占18.3%,天主教10.9%)1,而同处东亚的中国、台湾地区,基督徒比例都在10%以下,日本和北朝鲜则在5%以下。(2)增长的速度快。基督教19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到今天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宗教团体。其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国家,尤其是到了1960年之后,几乎是每十年翻一番。(3)教会密布。“在韩国,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基督教会存在,无论是城市还是1参见韩国统计厅网站:http://www.kosis.kr/domestic/theme/do01_index.jsp。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

第2页,共58页乡村,教堂林立,夜晚霓虹灯装饰下的十字架遍地,是韩国一大景观。”2(4)大型教会的蓬勃发展。1999年的韩国,大约有15家拥有超过1万固定信徒的“百万教会”,400家拥有1000人以上信徒的新教教会。3图表2:数据来源:Andrew E·Kim“Korean Religions Culture and its Affinity to Christianity:TheRise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South Korea.”Sociology of Religion.2000,p.61.(2)阿富汗人质事件:激进传教的韩国教会及其政治影响韩国基督教会不仅在国内积极发展教徒,还致力于从事海外传教事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传教国。4在发生的阿富汗人质事件之前,我们一般只知道在韩国基督徒在中国的东北和山东地区大肆传教,才意识到他们早已经将传教的触角伸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源地的中东地区。在这起事件中,塔利班绑架的韩国人质真实身份是泉水教会的信徒,他们在前往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的一家医院的途中被绑架。塔利班方面的条件是韩国军队立即从阿富汗撤走,不然将处死所有人质。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枪杀了韩国义工团团长裴衡圭牧师和一名男性教徒沈圣珉。最终在韩国政府支付了巨额的赎身费之后,剩余人质被遣送回韩国。虽然韩国政府再三否认支付赎金之事,但一些国会议员以及韩国国民,都谴责政府“拿国民税金去跟恐怖分子妥协”。同时他们还将矛头对准教会,指责教会的领导为了搏出位(出风头)而不顾信徒的人身安全,使国家为恐怖分子左右,2崔俊植:《从韩国宗教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当代韩国》秋季号,第61页。3Andrew E·Kim,“Korean Religions Culture and its Affinity to Christianity:The Rise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South Korea”,Sociology of Religion,2000,p.61.4同上。

第3页,共58页甚至有人认为教会应该偿还上亿美元的赎金。5韩国有数以万计的教会,阵容强大,许多教会同美国和欧洲有密切联系,政府不得不对教会颇有顾忌。此外,政府还不能忽视基督教徒这个庞大的选票群在大选中的作用。出于这些考虑,韩国政府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式,赎金也不了了之。从中足以看出基督教势力对韩国政治社会的巨大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而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就是此次被绑架人质隶属的盆唐泉水教会的上级机构——韩国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之一。由此,我们不得不产生强烈的疑问:为什么在一个儒教传统东亚国家,会有如此多的人信仰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为什么这些韩国信徒会如此“虔诚”地信奉基督并致力于向外传教,甚至不惜远赴危机重重的阿富汗?这一问题关乎韩国在亚洲地区的文化定位,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2.本文的解释宗教在一个社会流行的原因必然是系统而复杂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各方面,是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韩国的宗教传统、日本殖民时期、以及现代化时期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及教会的扩张机制四个角度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1)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韩国传统宗教特别是儒教的衰落,造成信仰的危机,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机会。韩国人一直对宗教信仰具有热情,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必然也有生存的空间。伴随着韩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叩关,儒教传统信仰开始式微,尤其在面对民族危机的困境时表现得无能为力,这种信仰的危机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督教作为西方先进文明的代表被主动引入韩国,作为民族自强的手段在上层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2)反抗日本的殖民主义:基督教在日本占领时期与民族主义结合,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旗帜。韩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从西方叩关到日本殖民再到南北内战,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同时,韩国人民也在奋力抗争。而教会在韩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尤其是在开化和反日运动中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对于韩国民众有很大吸引力。这一时期开始基督教与韩国的民族主义紧紧5见2007年7-8月媒体关于韩国阿富汗人质事件的报道。

第4页,共58页联系在一起。(3)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二战后韩国为了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将民族振兴的希望与信仰基督教结合起来。二战之后,韩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韩国的各方面进程。在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以及近代以来东方文明的衰落,韩国人便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对基督教的信仰上。(4)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韩国教会非常激进,基层组织严密,并致力于教义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之上还积极从事海外传教活动,建立了一整套从家庭到学校再到教会活动的基督教扩张机制,推动了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3.文章的结构本文将分为六个小节。序言提出本文的问题并给出解释,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同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节到第五节,将分别剖析导致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四个因素。第六节为结论,总结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以及在最近韩国基督教发展的新形势,为进一步研究该领域提供参考。二、本文的研究意义1.文化扩张问题的理论意义宗教问题从来都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基督教,由于其具有积极入世的特点,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渗透到政治、文化、经济、思想等各方面。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核心观念无不与基督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同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研究发现这种扩张的规律,对于面对西方文化入侵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具有借鉴意义。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的信教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教会组织不单单是精神上的传教,还会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对于西方的传教活动有所戒备。66见“韩国教会地下传教,挑动中国政府神经”,《星岛日报网络版》,2007年10月22日,网址:http://www.singtao.ca/tor/2007-10-22/1193082682d579053.htm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6月1日。

第5页,共58页2.提供深入了解韩国社会的知识认识一个社会,解读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如果从了解该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开始,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基督教在韩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韩国基督教问题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韩国。而且阿富汗人质事件以及在伊拉克等伊斯兰教国家传教的行为显示了这些组织的宗教狂热,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矛盾是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源泉,因而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也就非常需要对宗教问题进行深入探讨。3.传教问题的国际化冷战结束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韩国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等伊斯兰教国家传教的行为,显示了教会组织的狂热,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国内缺少该专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的70、80年代韩国的基督教就非常盛行,但是至今也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很少有人对此加以研究。首先,没有专门研究韩国基督教盛行原因的文章或书籍,多数与此相关的书籍或论文侧重于描述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很少涉及对原因的分析。其次,提到韩国宗教信仰的文章,并没有在此问题上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多为对韩国基督教的一些感性认识,相对缺少理性思考。本文正是试图对这种盛行的原因进行分析,希望提供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思路和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三、文献回顾1.中文文献国内外现有的关于韩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问题、韩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对文化研究的著作比较少见,尤其是专门研究韩国宗教的论著少之又少。

第6页,共58页东北师范大学的朝鲜族教授李正奎7、朴锦钟8曾撰写过若干相关的文章,他们主要侧重于分析比较韩国与中国在基督教传播上的差异,并简略提出了自己对原因的思考。学者王春来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9,介绍了韩国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过程,不过本书主要讨论的还是韩国基督教早期的传播情况。李元淳在他的《朝鲜西学史研究》10中从西学的角度研究了韩国历史上基督教的作用,不过他更加侧重于西学的角度。另外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崔俊直教授的论文《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11,这篇文章对韩国社会流行的几种宗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于他是从韩国的视角来观察韩国宗教的情况,因此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对于本文的论述有很大借鉴意义。《世界宗教研究》曾刊登了一篇韩国金英女士的论文:《韩国基督教对韩国现代化之价值观形成的影响》12,这篇文章从韦伯的新教伦理角度出发,对韩国内战之后迅速崛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韩国同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起飞的过程中,基督教新教在其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认为教会在韩国从开化到启蒙再到现代化整个过程中都充当了价值观基础。除了关于韩国宗教问题的相关研究,还有一些普适性的、宗教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对我有所启发,因为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地区滋生到得到认同都有一些共性。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宗教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将宗教与社会变革、发展联系起来,认为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宗教社会学的相关书籍,比如罗竹风主编的《人·社会·宗教》14,对宗教的社会功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促使人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虽然这些都是强调宗教的社会功能,但是明显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信仰原因的反向思考路径。7李正奎:《韩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与基督教》,《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6月。8朴锦钟:《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的宗教政策》,《当代韩国》,2004年秋季号;《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9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厉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11崔俊植:《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当代韩国》,2006年,秋季号。12金英:《韩国基督教对韩国现代化之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1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罗竹风:《人·社会·宗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7页,共58页2.外文文献在基督教盛行的韩国,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基督教信仰上,却似乎对产生的原因并不关心,少有学者去分析,因而研究成果不多。韩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中被翻译成中文的主要是金得榥教授的《韩国宗教史》15,书中对朝鲜半岛由古至今的宗教发展过程进行了介绍。其他的韩国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从一些英文版论文中窥之一二。《基督教在韩国》(“Christianity inKorea”)16对于基督教和韩国传统的结合以及对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侧重点在基督教对现代化的作用方面。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基督教在韩国获得成功的原因》(“Christianity andKorean Culture: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Christianity in Korea”)17对韩国的传统宗教——巫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分析,认为宗教传统的影响导致韩国人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而美国传教与教会史学家塞缪尔·墨菲特(Samuel Moffet)认为,“韩国的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在传播社会公正,尊重科学和教育方面与儒教有相似之处,在寻求心灵的安宁和许诺来世方面与佛教有相似之处,强调祈祷能够得到回应以及现世愿望实现方面像萨满教。”18《当代韩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的发展》(“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Curr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19对韩国的基督新教传教活动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并指出了这种活动发展的规律。这几篇文章从韩国视角分析问题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3.现有观点从文化兼容的角度:一种观点认为,韩国民众对基督教的狂热,说到底关系到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的问题。朝鲜半岛缺乏土生土长的文化,所以常常对外来文化表现出超常的热15(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16Park,Joon-Sik,“Christianity in Korea,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Oct2006,Vol.30 Issue4.17Kim,Jung Han,“Christianity and Korean Culture: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Christianity in Korea”,Exchange,Volume 33,Number 2,2004,pp.132-152.18Samuel Hugh Moffet,The Christians of Korea,New York:Friendship Press,1962,p.52.19Moon,Steve Sang-Cheol,“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curr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2,no.2.

第8页,共58页情。韩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是外来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比,具有较大的张力和弹性,其对基督教传播的阻碍作用比较小。20而且传教士在韩国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重视基督教的“本色化”(又称本土化),注意与韩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减少了传播的阻力。21而且,由于基督教是从中国间接传到韩国的,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缓冲,所以韩国人对基督教的接纳程度更高。22还有的学者认为韩国本土的萨满教的教义与基督教有契合之处,大量的萨满教徒在改宗基督教的问题上显得比较自然。而且,萨满教没有严密的分层级的教会组织,其教义排他性弱,其信徒也常常同时保有其他信仰,因此其信徒容易改宗类似的宗教。23从韩国的自身需要来看这一问题:有观点认为韩国没有经历过类似中国的西方列强侵略史,因此有可能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以此对抗日本侵略,有向西方寻求先进文化的动力。由于基督教来自先进的西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近代韩国明显落后于西方的条件下,基督教对韩国民众产生了吸引力。而基督教确实带来了科学文化的进步和医疗卫生的发展。24韩国人对于现代化大生产和快速城市化的追求,享受现代化过程中的好处(科技、资源的运用)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工业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以上的这些回答都从某种角度对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提出了解释,但是明显存在缺陷。宗教尤其是外国宗教的流传必然是一个复杂的原因所致,而且尤其传播的阶段性,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单个的原因;对于韩国基督教会所发挥的作用没有进行剖析,而基督教的基层组织是传播的最重要推动力。20参见孙雪岩:《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之比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9卷,第5期,第108页。21参见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章“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和第6章“东学与西学:两种文化的融合”。22参见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23参见徐志啸:《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比较与思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35-36页。及孙雪岩:《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之比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9卷,第5期,第106页。24参见徐志啸:《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比较与思考》,第35页。

第9页,共58页第二节韩国传统宗教衰落与基督教的进入韩国历史上有佛教、巫教、儒教等主要宗教,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巫教也即萨满教,从古朝鲜民族的宗教在朝鲜半岛定居开始就成为人民的思想根基;佛教是高丽、新罗和百济时期的国教;儒教则在朝鲜王朝时期占据统治地位。随着这些传统宗教的逐渐衰落甚至崩溃,造成韩国人的信仰危机,为基督教在韩国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一、韩国传统宗教及其衰落1.巫教:传统信仰源泉及其衰落韩国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屡遭异族入侵,国内也经常受到贫穷和疾病的困扰。由于巫教宣扬其对现世的祈祷和保佑,可以助人们求得摆脱厄运、长寿、健康、生男孩、发财和功名等等,所以对韩国人有很强的影响力。虽然韩国人也认为巫教是迷信,但是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是愿意去向巫师求助。实际上韩国的音乐、舞蹈也可以追溯到巫教跳大神的活动。巫师在做法时,为了和神灵沟通必须进入忘我之境,最好的办法就是狂舞与唱歌,因此跳大神可以说是宗教仪式的一种。传说中韩国的始祖——檀君本身就是巫师,新罗王朝之前一直是神政时代。但是随着佛教和儒教在韩国的传入,巫教开始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由于佛教的宽容性,成为国教并没有影响到巫教在百姓中的流行,但是在儒教盛行的时期,朝鲜的政治家们就开始对巫教采取行动,将巫师降为贱民,禁止他们进入都城等等。不过人们仍然愿意求助于巫师,连王妃也定期轻身来辟邪。25萨满教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此时的宗教色彩已经不明显。2.佛教:传统宗教中心及其衰落在现在的韩国,佛教在是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之中有70~80%同佛教有关,比如石窟庵和佛国寺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新罗、高25参见崔俊植:《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其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当代韩国》,2006年秋季号,第77页。

第10页,共58页丽王朝时,佛教一直作为韩国的国教存在,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植。尤其是新罗时期,人们笃信佛教,甚至王子和皇亲中也有不少出家为僧的。新罗之后的高丽王朝也信仰佛教,《高丽大藏经》和《直指心体要节》两部佛教书籍同样是世界文化遗产。僧侣占据了社会最高的地位,70%的土地归寺庙所有。26但是在高丽时期,佛教逐渐衰败,并走向极端腐朽没落。到了朝鲜王朝时期,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尊儒排佛,放逐僧侣,他们一下子从最高的身份被降为贱民,所有的寺庙都被赶到山上。成宗时更禁止供养僧侣,并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犯国禁。在朝鲜王朝历时5个世纪的统治时期,任何复兴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学者和官员的强烈反对。27直到16世纪末的“壬辰之乱”(1592年)时,日本丰臣秀吉率大军侵入朝鲜,当时的李朝皇帝宣祖逃到义州避难,禅僧清虚休静率领佛家门徒及招募的僧兵5000人,与明军一起作战,成为克复京城、赶走日军的主力军队。28宣祖在回到都城之后,赐清虚“国一都大禅师”的称号,至此,佛教禅宗才稍有恢复。但是直到朝鲜门户开放时,佛教仍然远离社会的主流,没有力量组织整合社会的理念。3.儒教:传统社会支柱及其衰落中国一般不把儒家看成宗教,但是韩国学者却认为儒教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形成了一整套维系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起到了精神安慰的作用,并有祭天、祭祖、祭孔的仪式,因此完全可以归为宗教行列。可以说韩国是典型的儒教文化圈国家。从高句丽时期开始,汉字就传入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建立之后,儒学成为了官定的国学。朝鲜时代,开国皇帝把儒教定为国教,程朱理学也就成为李朝500多年的统治思想。儒教对于韩国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无论他们是否承认,韩国人中的绝大多数26参见(韩)尹以钦:《韩国人的宗教观》,第242页。27同上。28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全国后,即图谋占领朝鲜,入侵中国。1592年4月,日本侵略军约20万人从朝鲜半岛的南端釜山登陆,5月攻陷朝鲜首都汉城,6月陷平壤,明朝发兵援助。同年,李舜臣率龟船舰队在闲山岛一带打败入侵者。1593年1月,朝鲜和明朝军队收复平壤,日军遂退据朝鲜南部诸道,伪称议和。1597年,日本再度集结大军,分水陆两路侵入朝鲜。1598年,朝、明联军反击,连续奏捷,李舜臣在鹭梁海战中予敌人以重大打击。随后,日军被迫从朝鲜全境撤出。公元1592年是旧历壬辰年,朝鲜文献将上述事件称作“壬辰倭乱”,中国称之为“壬辰之乱”。参见陈星桥:《漫谈韩国及韩国佛教的渊源与特色》,《法音》,2005年第11期,第23页。

第11页,共58页都是儒教的信奉者,遵从儒家的道德规范。虽然很多年轻人对此表示反感,宣称自己和“中庸”、“腐朽”的儒教没有关系,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的受到儒教的左右,例如人们谨遵的“孝道”要求人们长幼、上下有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仁义礼智信”29等观念也是深入人心,不过这种影响实际上已经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宗教信仰的色彩并不明显。朝鲜王朝重文轻武、军事力量薄弱,它效仿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但同时也被官员腐败所累,最后由于受到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的军事侵略而迅速垮掉。此后,逐步被日本占领,丧失了国家主权。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失败,更标志着维系了500年统治的思想体系——儒教的失败。自李朝以来,儒教就是朝鲜社会文化的支柱精神。然而随着民族危机加深,西方列强破门而入,封建势力越来越力不从心,成为列强的附庸,儒学的正统地位自然而然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此时的儒学早就脱离民众,成为党派竞争的政治工具,形而上的理学、礼论脱离现实生活,枯燥无味,对一般的民众也丧失了吸引力。失去了精神支柱的韩国人,感到思想方面的贫乏。儒教虽然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并不能发挥其鼓舞士气、团结人民直面危机的作用。其他传统宗教——佛教、巫教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也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无力挽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1910年,朝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朝鲜王朝覆灭。传统宗教衰落导致韩国社会精神信仰的危机,基督教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二、基督教与韩国传统的契合1.开国神话与基督教韩国的神话本身具有浓烈的宗教神学色彩。始祖檀君本是李朝建国时期的精神支柱,但是后来被用来作为反抗外来压迫、凝聚民族精神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以摆脱明朝在朝鲜的影响。29王淑臣:《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蕴》,孔子文化学院。文章出处:http://www.kmzx.org/wenhua/ShowArticle.asp?ArticleID=797&Page=3,2006年11月8日。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

第12页,共58页与中国和日本不同,韩国有造物主一神论的观念,相信有自己的祖先——称为桓因。所谓建国神话,一般是描述古代开国君主的出生、成长、婚姻、政绩直到死亡的故事,它突出体现了“王权神授”的观念。在韩国最有影响的族源神话是《檀君神话》,檀君被普遍认为是朝鲜民族的共同始祖,《三国遗事》记载:“昔有桓因(谓帝是也)庶子桓雄,数以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白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30意思是说,古代的天神桓因,因为知道他的儿子桓雄心系天下,想下凡间管理造福世人,于是选了三座太白山作为祭祀和议政的地方,又给了他三道符,作为天神的标志,派遣他去管理人间。这是韩国先人对原初宇宙结构最早的幻想,恰恰与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上帝也将他的儿子耶稣派往人间,救赎世人。这种相似性,使韩国人对基督教抱有亲近感。一些现代神学家企图根据檀君神话的三种神圣特性解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概念,尽管只是一个神话,在心理上为韩国人理解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教义作了准备。教会技巧性的将基督教神学嫁接到既有信仰上是其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2.巫教与基督教巫教作为韩国人一直以来的信仰与宗教的源泉,对韩国人的行为与心态乃至文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传教士正是在19世纪下半叶,巫教复兴时期进入朝鲜半岛的。“由于信奉巫教的韩国人认为,他们称作神的Hananim,是基督教中的天父,即耶稣基督之父,此正与基督教的上帝相合。”31这两者在韩国人心中的统一,为韩国人接受基督教提供了情感上的认同依据。而巫教通过巫师向神祈福的宗教仪式,与基督徒向上帝祷告、寻求寄托如出一辙,很多巫教徒也同时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韩国人也不排斥巫教。这一认识为基督教在韩国迅速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西方基督教有了与韩国巫教共存的社会条件。三、基督教填补信仰真空韩国的巫教、佛教和儒教尽管历史悠久,对韩国民众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30一然:《三国遗事》卷二《纪异》,孙文范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102页。31孟慧英:《韩国萨满教印象》,何星亮主编:《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2页。

第13页,共58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宗教的在国难当头时的无助,无法发挥救亡图存的作用,这给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时机。西方叩关,使韩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与东方的逐渐衰落,于是摆脱中国的影响,寻求新的支撑成为必然选择。当初韩儒将天主教引进朝鲜的目的是希望在“以儒教为立国精神之大本”的氛围下,借此来调和与完善儒家学说。西方传教士从事传教事业的同时也给朝鲜社会带来一次变革的机会,从教育、大众启蒙,再到自由民权思想的传播,这些都为处于逆境中的韩国人提供了必需的自强武器。韩国史学家姜万吉认为:“那个历史时期,朝鲜人的确需要倾听一种教义,逃避现实的基督教义及时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如果当时没有特殊的环境,就不会有充足的理由迫使朝鲜人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转向了基督教。”321.西学与天主教传入天主教被正式引入朝鲜半岛并得到传播,与朝鲜赴华使节的努力分不开。朝鲜赴清使节随员李承薰曾在北京拜见彼得·格拉蒙神父,受洗入教并在回国后向亲戚朋友传教。33天主教由此传入朝鲜半岛,并引起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趣。他们从对教理感兴趣到信仰基督、传播教义,使天主教传韩有了相当好的上层基础。34此时的朝鲜社会经历了“壬辰之乱”,已经陷入了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社会危机之中,而封建统治者对此置之不理,依旧热衷于争权夺力、党派之争。一些开明士大夫阶层开始对传统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积极寻求能够挽救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新思想。落后的朝鲜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需要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而这种需要恰恰是接受基督教的最初动机。代表人物有李承熏、丁若镛、丁若钟、丁若铨、李檗、权哲身、权日身等。李檗在其《圣教要旨》中写道:“人类应该信仰天主,赎罪以求灵魂得救”35。丁若钟著有《主教要旨》,共两卷,上卷讲天主教教义,指出天主创造人类,因此人类必须崇拜上帝,并对传统的敬天、信自然、信鬼神等民间信仰进行批判;32姜万吉:《韩国近代史》,贺剑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33杨昭全著:《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34参见【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贺剑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35【韩】李元淳著:《朝鲜西学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79~180页。

第14页,共58页下卷阐述教徒的义务。36这些教徒对天主教早期的研究和宣扬,开启了韩人宗教信仰领域的新局面,为韩国社会生活植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37随着信徒数量不断增加,朝鲜逐渐形成了最早的天主教团体。当然在李朝统治者看来,天主教思想和信仰活动已经威胁到当时的统治秩序,无异于儒教体制外的异端邪说。于是,1864至1876年大院君摄政期间天主教受到王室政权的残酷迫害,并通过颁布“西教禁压令”对天主教加以镇压和根除。“乙巳秋曹摘发事件”38、“辛亥教难”39、“帛书事件”40连续三次杀害了大批的天主教徒。直到1886年大院君失势后,朝鲜被迫同法国政府签订《朝法修好条约》,外国传教士在朝鲜才有了人身安全和传教自由。19世纪初韩国正处在闭关锁国时期,天主教作为“西学”由韩人自主引入,它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博得了韩人的好感。但随后便被当作一种潜在威胁,遭到镇压,甚至销声匿迹。这种与当时社会制度和文化习惯背道而驰的外来宗教被当作一种潜在威胁,遭到镇压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但是,无论如何它确实首次在韩国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2.民族开化与基督新教的传播新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比天主教要晚近100年。19世纪70~80年代,韩国被迫开放门户,即开港。1882年的朝美、朝英等不平等条约,是朝鲜王室在权衡利弊后,接受李鸿章的劝说而签订的,对民众的心理造成了的冲击和引起的反响相对缓和。所以当1885年美国传教士阿彭泽勒夫妇与恩德伍德开始他们在朝鲜的新教传播时,面对的阻力不是很大。阿彭泽勒创办了第一个教会——汉城贞洞监理教会,恩德伍德创立了第一个36杨昭全著:《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4页。37同上,第1016~1033页。38据史料记载:“前中人金范禹家,有李檗者,以青巾覆头垂肩,主壁而坐。承薰及若铨、若镛三兄弟及全日身父子,皆称弟子,挟册待坐。檗说法教诲,比之吾师弟之礼尤严,约日聚会,殆过数朔,士大夫、中人会者数十人。秋曹禁吏,疑其会饮赌技,入见则举皆纷面青巾,举止骇异。遂捉其耶稣像及书册物种若干”,将人员悉数收监。引自王春来著:《基督教在近代韩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8页391791年,由于祭祖传统和基督教教义相抵触,两名教徒因为不为丧母设立神主、不祭祀、不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处死。随即,反对天主教的儒生上书要求惩办天主教,李承薰被解除官职,教会骨干被流放或者死在狱中,史称“辛亥教难”。401801年,迫于政府的严厉镇压,天主教徒黄嗣永在素帛上写了一封信,企图致信北京主教寻求帮助。“帛书”被缝在信使的衣服夹层中,但是被查获。书信内容,包含有联系外来势力反对政府统治的意向,成为政府打击天主教的依据。

第15页,共58页长老教会,此后,各种新教教会派别都开始陆续在韩国开展传教活动,掀起基督教新教热,而且一直延续至甲午战争后日据之前。41新教的传播伴随着西方科学教育和思想文化的注入与普及,传教士们把自己活动范围扩大到教育和医疗领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韩国的新教传播是一场开化和觉醒的运动。(1)推进教育发展,提高教会地位。1894年甲午战争后至1910年间,东方的落后以及西方的强大,使得许多韩人开始对西方国家另眼看待,由不了解转为产生浓厚兴趣,甚至对其抱有尊重和屈从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活动逐步扩大。1901年至1910年间,基督教会设有专门学校4所(当时官立学校仅有三所),高等普通学校40所,普通学校601所,圣经学校40所,其他学校33所。42教会兴办的学校一方面为韩人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更主要的目的是为新入教的基督徒接受教育提供方便。这就为基督教在非教徒中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提升了基督教在韩人心中的印象与地位。(2)治病救人是手段,传播福音是目的。传教士的最初以医疗技术作为开启福音之门的钥匙。因为直接宣讲不但不能引起民众的兴趣,而且还会遭到排斥和打击。通过免费施医赠药的办法,使受惠的民众切实感受到西方医学的灵验,逐步改变了对传教士的认识,不少人因此而成为信徒。虽然传教士施医赠药在开始的时候受到韩国民众的怀疑,来治疗的人很少,但是教会医生高超的医术和灵验的药方,潜移默化的改变了病人及其家属对传教士和宣教活动的态度,逐步打开了传教局面。传教士在韩国治病救人主要起到了两点作用:41同一时期的天主教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1866年,俄国军舰抵达元山港,以武力威胁李朝政府给予通商和定居自由。李朝政府陷入恐慌,派遣使者到北京商讨对策。天主教徒认为这是赢得政府对其好感的最佳时期,于是向执政的大院君进言,提出与法国、英国结成反俄同盟,抵御俄国人入侵的外交计划。为达成这一同盟,可以借助在李朝境内的法国主教做介来实现。但是此时执政的大院君收到来自北京特使发回的信件,误以为中国政府正在严厉打击西方势力。与此同时,威胁元山港的俄军已经撤离,大院君认为继续与法国结成同盟会导致清国的愤怒,于是终止了天主教的外交计划。并且,大院君根据法国主教暴露的踪迹,颁布宗教禁令,全国范围内对天主教实行大屠杀。行动不仅指向本国信徒,而且还包括外国传教士,遇害教徒有8000多人,9名外国传教士被捕,政府剥夺了他们回国的请求,将他们全部处死。在十年时间里,约有30000名教徒消失,教区的基础被摧毁。1873年,大院君失势,政权转入王后手中。直到19世纪80年代门户开放以后,天主教才通过政府撤销宗教禁令,在朝鲜半岛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42金得榥:《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第16页,共58页第一,西式医疗手段在韩国的推广引起韩人医疗观念的变化,中医在社会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传统医学之中的不合理之处受到人们的质疑;传教士医生坚持不懈的宣传,使韩人对疾病产生的原因、预防手段、治疗手法有了更新的认识。第二,当韩人对西医的疑虑逐渐消散时,医疗与传教事业也就此分家,医师与牧师各司其职,医疗也成为教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服务面向全社会,这使教会医院深得人心,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拥护。在众多的实用利益中,医疗对于人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此教会医院在吸纳教徒、扩展传教区域方面起着很明显的效果。许多韩国人开始就是因为信主就会有人帮助治病、消灾,后来就信了。之后,他们每天做祷告,每周做礼拜,心里感觉到平静、舒服,逐渐在心里扎了根。这就是很多韩国人加入教会的原因。3.新教快速传播的原因(1)新教更加成熟的传教策略新教传教士们吸取了天主教的教训,在进入韩国后表现出对政府的礼貌和尊重,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1885年,新教传教士们举行了首次礼拜,参加者仅限美国传教士和信徒。1886年4月,首次洗礼仪式的对象是美国信徒的子女以及一个驻韩使馆的日本人。“直到1886年下半年,参加礼拜的人员成分才扩展到其他外国信徒。每次礼拜与洗礼,传教士都事先通知朝鲜政府”。43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换取政府和社会民众的认同,这些举动也为传教事业的发展开辟道路。相比在街头布道演讲、散发福音传单、举行宗教仪式等等直接的传教方式,改用金钱、物质和医疗等带有公益性质的传教方式更能吸引民众入教。(2)韩国社会内部开化势力的推动新教传入时值19世纪末,李朝社会走向近代化,当时社会提供了让新教发挥作用的机会。韩国统治阶层中的开化派认为,以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为平台,可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面对韩国频频失败却无力挽救的现实,与其固守传统的儒教思想,还不如接受新的、更加文明的价值体系。43Chung-Shin Park,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Kore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22.

第17页,共58页开化派的激进分子甚至认为,韩国国家的崛起只能由新教来完成,是“灵魂死亡的韩国人的再生”。44他们将西方的先进归结为信仰基督教,认为接受基督教文明是落后国家走向富强的最佳途径,利用基督教传教组织可以实现国家的开化。45因此,基督教就同民族自强、开化联系在一起,开化派渴望通过一系列改变使韩国成为日、俄那样的强国,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基督教的传入,冲破了原有的儒教思想体系,使人们看到本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背负了不能承受的重担,国家内部没有足够的力量解决这种局面。促使政府向西方学习,走向近代化成为韩国基督教此时所承载的责任。(3)韩国政府变革以自强的需要虽然在李朝学者中,因为在变革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但是改变李朝传统社会的要求是不容置疑的。任何体制的改变都应该存在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新教的发展,为李朝社会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在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之后,变法开化运动在韩国兴起,旧式教育体制已经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阻碍。在这场“启迪新知”的文化运动中,韩国政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采取措施推进近代西式教育的引入。46与天主教不同,新教随着西方科学教育、思想文化而来,而且将教育、医疗作为传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再加上韩政府支持新式教育,传教士在兴办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亦被认可,最终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国家控制教会的发展速度,使社会逐步接受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为近代化打下基础。在循序渐进的容纳过程中,西方思想、流行文化及服装、改革措施、法律、礼仪、知识等方面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大的认可,这在社会上掀起一种思潮,即人们开始认为一些古老的习俗是荒谬可笑的。从最初基督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到宗教自由令的颁布,在政府控制之下,社会逐渐对基督教显示出相当友善的态度。政府中也出现了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官员。教会对政府尊重的44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45同上。46如1882年8月,韩国政府派遣以洪英植为首的60多名政府高官组成所谓的“绅士游览团”,赴日本考察西式教育体制。翌年,政府选派徐载弼、朴泳孝、金玉均连同61名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此后的连续几年,政府都分别派遣各种名目的团体出访美、日等国,进行教育方面的学习。见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88页。

第18页,共58页态度,帮助政府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树立了信心,这也是教会和政府间建立信任的有益尝试,并为此后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四、与日本基督教比较随着朝鲜王朝的失败,封建的君主不再是国家的领导者,而社会原有的意识形态支柱也随之被摧毁,人们需要去寻找其他的希望和拯救者,基督教作为西方先进文明的精神,此时为韩国民众提供了新的而且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价值系统,作为以往传统衰落之后的一种补偿。因为通过信仰基督教来寻求希望和灵魂得救,这种信仰能够为处于绝望中的民众提供神的启示,也是走上韩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的道路的途径。47一般说来,带有特殊性的民族主义,因其涉及到血缘、宗族等复杂的因素,与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站在对立面上,二者之间应该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韩国,基督教却同民族主义相结合,振奋了20世纪初的韩国民族主义精神,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可韩国所经历的百年政治危机,尤其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韩国人对于朝鲜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幻灭感,自然对于这个制度的精神支柱充满失望,直接导致了韩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真空,基督教进入人们的心里成为新的寄托也就在当时成为可能。同韩国的基督教情况相比,虽然日本早在1个世纪之前就有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但是即使是在今天,日本的基督徒也仅占全部人口的0.6%,48教堂建筑稀疏,散布在全国各地,仅有100多座,且多年久失修。对比之下,韩国拥有1700万的庞大教徒数目,全国拥有超过6万座教堂。49出现这种鲜明对比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日本的传统宗教——天皇崇拜为中心的神道教,日本人将基督教视为外来的异教。神道教在日本的历史悠久,与日本民族同生共长,深入人心,是日本民族不可割裂的文化精髓。如果放弃神道教而转信基督教就意味着对国家和传统的背叛。韩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传统宗教已经不能再为人民所信任和依47从1894年到1904年,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韩国的基督教徒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人们选择教堂作为庇佑场所,是因为在教堂人们可以获得食物和疾病治疗。参见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8根据日本国文化厅1999年的统计,日本最多的宗教团体是神道教,有8.5万个,占总数的46.8%,其次是佛教,有7.7万个,占42.4%,基督教仅有4千个,占2.3%。而1988年,日本的基督教徒数有170万左右,仅占总信教人数的0.8%。参见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宗教年鉴》,1999年版。49参见黄心川主编:《当代亚太地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第19页,共58页赖,接受基督教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诉求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宗教的衰落与近代开化、自强的需求,是韩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结合的一个契机,成为基督教传播的诱因。

第20页,共58页第三节反抗日本与基督教的传播1910年之后的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矛盾尖锐,基督教抓住有力时机,宣传民族自强和文化启蒙,成为人们的心理寄托。处于民族危机中韩国人对日本的敌对情绪,促进了他们亲近西方,通过基督教联合西方来对抗日本的态度。教会争取自由信仰的环境,韩国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的统治,二者达成共识,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实现了合流。因此基督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据显示:1919年“三·一运动”时,韩人基督教有信徒19.6万人,1925年增加到26万人,1934年增长为33万人。50以三一运动为界,之前基督教所发挥的主要是对民众的精神安抚作用,之后基督教会则直接参与到抗日爱国运动中。一、日据初期基督教的心灵安抚作用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速了吞并朝鲜的进程。189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岛条约》,1904年“韩日协约”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8月22日的《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韩国遭受了日本殖民者长达36年的残酷统治。51马克思说:“宗教是对现世苦难的一种抗争和控诉,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52社会动荡正是宗教滋生发展的温床,而以福音传播为己任的基督教所宣扬的民主、平等和爱,给身受苦难,被死亡威胁的人许诺以永恒的生命和安宁,使人们有了精神上的寄托,成为处于痛苦之中的人们抚平创伤的精神家园。1910--1945年日据时期的韩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这成为基督教在韩国得到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50唐逸:《基督教史丛》(柳雪峰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51参见【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5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第21页,共58页1.日本侵略者对韩国人民的严酷统治(1)殖民掠夺与残酷迫害日据时期,殖民者不计后果的掠夺,使得当时韩人贫富分化非常明显,许多有产者变为无产者,贫困者更加贫困。尤其是占总人口80%的农民,过着极度艰难的日子,在这种不正常的社会中,人们生存的机会变得十分渺茫。在韩基督徒也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迫害。当时,基督教会的各项活动,例如医院、诊所和学校都受到了遍及全国的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有很多学校被迫停课,大部分医院也面临倒闭。在这种压抑的形势下,基督徒积极主动参与到反日运动中,同韩国爱国者一同抵抗日本殖民者的侵略。(2)同化政策和殖民教育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以逐步淡化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摧毁韩国的民族文化、压制韩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极力削弱朝鲜传统文化的影响。1910年,在日本总督府对有关韩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搜查中,有20万到30万册书籍被没收烧掉。查禁书籍的范围包括韩国的读本,先前各世纪民族英雄的传记,以及有关独立、国家的诞生、革命等外国书籍的韩文译本。1911年,日本殖民者发布“教育令”,命令在韩国强制普及日语,不允许讲授韩国历史、地理等课程,90%以上的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成为文盲。日本人不仅加紧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还加紧了对传统学校的控制,仅限于基础教育和初级技术等基本技能,以达到弱化学生的民族意识的目的。53日本对报纸等舆论更是严密控制,残酷压制反日救国之言论的流行。54传教士则不畏强权,勇敢地向日本政府倡议“韩国人应该拥有与日本人一样的教育”,55“韩国学生应该被允许学习完整的历史和地理”。56教会的信徒以教堂作为使用韩国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阵营,坚持使用韩语进行祈祷,人们在教会的旗帜下进行抗日活动,抵抗侵略。于是,教会和教会学校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向人们宣传上帝面前人53从1910年到1922年这12年间,私立学校数目显著减少,由2000多所减为600所左右。参见韩国在线网:http://www.hanguo.net.cn/history/?mid=179。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54【韩】朴英姬:《朝鲜义烈团的成立及反日斗争》,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679页。55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56同上,第159页。

第22页,共58页人平等,无论是尊卑、男女、老幼,并对传统的与基督教相抵触的价值观进行拒斥,比如等级观念、祖先祭祀、一夫多妻制等等。日本占领朝鲜,激起了韩国民族主义快速崛起。基督教此时成为反抗侵略的一个工具,在日本侵略时期,基督教会积极参与救国救民、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迎合了韩国人振兴民族大业的心理需求。2.基督教带给韩国人民精神安慰对处于民族危机的韩国人来说,新教带来的福音是一种新的精神寄托。而韩国这一时期的新教发展,与其说是基督教热不如说是韩国人自我觉醒的文化启蒙运动。正如斯潘塞·J·帕默(Spencer Parmer)所言:“当整个世界在他们眼前崩溃时,在那个历史时期,朝鲜人的确需要倾听一种教义,逃避现实的基督教义恰好在朝鲜历史的那段时期及时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当时如果没有特殊的传播环境,就不会有充分的理由迫使朝鲜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转向基督教。”57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韩国逐步丧失国权,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变为日本侵略者和韩国人民的矛盾。国家领导者的腐败、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使得很多韩国人失去生存的方向,教会的任务就是为失去方向的民族注入希望。韩国学者金希教认为:“中日战争后,韩国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导致了韩国空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使得韩国民众不再反对基督教,反而试图通过基督教来联合西方,共同对付日本。”58很多学校的学生每天抽出时间来学习圣经,为危机四伏的国家祈祷,将希望寄托在“信仰上帝即可得救”之上。以往对基督教排斥甚至是敌对的人也求助于教会。1907年1月发生了韩国教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平壤查经复兴会,标志着基督教在韩国开始复兴。许多信徒以真诚的眼泪和感激来祈祷,影响着首尔以及其他的韩国大城市,教会及神学学校的活动接连不断。基督教徒的数量在此期间有了显著的增长,基督教徒们将自己的信仰同罗马占领之下的以色列相比较,希望按照基督宗教文明来光复祖国、摆脱殖民统治。许多的教会以此为使命,自觉献身于民族独立事业,将反抗殖民统治,直接参与57斯潘塞·J·帕默:《世界宗教概览》(向红笳,徐晓冬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58金希教:《1905年以前韩中反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四),1998年,第239页。

第23页,共58页社会运动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在韩国,新教传教初期的传教士中,清教徒人数较多。他们认为,韩国在政治上是无可救药的,而挽救韩国的真正道路是拯救韩国人灵魂的救灵运动。如上文所述,基督教传教士在韩社会各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基督教接近韩人的心理需求,促使他们选择基督教,把基督教信仰当作精神寄托,以此来实现心灵上的平静与安乐。这一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入韩传教少有的顺利局面,基督教也由此深深地扎根于韩国这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中。二、1919年后基督教会积极参与抗日活动1.“三·一运动”中的旗帜作用20世纪初韩国允许基督教公开传播,教会势力也随之迅速成长壮大,各种教会组织和教会企业纷纷建立,信教人数逐年增加。日据时期,基督教会一直是日本政府主要的打击对象,朝鲜总督对教徒的迫害日益加深,1910年以基督徒有谋杀总督寺内正毅的嫌疑为由,逮捕157名教职人员。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基督教仍然继续发展,1912年组织了韩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团体——长老教总会59。1919年3月1日,“三·一独立运动”爆发,全朝鲜半岛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60而在韩国仅有35年传教史的基督新教在运动中成为韩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61新教与各宗教教派联合起来进行全民族的运动,场所也多在新教教会,新教在独立运动中起到了联合各个组织的重要作用。虽然基督教倍受迫害,但是却成为民族独立的精神寄托,被当成亡国后维系民族团结的主要力量,它屡受挫折仍顽强不屈,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为韩人争取了一定利益,因此也更深得人心。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基督教福音也给新教的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59中韩友好协会网:《20世纪初日本统治的文化镇压》,http://topic.china-korea.org/news/2005/09/08/12284045281692.htm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8日。601919年3月1日至5月31日间,参加示威者达两百万人,1500多次,218个郡除7个外都发生了示威活动;包括学生、商人、农民等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高喊“韩国独立万岁”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撼动全国的示威活动。这场示威令日本当局大为震惊,他们对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并焚烧学校、教堂和私人住宅。据日本官方发布的报告,有46,948名示威者被捕,7,509人被杀,15,961人受伤,715所房屋被毁或被烧,再加上47所教堂和两所学校。61【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页,共58页教会为了抵御日本殖民者对教会势力的严格限制,有意识地支持一些韩国爱国者的活动,基督教争取信仰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行为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博得了韩国人的好感,大批人为了解决社会的困难或寻求心灵的安宁而皈依基督教。当时的韩国民众有相当人是为了反日而入教,以争取民族和个人的生存权利。“为了救国家,信仰基督教”,62成为当时的信仰基督教的人民的心声。即使是住在韩国的日本人也能感受到这种教会的扩张:“反对日本的人聚集在十字架之下,建立十字军来驱逐日本人”。632.对独立协会的配合作用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机构与独立协会关系密切。各地方的基督徒认为爱国爱民族的信仰同独立协会的爱国思想是一致的,所以积极参加政治、社会运动。64独立协会所主张的民主思想包括:第一,国民的自由权(生命、身体、财产的自由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权);第二,国民的平等权(废除社会身份制度、获得阶级平等、职业平等、男女平等);第三,国民的主权(主权在民,国民领导权、支配权、官吏弹劾权、政府交替权等);第四,国民的参政权等。65此外独立协会还要求向国民普及教育。作为市民运动,独立协会体现出现代化的精神,起着爱国启蒙的作用,并通过《独立新闻》(报纸)、《韩国基督会员汇报》,以及《基督徒新闻》等新闻媒体,提倡培养民主的自我负责性和爱国性。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勒令基督教组织参拜神社,但是很多基督教徒不肯屈从,顽强抵制,于是有200多教会被迫关门,很多教会领导人身陷囹圄,基督教徒也有不少死于非命。从表面上看,这是基督教的一场灾难,但基督教在压迫下求生存的斗争精神也给人以鼓舞。随着“三·一运动”(在文中将这个统一用法,是否全加引号)中被捕的牧师被当局释放,教会的宣传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为了进一步争取民众,扩大教势,长老教与监理教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向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教徒,开办讲习所。62《韩国基督教会史》,大韩基督教书会,1975年,第213页。63李完烈:《韩末基督教和民族运动》,平民社,1980年,第120页。64参见(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65同上。

第25页,共58页3.西式教育的推广作用独立协会提倡进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而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向韩国展示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韩国基督教团体纷纷建立教会系统的学校,虽然客观上对西式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传教。1910年日本占据韩半岛后,殖民政府视教会教育为潜在威胁,于1911年8月以帝国法令的形式颁布了《朝鲜教育法》(当时的名称),法令实行差别教育,声称教育应适应韩人的低等素质,把韩人培养成日本的忠诚臣民。这种情况之下,基督教界做出了更为理性的选择——联合办学,在原有文、理二科外,增设商科和农科,1915年另增加了包括圣经、英语、通史、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日语、机械绘图、音乐、大学代数、三角学、伦理学、化学、物理学等课程。66新科目的增设,激发了韩人对知识的渴望,由于教会推行的新式西方教育机制在韩国很受欢迎,加之教会学校在硬件设施上的建设,教会学校在韩国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据统计,1915年至1932年间,学院共有学生2500人,已超过当时日本所办学院的人数。67而且基督教教会教育并未因日本当局的压制政策受到不良影响,反而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近代韩国教育机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民众的角度看,19世纪末是李朝封建政治没落乃至灭亡的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韩国人民将新教所带来的福音视为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因而基督新教的信仰被视为自我觉醒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当时,有种观点认为国家兴亡取决于是否踏上“文明”之路,而新教正提示了“文明”之路。富强繁荣的西欧众国都信新教,所以就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许多人都认为只有新教才是“文明”的宗教,只有先进的美国的宗教才是值得信奉的宗教。而且,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备受煎熬的韩国人认为只有美国才是牵制日本的力量,所以对新教的信任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涨。总之,这一时期的殖民经历阻碍了韩国社会形成有独立性质的宗教。传统宗教——佛教被日本佛教同化后严重地削弱了其宗教机能,儒教行将毁灭。而基督66Holtom·D·C,editor,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Korea&Formosa.Tokyo:Federation of ChristianMissions in Japan,1924,p.21.67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33页。

第26页,共58页教却在无形中与当时的韩国社会背景结合,与韩国人民的抗日复国斗争相结合,成为民族主义的温床。对传统宗教深感失落的韩国人接触到基督教理,有一部分人逐渐认可了这种新的价值观。基督教精神与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相互结合,促进了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进程。当然,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完全接受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是它在人们心灵的重建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和平,使人们感到基督教能够使一切的不足变得充实。三、与台湾教会情况的比较台湾在社会背景方面与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基督教进入的开始都是以医疗和教育作为突破口,为当地的人们提供帮助,得到信任而立稳脚跟,台湾的原住民——平埔族的基督教信仰比例较高;其次,历史上都经历了很多的动荡,都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遭受日本人的同化教育和奴役,期间也有浩浩荡荡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爆发,基督教都是作为反抗日本的工具,在抗日时期有所发展;其三,在独立之后也同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坚决反共,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接受过美国的大笔援助,并实现了20世纪60至80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势力都比较明显;其四,政治上也经历了缺少民主的威权统治,蒋介石家族与朴正熙的军人统治都对经济的复苏和起飞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主化时期,基督教也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基督教在韩国的庞大势力,台湾的基督教无论在教徒比例68,还是在社会的势力与影响力,都远不及韩国。笔者分析原因如下:1.台湾基督教在日据时期没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日本殖民者最初据台的19世纪末期,台湾人民采取积极的武装斗争形式来反抗殖民者,但是教会却力求置身事外。有大约700名教徒被杀害,可见教会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教会很快做出反应,不是采取支持人民抗日活动的做法,而是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局面去谋求建立与日本各级要员的合作关系。68台湾人口有2300万,新教与天主教徒总数占台湾总人口的6%左右。参见林求真:《台湾教会印象》,《天风》1999年第11期,第18页。

第27页,共58页69武装抗日的时期,与教会有关的事件只有1915年的“瞧吧哖”事件,有22名长老会信徒被捕。70这些都说明,教会为了求得自身的保存而接受日本的统治。到了1916年之后,台湾的抗日活动转向文化、政治运动的形式,这一时期也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为倡导者,虽然有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参与,但是这也是个人行为,是自身对于抗日活动认可导致的,并不代表了教会的身份去参加政治活动。虽然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已经逐渐被同化到日本的殖民教育体系中去。71为了得到当局的认可,而聘请日本教员。教学也多半采用日语。到了1931年,日本侵华之后,台湾教会已经身不由己,由传教士负责的神学院、学校、医院都被日本人强迫改组,归日本统治者掌管,因此教会渐渐沦为日本人战争服务的工具。而教会也本着“不过问政治”以明哲保身的原则,力图与民众的抗日活动拉开距离。这就与韩国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教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抗日而奔走呼号,教会领袖也成为抗日活动的领袖,不畏牺牲,带领人们同侵略者不懈抗争。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基督教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为其得到民众的认同、树立威信提供了契机,也奠定了基础。台湾的教会虽然求得了一时的生存,但是却在民众的眼里失去了威信,也就失去了扩大影响的机会。2.台湾基督教始终处于主流意识之外其次,二战前,台湾基督教台湾地区的教徒多分布在南部,即原著居民较多,而大陆迁徙过去的人信仰基督的比例相对较小。原住民在台湾人口中的比例仅占到2%左右。这一原因主要是教会在发展的初期,一直被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主流社会所排斥,上层社会的人少有教徒。接受教会传教的也是一些贫苦的百姓,这些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影响力也就局限于本族的人,因而就对基督教在岛内的广泛传播影响不大。而到了日据时期,除了殖民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精英阶层之外,基督教徒在691895年11月,偕牧师度假回台时,看到教会受到的伤害,便去拜见当时的日本总督乃木;1896年,乃木和其部下往淡水回访偕牧师并参观他的博物馆。而且,教会还与日本来台的基督徒积极接触,曾举行中日联合礼拜。见翁伟志:《日剧时期台湾基督教会的政治立场》,《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6月。70郑连明主编:《台湾基督长老会百年史》,台南:台湾基督长老会教会,1984年,第125页。转引自翁伟志:《日剧时期台湾基督教会的政治立场》。而且即使发生了这次事件,也只是教徒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基督教会的主动参与,因为在事件之后,长老会并没有对日本殖民者提出任何强烈谴责。71参见陈宏文译:《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台南:人光出版社,1997年3月。第55-56页。

第28页,共58页教会学校的影响之下接受日本的新式教育,也逐渐成为社会精英。但是民众对于这些精英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是日本统治者的追随者。所以虽然长老会等在上层的影响扩大,在光复之后,政治势力也很大,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占大多数的民众认可,也不能实现福音的普及化。相比之下,韩国的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从知识分子开始的,精英阶层的认同使得韩国社会对基督教有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还致力于基督教义、教理的研究,努力寻找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方面,为基督教在社会得到接受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看来,基督教在韩国和日本相似背景之下,其传播结果有明显差距。这种情况与民族危亡时期,基督教会的所作所为以及在民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有不可忽视的关系。而在光复之后教会的自身定位和传教策略也影响了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

第29页,共58页第四节民族振兴与基督教的发展韩国的基督教的成功就在于它积极入世,致力于满足韩国社会不同时期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是韩国社会的救世主。二战后,韩国贫穷落后,亟需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是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还必须有一个全民的共同认知与合力——民族主义。基督教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与民族振兴的精神相结合,为1945年之后的基督教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战后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使生活极度贫困、渴望得到拯救的韩国人对西方的发达无比羡慕,近代开始就对本国的宗教传统倍感失落的韩国人,自然对代表了西方价值观的基督教无法拒绝,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信仰基督教上。而在经济现代化同时,基督教还是韩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二战后到1980年代是基督教在韩国快速发展的时期,基督教徒人数有了更为显著的增长,天主教徒从1945年的18万增加到1980年代中期的110万,新教徒则由1940年代的50万增加到900万,占到总人口的24%,平均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新教徒72。而根据一些教会的数据,1997年韩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人口的40%,2002年上升至49%。73一、美国的榜样作用1.二战后美国的对韩援助美国的拯救者心理使得其在二战后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对经济破坏严重的国家进行慷慨援助,尤其是在同苏联冷战的前沿地区——欧洲、韩国。因此这两个地区受到的美国影响也是深远的。从1945年到1953年间,韩国经历了军政、过渡政府和大韩民国初创以及朝鲜战争,国家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工农业生产存在严重的减产问题——1948年72Hyung Chull Jang,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A Study of Cultural Hybridity of Korean Protestantism in theEra of Globalization,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December 2004,p.220.73同上。

第30页,共58页的产量仅为1940年的21%,主要工业部门中,纤维工业下降了74%、化学工业下降了59%,食品下降了93%,金属工业下降了59%;农业产量也是大幅下滑,1948年的农业产量仅为1940年的72.4%,耕地面积也减少了21%左右。74由此引起的物资供应矛盾,物价暴涨,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虽然情况在1950年之后有所好转,但是仍旧严重依靠美国的资金和物质援助。早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便以各种形式为韩国的经济恢复、稳定和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从1948年8月到1950年1月,美韩先后签订了《韩美经济援助协定》、《韩美联防互助协定》、《韩美军事顾问协定》等一系列的协议75,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援助占到韩国财政收入的30%~40%,最高年份达到52.9%。76这样大的经济援助为战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韩国经济提供了极大的动力,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图表3:美对韩国经济军事援助(按照美国财政年度计算,单位:百万美元)771946-1952 1953-1961 1962-1969 1970-1976合计经济援助666.8 2579.2 1658.2 963.6 5867.8军事援助12.3 1560.7 2501.3 2797.4 6871.7合计679.1 4139.9 4159.5 3761.7 12739.5韩国经济贫困的局面为美国的经济援助提供了需求,美国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置身于韩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之中。美国认为:对落后文明的改造不仅仅在于促进经济状况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促成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属于软性手段,是经济和军事手段的补充,以劝服的方式来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应该大力培养亲美派和知美派,以此作为价值观传播的中介,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共享美国价值的世界体系。毋庸置疑,随着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对韩援助,资金、装备、科学、教育、管理技术、文化等也随之输入韩国,韩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架构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扶植韩国,更重要的是将其纳入西方阵营,在价值观上同美国保持一致。美国的也确实达到了目的,在遏制苏联、中国、捍卫74Edward.s.Mason,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Harvard University,1980,p.245.75崔天模:《美国援助与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成长》,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76同上。77资料来源:杨永骝、沈圣英:《南朝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版,第245页。

第31页,共58页美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中起到了作用。从二战结束至朝鲜战争期间,韩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当时韩国国民不仅把美国看作是将韩国从可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脱出来的“解放者”,而且还是参加“韩国战争”为守卫韩国而流血的维护自由的“救援者”。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给韩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的、经济的援助,所以韩国人还把美国看作是使他们得以生存的“恩人”。因此,许多韩国人把美国看作是特别的国家,怀有盲目的亲美感情。20世纪,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逐渐失去吸引力,向海外寻找新大陆成为基督教会的共同目标。其发展的新特点在于这种扩张还粉饰以道德理想的色彩,即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国家,要把上帝的福音——美国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传遍世界。在政治上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将民主推向国外,在政治经济影响的同时,通过精神同化把包括韩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变成皈依美国文化和政治原则的国家。当时颇为流行的社会福音学说就认为,宣传个人得救的福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弘扬改造社会的福音,从教育到社会服务再到社会政治的改革。其内在的逻辑被延伸为:落后文明的问题在于整个社会制度,需要用基督教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来改造亚非地区。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写到:“美国的传教活动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部分‘被遗忘的历史’,它不仅限于某个或所有教派的宗教布道行为,还包括无数美国人的宗教工作、医疗工作、救济工作和全世界各种政治活动,在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强烈的世界共同意识方面,发挥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大作用。”78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美国对苏遏制、冷战思维也是其向外输出价值的重要原因,它不仅仅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争夺世界的斗争。2.美国教会的慈善活动基督教组织在社会福利方面为韩国做出了不少贡献,医疗机构、救助机构的78【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第32页,共58页发展很大地提高了教会在韩国社会的威望。韩国的教会得到美国方面的慷慨援助,使得教会在对韩国贫苦人民的救济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韩国社会处于短缺状态之时,物资不足、疾病、饥饿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着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传教士以狂热的宗教献身精神向人们施医送药,其善举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因此被视为是具有神奇力量或者至少是卓越能力,信仰基督教并因此加入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当韩国刚从日本手中得到解放而再度面临内战之时,国家陷入一穷二白的状态,人们处于饥饿、潦倒甚至是绝望之中,求助于耶稣基督,便成为基督徒的唯一出路。此时大量的援助源源不绝的输送到韩国,其中绝大多数是来源于基督教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批物资援助帮助韩国人民渡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时刻,摆脱了饥饿的威胁。除此之外,美国教会也纷纷派遣传教士入韩,带来大量急需的食品、药品和衣物,并在韩国境内开设多个临时食堂,为饥饿家庭提供免费的食物;还在各地搭建一些避难所提供给无家可归的人。基督徒认为是他们的祷告发挥了作用,于是更加坚定了对基督的信仰;这些爱心救助活动也在非教徒的韩国人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对于基督教会有了更大的认同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韩国人有着很浓的感恩之心,他们认为“受到恩惠要感恩图报”,美国在战后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使得韩国人非常感激。可以说,美国教会在战后的慷慨解囊、对韩国难民的扶助行动,一方面给处于贫困和饥饿中的韩国人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另一方面也对于韩国人的感情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在救助中培养起来的好感自然使得基督教在韩国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人们相信这些传教士的行为是基督之爱在人间的见证,因此不少受过教会帮助的韩国家庭自愿入教。教会派遣大批传教士入韩所进行的救济活动,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基督信仰也在韩国人心中得到广泛的肯定。美国的对韩援助和扶植的确令韩国得以重生,推动了韩国60年代走上现代化飞速发展道路。作为援助的副产品,韩国的基督教在不知不觉中夯实了地位,也许这正是美国的真正目的所在。3.榜样作用转化基督教优越论韩国学者文正垠认为:“二战后,美国一度成为韩国人心中的解放者和拯救

第33页,共58页者,因而20世纪的50至70年代是韩国人是亲美时期。”79虽然这种说法不是非常地确切,因为在其中的一些时间段,韩国人也间歇的有较强的反美情绪,比如战后初期及朝鲜战争谈判时期。热烈追求文明与开化的韩国人比传教士更为积极地提出,世界上最富强文明的国家都是新教国家,新教是实现文明的根本,应该从信仰新教开始实现文明。传教士们通过展示自己居住的现代式住宅和先进的工具、现代的生活用品等,将现代文明同新教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对新教的美化,但是在新教教徒心中却是希望通过新教来使自己的国家达到和西方一样的文明程度。于是新教被视为比其他的宗教都要优越性的宗教,还发行了许多将新教与其他宗教对比体现其优越性的书籍,攻击朝鲜传统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教和佛教,说他们是亡国之教,逃避现实之教,新教优越论在韩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二、教会教育及民主观念的扩张1.教会学校在社会的影响在韩国人看来,基督教及其大学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它们不仅仅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带到了韩国,还传播了西方的宗教思想。以韩国的三育大学为例,它是一所由基督教开办的现代大学,其前身是始建于1906年的义明学校,原址在今天的朝鲜平安南道,1947年之后迁往首尔。80以前其主要的研究机构是神学研究所、基督教教育研究所、福音传道者问题研究所、圣经语言研究所。随着韩国社会的现代化,大学也在逐步实现世俗化,越来越倾向于重视现实生活、重视科学技术和世俗文化,并开设计算机、农学、文学、商务管理、医学、营养学、艺术学、幼教等专业。在增强学生技能的同时,学校还注重对学生在人格和信仰方面的培养,以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来约束学生,向学生灌输社会服务的思想等等。可以说教会学校与韩国的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韩国的教育体系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小学开始学生就不断地接受美国式的价值观。教育的发展促使威权统治秩序支持率不断下降,大79Chung-in Moon,“Changing South Korean Perce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September 11”.In AZIYAKENKYU,Vol.50,No.2,Apr,2004.80参见李春泰:《韩国三育大学与现代社会》,《当代韩国》2001年秋季号,第97页。

第34页,共58页众逐渐对现行政治制度产生不满,向往西方自由民主制。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80年代韩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攀升,经济条件好的年轻人思想活跃,因而非常容易接受民主政治的意识,革新政治的呼声很高。这就为具有鲜明西方价值观特点的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2.民主斗争中的精神支柱作用传统的儒教统治秩序也是本质上崇尚权威,强调等级,这些都同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平等、自由不相容,因此民众渴望改变旧的传统,实现社会的民主。但是从李承晚的独裁统治到朴正熙的军人威权统治这段时期,韩国始终没有能够享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威权统治之下民主与公正的缺失,官僚机构权力无限膨胀,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都使人们对于现有社会基础产生了怀疑。一方面,基督教宣扬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思想,成为此时的韩国社会所不具有,又为人们所渴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也发挥了带头作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1)补偿作用由于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绝大多数韩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受到剥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并没有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的民众。因此,加入教会,参加教会活动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补偿。在基督教精神普世性的指导下,教徒努力将自身与教会融入到社会变革之中,力求以上帝的名义,依靠信仰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状况。正如金大中所说:“信仰基督教不再像过去一样仅仅意味着自救,而是意味着献身救世,救所有的人。”81实际上这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韦伯认为,建立在理性的新教教义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动力而迅速膨胀起来。可以说宗教信仰对社会的发展存在影响,尤其是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无法明确区分由谁导致了谁。在韩国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里,城市化进程很快,人们在从乡村进入城市之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精神上感觉到了巨大的失落,没有寄托和依靠。教会所提供的物质与81【韩】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冯世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

第35页,共58页精神上的补偿作用,给人们带来了竞争压力之下的安慰,使得人们感觉自己不再孤单无助,而是在教会的组织中。(2)组织农民工人运动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天主教农民会的广泛出现,“韩国天主教农村青年会”82、“基督教学院”83、等组织在宗教活动的外衣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教会组织通过祈祷、聚会、发表声明、示威等形式对抗政府政策。1976年某地农业协同组合坑害农民,使得农民只能用低廉的价格出售手中的地瓜,损害了农民的应得利益。农民在教会的指导之下不断通过抗议、示威的方式争取农业协同组合的民主化,最终引发了1978年4月24日光州北洞天主教堂的8小时静坐绝食运动,后来还发展成为全国各界加入的反独裁斗争。84此举使得教会在争取民主化运动中的作用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认可,也为教会吸纳了不少的上层人士。从1974年至1979年,基督教学院为农民培训了1000名基层干部,他们在各教区将农民和工人整合到教会组织的活动中,在传教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主动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性。自此以后,农民与工人往往以教会为依托,通过示威、抗议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将单纯的经济斗争演化成为政治斗争。(3)社会批判的力量民主运动中,教会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批判的功能,使得被政府压制的弱势群体重新回到社会的中心位置。人们通过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对现实的不满,以宗教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并且在运动中逐渐成熟起来,在一种宗教信仰的冲动中演化为明确目的指导下的政治行为。教会因此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担负起社会监督的使命。教会还一直积极参与国家政治。1965年教会参加反对韩日外交正常化的斗争;1974年,5位主教领导5000名天主教徒举行反对朴正熙军事统治的大;1976年又在明洞大教堂召开纪念“三·一运动”57周年大会上通过了《民主救国宣言》,谴责朴正熙的军人专政,要求其释放民主人士,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结果遭到当局的镇压,金大中等宗教82“韩国天主教农村青年会”成立于1966年,起初主要从事农村的信用、合作、扶助等活动,70年代起开始变为农村的天主教会组织。83“基督教学院”主要从事教会教育工作,培训传教人员。84曹中屏、张琏瑰等编:《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第36页,共58页界著名人士都被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明洞事件”。85由此可见,在民主斗争中,基督教会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三、与朝鲜基督教的比较朝鲜和韩国在1945年南北分裂之前同属于一个国家,因此在基督教的信仰问题上南北并没有多少差异。有资料称,当时朝鲜半岛的北方,是整个半岛的新教中心。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平壤的新教徒人数一直是朝鲜半岛所有大中城市中最多的,大约占当地成年人口的25%~30%,因此在传教士圈子里,平壤被称为“远东的耶路撒冷”。86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全盛时期,北方曾有2000多处教堂87。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军队对半岛北方全境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将包括平壤在内的许多城市夷为平地,教堂设施也尽数毁于战火。此后的30多年里,朝鲜一直没有恢复教堂建设。以南北分裂为时间界限,两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则呈现截然相反的情况。朝鲜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全国上下以共产主义为精神文明的中心;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对立的态度,排斥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文化思想,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渗透的工具。有一部分朝鲜人也因此而逃亡到南部。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国家的意识形态看做是影响基督教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面说基督教在不同时期都与韩国民族主义的诉求有契合之处,通过填补信仰真空的方式逐渐得到韩国人认可的,且社会上没有能够与之竞争的宗教或是信仰体系。而朝鲜的情况则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占据领导的地位,虽然物质上并不富足,但是人民的精神生活却是被牢牢控制的,没有任何的外来力量能够插足其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金日成指示之下,朝鲜才分别重建了新教和天主教教堂,使朝鲜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得以走向正常化。目前,朝鲜的新教徒有将近13000人,天主教徒3000余人,但能够去教堂做礼拜或弥撒的,只是居住85曹中屏、张琏瑰等编:《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86见陈怡:《基督教在朝鲜:平壤成为传教士眼中的耶路撒冷》,《环球》,2005年8月,http://news.sina.com.cn/w/2005-08-10/10597460005.shtm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87同上。

第37页,共58页在平壤的教徒中的一部分。88大多数人由于交通和场所的局限,只能在临近的家庭教会里完成他们的宗教仪式。由此可以看出,韩国在战后加入美国阵营必然对其宗教信仰有很大程度的影响。虽然不时出现一定程度的排美情绪,总体看来,在韩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对韩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基督教作为美国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得到相当部分韩国人的认可,因而可以说加入美国阵营以及韩国的意识形态定位,都对韩国基督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88见陈怡:《基督教在朝鲜:平壤成为传教士眼中的耶路撒冷》,《环球》,2005年08月10日。

第38页,共58页第五节教会扩张机制与基督教的盛行基督教与韩国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需求相结合,赢得了韩国社会的认同,教徒数目也随之增长。现代化的韩国亟需一种作为共享的价值和目标体系,基督教恰恰提供了与之适应的非理性解释。韩国教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构建一个严密的传教体系,形成自身的扩张机制,通过宗教仪式周而复始地巩固民族振兴的精神,导致了1960年之后韩国教徒数量的急剧增长。1980年代韩国威权体制瓦解后,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教会的积极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一、教会严密的基层传教体系韩国教会非常重视控制基层的传教组织,从家庭的影响到学校的团契活动再到家庭教会的小组传教,将教徒置于一个教会的系统影响之中。1.家庭信仰与血缘影响家庭是教会传教的最基本单元与组织。家庭作为个人接受社会化教育的第一个课堂,父母以言行作为子女信仰的启蒙导师,这对儿童的影响往往是巨大而深刻的。孩子同长辈们一起祷告、分享,耳濡目染之下,家长的信仰被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下一代的心中。一般说来,信仰宗教最初、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家庭信仰背景的影响。由于家庭因素的作用,孩子对宗教的了解多为直观、形象的接触和体验,对宗教的认同的程度也会高得多。血缘关系和耳濡目染都是重要的因素。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基督教徒的数量也随之增长。根据1997年盖洛普所作的“韩国人宗教和宗教意识调查”显示,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与母亲信仰相同的分别占到总人数的57.3%和56.4%。89当然,韩国也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信仰不同的情况,但是从总体说来有趋同的倾向。因此家庭的影响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不仅如此,宗教还具有很强的群体性,代代相传、祖辈相因相袭,有一些家89见《从数字看韩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代韩国》,2003年(秋季号),第95页。

第39页,共58页庭是二代至三代的基督徒,后代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就显得很自然,很多小孩出生就是小基督徒,自然而然,不需要原因。2.学校教育与团契活动(fellowship)韩国教会学校对学生的基督教信仰教育,以及大学中的团契活动极大地促进了韩国青年教徒数目的增长。基督教会在韩国的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影响,目前教会学校仍然是在现代韩国社会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力可以与国立学校相敌甚至是更胜一筹。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和西江大学等这些教会学校都是韩国的知名教育学府,为韩国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从另一个方面讲,学校是一个大的社会化集团,教会学校更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灌输西方思想的工具。它进行强制性的宗教教育,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接受基督教教义和礼仪,大部分学校要求学生每年至少修一门宗教课程,而且需要参加宗教礼拜。在讲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同时,将基督教义掺杂进其中,这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有力工具。教会大学的许多教授、讲师本身也是基督徒,他们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教徒情感的交流,在课堂或课下与学生的接触中也不时地宣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比如有的老师会采取在家里召开联谊会,友情聚会或问题讨论等方式与学生进行亲密接触,这样,不仅与学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也借此机会宣扬了自己的信仰。虽然有些学生并不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但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和敬仰,也逐渐被基督教所吸引,成为基督徒。这种情况在韩国十分常见。学生团契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普世的宣教运动,这是宣教历史所公认的。实际上,它也极大地推动了教会的发展(在西方很多国家,很多著名的教会牧师和长老都是在大学生团契中成长起来的)。因为大学校园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就像“有待收割的禾田”,教会不容易接触到,因此通过同学之间的交往传递福音具有教会传教所不具备的便利条件。许多的学生社团都是基督教性质的,而大家都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背景相似、思想接近,因为同样的爱好加入到社团中,彼此间一般不会存在芥蒂,从建立深厚的关系开始向非教徒传教,就更加容易得到回应。从学术问题的探讨到社会问题,再到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的思考,最后上升到宗教信仰,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第40页,共58页在韩国,1974年的“福音大爆炸”就是由韩国大学生团契发起和推动的,韩国基督徒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400万人猛增到700万。90当大量学生信徒毕业进入社会,他们极大地改变了韩国的社会面貌。一个学生教徒在其团契经历中写到:“本来性格相当内向的我在这充满爱与关怀的群体中,渐渐学习开放自己,那几年我在团契中得到的接纳、鼓励及支持是我整个人有了突破性的改变。神不断塑造和巩固我的生命,赐给我宝贵的友情,也让我经历了无法计量的爱与关怀。”9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团契的聚会方式对成员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3.家庭教会与集聚效应除了以上的一些社会基层组织之外,教会自然是发挥传教作用的主战场。韩国的基督徒对于教会活动的热忱也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家庭教会(house church或home church)是韩国传教的特殊形式,对于韩国基督教徒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积极调动教会所有成员的力量,参与到传教活动中去。一般指以一家人的生活为模式,联系住在附近的基督徒,共同分享心得的教会。通常的形式是一同吃饭,在享用美食的同时,领受主餐、团契、祈祷、敬拜、分享彼此的教导和属灵恩赐,教会名字就是一个地方或者是宣教士的名字。家庭教会系统是以普通家庭为基本组成单位的传教系统,由家庭、家庭小组、小区、教区等组成一个由小到大的体系,若干个教区又由一个教区委员会统一负责管理。基本活动以普通家庭为单位,因而比较温和而极富亲和力,简单而易于操作;而且这种方式也非常有利于教会切实地为信徒提供帮助,解决他们家庭和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每个小组的家庭在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会立即分为两个或多个小组,成为新的小组单位;而众多的小组又不断地组成小区,再由小区组成教区,因而这种系统化的密集传教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家庭教会的传教方式也有别于传统教会。首先,家庭教会采用小区域少数人的家庭式小组团契的聚会方式。作为教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教会能满足信徒90《关于大学生团契建设的一点意见》,见:http://jesus.bbs.net/bbs/15/1686.htm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91同上。

第41页,共58页的需要,弥补传统教会大聚会的缺点。家庭教会可以完成更周到细致的代祷工作、心灵的沟通、平信徒的服事及福音事工的拓展等。其次,传统教会最大的缺点就是大部分的事情都集中在某些同工、传道、牧师等等身上,其他人就予“平信徒”的称号,意思是只要来教会领受,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而家庭教会,每个人都是重要的角色,都要去传播福音。它要求每一个教徒都有自己的任务,积极参与到传教中去,发挥教会整体的传教能量。家庭教会的集聚效应在于:第一,在家庭教会里,每个教徒都以兄弟姐妹相称,人们不再只是听取牧师宣教的观众,而可以与他人交流、探讨,增进教徒与教徒,教徒与非教徒间的感情92。第二,家庭教会节省资源。这种模式提倡人们作教会资源属灵93的好管家,不用在教会建筑、维修、日常花销上花费金钱,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更多地用于周济穷人,广传福音。尤其是在经济不算发达的时期,韩国的基督教主要依靠西方基督教的资助,家庭教会的方式就显得更具成效。4.海外传教与扩散效应韩国自认为是福音传遍世界、基督教在全世界复兴的主力,因为当前在基督教的发源地西欧和美国都已经处于衰落的状态,94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将基督教再传回西方,这才是基督教的复兴——韩国的教会正在为这种理想而努力。于是对于在韩国的外国人加紧传教活动,而且不遗余力地向海外传教,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向延边朝鲜族聚居区大肆传教。9592以下为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程序:“一,唱赞美诗,一般唱两到三首。二,弟兄姐妹两人一组祷告,如果多了那么就三人一起祷告。三,由一位弟兄姐妹领祷告。四,由本周写了所感的弟兄姐妹先念自己的所感。五,读今天所要学的圣经经文,一人一句。六,我们有本段圣经的问题卷,每人一份,开始每人一道题回答问题,每回答完一道题由牧者将问题再总结补充。七,由牧者将今天所学经文做一个整体的总结,并读讲义。八,由一位弟兄姐妹领祷告。九,主导文。十,由牧者最后安排一下这周可能有的一些事情,和代祷内容。结束,吃饭。”93“属灵”,基督教名词。“属灵”这个词的出现是记在《圣经》中,而且多半和“属肉体”、“属血气”作一强烈的对比,看看我们所做的是否合乎《圣经》,或是率性而为。94欧洲的基督教虔诚度很低,教徒很少去教堂祈祷,美国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远不及韩国的基督徒虔诚。95在东亚地区,韩国基督教会与港台地区、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教会有着频繁的联系。有报道称,近年来台湾教会访韩人数在持续高速增加,韩国教会高层也频频亲临台湾讲授传教经验。2003年赵镛基访台就受到了陈水扁的热情礼遇。韩国基督教会还通过各种途径突破政治防线,将朝鲜人偷渡到韩国进行传教和培训,并把他们送回朝鲜传播福音。韩国还专门设有通过研究伊斯兰国家当地文化而寻找伊斯兰国家传教方向的韩国伊斯兰研究所,这个机构现在每月都有定期的穆斯林地区传教讨论会。

第42页,共58页(1)海外传教情况介绍图表4:韩国1979~2006年的传教活动,传教人数、机构数和对象数。96年份传教士人数传教机构数对象国家或地区1979 93 21 261982 323 47 371986 511 65 471989 1178 66 721990 1645 74 871992 2576 90 1051994 3272 113 1191996 4402 113 1381998 5948 127 1452000 8103 136 1622002 10422 163 1642004 12874 165 1602006 14905 174 168在东亚地区,韩国基督教会与港台地区、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报道称,近年来台湾教会访韩人数持续高速增加,韩国教会高层也频频亲临台湾讲授传教经验。2003年赵镛基访台就受到了陈水扁的热情礼遇。韩国基督教会还通过各种途径突破政治防线,将朝鲜人偷渡到韩国进行传教和培训,并把他们送回朝鲜传播福音。韩国还专门设有通过研究伊斯兰国家当地文化而寻找伊斯兰国家传教方向的韩国伊斯兰研究所,这个机构现在每月都有定期的穆斯林地区传教讨论会。2005年5月,韩国SOUL传教会97代表郑柄哲,针对韩国在日后世界传教工作中所肩负的使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2040年美国在中国和印度建立世界级的传教领袖之前,韩国要成为中、印两国在引导人培养和政策上的中保者”。他总结了韩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教所处的位置和使命:“为那些对西方传教士来说有很多限制的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到2040为止,成为美国与中国、印度之间属灵的桥梁。”9896转引自Steve Sang-Cheol Moon,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Current Growth and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2,No.2,p.60.97SOUL传教会是由一些韩国传教团契组成的世界性传教会组织,主要针对没有被种下福音或福音很贫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传道。98参见2007年7月20日至8月30日《国际先驱导报》的相关报道。

第43页,共58页以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为例,它在韩国本地教会发展的同时,海外宣教活动也在马不停蹄地展开。它于1976年3月设立了美洲地区联合会,同年4月成立了纯福音欧洲联合会,8月成立了纯福音日本地区联合会。还先后于1977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1977年7月在西德柏林、1978年2月在纽约、1978年4月在日本神户、1980年4月在芝加哥设立了神学院,1980年8月,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设立了神学大学院韩国分校。所有这些海外神学院都积极致力于培养传教人才。赵镛基牧师亲自去海外进行的宣教活动:1997年巴西的圣保罗150万人参加的祷告大盛会、2004年所罗门群岛大盛会、1995年法国巴黎大盛会、2000年澳洲黄金海岸大盛会、1992年克里姆林宫露天大盛会、1994年印度马德拉斯大盛会、2003年台湾盛会、1998年塔什干盛会等等,99受到各国教徒极大的欢迎。可以说,韩国纯福音教会的发展历程就是韩国基督教在近半个世纪迅速发展的缩影。纯福音教会的迅速发展也受到了基督教界的普遍关注,其传教方法和理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韩国基督教的发展,而且也纷纷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100(2)韩国海外传教的影响目前,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士虽然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但其传教计划主要是致力于还没有被种下福音或福音很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郑柄哲传教士曾提出韩国“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教计划充满着期待”。101韩国基督教会做出这样的传教计划是有原因的,他们认识到,虽然西方传教士拥有悠久的传教历史和经验以及出众的组织力和战略,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都对西方发达国家抱有抵触情绪,中东伊斯兰地区对西方和美国也没有好感,而韩国传教士并不存在这些难题。事实上并不是这些地区的人民需要韩国人去传教,而是韩国教会在通过向这些高危地区传教来保持自己的存在,争夺有限的信众和资金。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韩国传教士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中东地区传教,甚至置韩国政府之警告于不顾。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十数名韩国传教士在伊拉克地区被当作人质而杀害,99摘自网络视频《:赵镛基牧师讲道集》,http://www.56.com/w78/album-aid-4681289.htm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100参见赵镛基牧师的网络视频:http://bbs.kuanye.net/viewthread.php?tid=22163&page=1。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101参见2007年7月20日至8月30日《国际先驱导报》的相关报道。

第44页,共58页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引起了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反感。2004年6、7月份,韩国就频频接到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电话。为避免传教引发政治问题,韩国政府对传教活动提出了警告和劝阻,而且在穆斯林地区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但这些都没能有效地阻止韩国传教士们的传教热情。恰恰相反,在中东地区传教的韩国牧师们总结经验认为,在穆斯林地区传教要非常有爱心和热情,而且慢慢地感化穆斯林女性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不仅韩国人,连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深受影响。在大街上、火车站随处可见传教人士的身影,不少人初到异乡,语言还不通,但是这些教徒的汉语说得十分流利,因此亲切感自然加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排斥和孤立,在韩国受到教会如此贴心的关照,他们自然对教会产生好感。对此,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深有体会,一个中国学生在他的博客里这样写道:“对于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人情味儿颇淡、转型时期的国人来说,小恩小惠的确是种甜蜜的诱惑——丰厚的奖学金、教授请客吃饭、无时无刻地关心你,如何如何地爱你……反正归根到底总有那么一天会笑眯眯地对你讲:‘对《圣经》感兴趣么?’,——在这节骨眼儿上某些同学本着国人那种‘知恩图报’的高尚情操跟随了主——不,更确切地说是跟随了信主的教授才是。于是你会在学校每次食堂开饭时都会看到全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神学院除外)所不曾见过的景象:许多人在饭前低下了他们的头——祈祷。”102而且出于好奇心,中国人一般无法理解这些教徒为何会如此虔诚、执着于基督教,而且不厌其烦的劝人入教,所以想去教堂看看,不知不觉间被打动。一些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教会也纷纷派神职人员到韩国教会参观、取经,以改进本区教会的传教情况。这些足以见得韩国教会的传教之成功经验。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向我讲述了他在韩国对教会的所见所感:在韩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每一个街区都是教堂林立。夜幕降临的时候,向外一看,就能看到很多红十字,那些都是教会的标志。每一个教堂,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几乎做着相同的事情,那就是平日发展教徒,周末做礼拜。教堂的“老板”是取得牧师资格的人,资金来源,除了国家的资助,就是教徒们的捐款,因102摘自“淡烟流水,无我俗人”博客:《逃出韩国教会》:http://mauskopfkoneko.spaces.live.com/blog/cns!78e64878fe55555f!252.entry,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

第45页,共58页此牧师们都是有钱人。韩国的教会极力宣扬“幸福和成功”,为此笼络了很多心里空虚的成功人士,以及不少闲来无事的家庭主妇。几乎都是走商业路线经营的,因为基督教在韩国就是一大产业,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建筑,有的还设有幼儿园,都有自己的车辆,方便教徒们过来做礼拜、捐钱。关于教徒传教,教徒在大街上,看到人就给一个小纸条,有时候还包着两块糖,神秘地告诉你,信仰耶稣能让你幸福。或者敲开你家的门,一群妇女涌进来开始说教,直到把你引向教堂;然后就是牧师说可以免费看看病,赠送礼物,然后就让你填表,详细写明自己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然后就开始布道:“人有罪,我们要用毕生的精力赎罪……”;以后每次都打电话约你参加礼拜,动员你把家庭收入的20%孝敬给“主”。等你成了忠实的教徒以后,就该去发展新的教徒了,而韩国电视台教会频道播放的万人大传教,牧师在台上的演讲,激情澎湃,极富煽动性,让人觉得充满神圣的光环。台下的信徒们也很配合,一起高呼“阿门”。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如此强势的教会传教活动。近数十年来,韩国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仅令他们的西方同行汗颜,而且其积极热情的海外传教计划已经成为了世界基督教福音传播运动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且他们为扮演亚洲福音传播基地的角色而不懈地努力,表现出一股势不可挡的传教热情,足以见得韩国基督教徒数节节攀升的原因之所在。二、本土化的教会与教义当代的韩国基督教会在继承了历史上成功的传教经验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探索着新的方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会特色。现在韩国教会已然在深层次、多方面影响着韩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在韩国国会,设有祷告厅,韩国军队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军官是基督徒,并有随军牧师。韩国自1954年就成立了第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CBS,许多的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也开辟基督教频道,经常邀请一些知名的基督教徒向观众介绍自己对于教会的理解。1.祈福信仰祈福信仰是韩国基督新教为了强调今生幸福而创造的宗教仪式,其中涉及住

第46页,共58页房、金钱、食物、好工作、好运气、健康等等非常个人化的物质需求,涉及家庭问题和物质的幸福等方面。人们之所以会热衷于祈福信仰,是因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苦难,人们对于财产、健康和幸福抱有强烈的祈望,而基督新教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了祈福信仰的仪式,帮助基督徒们度过了韩战之后的艰难岁月。尤其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祈福信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新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迅速增长到20%以上。由此可见今生幸福在教徒心中的重要性和吸引力。1032.纯福音教会—三拍子的祝福1958年,韩国纯福音教会104由被称为“世界牧羊人”的赵镛基牧师始创于西大门区,1973年迁到了汝矣岛。此教会自创立后,在赵牧师的带领下发展非常迅速。教堂建立之初仅有5名信徒,三年后增长到600名信徒,又过三年到3000名,1979年增长到10万信徒,1985年增加到50万,2006年达到70万,其速度之迅速让人惊叹不已。105 1992年9月9日至13日,第16次世界“神之圣会”在挪威奥塞罗召开,赵镛基牧师被选为拥有世界六十个国家三千万信徒的巨大教团的首届总会长,一改此前“神之圣会”的主要行事都由其始发地美国主导的传统。随之而来的是,韩国也成了世界“神之圣会”圣灵运动的中心。韩国纯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因其提出了基督“三拍子的祝福”——健康、财富、拯救的口号,吸引了众多教徒加入,引得其他教会争相效仿。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一定带来物质的祝福、身体的健康。“在圣经中没有一节经文提到,基督徒必须过着物质的缺乏或失败抑郁的生活。”汝艾岛纯福音教会在教徒迅速增长的同时,也致力于其他方面的建设。为了正确地对信徒进行信仰教育,教会专门设立了纯福音教育研究所,该所后来发展为国际神学研究院,成为神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为了加强文字宣教和民族福音化,该教会还于1988年12月10日创立了《国民日报》。这是世界基督教历史上最初开办的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基督教日刊,也是基督徒的代言人。103Hyung Chull Jang,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A Study of Cultural Hybridity of Korean Protestantism in theEra of Globalistion,di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December 2004,p.216.104教会的中文网址:http://chinese.fgtv.com/。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105国际神学研究院:《赵镛基牧师的圣灵运动研究》,首尔:首尔言语社,2000年,第66~68页。

第47页,共58页3.韩国特色的祷告韩国教会发展出一套与西方不同的祷告方式,祷告时间非常长,每天早上要祷告二到三个小时。教徒对祷告也非常重视,每天都有很多人参加早祷会。韩国教会最珍贵的传统就是晨更祷告聚会,如果将此除去就无法形容韩国人的信仰状态。每天早上6点钟,从敬拜开始,然后牧者分享诗篇,祷读经文,为国家、教会和个人守望,许多教徒在晨祷中都会感动流泪。位于汉江畔的汝矣岛教会,每个周日从清晨六时起一直到晚上,川流不息的人潮不断在此涌入涌出。附近的公交车也因承载众多前来纯福音教会做礼拜的信徒而班班客满。主日崇拜的“大圣殿”是个圆形大建筑,内设三万个席座,其余数万人则同时在三栋大楼所设的副堂中利用闭路电视观看讲坛画面。每个主日,从早上六时开始,连续有七堂礼拜仪式,每堂人数约在七万人左右,地下室全部辟为主日学教室。从幼儿园到小学、初、高中,每一年级都有教室,由十几位老师负责带领。讲坛右侧的百余人唱诗班,每堂都由不同的人着不同式样的诗袍担任演唱。一堂结束后,便立刻准备下一堂的开始。数万人的大聚会,入场、退场都是井然有序。从入口开始便有许多长老、执事、传道各司其职站在各个角落,担任会场的服务人员。当数万名信徒同声开口祷告时,整个会堂祷声雷动,有人双手交握,喃喃祈祷;有人高举双臂大声呼求;也有人泪流满面、情词迫切地恳求……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地虔诚、热切、赤忱。106106陈佩璇执笔:《信心的巨人──缔造全球最大教会的赵镛基牧师》,http://www.jidunet.cn/testimony/view-witne_3-169.htm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5月29日。

第48页,共58页第六节结论一、结论18世纪末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天主教和19世纪末由美国传教士带去的新教,在韩国各种宗教中膨胀速度最快。虽然它们传入的时间仅有百余年,但是传播速度与范围都令人惊叹。据统计,韩国的基督徒超过1700万,超过全部人口的30%,遍布全国的教会也有4.5万余个。人们见面一般不会询问:你信什么教?而是问:你是哪个教会的?107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伴随了宗教的世俗化,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宗教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根据“欧洲价值观研究”(European ValuesStudy)的调查结果,只有21%的欧洲人认为宗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108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传教体系的衰落。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是日益个人化的倾向,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下降。宗教正在日益私人化,逐渐从公共领域淡出。教会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以及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基层教会这个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组织的弱化,变得无足轻重。当教会不能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为信徒提供精神服务的时候,基督教的社会影响也就失去了根基。韩国的情况则恰恰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种现象独特而值得我们去思考。经过对前文这些原因的分析,我发现,其实真正导致基督教在韩国盛行的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原因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我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部分说的是教会的传播机制以及本土化。1.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传统宗教的衰落导致信仰真空,韩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自强而引入基督教,为其传播提供了生存空间。2.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韩国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教会在这一时期发107蒙托:《韩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代韩国》,1996年,第2期,第41页。108根据“欧洲价值观研究”课题1999至2000年的调查,在欧洲,只有20.5%的人每周上教堂,10.8%的人一月上一次教堂,38.8%的人只在一年中重大节日时去教堂,29%.5的人从来不去教堂。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每周去教堂一次的平均人数已经降到5%以下,法国、英国从来不去教堂的人数已高达60.4%和55.8%。参见http://www.europeanvalues.nl/,最后参阅时间:2008年6月8日。

第49页,共58页挥了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3.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二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之下,韩国人民将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对基督教的信仰之上,提升了基督教在韩国社会的影响。4.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韩国教会基层组织严密,并致力于教义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之上还积极从事海外传教活动,建立了一整套基督教扩张机制,推动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所以说,基督教之所以在韩国而不是其他的国家得到认同,正是由于它遵循本土化的路线,一直紧密围绕着韩国的民族主义。而在其他的亚洲国家或地区中,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台湾,基督教都是被民族主义所边缘化的。二、对韩国基督教未来的展望近年来,基督新教在韩国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从1995和2005年人口调查结果的对比来看:1995年,新教信徒总数是876万,占韩国人口的19.7%,而到了2005年信徒数为862万,是总人口的18.3%,比10年前减少了1.4%。109由此可见,韩国新教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成长期之后,开始出现了类似于美国1960~1970年间所经历的“教会低迷期”和1970年之后的“教会衰退期”——从停滞走向衰退的迹象。韩国国际大学教授李承丘在分析新教的衰退情况时认为:现在的人比过去的,无论信教与否,学历都很高,有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批判,而理性能力比较发达的人来接受这种信仰是比较困难的;一般的人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教会的牧师还停留在过去的层次,基督教没有道理的教义,比迷信更容易被取笑,教会应该认识到这种变化、新情况。教会不能有效地整合信徒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而且由于一些教会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以及教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新教教会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吸引力明显下降。教会的注意力大部分花在如何吸引新的教徒,如何拿到更多的捐款,如何向海外传教以彰显自己的实力。牧师也疏于进取,只是在重复从前的讲经说道,实际上他们所宣扬的理念早已是脱离了实际。所以说,不同时期人们有不同的精神需要,当宗教能够与之相适应时,便能109根据韩国统计厅1995年和2005年的数据比较。

第50页,共58页够得到认同。韩国的基督教在近现代的200年里与韩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民族振兴的旗帜与工具。它能够适应民族主义内容的变化,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提供精神服务。反之,人们也会与之疏离。现在的韩国基督教就出现了类似欧洲基督教的情况,如果教会以及神职人员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对其教义和传教的方式及时进行修正,相信韩国基督教盛行的情况会出现逆转。三、对我国的启示基督教在传入韩国之后,通过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调试和与韩国社会的融合,五十年代之后逐渐发展成熟。随着韩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基督教迅速发展并成为很大一部分韩国人的信仰。不可否认基督教在韩国社会有着积极作用,因为任何宗教的精神实质都有伸张正义、强调奉献助人、提倡博爱仁慈的一面,基督教义也不例外,其中包含很大一部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基督教信仰可以填补物质生活之外的心灵空虚,客观上缓解了社会竞争的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成为一些人的心灵避风港。本文分析韩国的基督教问题,其意图不仅是弄清楚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还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宗教问题提供启示与参考:(1)基督教的盛行首先是一种精神或心灵空虚的结果。在我国社会物质生活逐渐富足的今天,人们也深切体会到社会道德的滑坡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虚。建国初期管制经济造成社会普遍贫穷,人们没有精力追求文化精神,考虑的多为如何不饿肚子、不受寒冷。但是人在生活生存方面得到保障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散发出文化性的一面。因为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必须要精神文明的跟进和助推,二者要并举。尤其是在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农村地区,人们生活单调,缺乏文化休闲活动,极容易导致精神的空虚状态,无论基督教还是封建迷信的传播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府需要关注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他们提供积极向上的文化来充实思想,提高修养水平,减少城乡差距。(2)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韩国得到认同,精神生活被西方所控制,这不仅与其殖民历史有关的,而且也是现代文化殖民主义的结果。我们也必须保持对西方文明进攻性的警惕。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强者,

第51页,共58页千方百计地掌控话语权,是世界事务中的第一人称——“我们”,而东方是边缘、是弱者,是西方语境中的配角。长期处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往往会使东方人容易接受并认可自己是他者的现实,并且从表面的他者演变为内化的他者。人们纷纷学会用西方的话语和语境来阐述事实,甚至去向西方寻求价值取向和宗教精神。韩国历史上曾饱受苦难,其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不得不诉诸基督宗教,不得不借助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无疑是一种悲哀与无奈。(3)任何思想的成功传播都需要有密集的基层组织来发挥整合的作用,基督教在扩展过程中首先满足人们的需要,然后利用关系网络来扩大影响。因此为了弱化这种影响,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因为社会基层组织作为政府联系民众的纽带,是社会管理和调解社会矛盾的基点。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问题,成为农民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稳定支柱。(4)警惕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宗教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就失去了其积极意义,产生严重的后果,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一种灾难,因此必须对此严加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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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页,共58页学》,2006年6月。48.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49.杨卫东:《使命感与美国外交理念——一种宗教视角的分析》,《东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50.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51.裔昭印,石建国:《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2期。52.詹小洪:《告诉你真实的韩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3.张广智:《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韩国研究论丛(第4辑,)》,1998年版。54.张广智:《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基督教》,《韩国研究论丛(第7辑)》,2000年版。55.张灏:《现代宗教及其社会功能》,《社会科学》,1993年第8期。56.张文举:《试论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促发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57.资中筠等:《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58.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辞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外文文献:1.Holtom,D.C.editor,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Korea&Formosa,Tokyo: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Japan,1924.2.Jang,Hyung Chull,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A Study of Cultural Hybridity ofKorean Protestant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stion,Manchester:disertation of theUniversity of Manchester,December 2004.3.Kim,Andrew E.“Korean Religions Culture and its Affinity to Christianity:TheRise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South Korea”,Sociology of Religion,Summer2000,Vol.61.4.Kim,Jung Han,Christianity and Korean Culture:Th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第56页,共58页Christianity in Korea,Exchange,Volume 33,Number 2,2004,pp.132-152.5.Mason,Edward.S.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Korea,Boston:Harvard University,1980.6.Mast,Gregg.A.In the Remembrance and Hope,Michigan:Wm.B.EerdmansPublishing Co.Grand Rapids,1998.7.Miller,Perry.and Johnson,Thomas.(eds.),The Puritans,A Sourcebook of TheirWritings(Vol.1),New York:Harper&Row,1963.8.Moon,Steve Sang-Cheol,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Korea:currentGrowth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2,no.2.9.Park,Chung-Shin,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Korea,Seattle: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2003.10.Park,Joon-Sik,Christianity in Korea,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Research,Oct2006,Vol.30 Issue 4.11.Pierson,Auther T.The Crisis of Missions,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Grand Rapids,Michigan,1996.12.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ocuments),1947,Vol.VI.网站:1.www.atimes.com/atimes/Korea/IG31Dg03 html,美国金融时报2.http://bbs.kuanye.net/viewthread.php?tid=22163&page=1,赵镛基布道视频3.http://blog.naver.com/texasatm,美国教会对韩捐助图片4.http://chinese.fgtv.com/,韩国汝矣岛教会网站5.http://www.kosis.kr/domestic/theme/do01_index.jsp,韩国统计厅网站6.http://www.kcm.co.kr,韩国搜索引擎网站7.http://www.56.com/w78/album-aid-4681289.html,网络视频:《赵镛基牧师讲道集》。

第57页,共58页后记从2006年9月,我只身来到向往已久的北大国关学院,到今天2008年5月我的论文定稿,一晃两年的光阴流逝,感慨颇深。在北大的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治学严谨、兼容并包的精神,也见识了诸位教授、老师的渊博学识,我相信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将使我终生受益。去年的6月3日,我作为答辩秘书见证了05级师兄师姐答辩的过程。时光如梭,一年之后的今天,到我毕业之时,这篇毕业论文不仅是我研究生阶段学习见证,更是我18年来求学路程的一个检验,真心希望它能够作为我的研究生生涯结尾的完整句号。论文完成自然是欣喜的,而过程则是交织了喜悦与痛苦——思考中不时萌发的火花和写作中由于学业不精而倍感力不从心。时至今日,回想这段路仍然是百感交集。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各种俗事所扰,我的韩国之旅未能成行。幸运的是身边有老师们的时时教导,有师门的无私帮助,有同学们的支持鼓励。研究生阶段对我成长有最深影响的就是我的导师——潘维教授,他的言行在教我知识之外更使我懂得了何为真正的学者,也为自己的肤浅幼稚感到无比惭愧,但我深知,这种学识是勤奋汲取与不懈思考的结果。虽然我无法成为潘老师这样的学者,但是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他这样的人。除此之外,教研室的其他几位老师在学术上对我教导与锻炼,百忙之中抽空看我的论文,此间,张锡镇老师的关心、梁云祥老师的宽容、张海滨老师的亲切和王联老师的和善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是我对研究生和北大记忆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都是我人生道路上永远的恩师。潘老师一直说,师门情谊是人生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学术讨论还是日常生活,同门都是我研究生阶段的良师益友,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周艳、苏莉、国震寰三位师姐对我学习生活乃至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我从学生状态逐步与社会接轨;汪卫华师兄分享的许多新鲜信息使我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国金师弟、琳砚师妹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下,还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对我论文写作过程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论文的成稿与他们的无私帮助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在和其他的同门

第58页,共58页的交往中我也学到了无比珍贵的东西。我相信这份情谊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一定会随着时间和新成员的加盟而更加丰富多彩。同学也是我两年研究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生活上有她们的陪伴和相互扶持,帮助我从一个北大新人成长到今天,只是时间短暂,在大家逐渐熟识之后又不得不面临新的分离,不舍与留恋自不必说。但是看到大家纷纷走上社会的不同领域,开始自己新的工作与生活,又不禁为我们共同的明天而充满希望。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要感谢太多的人,感谢宋洁,为我的论文逐字逐句的修改,仔细程度绝不亚于自己的论文;感谢张燕,她的成熟与睿智总能给我启发,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感谢丹丹、滨兵、晓琦、卢昊等教研室的同学,以及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帮助对我有莫大的鼓舞!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申永湜博士和很多韩国同学在论文上给我的诸多帮助,抽出自己的时间帮我查找、翻译韩国资料,介绍基督教的情况,使我的论文资料更加更富。两年的学习十分短暂,但是我的收获却是超乎想象的。正如《圣经》里的一句话所说的:“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我一定会在追求梦想与成功的道路上不懈探索。谨以此文献给我的亲爱的父母,是他们对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使我义无反顾的走到今天,是他们对我循循善诱的教导,使我在学习生活中的苦恼烟消云散。我却无以回报,只能承诺去勇敢而顽强的面对新的挑战!本文的写作过程见证了戊子年发生的若干次天灾人祸,从年初的南方冰灾到藏独,在即将完稿之时又遇5.12国难—汶川地震,但是同时,笔者也看到了在困境面前的社会总动员以及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正如南方周末的大标题: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引申到本文,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慨:无论何时,中国人都不是寄希望于上天的怜悯,而是从上到下的行动力!物质上的逐渐富足也许使国人产生了一丝懈怠,这些灾难再次告诉我们,物质文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困境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坚强、仁爱的民族精神才更弥足珍贵。但是,中华民族绝不需要西方的宗教来麻痹神经、求得来世的安宁,而是团结在一起、与现实抗争的精神!为受难的祖国和同胞祈福,早日重整再发!戊子年五月于北大畅春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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